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KYSPP)助理院長吳木銮副教授主持了Global-is-Asian亞洲思想者系列（後疫情時代）會議，在會議中，亞洲開發銀行經濟調查與區域合作局區域合作和一體化負責人樸信永(Cyn-Young Park)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實踐教授郝福滿(Bert Hofman)和何偉倫(Terence Ho)副教授討論了亞洲在接種疫苗後可能需要面臨的挑戰、風險、機遇以及經濟前景。
從左上圖開始，按照順時針方向依次爲：吳木銮副教授、樸信永博士、郝福滿教授和何偉倫副教授。
實現經濟複蘇需要面臨的挑戰
亞洲開發銀行經濟調查與區域合作局區域合作和一體化負責人樸信永博士表示，雖然東盟地區約有60% 的人口接種了疫苗，但該地區的經濟依然處于下滑趨勢。
她認爲：“接連不斷的新冠疫情威脅到了該地區的發展，尤其是最近幾個月，新冠病毒發生了變異，又帶來了新的挑戰，甚至影響到整個地區的經濟恢複。但是，如果在這個階段強行推廣疫苗接種，重新開放口岸，會對許多國家造成不利影響。”
“新冠病毒在短期內不能被根除，疫苗研發的時間相對緩慢，疫苗效力也逐漸在減弱，加上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出現，這些問題都會影響到經濟的複蘇，我們在過去一年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LKYSPP的郝福滿教授（他同時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負責人）表示，中國從新冠病毒的打擊中恢複得非常快，事實上，它是2020年全球唯一一個經濟實現增長的大國。要實現經濟複蘇，就需要出口和投資來拉動，但最近這兩架推動經濟的“馬車”卻出現了停滯，一部分原因是全球供應鏈短缺阻礙了出口的發展，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針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嚴格措施抑制了國內消費。
中國發生的變化
郝福滿教授說，中國的經濟結構一直在發生變化，近年來該國又推出了新的經濟策略，因此變化的速度也會進一步加快，從而影響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
他表示，中國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核心經濟戰略—雙循環戰略，將進一步加速區域和全球供應鏈的變革。
在雙循環戰略中，中國將更加依賴內需和國內供應鏈，但同時也會繼續發展國際貿易，這一點從中國加入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便可看出。
2000 年代中期，進出口貿易在中國的GDP中占60% ，目前這一比例已經下降至30%，由此可見，中國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度已經大大降低。此外，中國出口的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的中間産品（沒有成爲最終産品之前處于加工過程中的産品）的比重正在不斷增加。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外國直接投資(FDI)也在不斷增長。
中國的國際關系日益緊張，因此減少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注重國內市場流通來應對全球供應鏈短缺可能帶來的風險，似乎是一個明智之舉。
“中國提交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舉措表明中國將繼續進行改革。CPTPP的‘黃金標准’要求中國對國有企業、知識産權、産業政策和補貼政策進行改革。”
郝福滿教授補充說，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改革趨勢應該會在2022年底召開中國共産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前逐漸顯露出來。
就今年而言，一開始在出口、制造業和投資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恢複速度非常快，但現在卻又逐漸開始放緩，因爲房地産和消費並沒有完全恢複，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之一就是卷土重來的新冠疫情。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仍需要應對新一輪的疫情，這使得他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控制疫情，停止某些商業項目。
其他潛在的風險
在這點上，LKYSPP的何偉倫副教授和郝福滿教授看法一致。他強調，影響亞洲經濟複蘇的一個關鍵因素便是新冠病毒，德爾塔等新型變異毒株帶來了諸多不確定因素。
除了樸信永博士提出的“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何偉倫教授還認爲亞洲需要應對的其他挑戰，如貿易競爭以及如何適應氣候的變化。
他說：“人們尚未考慮減緩氣候變化以及適應氣候變化需要花費的成本。”此外，他認爲亞洲還面臨著另一個重大挑戰。
他說：“通貨膨脹越來越令人擔憂，首先，從 2020 年中期開始，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物價開始飙升，包括房地産和股票，這令亞洲等世界其他地區的貧富差距變得更加懸殊。經濟逐漸恢複後，全球各地的需求也開始增長，但由于工廠關閉、勞動力短缺、能源管制和港口運輸問題導致供應中斷，産品價格普遍上漲。運輸費用、半導體芯片和能源價格也因此飙升，反過來又增加了制成品的成本。”
“通貨膨脹究竟只是暫時存在，還是一直處于這種狀態？貨幣政策一時之間也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現在推出緊縮性貨幣政策，有可能對經濟複蘇帶來不利影響，但如果放任不管，通貨膨脹可能會帶來更爲嚴重的影響，迫使政府采取緊縮性政策，一些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士也指出了通脹帶來的風險。”他強調，此外，還有很多國家還需應對另一個棘手的問題。
他表示：“疫情前期，亞洲和其他地區的一些國家采取積極抗擊病毒的態度，如今又無奈地選擇與病毒共存，並開始開放口岸，人們的生命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開始變得更加尖銳。當然，這也是新加坡需要面對的問題。”
此外，不平等的現象也在世界各國和各國內部愈演愈烈。
在國家內部，新冠疫情對每個行業和職業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尤其是低收入群體，他們的工作因爲疫情變得不穩定，收入也大大減少，同時，隨著物價的上漲，國內的財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有人將這種經濟恢複稱爲“K型複蘇”。此外，如果一直讓孩子進行居家學習，可能會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帶來不利影響，也會長期影響中層階級的社會流動性。
盡管許多國家都采取了措施來保障社會穩定，但這些措施是否能一直進行也是一個問題，因爲持續不斷的疫情已經令許多國家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如果未來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影響經濟的複蘇並提高償債成本。
何偉倫教授表示：“世界本就相互關聯，其他地區發生的事必定會影響亞洲的經濟複蘇。”
全球化只是權宜之計？
樸信永博士認爲，國際合作對亞洲來說可能是個好出路。
她說：“國際之間的合作對遏制新冠病毒傳播和恢複經濟至關重要，尤其是各國在控制病毒，研究、生産、運輸疫苗上的合作。”
她認爲，隨著全球價值鏈的重組，區域價值可能會對經濟增長和複蘇做出更大的貢獻。
“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加強互聯互通，促進貿易便利化，最大限度地發揮區域價值鏈的活力，從全球供應鏈中斷中恢複過來。區域合作還需要調動資金，爲後疫情時代做好准備。政策制定者還必須再次關注到中長期內面臨的挑戰，例如不斷增加的債務、不平等現象加劇、頻繁的自然災害以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極端天氣。”
關于以上這一觀點，三人都達成了一致意見。
樸信永博士還推斷這是60多年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預計增長最緩慢的時期。
“從長遠來看，新冠疫情很可能減緩全球經濟的增長，而且嚴峻的疫情和經濟倒退往往會導致更多的殘疾，引發健康和教育問題，進一步對勞動生産率産生不利影響。”
數字科技是否能帶來一絲希望？
樸信永博士指出，雖然新冠疫情確實給亞洲造成了重大沖擊，但也推動了數字科技的發展。
她說：“新冠疫情期間，人們將生活和工作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越來越多的事例也都在表明，網絡能夠維持社會的正常化生活。”
數字平台帶來的新商機和經濟價值也爲數字經濟帶來了福音。
同時，她還提醒我們：“發展數字經濟還必須注重數字安全，否則也會對亞洲經濟的複蘇帶來潛在隱患，我們需要大力投資數字連接、人力資本和數字技能，尤其需要開展數字掃盲活動，加強數字意識，進一步推動數字産業的發展。此外，我們還必須制定相關規定和條例打造數字框架，改善數字生態系統，促進數字産業的發展，從而使數字經濟獲得最大化收益。”
此外，郝福滿教授還表示，某些時候我們還需要適當調整貨幣政策。十多年來，高額債務和生産力、創新精神之間總是乏善可陳，從結構上來講，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是供應，而是需求。
“我們很難評估這會對全球經濟帶來什麽樣的影響，盡管過去發生了高通脹，但我們必須端正心態來關注這一點。”
對此，LKYSPP的吳木銮教授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數字基礎設施在發展中國家會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何偉倫教授還認爲，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們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
他如此說道：“如何讓經濟變得更穩定、具備更強的複原力，如何令社會變得更加包容，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挑戰，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各國科學的治理，以及有效的區域與多邊合作。”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
作者：Global-is-Asian 智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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