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是一場給老年人的生活帶來無數可能影響的全球健康危機。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姜楠、吳木銮和香港城市大學鄭炜三位學者合作，研究了在新冠疫情期間，在東亞和東南亞六個國家與地區的中老年群體中，社會信任是否與更多的心理壓力存在關聯。 研究結果表明，社會信任水平與壓力的關系因地區而異。在新冠疫情和其他重大衛生危機中，需要加強幹預以適應區域獨特的社會經濟環境。論文發表在SSCI期刊BMC Geriatrics上。
研究背景
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場給老年人的生活帶來無數可能影響的全球健康危機。首先，老年人感染後死亡率明顯高于年輕人。此外，強制執行的保持物理及社交距離的要求可能會耗盡老年人的應對資源，使他們面臨社交孤立的高風險，並最終增加心理壓力。此外，由于醫療資源的分配，老年人在公共輿論和制度決策中會遭受更嚴重的年齡歧視。最後，不充分或錯誤的信息以及代際緊張會進一步加劇壓力。這些普遍性的因素，加上老年人所面臨的諸多脆弱性，如更高的健康風險、流動性限制和經濟困難等，新冠疫情給老年人帶來的心理影響是巨大的。社會信任是解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老年人在疫情中面臨心理壓力的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爲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信任可以被定義爲促進社會網絡中的互惠交換的“道德資源”。越來越多研究將疫情期間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與社會信任聯系在一起，並且心理健康與信任的關聯相比于社會資本的其他維度往往更緊密。盡管研究數量增多，但大多數關于老年人在疫情期間社會信任和壓力的研究都在北大西洋國家。盡管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ESA）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但在ESA社會信任和壓力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些北大西洋國特有的社會信任差異因素可能無法適用到有集體主義精神和嚴格遵守規範的ESA。因此，本研究調查了新冠疫情期間六個ESA地區老年人的社會信任與心理壓力的關系。
政府-社會關系下的三角政治關系(PNT)分析框架
新冠疫情、心理壓力與社會信任緊張與應對互動模式有助于理解COVID-19作爲一個壓力源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該理論假設，壓力體驗發生在一個人與更廣泛的環境之間的互動中。根據該理論，壓力源的影響取決于：a）老年人對壓力的感知，以及b）老年人如何應對壓力，或者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資源來應對壓力。如果應對資源不足，心理喚起水平仍然很高，則更可能出現適應不良的心理結果。最新研究已發現了COVID-19對老年人健康的危害。一些研究認爲年齡有利于對抗COVID-19帶來的心理影響，因爲老年人生活經驗更豐富從而具備更好的應對方法。然而，由于先前的健康狀況、感官意識下降、身體損傷和經濟困難，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響。此外，COVID-19更可能提高其壓力水平。首先，封控措施和社交距離讓老年人面臨社會孤立和孤獨的風險，這些壓力源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此外，疫情時間跨度的不可預測性、感染可能性及其後遺症加劇了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感。這導致老年人受疫情的影響、壓力反應加劇，即使他們自己沒有感染病毒。基于這些原因，理解疫情對老年人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圖源：NKF社會信任可能是老年人的應對資源。社會信任源于社會資本，它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在社會中，我們考慮個人之間的相互信任（人際信任），以及制度和組織（如政府和醫療），被稱爲制度信任，兩者相互影響。將社會信任與壓力聯系起來的潛在機制包括：a）政府信任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遵守限制並支持上級要求；b）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增強了人們對快速流調和治療的信心；c）鄰裏之間的信任緩沖了壓力源，並增強了人們對社區防疫有效性的信心。對老年人來說，高水平的社會信任有助于增強其安全感和信心，最終可能會減少壓力源的影響。社會信任還通過提供社會支持、社區凝聚力和其他緩解壓力的資源使老年人受益。生活在一個人人互助的社區，可能會減輕老年人的擔憂恐懼。此外，高水平的社會信任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堅持和適應防護措施，如使用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了解他人以同樣的方式行事，可能會進一步減輕老年人的壓力。實證表明，社會信任與老年人較低的壓力有關，而在疫情期間缺乏強有力的社會信任則與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關。新冠疫情與ESAESA地區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有效實行了非藥物幹預以預防疾病傳播的措施，如佩戴面罩、嚴格的邊境管制、隔離政策、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廣泛的測試和接觸追蹤，從而實現了相對較低的死亡率。與北大西洋地區相比，ESA的老年群體，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中享有一定的優先權。ESA的另一個特點是其關系緊密的社會文化，包括嚴格的規範和對社會失範行爲的懲罰。此外，由于先前的疫情經曆，ESA以高度協調和嚴格的社會規範爲疫情做好了准備。最後，關于ESA的研究發現，很少存在年齡歧視，而是更高的代際團結，這與西方的研究結果形成了對比。總的來說，ESA的成功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強有力的控制政策，和公衆因較強的社會信任自下而上的遵守政府指令這兩種途徑的結合之産物。然而，當前仍然缺少關于ESA老年人的社會信任對其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我們不能默認北大西洋國家觀察到的兩者之間的關系能夠轉化到ESA情境中。我們的研究試圖通過研究三個社會信任指標及其對六個ESA地區老年人壓力的影響來填補這一空缺。具體而言，我們假設在ESA，有較高社會信任度的老年人在疫情期間更少可能經曆壓力。
研究方法
研究者們在ESA的六個地區進行了網上調查以測量公衆的態度。這六個區域分別是中國香港（簡稱香港）、中國台灣（簡稱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數據收集從2020年5月開始，此時這些地區已受到新冠疫情爆發的影響，且世界衛生組織（WHO）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爲全球流行病。如圖1所示，六個區域均在2020年1月下旬檢測到新冠病例，3月底，隨著歐洲和美國境外輸入病例被檢測到，他們均面臨著第二波疫情。 
這項調查采用了基于概率的網絡面板數據，具備以下幾個優勢。首先，與疫情期間面對面的調查相比，使用網絡面板數據更可行。其次，它允許測量的標准化，在近乎實驗的環境下分析信任和壓力之間的關系。第三，它涵蓋了研究相對不足、但受疫情影響的地區，這有助于及時向研究人員和決策者提供證據，並爲未來的研究提供原始數據點。研究者們采用基于概率的配額抽樣法，以確保所選樣本符合每個管轄區最新可用的人口普查發布的人口地理和人口特征。總的代表性樣本包括12062名參與者，每個地區約有2000名參與者。我們將55歲及以上（N=2318）的個體納入本研究，這與重點調查的指導原則一致。測量
心理壓力研究中的所有參與者都被問及創傷後應激障礙檢查表中的問題。我們選擇了五個與疫情相關的心理壓力症狀。該量表在一般人群樣本中一致性很高。受試者根據以下陳述對他們的壓力從1（一點也不）到7（非常）進行評級：疫情爆發後，你在多大程度上：1）對離開家感到壓力；2）對當下發生的事情有反複和不安的想法或做夢；3）很難集中注意力；4）有入睡障礙或失眠問題；5）感到煩躁或發怒？總分從5分到35分不等（信度系數α=0.92）。社會信任測量問卷提出以下問題：1）你對以下機構應對疫情有多少信任？a）政府和b）醫療（包括醫院、醫生和護士）；2）你對鄰裏在防止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多少信任？選項基于李克特7級量表，即從1（完全不信任）到7（完全信任）。協變量基于先前的文獻，研究者們根據一些變量與研究結果的潛在相關性，在數據集中選擇了一組可用的關鍵協變量。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年齡（55-59、60-64、65+）、性別（男或女）、教育（中等或以下、大專、學士或以上）、居住狀況（城市或農村）、就業狀況（是或否）、收入（十分法）、與配偶同居（是或否）、與子女生活（是或否）。研究對象還被問及是否患有慢性病（是或否）。數據分析采用Stata軟件（15.1版）進行統計分析，描述性分析采用未加權數字和比例。針對協變量調整而建立的區域多變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對社會信任（暴露）與壓力症狀（結果）之間的關系進行評價。每一次暴露使用單個OLS回歸模型，而非將它們合並在一個回歸中，以避免潛在的多重共線性。我們沒有使用多層次模型，因爲在複雜研究設計中，這種分析會産生有偏估計。在第二組分析中，研究者們對每個區域內的線性回歸進行建模。將每個區域的系數估計合並爲隨機效應元分析以1）使關聯強度的變化可視化；2）檢驗ESA各組成區域內結果的可推廣性；3）用第二種統計方法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計算了Higgins I2統計以評估區域間未被抽樣誤差解釋的異質性水平。在完整的數據分析中剔除了包含缺失值的案例（n=10，0.4%）。OLS分析結果的置信區間爲95%，統計學顯著水平設爲p<0.05（雙側）。基于先驗功效分析，研究者們計算了在我們的雙尾OLS回歸分析（α=0.05）中，99%的機會檢測到小效應值（相關系數≥0.6）。
研究結果
各區域的樣本特征見表1。分析樣本包括2308名55-59歲（54.7%）、60-64歲（30.3%）和65歲及以上（15%）的人（48.6%爲女性，51.4%爲男性）。城市居民占77.7%，此比例在韓國（90.5%）、香港特別行政區（89.3%）和台灣地區（87.9%）更高。平均壓力得分在15.4分（新加坡）到21.1分（韓國）之間。新加坡的政府、醫療保健和鄰裏信任程度最高（分別爲5.3、6.0和5.8）；日本的政府（3.6）和醫療保健（5.3）信任度最低；韓國的鄰裏信任度最低（4.9）。二變量比較表明，壓力水平較高的參與者往往更年輕，具有本科或以上學曆，且住在城市區域。
根據社會人口學特征和健康協變量調整的多變量線性回歸分析表明，三個社會信任構成均與壓力呈負相關（表2）。當對社會信任的各個測量進行區域間交互作用時，政府信任、醫療信任和鄰裏信任的系數和顯著性均有所增強（β=−0.83，SE=0.28，P<0.01；β=−1.55，SE=0.37，P<0.001；β=−0.75，SE=0.36，P<0.05）。
各區域線性回歸分析和元分析的結果如圖2（從A到C）所示。我們發現，在新加坡（b=−0.63，SE=0.31，p<0.05）和韓國（b=−0.93，SE=0.22，p<0.001；圖2A）政府信任與壓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圖2B顯示，在新加坡（b=−1.36，SE=0.40，p<0.001）和台灣（b=−1.26，SE=0.40，p<0.01）較高水平的醫療信任與較小壓力顯著相關。此外，在香港（b=1.299，SE=0.35，p<0.001）鄰裏信任度較高與較高壓力水平顯著相關，而在新加坡（b=−0.77，SE=0.39，p<.05；圖2C）則壓力水平則顯著降低。三種模型均顯示區域間異質性水平較高（I2=76，95%置信區間[CI]=47，89%；I2=76，95%CI=45，89%；I2=75，95%CI=45，89%）。社會信任各項與壓力之間的關聯在日本和泰國無顯著性差異（p>0.05）。完整的模型結果如附錄中表A1-A3所示。 
穩健性分析
爲了評估社會信任和壓力在區域內的關聯是否因人口學變量或社會經濟群體而異，研究者們在完全調整的模型中進行了額外的交互分析。具體而言，年齡增強了社會信任在香港和日本的保護作用。此外，在香港和台灣受高等教育的老年人中，社會信任與壓力呈正相關。在日本高收入的老年人中，政府信任與更大的心理壓力風險有關。除鄰裏信任外，泰國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放大了社會信任的積極效應。此外，由于感知社會支持是社會信任的結果，研究者們沒有將其納入主要模型。我們使用感知社會支持作爲協變量重新檢驗模型，發現實質性結果保持不變。研究還發現，在日本，社會信任和感知社會支持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表明存在調節效應。
討論
本研究是首次研究ESA老年人社會信任與心理壓力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在ESA，5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社會信任與壓力有關，但社會信任各項指標在壓力中的大小和方向因區域而異。這與迄今在北大西洋國家進行的研究不同。理解這些變化的原因不僅對理論框架至關重要，而且有利于尋找未來應對疫情的幹預措施。實證數據顯示，對老年人來說，政府信任水平與壓力的關系在區域間有所差異。與分析中的其他地區相比，新加坡和韓國政府信任程度最高，且與壓力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兩個地區嚴格的防疫政策可能會增加居民對政府的信任，這對于見證公衆合作、實現疫情防控所需的高遵守率至關重要，同時，也有利于緩沖和調節老年人負面的心理情緒。相比之下，日本沒有執行嚴格的社交隔離和流動控制政策，也沒有執行更全面的檢測和接觸追蹤，特別是在疫情爆發初期。由于政策的弱化和個人遵守程度更低，因此可以看到，日本在ESA各區域中政府信任度最低，且與壓力無顯著關系。
（攝于疫情之前，圖源：tzuchi）
研究還發現，在新加坡和台灣，醫療保健的信任水平更大，且與壓力的關聯更強。鑒于COVID-19具有高度傳染性，具備足夠的治療能力和有效控制確診病例數量可能起到壓力緩沖的作用，從而使醫療信任與壓力之間的負向關聯增強。新加坡和台灣都采取了相應政策以減少社區傳播。然而，台灣地區2020年的感染率很低，只有799例，死亡7人；在新加坡，當地病例增加到58843例，但死亡30例，比率仍然很低。這與先前的發現一致，老年人的心理壓力與COVID-19死亡的總人數有關，而不是百分比。本分析表明，只有在新加坡，高水平的鄰裏信任緩解了疫情期間受試者的壓力。推測地說，社會凝聚力和社區意識有助于産生迅速的、合作性的回應，從而改善心理健康。此外，公衆對這一科學挑戰的正確理解以及對社區中非藥物幹預措施的高度遵守可能會導致較低的壓力。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研究發現，在香港，鄰裏信任與心理壓力呈正相關。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在政治動蕩和社會信任下降的社會中，鄰裏信任可能是不利的。在別人都不信任的環境中，盲目信任鄰裏的老年人可能會被利用。我們的穩健性分析還證實這一發現或許能夠由社會不平等機制來解釋，這一發現值得今後進一步研究探索。最後，在日本和泰國，社會信任與壓力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分析中的大量樣本和有限的調整表明，其無效結果並不是由于缺乏統計效力或過度標准化所致。我們能夠檢測到低效應值（功效爲0.99，檢測效力系數≥0.60）。在泰國和日本無顯著關系的深層機制尚不清楚。推測來講，泰國未顯示出社會信任與壓力之間的顯著關聯，可能因爲泰國是一個不那麽發達的地區，除了其他體制差異外，其醫療保健水平較低。此外，2020年初的反政府抗議可能是另一個潛在原因。對于日本，本研究的發現與先前研究認爲社會信任對災後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的觀點相矛盾。這一分歧的潛在原因可能來自我們的樣本構成，即包含55歲至64歲的個體。穩健性分析表明，65歲及以上且具有較高社會信任水平的老年人更少可能感知壓力，這與先前的研究一致。研究還發現，具有較高感知社會支持的日本老年人，其社會信任與低水平的壓力顯著相關，這說明了壓力應對互動模型中假定的社會支持的有利作用。盡管疫情不可預測，但前瞻性地加強社會信任可能會減少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響。疫情對壓力的影響取決于風險和韌性因素的綜合。高度的社會信任對于促進複原能力和改善疫情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是十分重要的。當人們越來越不信任時，政治動蕩、無效的政策和經濟形勢衰退都會削弱私人和公共領域的社會信任。社會信任可能失去了作爲壓力緩沖的保護功能。本研究表明，即使在需要社交距離、隔離和接觸追蹤的情況下，加強社會信任工作長遠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即使沒有疫情，保持社會信任、建立社會資本以産生有效的社會凝聚力，對于老年人來說是必要時有彈性的應對策略。本研究表明，需要采取幹預措施來增強社會信任。從其性質上講，疫情造成了時間、空間和規範的不一致和不確定性。政府回應需及時有效地采取行動。老年人對經濟、糧食、醫療和人身安全的需求應得到優先考慮和可靠滿足，以創造社會信任的條件。這對于鞏固社會信任、執行嚴格規則以及強調代際團結和廣泛分享努力將是有益的。此外，一個強有力的民主決策基礎，讓老年人在社區中聲音轉化成決策途徑，，能夠有助于促進信任。此外，以老年人容易理解的話語表達相關信息以及開放的信息獲取途徑，有助于系統透明。最終，社區參與可以證明老年人的聲音被傾聽，讓決策者能夠理解他們的觀點，針對困難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本研究有幾個局限性。首先，實證數據有限，雖然研究者們考慮了數據的關聯，包括對重要協變量的調整，但現有分析尚不能推斷因果關系。其次，數據的局限使我們無法全面研究導致不同區域不同模式的內在機制。這些調查數據中無法找到進一步解釋社會信任的潛在的混雜因素。個人性格和應對方式通過評價和壓力減輕改變社會信任的效果。此外，其他未被測量的情境因素，如感知社區凝聚力，也可能解釋這六個區域社會信任與壓力的關聯存在的較大差異。
結論
本研究爲新冠疫情期間老年人社會信任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做出了貢獻。研究結果強調了社會信任作爲晚年心理健康支持性資源的重要性。此外，本研究還識別了ESA中各種情境因素放大或縮小了社會信任對老年人心理壓力的保護作用。隨著世界各地的決策者和研究者准備應對疫情的長期影響，本研究提供了研究該效應在ESA的不同表現。如果能夠根據不同地區的特殊條件來調整幹預措施以增強信任，那麽應對新冠疫情或未來的危機則將取得成功。全文可以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Social trust and stress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Asia https://bmcgeriatr.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77-022-02847-5
附參考文獻附參考文獻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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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治理與反思】新冠疫情期間老年人社會信任與壓力應對：來自亞洲的證據
原文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姜楠、吳木銮，香港城市大學鄭炜
原文發表于微信公衆號“治理學術” ID：academyo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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