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月16號經過廣州火車站,那時候正是春運返程高峰期的開始,車站外人群擠的水泄不通,爲了分流,整個廣場被圍起來,在最外面設了個入口,必須有當日車票才能進去。我從外圍繞過去,裏面等待歸家的旅客熙熙琅琅,喧囂的厲害。那時候距離武漢第一個肺炎感染者已經過了兩周多,也無意在新聞上看到過有關武漢有肺炎的報道,看著不痛不癢,誰又曾想到,兩周後武漢宣布封城。看到這個消息那會,我正在印尼旅行,並沒有完全意識到病毒的嚴重性。和幾個路上碰到的同胞,我們照常在人群中逛街,逛景點,然後晚上回到青旅喝茶,聊天。而後來有關新冠肺炎的新聞越來越多,看著一路飙風的感染人數以及第一代感染者極高的死亡率,我們聊天的話題開始從旅行到慢慢穿插肺炎的話題,然後到每天只談肺炎,甚至停下了所有旅行計劃,每天一大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新聞App,看最新的肺炎感染數據和新聞報道。恐慌開始悄悄蔓延。而當時的印尼,因爲沒有一例感染,只有少數人比如我們中國遊客,開始帶口罩出去。2月1號那天,全國累計病例已經破萬,死亡人數直逼當年非典的內地死亡總數,我們一大早坐上了從印尼中部旅遊城市日惹市到東部主要城市泗水的火車,我的飛機是兩天後從泗水經新加坡中轉回廣州。前一晚新加坡宣布了一條非常嚴厲的針對中國遊客的政策,拒絕所有14天前到過中國的遊客中轉新加坡,我算了下自己飛機起飛那天在印尼呆的時候將超過14天,慶幸著自己能順利回家。那一早的火車,帶口罩的依舊很少,但是我們坐的那節車廂,也有幾個當地人帶了口罩,我因爲順路買了兩盒口罩准備帶回家,也說服同行的夥伴一起戴上了口罩,但是到了車廂看到都是當地人,因爲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就把口罩摘了。畢竟印尼有兩億多人口,而且未發現一個病例,碰到感染者的幾率幾乎爲零。火車出發沒多久,突然收到短信,航班被強制取消,沒有任何解釋,我叫人在國內的老婆打電話訂票的App客服,一直占線,要打進去是不可能了,本來想著晚上到了泗水再重新查機票,後來老婆說出發之前給我買了保險,可以補差價,我看著各種媒體上大篇的有關肺炎的報道,擔心國內的家人,想著也不會有心情再呆在國外了,想從泗水直接飛回去,但是沒有直達航班,如果經過第三國周轉一個怕在有了肺炎病例的第三國增加被感染的可能,一個怕被第三國拒絕中轉或機票再次被強制取消,雖然一路東行從最西邊的雅加達到了最東邊的泗水,卻也沒辦法,只得走回頭路,買了第二天一早泗水直飛雅加達,然後下午雅加達直飛廣州的機票。事後證明我這個匆忙的決定是幸運的,因爲同行兩個夥伴機票也相繼被取消,而且重新定了後又被取消,而2月4號那最後一趟直飛回國的機票已經漲到了七千,之後就停飛了,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都滯留在印尼。當天晚上泗水一直下著暴雨,想著國內緊缺口罩,我冒著雨找到了一家大商場,一路問到了一個連鎖店,卻發現是個類似于屈臣氏的賣化妝品和日用品的連鎖店,原來那個商場是不配藥店的,只得叫當地人幫忙在地圖上搜索,然後打了個的士過去,因爲在市中心,道路複雜加上晚上堵車,繞了半個小時才到了一家藥店,只剩三盒醫用口罩,我都買了,想了下覺得不夠,又搭的士去了另一家,剛好碰到一家大藥店,口罩充足,于是又買了四盒,基本可以把托運塞滿了。想著同行的兩個小夥伴過幾天也要回,我順便把地址定位發給了他們,並號召大家一起帶滿口罩回去發給身邊的家人朋友和社區。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帶著打包好的一大箱口罩,想著它們回去後的貢獻,非常滿足的啓程回家了。從早上出發到下午一點排隊登上回國的飛機前,一路上戴口罩的並不多,上了回國的飛機,只見清一色全部人都戴著口罩,氣氛變得凝重起來,我感覺自己仿佛從外面進入了疫區,想著回去要見兩歲的兒子,不得不慎重起來。于是飛行途中大家都脫了口罩吃飯那會,我堅持戴著口罩放棄了自己那份免費午餐和免費紅酒,應該說從早上出發到半夜一點到家,都只敢在沒有人的地方脫下來吃點自己帶的東西,然後又馬上戴上。N95的密閉性太好,憋的有點想吐,不過想著就要回家了,倒是沒有覺得難受。飛機下午五點提前到了廣州,我取了行李,來到國際出發大廳,約的網約車是一個小時後在這個路口接我。只見年前出發時熱鬧的機場大廳,這會異常空曠,偶爾一兩個旅客,都是戴著口罩匆匆而過,我找了一個沒有人的座位區,小心翼翼的脫下口罩吃了幾口餅幹,總感覺座位上,柱子上,周邊各個地方,都有可能粘著病毒,于是戴上口罩又去了洗手間把手洗了一遍,這已經是這一天第N次用洗手液洗手了。在機場大廳無人的角落坐了一個小時,那邊司機來電話說快到了,我走到外面馬路邊,偶爾有旅客從車裏出來經過身邊,我想到家裏兩歲的兒子,趕緊往邊上挪了幾步,在離出入口幾米外的地方等著,想著這三個多小時的回家車程,一定不要脫口罩。
順風車司機四十來歲,顯然安全意識不夠,也不管我是從哪裏過來,雖然挂了個口罩在頭上,但是一路上除了出入關卡測體溫,都是全程不帶,車開的極快,我從後面看了裏程表,140多公裏的時速,還好路上人少,我這會奔波了一天,也懶得溝通,只一個人戴著口罩,憋著不喝水也少說話,迷迷糊糊坐在後排。想著這一晚趕回爸媽家,然後第二天一早就去老婆爸媽那邊和她們呆著,直到疫情得到控制再回城,而這會要做的,就是盡量減少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誰也說不准,這個完全沒有保護意識的司機,會不會是病毒的潛伏者。
在幾乎沒有其他車輛的高速上疾馳了三個多小時,終于到了收費站,外面站了幾個交警,登記了車輛,給我們量了體溫就放行了。就這麽簡單,我想著,不過後面的事遠比我想的複雜。首先是進縣城邊界,有四五個工作人員登記了車輛信息和個人信息,詢問了我們的去向,然後再司機快送我到家的時候,又打了電話過來,因爲司機是外地人,如果是留在我們鎮裏,那必須時刻彙報行蹤,如果是送了我馬上離開,必須從剛才登記經過的地方原路返回,看著離去。我開始意識到形勢的嚴峻,特別是在小縣城裏,一旦有病毒進來,是完全沒有醫療設施和人員處理的,所以必須更加嚴厲的實施封城政策。不過好歹到家了,從早晨五點到半夜一點,坐了一趟的士,兩趟飛機,加三個多小時的汽車,終于是到家了。無論在印尼有多安全,都沒有回國和回家安心。我煮了個面,洗了個澡,忐忑的處理所有隨身帶回來的東西,深怕有病毒附在上面,把所有的包和幹淨的衣服挂在外面晾著,然後把髒衣服全放洗衣機洗了,睡覺前又用洗手液把手洗了一遍,祈禱自己沒有染上病毒,想著當年非典患者的後遺症,要是染上了傳給孩子,就算治好了也要拖累一生吧。就這樣思前想後的睡了。
第二天上午迷糊中被媽叫醒,說樓下來了幾個幹部做登記的。我下樓把自己近期的行程一一告訴了他們,醫務人員給我測了體溫,一切正常,爲了消除他們的擔憂,我強調自己從廣州一路回來都沒有脫過口罩,而且戴的是N95。又問了醫務人員口罩是否夠用,她說有些緊缺,三天用一個,我趕緊拿了一盒口罩50個送給她們,想著老婆孩子那邊鎮裏應該也需要,等下就開車帶過去分發。這次旅行出去了兩周多,從小年到現在快到元宵節了,這會趕過去就不出去了,和家人和全國人民一起面對這冠狀病毒,等著過元宵。悲劇的是,事與願違。政策遠比我想的嚴厲。就在我回家的前一天,縣裏公布了一個政策,考慮到廣州溫州深圳染病人數居高不下,所有從以上城市回來的,等同于從湖北回來的,必須在家隔離14天,期間不得外出。我雖然只在廣州機場呆了一個小時,但這關鍵時刻,當然也沒的例外,醫務人員按照政策,每天必須來我家測量兩次體溫,而我在這14天,必須呆在家裏,不得出去探親訪友。我這一路奔波回來的熱情,就這麽涼了。心亂了一下午,只想著下午封路的人撤了後就直接去老婆孩子那邊,然後在那邊隔離,反正自己不出去就是,也沒造成社會影響。不過最終,糾結了半天,還是猶豫了。任何事都有個萬一,誰又能保證自己百分百安全呢?病毒的潛伏期是14天,沒過潛伏期,就有患病的可能,畢竟自己一路碰到了那麽多人,如果自己是病毒感染者,那這一會移動到那邊,就感染了兩邊的家人。再想想那些在一線抗戰的醫務人員和工作人員,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服從政策,少添亂。可是這14天的隔離,真的是太長了,這就意味著,過了元宵,還要再過一周。我就每天一個人呆在三樓,頻繁地刷著有關肺炎新聞,看著一路飙升的數據,感覺離見妻兒的時間越拉越長,想著疫情結束後自己最想做的事,望著樓下的一片片老屋頂,小孩子依舊在外面跑著鬧著,偶爾幾個村民悠閑的在村裏走著,聊聊天或者去菜園摘摘菜,也不帶口罩,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鄉村裏一片祥和,沒有城市裏的緊張氣氛,這裏顯然表面上比城市更加安全,畢竟過完年只有出去的,很少回來的,可是一旦有病毒進入,由于大家都沒有防護意識,那將很快傳播開,想著在另一個鎮裏的孩子,不由得一陣寒顫,可如今自己能做的,就是把帶回來的口罩分給周邊的人,然後把自己隔離起來,等著雲開見霧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