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舞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絢麗景觀裏一片姹紫嫣紅的園地。新加坡舞蹈界前輩、15歲獲得金奈的印度藝術學校“舞蹈瑰寶”獎的巫瑪拉詹醫生說：“新加坡統計局定義下的印族，他們的先輩其實是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或斯裏蘭卡的族裔群體。雖然祖先來自不同地方，說的可能是淡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泰盧固語、旁遮普語、孟加拉語等不同語言，宗教信仰也不同。但是，他們都非常珍惜自己的音樂、舞蹈，重視自身的文化之根。也許這就是新加坡印度音樂與舞蹈，一直傳承和發展得不錯，並且得到海外藝術界認可的原因吧。”
民族音樂學與舞蹈人類學的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顯示，許多國家的少數民族、或在他國落地生根的離散社群，在個體、群體、族群的層面上，往往有一種“自我危機”的意識。因此，文化認同超過了地緣的認同，而以有曆史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爲重要符號（significant marker），傳承與創新，甚至與其他文化融合，發揮傳統的生命力（vitality of tradition），爲族群的藝術與身份認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Stephanie Sybert的研究發現巴西的日本族群，盡管當代巴西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局限，族群以自創的日本太鼓和巴西桑巴混合成一種以音樂凝聚族群的活動。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結構不斷調整，中華大會堂、總教董、中華工商聯合會，以及各地緣的會館，跨越過方言社群的隔閡舉辦大馬文化節、全國性華樂比賽、全國華人舞蹈節，非物質文化的傳承活動強化了作爲少數人族群的身份認同。[1]
以獲得首屆“新加坡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獎”的飛天仙女藝術團爲例，這個團隊數十年來通過立檔、研究、教學、宣傳、傳承與創作，讓文化遺産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族群與社區裏持續活躍，弘揚文化傳統，捍衛身份認同與強化族群情感認同，給同行提供了值得參考的經驗。
飛天仙女藝術團藝術總監阿拉賓（左）從唐振輝部長接過獎座
新加坡印度音樂舞蹈的曆史長河
19世紀末開始，來自印度的專業舞蹈與音樂員以寺廟爲表演平台，陸續來新加坡演出婆羅多舞（bharatanatyam）、卡塔卡利舞（kathakali）和南印度古典音樂（carnatic music），使族群的娛樂有了更高的層次的提升。1937年後，福康甯山對面的印度廟（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從印度請來專業音樂員Ramalingam定期演唱，並在電台播出他演奏的南印度古典音樂。他在1958年成立了Sir Ram樂團。樂隊很快在馬來亞、文萊巡演，譽滿鄰邦。更重要的是他培養了許多樂手，爲印度舞發展推波助瀾。
二戰後，物質生活雖然困窘，但整個世界形勢風起雲湧，反殖民主義的火花點燃文化建設的熱情。新加坡印度藝術協會在S.N.Durai、K. P. A. Menon、V. E. A. Shankar博士等12位有識之士的倡導下，于1949年宣告成立。其目的是填補殖民地教育系統之不足，協助在新加坡出生的新一代印度人與自身的文化傳統根源息息相連。三年後，來自印度年僅27歲的出色舞蹈員巴斯卡，在赴澳途中因爲機緣巧合，決定留在新加坡，與新婚夫人珊溚（Santha）成立巴斯卡藝術學院，爲剛起步的印度舞普及活動，提供了奮鬥進取的熱能。
1959年，人民行動黨政府上任執政初期，文化部主辦組織了兩百場“人民聯歡之夜”環島巡回演出。該節目包括華族、馬來族、印族和芭蕾舞，目的是促進各族之間相互了解，宣揚民族團結。1965年獨立前，許多舞蹈團體消失後[2]，鼓勵在作品中融合多民族舞蹈于一爐、或在一個晚會中演出多種民族舞蹈的工作，由人民協會文工團和成立于1972年的國家舞蹈團以及從1967年起教育部開始主辦的青年節承擔起來。
外來人才豐富了新加坡印度舞蹈的持續發展，如隨風潛入夜的春雨，潤物無聲。1977年，來自斯裏蘭卡的薩第林赓（Sathyalingam）與妮拉（Neila）夫婦創立了飛天仙女藝術團。4年後，來自印度的沙雙米（Swami Saraswathi）建團的藝術神殿（Temple of Fine Arts），是接下來幾十年維護印度族群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主角。隨著移民藝術家到來産生的新能量，創作了多民族合演的作品，開掘了多元文化的資源。
1959年妮拉在印度馬德拉斯（今金奈）表演，嶄露頭角
飛天仙女藝術團一鳴驚人
1978年7月開展新加坡舞蹈史研究田野調查的第一個星期天，我按圖索骥，到錫蘭人創立的卡瑪拉俱樂部（Kamala Club）拜訪飛天仙女藝術團。剛踏入排練場，兩位舞團創辦人，薩第林赓和妮拉夫婦立刻走過來，熱情地邀我席地而坐。妮拉說：“人已經到齊了，馬上就可以排練了。”妮拉坐在中央，樂隊有雙面鼓鼓手、木制成的長雙簧管、小钹、長笛、小提琴和撥弦樂器維納琴演奏員成排坐一旁。妮拉念著節奏，舞蹈員陸續登場。婆羅多舞蹈把表情和動作分成三類：面部、肢體和全身。舞蹈則分成印度古典舞表演的兩大元素：純動作（Nritta）和隨著音樂或歌唱、隨著字義表達情感的舞蹈（Nritya）。舞蹈員能力更高的便可進一步掌握表演Abhinaya，演繹舞劇裏的人物。只見她目不轉睛地看學生表演的每一個細節，有時點頭露出微笑，有時皺皺眉頭，與薩塔拉林赓對看了一眼。婆羅多舞蹈的快動作節奏很快，不容表演者有毫厘的差錯。音樂的節拍、節奏、旋律、和聲、調式等要素以及樂器的配置和舞蹈的律動、風格、韻味、舞姿和造型關系密切。妮拉不愧是出身于印度名校卡拉克是塔（Kalakshetra）文化學院的舞蹈表演與師資訓練的優秀畢業生。排練一絲不苟，總結時有鼓勵也有批評。
新加坡印度舞蹈界，有印度藝術協會和巴斯卡藝術學院珠玉在前，一個新的舞蹈團，一定要匠心獨運，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妮拉夫婦是志向高遠的過江猛龍，他們朝耕暮耘，踏踏實實工作。國家劇場信托局在文化部支持下于1982年舉辦的第一屆新加坡舞蹈節，飛天仙女藝術團以《點石成舞仙》一鳴驚人。妮拉的這個小品，保留婆羅多古典舞基本動作的前提下，對動作的方向、力度和幅度上調整，打破了古典舞動作的可預期性，讓觀衆感受到舞蹈語言變化多端的新奇。最後以一長長的花串把舞仙串聯起來，構成一個清麗秀雅的畫面。
舞蹈節多元民族舞蹈的精彩演出，讓妮拉深深感受到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精彩。不久後，她參與了受新加坡廣播公司委約的特別項目：華、巫、印三大民族共舞的《胡姬花》，讓她深深意識到與華、巫同行一起創作多民族舞蹈的急迫性。1984年藝術節，她統籌的節目《瓦利的婚禮》邀請了國家劇場舞蹈學會的骨幹份子、鳳凰舞蹈團、希梨瓦納馬來舞蹈團參與。這個節目的成功，讓她推動多元文化主義舞蹈更具信心。1988年起她和馬來舞蹈家宋賽兒和嚴衆蓮合作，創作了很多在海內外演出的多元民族共舞節目，妮拉1990年在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這樣的回答記者：“這類作品，迫使我們思考革新的方法，在摸索中發展新加坡風格的多民族舞蹈，爲我們的非物質文化帶來一種自豪感。”
跨族群、跨語言、跨門類的《席瓦嘎米》
2007年，69歲的妮拉念念不忘如何維護多元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産，再次召集了65位華、巫、印舞蹈員和數位來自海外的名家，聯合我國創立于1988年的拉賓都朗淡米爾語劇團（Ravindran Drama Group）一起創作這部改編自作家、詩人柯卡基（Kalki Krishnamurthy）曆史小說的《思發嘉米》（Sivagami）。
這部演出時長3小時的大型舞劇，分四幕21場，圍繞著權力鬥爭、善惡博弈、智愚對比，紛紛出場。英文和淡米爾文的字幕，有部分英語念白，讓觀衆能跟上劇情的起伏轉折。《思發嘉米》的另一亮點是由前輩克裏斯納（L Krishnan）和青年作曲者阿拉賓（Aravinth Kumaraswamy）寫的樂曲。她邀約不同民族的青年演奏員參與演出，爲舞劇帶來不一樣的旋律與音樂色彩。這也是飛天仙女藝術團轉型成爲專業舞蹈團後旗開得勝的成功大制作。
師生情深啓動新人接棒新旅程
說到轉型，不能不歸功于四位跟隨妮拉多年的高足：羅嘎（Loga）、披麗雅（Priya）、梭密（Somi）和習瑪（Seema）。她們請妮拉按照可持續發展系統方案研究的邏輯架構，遴選接班人。妮拉選擇了和自己沒有親屬關系的“外人”，才華橫溢的阿拉賓。
說是“外人”，其實又同是故鄉人。阿拉賓也來自斯裏蘭卡。1983年，斯裏蘭卡爆發了內戰。他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完成了資訊科技的學位。他能編程與制作音樂，因此圈內人都說他左手用電腦，右手彈維納琴，同時用身體示範舞蹈。2005年，妮拉力邀阿拉賓加盟飛天仙女藝術團，擔任藝術總監，同時擔任行政總監。
兩位創辦人薩第林赓和妮拉先後在2011年和2017年離世，但他們在課室裏神采奕奕、坦誠熱情的聲影，永遠陪伴著藝術團的新一代。阿拉賓和他帶領的團隊都很清楚，身處這個一切都在加速的時代與社會，潛心傳承與傳播族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充滿挑戰。阿拉賓說：“去年獲得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獎之後，我們更覺得任重道遠。舞團的計劃是定期組織舞蹈講座、表演藝術的演示、包括古典和民間舞蹈及音樂、出版我國印族藝術先驅對新加坡貢獻的書籍。我們還希望和其他獲獎者南華潮劇社和美麗遺産馬來舞蹈團合作，在合作中了解彼此的特色與內涵。舞團也相信，我們應該在創新、傳播中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確，不斷以高質量作品和觀衆見面，是最實際而有效的做法。”
文物局頒獎禮上飛天仙女藝術團與美麗遺産馬來舞蹈團舞蹈員合影
在創新、傳播中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産
阿拉賓此言不虛。今年四月，飛天仙女藝術團公演的《難民》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部以婆羅多舞蹈形式編排的90分鍾舞劇，選擇了難民這個世界性問題爲題材。六個技藝純熟的舞蹈員，淋漓盡致演繹了難民顛沛流離、不斷轉徒、無家可歸的苦難。舞劇貫穿了藝術總監阿拉賓和三位編舞者莫漢（Mohanapriyan Thavarajah）、任吉
（Renjith Babu）和維娜（Vijna Vasudevan）爲難民而呐喊的關懷精神，令人動容。
舞劇《難民》貫穿了莫漢等三位編導、阿拉賓和三位編舞者爲難民而呐喊的關懷精神
莫漢著作的《從一個舞者的視角看吳哥窟》是飛天仙女舞蹈團出版計劃的第一步
這個舞劇的靈感來自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出版的一本詩集：《青年人的心聲》。作者是爲12位來自世界不同角落兒童難民撰寫，寫難民遇到天災人禍的苦況，對全球時事的社會批判。因此舞劇的重頭戲在描述難民逃離家園、流離失所的這一場舞蹈。舞劇的第二段雙人舞，節奏哀怨緩慢。燈光設計師Gyandev Singh在天幕打了一個朦胧的大月亮。一對戀人回想以前的美好時光，仰天問明月，何以如今身在異鄉，有家回不得？接著，編舞者先後用一片棕色輕紗布和木棍，編排了一段象征在落戶的土地上建立家園的舞蹈。節奏快而有力，充滿對未來的期待。把舞劇推上高潮。
《難民》的創意與議題，讓觀衆耳目一新。舞蹈員技藝純熟，讓觀衆欣賞印度到古典舞的身姿與造型之美；頭部、頸項、眼球運動的獨特之妙；以及與中國戲曲指法有異曲同工的手指語彙，審美價值頗高。
以維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爲理念引導
1991年吳作棟前總理在一次關于新加坡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演講說過：新加坡是我的家，我在這裏有一席之地，我屬于這片土地。各種族群體必須保護他們的文化，以免“過度西化”和“去文化化”（deculturalised）。阿拉賓說：“我們有許多倡議：包括現在已進入第10個年頭的印度表演藝術大會，內容包含藝術理論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産論述，新加坡藝術從業者的專訪及每月出版的月報，爲學生提供了定期表演的平台。這些項目，一點連成線，互有關聯。”飛天仙女藝術團的外聯部主任維蒂娅補充道：“我們學生和校友成功連成一條終身學習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鏈，他們鼓勵自己的孩子和孫輩，參加我們的課程。傑出校友被聘爲飛天藝術團的指導員，有時幾代人還同台演出。其中有些移民海外的校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了自己的印度舞學校。我們也參加國際藝術節、國際研討會，不斷在學習中求進步。”
阿拉賓藝術總監贈送紀念品給前來講學的印度舞蹈家帕瑪（Padma）博士
這個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族群與社區裏持續活躍，通過立檔、研究、教學、宣傳、傳承與創作，弘揚文化傳統，捍衛身份認同與強化族群情感認同的團隊，以出色的創意作品，贏得了認可。
（作者爲新加坡戲曲學院創院院長、民族音樂學博士）
注釋
[1]王靜怡，《馬來西亞華人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與變遷》，頁67-71，《中國傳統音樂的诠釋論文集》福建師範大學，2004.
[2]參閱Chua Soo Pong “Creative Process of Chinese Theatre Dance in Singapore, 1946-1976”,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Vol 39, Part 1&2, 1984, pp8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