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關注人心的政策，才能平衡情感和經濟的兩難選擇，才能讓我們的政策不但能戰勝呼吸系統中的疫情，也戰勝人們心中的疫情。
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張影
無論對于個體還是國家，戰“疫”都到了關鍵時刻。
2020新年至今，千裏山河，無數人心被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牽動，30余個省份出現感染病患，許多城市啓動應急響應，武漢“封城日記”已寫了十八日……這是一場與死神賽跑的生死較量。
作爲個體的我們，不斷告慰並前行，期待拐點的到來。決策者們，面臨著更爲棘手的兩難抉擇：一邊是凶猛的疫情，一邊已經近乎停擺二十天的中國經濟，是繼續停工隔離以保證安全？還是逐漸複工以保障國家經濟建設不受到更大的損失?
很明顯，繼續完全隔離的經濟成本非常高。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遵循“理性人假設”，從經濟成本大于一切這個角度出發，隔離的經濟成本從長期來看甚至已經高過了不隔離的成本。然而，人，首先是情感動物，然後才是經濟學範疇中的人。單純從宏觀角度考慮壽命的經濟成本，似乎忽略了個體的情感價值的問題。
自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它就構成了經濟學研究和分析的基石。雖然經曆了多次的修正和更叠，這一基礎至今仍屹立不倒。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之上的經濟學，是我們認識和分析這個世界非常有價值的方式。
但現實的運作往往並不如此簡單，我們也需要去理解人們爲什麽總是會在有些情況下重複地做著一些看上去並不理性的決策：比如，每次航班起飛前，機上廣播都會強調，如果你和嬰兒在危急時刻都需要氧氣面罩，請先給自己帶好面罩再幫助嬰兒——因爲你戴好面罩才有能力繼續幫助嬰兒，這看起來理所應當的、最理性的行爲，爲什麽需要被反複強調？同樣地，我們的醫療工作者，他們不過是像你我一樣的平凡人，爲什麽會在最危險的時候做“逆行者”，成爲人們心中的英雄：是他們渴望榮譽，還是理性地思考了如果不去職業生涯就此結束？純粹的責任感是否可以完全用理性來解釋？答案或許是否定的…..林林總總，從單純的經濟學分析，似乎並不能總是給人一個最合理的答案。
經濟學分析認爲，人類所有的決策是服從于效用最大化的。因爲每個人的效用函數並不相同，所以當一個人做了看上去似乎不理性的決策之時，經濟學分析會認爲那是因爲這個決策在它個性化的效用函數上實現了最大化。雖然從卡內曼到賽勒（均爲著名的行爲經濟學家）都對理性的定義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從根本上並沒有人明確指出，對于人類這個物種，究竟什麽是“效用最大化”？
將時間“展開”，或許才能更好地定義人類。
如果我們能真正地把時間拉長——不是幾十年，也不是幾百年，而是幾十萬年——並把人類放回到自然界中，我們就會發現，真正的“效用最大化”是爲了完成人類作爲一個物種的進化目標。從大約在距今25-40萬年之間的早期智人學會取火和用獸皮做衣服開始，到今天我們有著近80億同伴、進行著無比複雜的社會分工合作的系統，人類一路走來，在各種條件下都適應環境並且堅持生存下去構成了這背後最核心的驅動力。而我們當下所有的決策，大到是否生育，小到是否吃冰淇淋，都在潛意識中反映了進化的影響，並繼續在完成幫助人類這一物種進化的目標。
從這個角度上去理解，就很容易思考，爲什麽在這一未知病毒面前進行隔離這一看上去對經濟有著極大負面影響的政策，但在疫情肆虐的情境下，卻是有其極大的合理性的。因爲這一措施的目標，不僅僅是做到對疫情傳播的控制，它也同時關注到了每一個個體在這個特殊時間點上所經曆的複雜情感。
從地球誕生到現在的45億年當中，絕大多數物種已經滅絕，現在剩下的，僅僅是這個地球上出現過的物種中的極少一部分。一個人類都應該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們不斷追問的問題：爲什麽是我們人類活了下來，並且如何才能繼續活下去？達爾文說，更能適應環境者更容易生存，那麽，人類究竟做對了些什麽，才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坐在這裏，去討論某一個政策是否合理？
在人類數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作爲物種，我們爲了生存和繁衍，進化出了一系列的能服務于這個目標的工具。在這些工具中，有一個叫“情感”的東西：從愛，到恨，到孤獨，到恐懼。每一種情感之所以存在，都是因爲它對人類的存在和進化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沒有愛，人類便無法繁衍；沒有恨，人類便無法避免危險; 沒有孤獨，人類便無法維持群居並增大生存的概率……我們之所以在如此多的大災大難之後仍然屹立在這個地球上，表明了我們的祖先是競爭的勝利者，曾經戰勝過我們所有的敵人，不管是自然的危險，還是入侵的物種。而這些勝利，都來源于人類那些基于情感的決策，無論它是沖動、冒險還是恐懼。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在每一個情境中，因爲當下的情感反應，做出了在那個時間點的決策，而這些基于情感的決策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人類勝利的底色，成爲了人類今天能存在的理由。
這一次，也並不例外。
回到隔離這一政策上來。我們不從流行病控制的角度上去探討隔離是否能最有效控制疫情，因爲我並非這方面的專家。但是從情感的角度分析，面對疫情，每一個人最大最直接的情感，便是恐懼。恐懼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情感，它反應了人類行爲最核心的動機: 生存下去。任何不以生存下去爲最高目標的物種，是不可能在進化中經曆數十萬年淘汰還依然存在的。也就是說，正是我們對未知的恐懼，對危險的恐懼，和對死亡的恐懼，讓我們能進化並存活到今天。心理學中著名的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核心觀點就是，人對死亡有著最高的恐懼。這種恐懼支配了我們當下的行爲，無論從長期來看是否理性。也正是因爲爲了緩解對死亡的恐懼，人類這一物種才建立了文化，試圖爲我們的存在賦予意義，讓人類物種中的每一個個體能夠在文化驅動下做出對這個物種最有幫助的決策。這就是我們——作爲人類這一物種的生存法則。
當我們理解和分析所有當下的政策，包括隔離在內，看到的不僅僅應該是經濟上簡單的成本收益計算，更應看到爲了撫慰每一個個體在這一時間點上所經曆的強烈恐懼做出的努力。
每一個母親，在這一刻的恐懼驅使下思考的都是如何讓自己的孩子能夠遠離病毒，哪怕意味著自己有更大的風險。同樣，每一個普通人的行爲，不管是把冰箱塞滿食物，還是花高價囤積口罩，都是被恐懼和生存的欲望所驅動著。正因爲如此，每一項政策的制定，所需要考慮的不能只是長期的經濟價值和成本收益分析，也需要關注每一個個體在當下的情感因素。
理性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希望能活得長久，這就是爲什麽大家會關心人均壽命。但是與此同時，當前隔離所付出的長期代價，經濟賬單裏所計算數字，或許在當下又很難在人們心底激起巨大的波瀾，也不大能改變作爲個體的人們當下的決策和行爲，因爲任何長遠的利益考量，都不是我們能進化到今天的原因。相反，是每一個當下的情感和沖動，讓我們活到了今天，主宰了地球。
在疫情面前，每一位逆行向疫區進發的醫者，正是她們在我們因爲恐懼而建立的文化感召下，心底泛起的榮譽感和使命感，自發地把群體的利益最大化，放置在個人利益最大化之前，才能讓我們這個族群存在和發展下去。這些醫者和普通人一樣，她們的決策動機不是長期的理性計算，而是當下的情感抉擇。
合理的隔離政策背後，也應關注如何最大化地撫慰每一個普通人的情感。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式撫慰大家的恐懼，用積極的溝通讓大家重拾信心，但我們很難用簡單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告訴大家恐懼是不理性的。
當下的分層隔離，正是一個讓大家消除恐懼，撫慰情感的手段，而如何科學地制定分層策略，在隔離的基礎上有序地恢複生産，正是在正視當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恐懼基礎上，讓每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重新拾起信心，恢複經濟生産的折衷方案。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討論複工的節奏，是否帶薪，或是其他的一系列的保障方案。任何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正視和尊重人性，激發人性的勇氣和善良。
如加缪所言：“只要有一絲溫情尚在，絕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畢竟，人的情感可以讓我們承受超出簡單經濟衡量所能解釋的損失，也能讓我們發揮出簡單經濟難以計算的熱情。而從國家來說，也只有關注人心的政策，才能平衡情感和經濟的兩難選擇，才能讓我們的政策不但能戰勝呼吸系統中的疫情，也戰勝人們心中的疫情。
春天在不遠處，我們奮力以待！
張影，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營銷戰略及行爲科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包括企業市場戰略、品牌管理及消費者行爲等。
他的大量研究成果發表于國際頂級管理和營銷學術期刊上，並長期擔任《市場營銷研究期刊》等國際頂級營銷學和管理學研究期刊編委。曾獲美國營銷科學院頒發的傑出青年學者獎, 《消費者心理學期刊》傑出青年作者獎、“消費者研究學會”提名傑出青年研究獎(Early Career Award)。2014年入選中組部國家青年拔尖人才計劃，2016年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厲以甯傑出研究獎。2019年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