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這不等于說你會落入很糟的狀況，但是我認爲兩邊都知道這麽做的代價會非常高。”
隨著更多提問聚焦中國，有美國媒體記者問：美國總統拜登和美國國會是否接受了李總理提供的“北京耳語者”（Beijing whisperer）角色，意即能和北京溝通的人。
（海峽時報）
總理在回答另一個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時也說：“如果你說你打算把中國完全切割出去，你打不死它，而你自己也會受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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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理以“墨迹擴散“效應來比喻世界各國可以相互合作，但又有某種過濾作用，能避免完全與某些國家切割。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世時，也經常被問起是否扮演“傳話者”角色的問題，他都否認。
李總理認爲，烏克蘭的情況給中國出難題，如果可以這樣對待烏克蘭，東南部的頓巴斯可以被當作是飛地，那中國國土上非漢族的聚集地呢？
他說，事實是中國采取了自己的立場，而中國認爲他人在請求中國幫解決俄羅斯造成的問題，中國給的回應是“解鈴還須系鈴人”。李總理解讀：“換言之，你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在華盛頓的李總理聽到這個問題時也立刻回答：“我不是北京耳語者”。該媒體記者馬上跟進問：“你能當嗎？”
他說，世界不再有一個能讓對手、敵對方、競爭者合作的機制，而這原本正是大家創造共贏的機制。李總理說：“現在是要分出輸贏，你要把對方打倒、修理他、摧毀它的經濟，這樣其他國家要如何繼續合作，而不淪入無序、自給自足或無政府狀態？新加坡非常擔心這一點，因爲我們需要全球化維持生計。”
至于制裁的問題，總理則從世界相互依存的角度來看：大國采取制裁措施會導致另一個國家面對實際的經濟後果，但是換個角度，如果美國切斷中國的聯系，以爲反正自己在中國沒有相等規模的存款，但實際上兩國的經濟密切相關，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許多美國公司的生産基地。切斷關系反過來也會傷害美國。
李總理笑著解釋，新加坡不是（中國）家庭的一員。新加坡作爲以華族占多數的東南亞多元種族國家，有獨立的國家利益和優先考慮順序。“中國以這個定位對待我們，我們也提醒他們這點。”
他對這群華盛頓觀衆重申，中國發展的動力巨大且不能阻擋，“你可以嘗試阻擋它、拖慢它，這樣你可以爲自己阻絕一些沖擊，但也設定了一個會持續很長時間的麻煩關系。你也可以嘗試和它合作，讓它融入國際體系，你和它都從中獲益。慢慢的，你希望一個建設性演變會發生。”
“如果你跟一些（美國）公司談，他們會告訴你問題依然存在，不過也已經變得比較可控。因爲中國現在也有更大的利益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産權。我認爲中國希望從其他國家得到的，就如美國在19及20世紀初非常努力做的一樣，就是從有這些技術和想法的國家，汲取他們的技術和想法。正如你們過去也從歐洲學習，從不少帶著想法、來自歐洲的流亡人士和訪客中得益。有時候你們也通過自己靜悄悄的渠道獲取這些信息。中國人也在這麽做。……對于這個課題，我認爲制裁不會很有效。需要做的是與他們非常高層的人進行非常認真的對話，很清楚地讓他們知道，要維持穩定的關系，雙方必須有互信。”
——李總理在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對話會上回答關于美國國會對中國剽竊知識産權充滿憤怒的問題。
至于區域其他國家，李總理說：“本區域的所有國家，都擔心主權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要保持和中國的聯系，而且有的國家與俄羅斯也有重要聯系，印度就是一個例子。”
在一個小時的對話會裏，主持人、台下與線上對觀衆提出的問題中，不少圍繞著中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中國面對尴尬問題，因爲這違反了中國本身珍惜的領土完整、主權與不幹涉他國內政原則。不過，在亞太區域，中國不會因爲拒絕疏遠俄羅斯而付出政治代價。
全球化、多邊合作框架、讓對手在同一個框架裏互動，是李總理一再強調的概念。在對話開場談到烏克蘭危機帶來的負面沖擊時，李總理就指出，這場危機讓各國共同應對貿易、氣候變化、疫情預防、核不擴散的多邊合作機制難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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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辯論，李總理認爲各國不可能走回頭路，大家仍需要國際貿易，但也需要設立機制來確保夥伴間的互信，並且留有冗余以預防貿易線失效。美國需要把制造業帶回國，同時避免導致保護沒有經濟效益的企業，新加坡則要確保自己是可靠供應鏈裏的一環。
“我想我們都希望看到台灣的現狀能維持，如果有變化也不是以暴力或非和平方式發生。但這很難處理，因爲這不只是經濟問題、戰略問題，而涉及到政治和當地民衆的感情。因此，你只能通過很長的時間去處理。”
——李總理在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對話會上談到台海問題。
我國總理李顯龍當地時間星期三（3月30日）出席華盛頓智庫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對話會，協會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在主持時問到，中國與戰爭發動者的關系如此密切，俄烏之戰會否讓中國省思，並且在區域內付出政治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