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周一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武士刀砍人事件。（讀者提供）
作者 李國豪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讓現代社會人人都有成爲公民記者的潛力。一個按鍵，就能記錄眼前發生的事，並透過無遠弗屆的網絡世界傳播開來。
有賴于公衆的熱心拍攝，許多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人們往往能更快從網絡平台上獲得資訊。
但視頻廣傳的同時，也衍生了“拍攝者不救”的爭議課題。
簡單來說就是：拍攝者既有余力拍攝，爲何不直接挺身而出，上前協助？
拿本周轟動全城的“萬國武士刀傷人案”來說，如果蟻粉是目擊者，你會選擇直接介入、還是保持安全距離拍攝、或是置身事外？
選擇拍攝事件經過，並不意味著你就只是一名冷漠的旁觀者。
有心理學家認爲，嘗試拍攝事件經過的的人，與挺身而出的人，其實都是出于一片好意，想要提供協助。
與其說拍攝的人是“被動的旁觀者”，不如說他們是“主動的目擊證人”，因爲拍攝者所拍下的視頻，往往能留下重要證據，讓執法人員了解事發的經過，還原真相。
萬國武士刀傷人案是最新的例子。
熱心公衆拍攝的視頻，讓事件的經過一目了然，也讓人見識到，在場幾名英勇的公衆在其他人受到傷害時，協力制服凶嫌所展現出的勇氣及互助精神。
在萬國武士刀傷人案中獲當局表揚的五名熱心公衆。（聯合早報）
今年1月發生的名車賓利硬闖校園、威脅校園保安人身安全的事件，同樣也是借由民衆拍攝的視頻在社交平台掀起波瀾，最終引起教育部長陳振聲的關注。
上個月底，一名女傭當街不斷用手拍打一名坐在輪椅上老人的頭部，亦因爲熱心民衆跟拍視頻及報警，而避免了老人家可能進一步受到傷害。
上述例子都說明，公衆透過拍攝讓某些不端行爲曝光，也能達到協助他人，匡正社會風氣的功效。
隨著科技進步，透過拍攝視頻上網揭發社會不公事件已成新趨勢。（互聯網）
“拍攝者不救”的道德難題
說起“拍攝者不救”的道德難題，已故南非記者凱文·卡特（Kevin Carter）一幅榮獲1994年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的作品《禿鷹與小女孩》，堪稱是近代最引發世人深省的例子。
那張照片在蘇丹大饑荒中所攝。照片中一名枯瘦如柴，只剩皮包骨的小女孩低著頭蹲伏在地上。據卡特陳述，當時她正緩緩爬向食物救濟站。由于營養不良，她的頭看起來比身體還大，在她背後，正站著一只虎視眈眈的禿鷹。
這張照片直擊人心，讓蘇丹因內戰而饑荒的悲慘現象引起全球關注，大量人道援助蜂擁而至。
但與此同時，卡特也被部分人士責難，質疑他爲何不先救女孩，卻先拍照。
爲回應外界對女孩命運的疑問，刊載照片的《紐約時報》事後還特別聲明，根據攝影師回報，禿鷹事後已被趕走，小女孩也恢複到能繼續前進的狀態，但未知她最後是否抵達食物救濟站。
不幸的是，卡特在獲獎四個月後自殺，結束了33歲的生命。
有人說他是因爲受不了良心譴責和道德壓力而自殺。但也有人表示，長期的生活拮據，以及擔任攝影記者記錄許多慘絕人寰的畫面所帶給他的心理沖擊，才是他結束生命的主因。
無論如何，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的確讓當時的西方世界開始關注蘇丹因戰爭而引發的人道危機。
《禿鷹與小女孩》是近代討論拍攝者道德難題的經典案例。（互聯網）
拍攝社會事件被濫用會産生反效果
另一邊廂，拍攝社會事件的做法一旦被過度濫用，亦有可能引發反效果。
由于網絡的噪聲過多，當一個視頻畫面無法完整呈現事件的脈絡，就有可能出現被斷章取義的現象。
不久前有網民拍攝到一名女傭獨自坐在餐廳外的人行道上，等候在餐廳裏用餐的雇主一家人。
（The Independent）
網民看圖說故事，紛紛指摘雇主的不是。
但撇開所有先入爲主的指責，拍攝者本人及照片內容其實並無法判定，女傭究竟是自願還是被迫在餐廳外的走道等候。
有沒有可能因爲她是回教徒，而不願意坐在提供豬肉的餐廳裏頭？
紅螞蟻的小夥伴幾周前曾在一家中餐館遇到一家15口，分三桌用餐。
其中，照顧家中阿公的女傭和孫輩們坐在同一桌，但可以明顯看出她如坐針氈，極度不自在，既無法和孫輩們交流，菜肴似乎也不合她胃口。
假若下次她主動要求在餐廳外等候雇主一家人吃飽，是否又會變成網絡世界另一起“看圖說故事”的案例？
年輕人在公共運輸上不讓座也是經常在社交平台出現的題材。相關畫面或會引來鍵盤俠、酸民、正義魔人傾巢而出，大罵年輕人不懂得敬老尊賢。
但若該名年輕人是因患有隱疾，而不得不坐在優先座，那些排山倒海去脈絡的指責，對他又是否公平？
濫用網絡進行爆料，也有可能導致“點錯相”乃至網絡霸淩的事情發生。
在賓利硬闖校園事件中，本地汽車出入口商協會會長梁添丁就遭受池魚之殃，一些網民指稱他就是該名開著賓利豪車的司機。
梁添丁事後強調針對他的指控毫無根據並報警，但對其個人聲譽的傷害卻已鑄成。
網絡霸淩對個人造成的傷害不可小觑。（互聯網）
拍攝前先問問自己這麽做是否恰當
隨著攝影器材的平民化，人手一架的智能手機大多配有攝影功能，透過拍攝揭發社會事件的趨勢已不可逆。
如何拿捏是否拍攝，抑或挺身相救的尺度，將成爲現代人的一門重要功課。
或許下次拿出手機拍攝前，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以下四個問題：
是不是因爲，若直接和肇事者對峙，將存在巨大風險？
是不是爲了搜集證據，以讓肇事者無法逍遙法外？
是否只是爲了在網絡平台上羞辱他人？
是否純粹出于打卡心態，想讓家人朋友知道自己就在“案發現場”？
然後判斷，自己的拍攝究竟是給社會和公衆帶來更大利益還是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