7月2日，美國海軍派遣「斯特西姆」號飛彈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里範圍之內，這也是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後，第二次針對中國南海設施的軍事行動。在此期間，中方軍艦緊隨美軍之後。
此次事件再次表明，當前中美之間在南海問題上存在著深刻的誤解和矛盾，這一事實絕不會因美國總統更迭而變更——即便白宮新主人與她的前任是如此的大相逕庭。
大國之間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的認知差異尤其巨大，因此，大陸強權與海洋強權常常因認知的差異而產生巨大的誤會。就像20世紀初，德國人並不清楚，當德國擴充海軍並興建威脅蘇伊士運河和印度的中東鐵路時，就意味著英德關係的全面破裂，同樣，今天的中國人也很難理解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填島對中美關係的真正影響。
海洋帝國的命脈
在美國這樣的海洋強權眼裡，中國在南海諸島的軍事部署，將是對其國家安全生死攸關的挑戰，是不容妥協的地緣威脅。
馬六甲海峽及南海地區，乃是全球最重要的航運通道之一。據世界海運理事會統計，全球有25%的海上航運量要經過這裡運往各大洲，其中，中國60%的外貿運輸、日韓兩國85%以上的石油、美國西太平洋原料貿易的90%，都要經過該地區。對美國這樣的海洋帝國來說，這裡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樞。
「確保於我關鍵海道的友好可控，乃是關乎合眾國生死的重大利益。」——1903年11月，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巴拿馬獨立問題發表談話（圖源：Reuters)）
美日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源於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威脅馬六甲海峽的安全（圖源：Getty）
（昭和時期的外交家幣原喜重郎認為，近衛內閣對印度支那的占領將會引發與美國的戰爭，「美國不可能容忍除英法以外的強國戰機出現在印度支那」，因為「從西貢機場起飛的日本戰機足以威脅到新加坡（馬六甲海峽）的安全」。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亦認為，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將對西方馬六甲地區的航運安全構成致命威脅，這迫使美國不惜戰爭也要與日本攤牌——太平洋戰爭初期，轟炸新加坡和摧毀威爾斯親王戰列艦的日本戰機即起飛於西貢機場。）
自20世紀初，美國就逐步將全球關鍵航道納入其不容妥協的國家核心利益。1903年11月，西奧多 羅斯福不顧國際壓力和規則，下令支援哥倫比亞領土巴拿馬的叛亂，以控制對於航運至關重要的巴拿馬地區；1941年7月，當日本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威脅馬六甲海峽時，美國同樣不惜對其禁運，與日本全麵攤牌。
美國的態度並非孤例。將關乎自身命運的關鍵航道視為不可妥協的利益根基，實際上乃是現代海洋強權普遍遵循的地緣規則。從大同盟時期的威廉三世（Willem IIIvan Oranje），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英帝國為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和多佛爾海峽的航道不斷地與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德國人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蘇伊士運河被德國的中東鐵路計劃（3B鐵路+漢志鐵路）威脅時，英帝國甚至願與死敵俄國結盟，以消弭這種威脅；1956年11月，重病纏身的英國不惜與美蘇決裂，也要出兵進攻納賽爾政權，以保證自身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即便世界帝國早已崩潰，今天的不列顛依然要努力維繫對直布羅陀、馬島等重要航道的控制，並不惜戰爭。
（德意志帝國組建的漢志鐵路，威脅蘇伊士航道的安全，這條鐵路與3B鐵路一起，迫使大英帝國與她曾經的死敵俄羅斯、法國達成全面和解，這預示了德國的滅亡——1907年，力主與俄國全面和解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男爵認為，「這一鐵路的修建，意味著柏林已是帝國不可容忍的大敵。」）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或許並不在乎中國關於南海的主權訴求，但一定會將中國在南海的軍事部署視為對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戰，這是其既定外交原則的必然結果。
走向對抗的中美關係
中國在南海的填島和軍事化，將不可避免地被美國視為對其核心利益的全面挑戰——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糾紛對於美國來說，實際上無足輕重，但馬六甲海峽則是海洋帝國生死攸關的核心利益
從2014年1月中國在南海諸島大規模填島軍建，中美之間的糾紛逐漸從普通的經貿地緣摩擦發展為戰略層面的對峙。
一方面，中美兩國間的對抗意味日漸濃厚。至2014年4月起，美國國防部長不再到訪中國，打破了中美兩國之間多年形成的互訪慣例；從2015年10月開始，美國多次派遣軍艦進入中國軍事化的南海諸島，以宣示自身不妥協的立場；2016年1月，美國軍隊重返菲律賓，其部署位置均針對南海；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多次宣稱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正迫使「美軍做好今天（與中國）作戰的準備。」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在南海諸島規模不斷增加的軍事部署，加劇了美國對中國關於該地區企圖的疑慮。而近年的無人潛艇事件和南海航母巡遊，無疑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對中國的錯判和恐慌。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男爵在1908年8月上書英王：「放棄蘇伊士運河以致落入一強國之手，無異於令我受制於該國。」首相H·H·阿斯奎斯正告俄國大使，以求雙方諒解：「德國（通過3B鐵路和漢志鐵路）志在蘇伊士運河和荷姆茲海峽，這足以削除大英帝國之半臂。若德皇一意孤行，則我誓將不惜代價以拒之，即便發生戰爭亦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因對抗中國的需要，美國逐漸提升了與該地區潛在盟友的交流層級。
從2014年開始，隨著南海軍事化問題不斷升溫，美國逐漸放開對日本的軍備限制，美日之間也開始在防務問題上實現捆綁。2014年4月，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出訪東京前夕接受《日經新聞》書面專訪時表示，「歡迎日本要在美日聯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重新檢討憲法中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而安倍晉三也逐漸在美國的默許下完成了修憲，實現了國家、軍隊的「正常化」。另外，就《美日安保條約》對釣魚島的適用性，美方也從2013年哈格爾的語焉不詳發展到今天的逐漸明確——美國對日的政策讓步顯示了隨著南海挑戰的日益嚴峻，美國迫切需要日本的有力支持。
2015年1月，歐巴馬出訪印度並參加了該國的閱兵式，雙方交流的主要外交話題乃是南海問題——印度前外交部長賈斯萬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India)一書中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對印度外交立場的表述顯示，「印度不可能容忍另一個大國介入瓜達爾港和斯里蘭卡」（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同時，美國與另一大國印度的防務關係，也在這一時段得到了飛躍式提升。兩國間原本尷尬的關係，從公認的「糟糕」，發展為2015年1月的「戰略夥伴」，到2016年初的「天然夥伴」，再到2016年6月的「主要防務夥伴」和「軍事技術上的全面開放合作」，都顯示出：隨著美國對南海局勢憂慮的加深，印度的地緣價值將不斷攀升，這將為印度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戰略良機。
更重要的是，隨著南海局勢加劇的中美對抗趨勢，美國必然會提升台灣的防務層級，甚至直接將其納入自身的同盟體系。2016年12月，美國參、眾兩院大比例通過了「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全面提升了美台軍事交流層級，美國國會兩黨對該法案的一致支持，顯示出南海局勢的緊張正在提高台灣本身的地緣價值。
通過以上事實不難看出，從南海軍事化開始，美國正努力與日本、印度等國消弭分歧，以結成的針對中國的戰略聯盟。
對中國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儘管台灣和南海都被中國政府視為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兩者的內涵則完全不同。對於前者，中國擁有被普遍認可的法理主權，而後者則是現行國際法和歷史繼承合法性爭論的戰場；台灣問題對美國來說也並非核心利益，但考慮到南海的位置，即便美國可能認可中國的南海主權，也不可能容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海的軍事化很可能在增強中美對抗意味的同時，提升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並加大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風險。
據台灣聯合新聞網7月3日報道，台灣前外交部長錢復近日率團訪美，美方官員在談及台灣安全時表示，「目前台灣的安全主要靠中國大陸的「自我克制」與美方的「可能介入」，但是現在美國內部可能仍支持保護台灣的安全，但四年、八年後呢？台灣必須考慮如何『自我防衛』」——從這個角度看，在解決台灣問題之前，沒必要在美國的重大利益上挑戰美國，以促使其將中國視為對手，並增加台灣問題的複雜性。
無論大陸在南海軍事化問題上何等堅決，對於以下幾點後果必須要有清醒的認知：
當南海諸島的軍事部署逐漸提升時，千萬不要低估這一舉措對中美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關鍵性航道是海洋帝國的生命線，這是其不可妥協的地緣核心利益。19世紀，英國與俄國曾經因在巴爾幹、伊朗、阿富汗、遠東的糾紛發生過多次戰爭，但一旦德國的鐵路經過蘇伊士運河，英國甘願犧牲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換取與死敵俄羅斯的諒解以對抗德國；1937年，日軍故意轟炸美國班乃島號，美國能夠做到無動於衷，但當日軍1939年占據海南島之後，又於1941年入據印度支那威脅新加坡時，美國則不惜戰爭也要與日本全麵攤牌。因此，南海諸島的軍事化，必然會帶來美中關係的對抗，對於這一點，大陸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當大國之間因核心地緣利益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時，不要對經貿的緩和作用抱有過高的期望。美國國務卿赫爾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日軍入駐印度支那後美國對日禁運的決策過程曾經寫道：「如果對日本施加經濟制裁，日本固然承受最沉重的負擔，美國也得同樣承受最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之間的貿易額為所有歐洲國家對日貿易總和的兩倍。但是日軍占據印度支那所產生的風險顯然超越了這一切。」他的這一認知，顯然清晰地顯示了大國地緣利益中最關鍵的部分是什麼，考慮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的評價趨於負面，貿易在未來中美關係上的正面影響將更加有限。
無論大陸的媒體和網民在南海議題上多麼鷹牌好戰，都必須對這些無負責能力者言論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認知。在普法戰爭前，正是法國煽動戰爭的報紙，取代了軍事專家的審慎，逼迫法國在毫無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墜入俾斯麥的圈套，從而引發了國家的災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好戰報刊不斷地逼迫德國採取不必要的擴張行動，給各個大國製造了足夠的恐慌，迫使英國、法國、俄羅斯這些矛盾重重的大國團結在一起最終摧毀了德國。專欄作家和網民是不需要承擔歷史責任的，他們對地緣政治本質的理解也相當有限，他們只負責在特定的社會氛圍下發泄特定的情緒，他們從來都是不值得依靠的。
為了迎合民眾情緒，出售更多的報紙，報紙們往往訴諸不需要付出犧牲的勇猛言論。1911年7月2日，德國與法國因摩洛哥危機瀕臨戰爭邊緣，民眾狂熱要求動用武力，《萊茵日報》（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動說：「大哉此舉！終於有所行動，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陰霾一掃而空。」《慕尼黑新新聞》(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議政府全力向前沖，「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無法預料的狀況」，亦在所不惜，這種言論氛圍驅使德國政府採取了極端強硬的措施，最終迫使英、法、俄因對抗德國，而取得了全面諒解。令人諷刺的是，隨著一戰爆發後戰爭負面效應的加劇，德國民眾逐漸厭戰，這些報紙紛紛改頭換面咒罵戰爭，同樣取得了不錯的銷量——而開戰的德皇也被隨後拋棄。
面對周邊錯綜複雜的地緣形勢，中國需要具有明確的目標和清晰的認知。中國外交的驅動力，從來都不應該是大國的虛榮，而應是利益的考量，此乃黎塞留和俾斯麥締造霸業的智慧，也將是中國崛起的唯一外交基礎。
「讓英國對德國保持善意其實非常簡單，畢竟，自威廉三世以來，英國人只會為了比利時的港口和地中海的海峽作戰。」——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
「與英國就海軍軍備問題達成的妥協，將瓦解倫敦的反德意識，有利於帝國在中歐取得行動自由。這是閣下無論如何都應該理解的德國未來外交政策（1936入侵萊茵、1938吞併奧地利和捷克）的基礎。」1935年，希特勒就《英德海軍協定》的重要性，對德國外長康斯坦丁·紐賴特男爵發布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