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浚鑫 , 陳可揚
新加坡政治領導換班課題，上個月底在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中再次被放到聚光燈下，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迪舒沙呼籲第四代領導團隊盡快選出下一任領軍人物。他也引述了薩稀賈古瑪博士的新書《人民行動黨曆史——1985年至2021年》（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1985-2021），來凸顯領導更新的重要。
新加坡兩位總理吳作棟和李顯龍都在“群英會”上獲同侪推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領導更替過程是否就如此直截了當，背後有沒有大家所不知道的細節？
本報梳理出《人民行動黨曆史》一書中，有關新加坡曆史上兩次政治領導交替的資料，了解交棒過程中鮮爲人知的故事。
現任總理李顯龍（中）1984年踏入政壇，並在原德義區獲得超過八成的選票。（檔案照片）
1984年全國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大跌12.9個百分點。正是這樣的選舉結果，讓建國總理李光耀確信，選定接班人的工作刻不容緩。選舉結束到新內閣公布之間的一周左右，就是決定新加坡第二代領導人的關鍵一周。
從大選投票日到新內閣12月31日正式宣布，僅九天。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2012年接受《人民行動黨曆史》作者薩稀賈古瑪（Shashi Jayakumar）博士訪問時說，當時一些人，包括資深黨員認爲，有必要檢討行動黨爲何流失選票，應推遲將領導棒子交給新領導人。
但李光耀認爲，基層情況在改變，當時的副總理吳慶瑞已退下，行動黨的自我更新更是勢在必行。他催促第二代領導班子要趕緊選出領軍人，並表示不論他們選擇誰，他都會接受。
除了觀察年輕領導人擔任部長和其他職務期間的表現，李光耀在1970年代後期也常與他們共進午餐，例如行動黨兩位組織秘書吳作棟和林子安、較少參與黨事務的陳慶炎博士，偶爾也包括丹那巴南。
李光耀也很有興趣知道年輕部長對彼此的看法。吳作棟回憶說，李光耀會要求年輕部長在紙上寫下其他部長在他們心目中的排位。
盡管李光耀屬意的人選是陳慶炎，但他堅信不能自己指定接班人。因此，李光耀決定在1984年底，讓年輕部長自己選出同侪之首，他不會加以幹涉。根據陳慶炎的記憶，年輕部長們在行動黨總部討論了大約10天沒有結論。
12月30日，年輕部長們到陳慶炎家中召開會議繼續討論誰出任第一副總理，也就是新團隊的領軍人。
那天會議，吳作棟因出席另一個會議而遲到。會議開始不久，陳慶炎就自願退出，等吳作棟趕到時，大家已經選定他爲領軍人，他也答應擔起重任。
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爲“群英會”。吳作棟在12月31日告訴李光耀，年輕部長一致推舉他出任第一副總理。
有趣的是，根據薩稀發掘的其他文件，吳作棟在“群英會”前一天就提呈給李光耀一分內閣名單，注明由他出任第一副總理。至于爲什麽這樣，薩稀在《人民行動黨曆史》中說，在陳慶炎家中舉行會議之前可能已經有了結論，開會只是爲了最後的蓋章。所以，群英會上被選爲接班人，吳作棟當時應該不感到意外。
吳作棟與部分黨中委 制定程序提名及確認接班人
新加坡第二次政治領導交替，當時的總理吳作棟很早就明確表示，副總理李顯龍是他與內閣同事明確選擇的下任總理。
盡管如此，吳作棟在與一些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商議後，還是制定了一套程序來提名和確認接班人。
部長和議員爲此分別召開三次會議，先是部長在2004年5月22日，由前副總理黃根成召集吃午餐，大約10名部長在會上做了一致的決定。同月28日，他們將人選提呈給行動黨議員小組（caucus）。這時，議員也受邀提名其他人。毫無意外，沒有出現其他名字，議員一致支持選擇李顯龍爲接班人。最後則由黨中委會確定這項安排。
吳作棟希望這個程序成爲傳統，因爲接班人選雖然在2004年很明確，但未來的接班計劃或許不會那麽直接。
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三任總理就是這麽誕生的，下來的第四代領軍人是誰、會以什麽方式推選出來，相信下來幾個月就有分曉。
第四代領導班子不會有像李光耀各方面遠遠高于其他內閣成員的政治強人，而是需要整個班子通力合作，共同管理。人民行動黨也清楚，在關鍵決策與政策制定上，必須確保這個做法不會拖慢決策速度。
薩稀賈古瑪博士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強調，強人政治已行不通，領軍人雖仍會掌握總理的所有權力，但會更偏向合議制，團隊的協商與決策風格都會受這種方式的影響。
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迪舒沙上個月底參與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時曾發表看法，認爲第四代領導團隊的“同侪之首”不必是最聰明的人，但必須是最能夠動員和凝聚團隊的一位。
薩稀在《人民行動黨曆史》一書中提出，自我更新是行動黨的核心DNA，但在更新過程中存在不小的挑戰。1993年至2001年擔任黨第一組織秘書的李文獻醫生接受薩稀訪問時透露，上世紀90年代，他找的每10個人中，只有兩三個人會同意接受正式的候選人面試程序，命中率並不很高。
進入90年代，說服能人從政也不見得簡單。薩稀說：“事實上，與我交談過的每個人，以及我收集到的證據顯示，基于各種原因，這項工作變得愈加困難。”
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個是：候選人不論是個人特點、怪毛病或過去做過的事情，都可能被挖出來，公開被批評得體無完膚。
社交媒體的出現，也意味著網民可以挑剔候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家庭、事業、學曆等。薩稀說，有些候選人可能做好了心理准備，但很多時候，當這些批評開始變得不公平、甚至充滿惡意時，也牽連候選人的家人。
即使候選人選擇不回應所有的批評，對他們的精力仍是巨大消耗，被人肉搜索也令人沮喪。一名退休部長就告訴薩稀，如果必須在這個時代經曆這些，他不確定自己還會從政。
1992年集體辭職制造補選 今日若仿效敗選風險高
數碼通信所提供的便利，也意味著議員須時時刻刻與選民建立情感聯系。薩稀說，年輕一代不希望只是在議員接見選民活動上看到議員寫信，議員幾乎24小時都必須表現出關心選民、隨傳隨到，這也很耗心力。
薩稀認爲，如果在今天要仿效1992年補選時，那種議員集體辭職以引進新人的做法，行動黨敗選的風險很高。
1992年，馬林百列集選區議員、總理吳作棟在自家地盤點燃補選戰火，讓反對黨人惹耶勒南有機會參選，執政黨也借這個機會引進具部長潛質的候選人，現任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便是當年出道的新人。
薩稀說，那場補選競選期間，行動黨曾提出吳作棟敗選的可能，但在當時那個可能性很低。今時今日，不論個別候選人多麽優秀，他們都必須讓人感覺真誠、可親，尤其是部長，必須面面俱到。
然而，要繼續引進新血並非不可能。薩稀說，人民行動黨很明顯地正在擴大範圍，深入到民間團體和各種志趣領域尋找有潛質的新人，即使是一些傳統上他們有所顧忌的地方。因此薩稀相信，新加坡的政壇上幾乎肯定會越來越少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技術官僚，即使有一些，也不會是同時引進一大批。
曾訪問李光耀及王邦文 取得曆史見證人第一手資料
王邦文是至今唯一健在的人民行動黨第一代閣員，1988年退出政壇，一直不願意接受正式訪問。（檔案照片）
爲了取得第一手資料、驗證不同記述或了解親曆者對事件的看法，薩稀賈古瑪博士在撰寫《人民行動黨曆史》的過程中，走訪了超過50名曆史見證者，其中包括授意撰寫此書的建國總理李光耀，以及現今唯一健在的行動黨第一代閣員王邦文。
根據記錄，薩稀與李光耀的訪問在2011年12月28日進行，李光耀是全書第一位受訪者；退出政壇後就鮮少接受訪問的王邦文，則是在2020年1月8日與薩稀會面，此時書籍的寫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薩稀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他很慶幸有機會訪問李光耀與王邦文。他也提到：“李先生接受我的訪問時，身體已經非常虛弱。”
薩稀透露，2011年與李光耀討論寫這部書的工程時，曾經提出在翻閱文獻之前應該先與還健在的親曆者交談。“李先生馬上說，王邦文，你必須和王邦文談談。”
他指出，事實上王邦文是李光耀唯一提到的人，顯示李光耀對訪問王邦文一事的重視。
書中提及王邦文的章節，圍繞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行動黨的更新、當時仍是新加坡武裝部隊軍官的李顯龍踏入政壇的時機，以及王邦文對擬議中民選總統制度可能削弱未來總理權力與地位的擔憂。
薩稀在寫作過程中，獲准閱讀行動黨的部分檔案，其中包括李顯龍踏入政壇前接受行動黨中委面試的文件。文件顯示，時任行動黨秘書長的李光耀回避了兒子的面試。“我能參考這些文件，但親曆者的個人記憶也很重要，如果還有機會，與他們交談是有必要的。”
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王邦文曾經在一場選區活動中針對“政治王朝”發表過反對意見，指出政治領導人的世襲任命不能解決政治繼承問題，通過這種途徑獲得任命的領導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薩稀訪問王邦文後發現，對方其實不是反對李顯龍從政，而是想要反映民間的看法，因爲當時有不少受華文教育的行動黨基層認爲，雖然李顯龍是高素質的人選，但人們無可避免地會提及他是建國總理的兒子。因此，王邦文建議讓李顯龍先加入民事服務或者私人領域，讓更多人了解其能力。
薩稀認爲，有必要交代王邦文的觀點讓讀者判斷，因此甚爲高興王邦文最終決定接受訪問。但沒能訪問另一位建國元老杜進才博士，則令他最爲遺憾。
“杜博士爲行動黨奉獻了一生，但我聽一些退休議員說，他晚年非常孤獨，因爲行動黨早期沒有照顧退休部長和議員的完善制度。”
據薩稀了解，《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的作者曾經嘗試聯系一些行動黨退休議員，但對方會直接挂掉電話。
他希望能有更多機會與前議員交流，這些年來他與更多議員熟稔之後，總會敦促對方撰寫回憶錄。“多數人不願意動筆，但我希望他們會那麽做。”
邝攝治引述《左傳》 谏言吳作棟寬猛治國
時任甘榜菜市區議員邝攝治在1979年補選的行動黨群衆大會上站台助選。（檔案照片）
1991年全國大選，剛出任總理的吳作棟未能如願獲得選民強力委托，行動黨甚至丟失四個單選區議席，令很多人把這看成兩黨制的開始。多名人民行動黨黨員在選後致函吳作棟，就吳作棟的治理風格谏言，老將邝攝治還引述《左傳》，認爲治國應寬猛並濟。
吳作棟剛擔任總理時，原本想施展更寬容、更溫和的作風。行動黨在1991年大選失利後，吳作棟將這視爲對他和他的政策的否定，薩稀賈古瑪博士認爲，這可能是誤判。
薩稀撰寫《人民行動黨曆史》一書時，有機會翻閱行動黨檔案。他說：“行動黨檔案中有大量寫給吳作棟的信件和字條，它們不屬于選後檢討報告，是個別議員說出對選舉的看法。1991年大選後的檔案特別厚。”
好幾封信的內容超出選情分析，鼓勵吳作棟堅持到底。其中一封信格外引起薩稀注意，信的作者與吳作棟有一段淵源，在吳作棟1976年首次到馬林百列參選時，從自己的支部捐出2000元，還派了住在馬林百列的幾名黨工幫忙吳作棟的邝攝治，他曾代表行動黨披甲上陣六次。
邝攝治1988年已卸下議員工作，他在信中直抒胸臆，並附上《左傳·昭公二十年》中的一段話，勸請吳作棟以寬猛並濟的方式治國。
有意思的是，李光耀也在1991年大選後致函吳作棟，強調了受華文教育議員的反饋。這些議員認爲，如果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不存有一點敬畏，可能會帶來麻煩。李光耀寫道：“這又回到了誰會爲你收拾的問題上。”
吳作棟的回複是：“我必須自己扛起責任收拾，默默地，像蘇哈多一樣。”
蘇哈多是印度尼西亞第二任總統。李光耀曾在1990年行動黨幹部大會上說：“蘇卡諾是偉大的演說家，蘇哈多不是。但正是蘇哈多帶領印尼走向成功的。吳作棟能成爲一個蘇哈多。”
薩稀看來，寬猛並濟的觀念，對吳作棟的治理方式有所影響，尤其是他在1992年的補選中獲得72.9％的高票支持之後。
1984年大選受重挫 反加快更新速度
人民行動黨在1984年大選遭受打擊，除了無法贏回在1981年補選中失去的安順議席，還丟掉了波東巴西的席位，全國得票率更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是1963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不過，行動黨非但沒有拖延第二代團隊接班的步伐，反而還加快了更新的速度。薩稀賈古瑪指出，行動黨領導層當時的用意，是想要盡早知道未來領導團隊能否勝任帶領黨繼續前進的使命。
他強調，更新是有必要的，而且已經深深地烙在行動黨的基因內，因此無論1984年、2011年還是2020年選舉結果帶來的挫折或震動，都不會讓行動黨更新的步伐停下來。
薩稀受訪時說，1984年的行動黨或許有人會認爲，應該重新考慮國會中有兩名反對黨議員之後的情況，但也有包括建國總理李光耀在內的黨內高層認爲，1984年是“換代”的大選，標志著時代的改變，行動黨更應該行動起來。
另外，時任副總理的吳慶瑞博士已經准備要退出政壇，須要讓吳作棟、陳慶炎博士等下一代人選走到台前。“黨的想法很可能就是要檢驗這些人在政治浪潮中是沉是浮，如果他們無法勝任，最好能夠早點知道。”
薩稀進一步指出，1984年除了高層領袖、部長和其他有政治職務者、後座議員乃至行動黨的活躍分子都啓動換代計劃，是全黨全方位的更新。
“很多人退出政壇，讓新人登場，當中也有更多技術官僚。”
不過薩稀也強調，第二代領導團隊中許多重要成員雖然有著公共服務背景，但他們也有豐富的私人領域經驗。這包括曾經在海皇輪船任職的吳作棟、在經濟發展局和新加坡發展銀行（星展銀行前身）工作過的丹那巴南、私人執業的建築師王鼎昌，以及在銀行業的陳慶炎。
他認爲，這些人先後在公共服務和私人企業的經驗，有利于接下來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帶來了一定的市場導向。“這是因爲熟悉市場和市場現實以及世界發展趨勢的人們，走到了政策制定的前排。”
劉程強一首潮州歌謠 暴露執政黨最弱環節
1991年代表工人黨的劉程強在勝選演說借用行動黨競選綱領標題，說他自己當選是“新的起點”。（檔案照）
反對黨是執政黨的對立面，分析人民行動黨得失也要審視政治對手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對黨一些受選民歡迎的做法或主張，正是執政黨最弱的環節。
薩稀賈古瑪在《人民行動黨曆史》中舉例，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在大選群衆大會上改編潮州歌謠《天頂一只鵝》，就讓很多人不禁叫絕。
劉程強當時把歌謠頭兩句：“天頂一只鵝，阿弟有某阿兄無”，改成“天頂一只鵝，政府有錢人民無”，道出一些老百姓覺得國富民貧的心理，諷刺政府不明白民衆心聲。
劉程強在1991年當選後港區議員，而薩稀認爲，劉的政治洗禮早在1988年就已經發生。
新加坡從1988年開始采用集選區制度，讓選民投選一個包括少數族群候選人的團隊。劉程強首次披甲上陣是在中峇魯集選區。那一年大選的主要課題是民選總統制提案，執政黨和反對黨在競選期間多次交鋒後，以華、英、巫三語舉行電視辯論，劉程強在華語辯論中的表現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薩稀受訪時說，劉程強清楚知道政治人物必須做好功課，1991年他決定競逐後港區議席顯然是他精准地看到自己的潮州話演講能力在那區可派上用場，而這正好是爲行動黨守土的陳原生不足之處。
薩稀也說，劉程強爲選區服務數十年，在不使用技術官僚所用的英語情況下，以自己的表達方式在國會中提出了不少觀點。
“他成功地做到這一點，他的聲望絲毫不受影響，還可以說得到提升，甚至是贏得行動黨的尊重。很少有反對黨人做到這一點。”
薩稀坦言，沒有反對黨領導願意接受他的采訪，但他拒絕透露這些人是誰。
他在書中也說，新加坡民主黨現任秘書長徐順全博士是最出名的反對黨領袖之一，但是他不曾拿下任何國會席位，薩稀笑稱，這也是“一項成就”。
薩稀說，不同時代的新加坡人會對徐順全有不同的看法。徐順全曾在美國威廉士學院嘲諷廣獲支持的吳作棟，引來許多反對聲浪，但現在人們還是願意聆聽民主黨的替代政策。
徐順全一些舉動令薩稀費解。2001年徐順全出征裕廊集選區，當時的總理吳作棟有一次到選區爲候選人拉票，碰到徐順全也在拉票，徐不斷要吳作棟說明“政府借給印度尼西亞蘇哈多政府的170億元，到底去了哪裏”，甚至找來揚聲器討說法。
薩稀在書中說，一些評論員認爲徐順全或許希望玩“烈士政治”，但他認爲這恐怕是誤判，因爲新加坡選民沒有打算接受烈士政治。
現在的徐順全雖然不能說是新加坡政壇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但薩稀認爲，他仍是新加坡政壇上的活躍分子。
1981年安順補選失利 五年輕議員“舉手”被李光耀責備
1981年10月31日舉行的安順區補選對新加坡政治産生巨大影響，因此它雖然在時間點上超出薩稀賈古瑪博士《人民行動黨曆史》一書的涵蓋範圍，但他在研究過程中會留意相關資料，並認爲一些結論有寫進書內的必要。
惹耶勒南（左）補選勝出後擁抱當時年僅17歲的次子菲立（中）。右爲工人黨當時的主席黃漢照。（檔案照片）
在討論上世紀90年代設立社區發展理事會的章節中，薩稀回顧了行動黨1981年11月17日在國會大廈召開的黨團會議。那次會議討論了是否將安順區的基層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民衆聯絡所，根據昆斯伯裏規則（Queensberry rules）的公平競爭行爲交給當選的反對黨議員惹耶勒南。
薩稀指出，行動黨在安順區補選失利後，原本有好幾位行動黨議員認爲應該讓惹耶勒南擔任基層組織顧問，但到了黨團會議時，只有五名年輕議員認爲應該這麽做。建國總理李光耀在會議上責備了這五名議員，並說他們犯了政治幼稚的錯誤。
薩稀受訪時說，這是非常重要的黨團會議，不過當時的記錄似乎已經遺失，但他能夠從訪問和其他記述中拼湊當時情況。這包括，行動黨中委已在黨團會議前決定不要移交基層組織，但還是讓議員舉手，了解年輕一代議員的看法。
他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我可以告訴你，我大概知道誰舉了手。但我向他們詢問時，沒有人承認。後來與這些前議員多次會面之後，大家比較熟絡了，他們才透露自己當年可能舉了手，或者問我有沒有人說他舉了手……久而久之你就能拼湊出實情。”
吳作棟（面對鏡頭右一）是安順補選行動黨的操盤手，薩稀賈古瑪認爲這場選舉失利産生了巨大影響。（檔案照）
薩稀也說，雖然他的書中沒有談到安順區補選對于選前被任命爲行動黨補選操盤手的吳作棟産生什麽影響，但研究結果顯示，李光耀更感興趣的似乎是補選失利有沒有擊垮吳作棟，而非輸掉安順議席。
書本簡介
《人民行動黨曆史——1985年至2021年》一書，是建國總理李光耀在2011年全國大選後，授意薩稀賈古瑪所寫。
現爲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卓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薩稀賈古瑪博士（圖，48歲），當時還在公共部門服務。
他說，李光耀擔心年輕人對新加坡的獨特之處和生存之道缺乏認識，因此希望有一本適合這個群體閱讀的學術書籍。可惜此書耗時10年才完成，李光耀在世時無法見證它的出版。
這本學術著作由國大出版社出版。書中沒有著墨行動黨的早期曆史，而是以1984年12月的全國大選爲敘事起點，講述該黨近35年的執政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