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秘職業“女性化”變遷及其影響
作者：範若蘭
來源：《八桂僑刊》2022年第1期，點擊閱讀原文浏覽更多精彩內容。
作者簡介
範若蘭，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 東南亞研究、伊斯蘭教與政治研究、女性研究。
摘要：文秘職業一向被視爲女性職業，但在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文秘職業是男性職業。隨著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經濟起飛和女子教育的發展，女性大量進入文秘職業，文秘職業逐漸“女性化”，並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成爲新加坡女性第一大職業群體。隨著文秘職業“女性化”，文秘職業標准隨之改變，變成了“適合”女性的“細心、溫柔、善解人意、美麗、能幹”，文秘形象也從“花瓶”變爲“白領麗人”，該職業的男女收入差距相對最低。
關鍵詞： 新加坡;文秘職業;女性化;華人婦女;
文秘職業是職業分類之一，主要包括秘書、書記、簿記、辦事人員、打字員和速記人員等，亦被稱爲“文員”“白領”，與代表勞工的“藍領”和代表經理、老板的“金領”相對。在勞動力市場分工中，男性與女性職業分布有所不同，女性集中的職業往往帶有“女性化的技術和工作環境”特征，如“靈巧技能”“文秘職責”“撫育技能”或“服從性工作”等，而男性集中的職業往往帶有“男性化技術和工作環境”，如“重體力勞動”“極端惡劣工作環境”“數理技術”“職權崗位”等1。文秘職業通常被視爲是“女性職業”，因爲女性的細心、認真、服從、忠誠、溫柔、善解人意，因此被認爲“適合女性”。
新加坡具有城市、工商、華人社會的特征，從殖民地時代以轉口貿易爲主，到獨立後大力發展制造業、金融業、商業等産業，逐漸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是東南亞的工業中心、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與此相應，新加坡在制造業、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較多，主要爲工人、文秘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銷售人員、服務人員等。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和産業結構升級，華人婦女的職業也在提升，20世紀70年代以前新加坡女性最大的職業群體是勞工，90年代以來最大的職業群體是文秘。
文秘職業被認爲是“女性職業”，但在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的文秘職業還是標准的“男性職業”。20世紀70年代隨著新加坡經濟起飛，女文秘大量出現並開始取代男文秘，80年代超過男文秘，文秘職業“女性化”。可見，職業的性別隔離和標准在不同時代是不一樣的，那麽，經濟發展和性別規範如何影響職業標准和職業選擇？女文秘的職業形象有何變化？文秘職業“女性化”有何影響？
學界關于新加坡華人婦女的職業研究很少2，女文秘人員的研究更少，只有女性經濟參與的相關研究提到女文秘在職業女性中所占比重，涉及女文秘的工作和感受3，但對這一職業的變遷沒有探討，更沒有深入分析這一職業“女性化”的根源與影響。本文提出“適合女性”這一核心議題，主要利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勞動力調查報告、報紙報道等一手資料，探討新加坡文秘職業的性別變化及影響，通過分析“適合女性”話語指出大量女性進入這一職業，不僅改變了職業評價標准，改變了女秘書的“花瓶”形象，而且促進了女性的職業提升。
鑒于新加坡人口76%以上是華人，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華人女文秘職業變遷，兼及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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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男性職業”到“女性職業”：女文秘職業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20世紀新加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殖民地變爲獨立國家，從轉口貿易港口變爲新興工業化國家，並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經濟發展和産業升級促進了華人婦女的經濟參與和職業拓展，華人職業婦女由少變多，職業領域由窄變寬，從20世紀初少數職業，發展到20世紀末的教師、律師、工程師、企業家、政治家等所有職業，不少職業由原來的“男性職業”變爲“女性職業”，如教師、文秘、傭人等。
（一）女文秘職業變遷
新加坡華人女文秘人員不知確切出現于何時，因爲殖民政府在1871、1881、1891、1901年所進行的人口普查數據只對人口的性別、族群分類，沒有職業分類。1911年的人口普查有性別、族群、職業分類，但沒有文秘職業分類。1921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8 345名華人男文秘，59位華人女文秘，女文秘只占文秘職業的0.7%4。1931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1 751名華人男文秘，5位華人女文秘，女文秘只占文秘職業的0.2%5。194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20 274名華人男文秘，1 123位華人女文秘，女文秘占文秘職業的5.2%6。可見，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已出現華人女文秘，但人數極少，1921年只占文秘職業的0.5%,1931年因爲世界經濟危機，新加坡經濟深受打擊，文秘人員失業嚴重，女文秘僅占0.2%,1947年略有上升，占5.2%，而且，她們的職級較低，很少是秘書，大多是打字員、速記員。總之，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文秘職業是標准的“男性職業”。當時的女文秘大多受過小學以上教育，主要在公司供職，需要良好的英語水平，因此，畢業于英校和教會學校的女生比畢業于華校的女生有更多就業機會。她們以能力和細致，得到雇主欣賞。有一洋行雇傭女子當速記員，雇主認爲華人女子的速記水平較其他種族爲高，每分鍾130字，因此又多雇傭兩位華人女速記7。
20世紀50年代華人女文秘略有增長，她們大部分是在政府機構和商業機構服務。據新加坡一個職業介紹所的數據，1952年由該所介紹任速寫、打字員者，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他如招待員、電話接線員，亦多由女性擔任8。這一時期女文秘雖有增多，但找工不易，她們的就業機會甚至不如女傭。究其原因，這一時期新加坡尚未獨立，政府機構錄用人員有限，經濟尚不發展，商業機構雇傭文秘人員也有限；華人女文秘一般都是受過英文教育，她們多服務于外國人開辦的公司和企業中，而華人的經商方式尚未發展到聘用女性爲文員的階段，因此，華校畢業女生更難找到書記類職業，“反之，受英文教育者，尚可找到秘書之類的工作。”9195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華人女文秘占華人職業婦女的5%，位于服務人員（35.7%）、工人（27.6%）、農民（12.5%）、銷售人員（10.5%）、專業技術人員（8.2%）之後，僅高于經理管理人員（0.2%）10。
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經濟起飛，從事文秘職業的華人女性越來越多，她們大量就職于政府和商業機構。女文秘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較低級別的女書記，主要負責打字、接電話、速記、招待賓客等工作；另一類是較高級的女秘書，她們在公司或機構中享有相當高的地位，參與公司的管理工作。如新加坡的林江豔文，她的履曆如下：1953—1954年任職書記，1954—1956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擔任出口經理之秘書，1956—1957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公司秘書處擔任秘書，1957年擔任一家商行董事之秘書，1957—1961年在倫敦一家研究協會擔任技術秘書，1961—1962年擔任一家倫敦特許會計公司之助理秘書，1963年加入崇僑銀行服務，在總行充任一級受訓職員，1964年提升爲總行助理秘書（一級職員），1969年11月提升爲大芭窟分行主任。語言：能操英語、粵語與閩語11。林江豔文從低級書記做起，到高級秘書，到銀行經理，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女性商業人才。
這一時期新馬華人女文秘明顯增加，1970年人口普查，新加坡華人女文秘占職業女性的比例上升到16.9%，排名第3位，位于工人（31.7%）和服務人員（22.7%）之後。這一時期女文秘出身英校和華校者皆有，要具備較好的中英文水平。她們通常是中學畢業，極少大學畢業者，也有不少人是在各種商業學校專門學習秘書課程。新加坡女性大多參加英國特許秘書協會的考試，考試及格即可得到該協會的文憑。許多以前只有白人才能擔任的職位，現在多由本地女秘書充任，如銀行雇用的女文秘日益增長，20世紀60年代末，新加坡一家銀行的職員，包括經理部和書記，只有15%是女性，到1971年，女性占了50%，大多數是擔任書記、秘書，接受男銀行家的命令，只有四位行員是女性12。
對于中學畢業的華人女性而言，文秘職業是她們最向往的職業之一，既是坐辦公室的“白領”，報酬又較優厚。20世紀70年代初，新加坡一般書記的工資平均都在400、500元左右，往往規模越大的公司薪水越高。高級女秘書的工資都在1 000元以上，幾乎是書記的一倍13。從當時招聘來看，對于秘書，明確標明是女秘書，要求通曉中英文，最少高中畢業，此外，問訊處職員、電話接線生、出納也明確要求女性。對于會計和簿記，則男女不限14。
20世紀80、90年代，新加坡經濟持續發展，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受中學、大學教育者增多。經濟發展能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接受較高教育的女性也更能勝任文秘工作，兩者結合，華人女性大量進入文秘職業，文秘成爲女性主導的職業，也成爲華人職業女性第一大群體。1980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女文秘有99 188人，占該職業的62.7%,1994年爲181 589人，占該職業的74.6%，在女性職業中占27.4%，排名第一15。新加坡文秘職業已經是女性占主導地位，這一職業也成爲標准的“女性職業”。
隨著大學教育普及，華人婦女的職業等級進一步提升，2005年文秘職業仍是新加坡華人女性的第一大職業，占24.8%，其次是自由職業者和技術人員（23.7%），服務與銷售人員位居第三（15.9%），專業人員第四（12.6%），與此同時，女工（包括制造業技工、操作工、裝配工）急劇下降，僅占6.6%16。
（二）影響因素
新加坡文秘職業從“男性職業”到“女性職業”的變遷，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經濟發展、女子教育水平提高和性別觀念變化。
首先，新加坡經濟增長和産業結構變化是影響文秘職業變遷的最重要因素。
新加坡是一個港口城市，在殖民地時代主要靠轉口貿易取得繁榮，發展與之相關的加工業、商業、銀行業等，受國際市場影響大，經濟曲折發展，産業結構畸形，吸納勞動力有限。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紛紛取得獨立，采取直接貿易形式，新加坡的轉口貿易經濟不斷衰退，1959年自治時，新加坡的失業率高達13.2%17。1965年獨立時，新加坡失業率高達14%。爲擺脫困局，新加坡政府致力于發展經濟，從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促進工業化發展，到1967年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制造業和金融業。1980年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新加坡政府致力于産業升級，積極發展技術密集型産業，逐漸淘汰勞動密集型産業，于是以電子、石化爲主的技術密集型産業迅速發展，因此，電子産業成爲制造業的龍頭，21世紀初新加坡成爲全球重要的集成電路、芯片和磁盤驅動器生産基地。同時，制造業發展促進了商業金融服務業發展，新加坡成爲東南亞的金融中心、運輸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18。
新加坡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調整，從勞動密集型到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産業的不斷升級，帶動經濟的起飛和快速增長，1960—197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爲9.1%,1970—1980年爲9.0%,1980—1990年爲7.1%,1990—2000年爲7.4%18。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提升了華人婦女的就業率，1947年華人婦女就業率不到20%,1957年也只有24.5%,1980年提高到44.5%,1990年提高到52%,2005年提高到53%19。經濟增長也提供了更多藍領和白領職位，提升了華人婦女的職業層級，從20世紀上半葉女農民是華人婦女最大職業群體，到60、70、80年代制造業女工成爲最大職業群體，再到90年代以來女文秘成爲最大職業群體。
其次，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是影響文秘職業變化的重要因素。
殖民地時代，華人女子教育初步發展，包括英文教育和華文教育，但這一時期華人女性教育水平低于男性，1921年新加坡每1 000名華人男子中，識字者爲487人，而每1 000名華人女子中，識字者僅爲96人；1947年每1 000名華人男子中，識字者爲483人，而每1 000名華人女子中，識字者增加到176人20。當時從事文秘職業要求是通達中文、英文和各種方言，如《星洲日報》一則聘請女職員：“（1）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2）英文須七號畢業，中文須初中程度，能操流利英語及各種方言；（3）須品行端正以及未有不名譽行爲。”21但由于當時華人女性接受中學教育者較少，加之女教師是知識女性的職業首選，是以華人女文秘極少。
新加坡獨立以來，政府大力發展教育，女子教育得到長足發展，1960年，女生占小學生的44.1%,1990年上升到47.4%，受過中學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幅度增加，1960年新加坡女中學生占中學生總數的39%,1980年達到51.5%，以後一直占一半左右22。1960年新加坡女大學生占學生的比例爲23.9%,1980年上升到32.2%,1990年上升到43%23。1997年女大學生占比達到49.7%24，已占大學生一半。教育水平提高促進了女性的經濟參與能力和意願，而且，“女性教育的增加是她們在U型曲線向上升時加入現代經濟部門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女性進入白領工作的轉折點。”25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能夠從事專業技術、秘書和管理經理工作，受過中學教育的女性一般從事書記、電子廠工人、銷售等職業，受過小學教育的女性一般從事制衣、紡織業工人等職業。新加坡女性普遍接受中學以上教育，以及越來越多女性接受大學教育，是她們能夠在文秘職業、專業技術職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基礎。
再次，性別觀念亦是影響文秘職業變化的重要因素。
20世紀上半葉，華人社會的傳統性別觀念——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男主女從、男強女柔———根深蒂固，人們對女子外出就業不以爲然，尤其是家道小康以上的人家，婦女一般不外出就業。20世紀下半葉，隨著婦女解放和社會進步，婦女參與經濟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女性就業率逐漸提高，她們工作認真、勤懇、忠于職守，其“溫柔”“順從”“善解人意”“細心”等“女性特質”使她們被認爲更“適合”文秘職業。與此同時，文秘職業的薪金低于經理、老板或銷售人員，男性因爲負有養家責任，他們的“競爭”“勇敢”“好動”“支配”等“男性特質”被認爲“不適合”文秘職業，他們要追求更高報酬，也要追求更高職位，不再中意文秘職業，越來越多男性退出文秘職業，女性則大量進入這一職業。
可以說，經濟增長、教育發展、性別觀念合力將文秘職業從“男性職業”變爲“女性職業”。經濟增長和産業結構變化提供了更多白領就業機會，教育水平提高使女性能夠勝任文秘工作，性別規範促使男性追求高收入和支配性工作，而女性能接受較低收入、穩定工作、服從性工作。因此，受過中學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量進入文秘職業，使得這一職業“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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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瓶”到“白領麗人”：女文秘形象變化
在傳統職場的性別分工中，男性處于主導地位，女性處于輔助地位，于是，男醫生與女護士、男經理與女秘書，男司機與女售票員，似乎成了職場“標配”。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新加坡，因爲華人女性人口少及教育水平低，需要具備中英文水平及一定學識的文秘其實是男性職業，只有極少數華人女性跻身文秘職業，她們服務于經理老板，在這個男性主導的場域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物化爲“花瓶”。
因爲“花瓶”形象，女文秘的專業水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美貌、善打扮，還要陪老板出入咖啡館、電影院、飯店等地，女秘書“如不裝飾的花枝招展順應老板的心理，地位就會起動搖，女秘書拒絕經理的邀請赴宴會而被無故辭退也是常有的事。”26某種程度上，女秘書變相出賣“色相”，盡管不像女招待那麽直接。一位名素芳的女秘書因美麗而被錄用，她的工作是陪老板“出入茶室、電影院和餐室，在他的朋友面前，他顯出得意洋洋的樣子爲我介紹……”，美貌的女秘書成爲老板炫耀能力和財富的資本。但是，素芳對此並不引以爲榮，“我很痛苦，我想，那些沒有‘本錢’的女人，在這個城市裏她們如何生活呢？我已決定跳出這秘書生活，……我雖是女人，但我也是人，我要盡我的勞力去換得生活上的需要，我不願意供人欣賞，被人們稱爲‘花瓶’。”27
20世紀60、70年代，女文秘人數大大增加，她們以細心、溫柔、工作認真有效而得到人們認可，文秘成爲“適合女性”的職業。但很多人仍認爲女秘書是靠美貌的花瓶職業，認爲成爲一個受歡迎女秘書的秘訣並非打字打得快、速記寫得快、商業知識豐富，而是要擁有“美貌”“儀態”和“會交際”，其中美貌和儀態是最爲重要的，正如一家公司老板所說，他們不用機器，卻要花費更多金錢來雇用一位女秘書，是因爲女秘書的美貌不會看得多了令人討厭28。這是典型的男性老板視角，希望女秘書成爲賞心悅目的“花瓶”，點綴緊張的職場。
還有一個英校畢業的女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120元的書記工作，但沒幹幾天就辭職了。這份工作名爲書記，實爲打雜，什麽都要做，從打字、寫信、抄帳，到抹桌子、掃地、泡茶。她對這些也沒意見，但最不能忍受的是老板，交代工作時總是動手動腳，不是摸她的背，就是摸她的頭。當她提出抗議時，老板還說“出來工作的女孩子，何必這樣認真。”這種男老板較多，他們往往以聘女書記或秘書爲名來誘惑剛離校、沒有社會經驗的女子29。這是父權制下性別和權力不平等在職場的必然産物。
但實際上，女秘書是靠工作能力和成績立足，而不是只靠徒有其表的臉蛋，一個成功的秘書要具備下述能力：
———智慧與美貌並重，美貌是其次，工作能力爲首；
———她是老板的左右手，缺一不可；
———她也是老板的另一腦袋，身負提醒安排大小事務的重任；
———她需要判斷力冷靜思考30。
20世紀80年代，女文秘已成爲這一職業的主導，她們有能力反抗男人們加在她們身上的“花瓶”標簽。1981年在一個談工作效率的研討會上，一名男經理提出這樣的看法：“漂亮的女秘書是造成時間浪費的人！”此觀點引起爭議。贊成的人認爲，漂亮的女秘書會使公司的男職員分心，因而影響工作效率。反對的人認爲，有了漂亮的女秘書，不但可以使職員間增加歡笑，也使辦公室生色不少。上述兩種觀點，都不脫女秘書是“花瓶”的窠臼。女秘書們對此提出抗議，明確指出：“這是大男人主義的偏見，只有心胸狹窄的人才有這樣的看法；這樣指責女人太不公平，如果男人那麽容易分心，只能表示他缺乏工作紀律；反過來說，如果公司有英俊的男職員，使到女職員分心，他是否也會受到譴責？”更多人正確認識到，“今日的女秘書，有相當的工作分量，她們如果沒有真材實料是不能應付的。而且，她們也都是經過特別課程的訓練，考取一張職業文憑，並非是虛有其表的。”31“花瓶”說是對女秘書的貶低。
當時，“花瓶”已是一個落伍的名詞，不再代表女秘書的形象，更適合的詞是“白領麗人”或“職場精英”。一方面，她們要處理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上至處理老板的公文分類，下達主管的旨意，安排訪客的約會，下至泡咖啡、安排宴客名單、訂座與點菜、安排入住酒店等，都需要認真、細心、頭腦清楚、反應敏捷。另一方面，有些女秘書已逐漸成爲公司或機構中的高級人員，甚至參與關鍵性決策，權力相當于機構主管或經理級人物，有上情下達的特權。一些女秘書有遠大的人生目標，努力拓寬知識領域，培養能力，對公司業務熟悉，並能提出相應對策，令老板另眼相看，有機會挑起更大的重任32。不少女秘書被提升爲經理，提升了自己的職業層級。
隨著20世紀80、90年代新加坡經濟轉型和科技發展，對女文秘提出更高的職業要求。秘書必須要有管理能力，同時，也必須對科技、商業和經濟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樣，她才能在管理層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私人與執行秘書協會主席邝美年在秘書研討會上指出，隨著辦公室電子設備的革命性變化，秘書是“速寫簿和鉛筆”的傳統形象已有所改變，現在秘書是快速聯絡網的核心，必須挑起更多責任，具備更多條件33。秘書工作不再囿于打字、速寫、接電話、排約會等傳統任務，在辦公室普遍采用電腦等現代辦公設備的趨勢下，秘書的上述工作會變得簡單及更快速完成，所以秘書不僅要善解人意、思路清晰、口齒伶俐，還必須具有廣泛的商業知識，分析和研究有關資訊的能力34。新加坡社會發展部兼教育部政務部長薛愛美則指出，成功的秘書，除了協助上司處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務，她們的資訊科技知識，將使她們參與公司的決策工作35。
1988年新加坡貿工兼交通與新聞部政務部長馬寶山提醒女秘書們，她們必須掌握更寬廣的管理技能和知識，因爲現代公司機構要求秘書處理會計、管理辦公室、負責人事甚至公共關系等事務。他也奉勸女秘書要“裝扮像女人，頭腦像男人，工作像匹馬”36，這句帶有調侃意味的話，表明男性心目中的合格女秘書形象：容貌打扮靓麗，思維頭腦像男性一樣理性和清晰，工作努力。這是典型的“白領麗人”形象：能力出衆、頭腦聰明、妝容精致、衣著優雅。新加坡設有秘書節，每年舉辦最佳女秘書評選，1990年陳秀瓊榮登該年度“最佳女秘書”的寶座。她在華僑銀行訓練與發展部門當秘書10年，熱愛這份工作，認爲秘書是一門受人尊敬的行業。在老板的眼中，陳秀瓊不但辦事效率高，還常主動地執行任務，是一位難能可貴的左右手37。每年一度的“最佳秘書”評選，展現出女秘書標准的“白領麗人”形象。
“白領麗人”強調女秘書的能力，但仍然存在對美貌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對女秘書專業能力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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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職業“女性化”的影響
20世紀上半葉，文秘是典型的男性職業。20世紀70年代文秘職業處于男女交替狀態，女文秘增長勢頭很猛，同時男文秘仍爲數不少，文秘職業“女性化”的影響之一，是男文秘的就業機會減少，報紙上聘請秘書、書記的，都是明確要求女性，這嚴重沖擊了男文秘的就業機會，使得他們面臨失業。當時報紙上不時出現男文秘們的抱怨，他們指出現在是男女平等時代，但秘書職業是男女不平等，一封署名“失業者”的信說：
我們是一群任職于裕廊區某一制藥廠的書記，由于工廠停業了，我們失業至今已有幾個月。由于近來中英文報紙之招聘多數聘用女職員及女簿記員，征聘男職員及男簿記員的少得可憐。男女受同樣教育有著同樣做事的本領，爲何一定指明要用女性，而不給男性去應征？由于男的失業太久，生活無著落，假如男的已成家立室，孩子們生活無著落，在走投無路時，打家劫舍的事件增加實也難怪。說到待遇方面，一樣的酬勞，男女一樣可以接受，爲何一定要聘用女性？身爲雇主們，你們也是男的，應該爲男的著想，應該男女一律聘用，因爲男女受同樣教育，有著同樣忠于職守的品德38。
還有男性強調，“女性失了業，丈夫可以付給家用，而男的失了業，生活費無著落後果真是不堪設想。”39男文秘們以男性是家中經濟支柱，女性是輔助養家者，男性失業必將帶來災難爲說辭進行抗爭，但女性在文秘職業的優勢日益明顯，使她們取代男子，該職業還是不可避免地“女性化”了。
爲什麽老板們在聘請文秘時，變得“重女輕男”了呢？其實，不僅文秘職業，還有制造業工廠也更願意雇請女工，除了女性“適合”相關職業外，還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的考慮。據時人觀察，老板們不願聘請男性主要是因爲，許多男性對所擔任的工作存有極大的挑剔心理，他們認爲不理想，就向老板提出辭職，甚至有的不辭而別，“男性們此種好動的性格，尤其是一般未有家庭的單身漢更具有那種‘跳槽’的特性，往往令到雇主們束手無策。”相比之下，女性任職時，大多安于職守，且做事細心盡責，爲老板們所信任40。可見，女性的工作能力，踏實、勤奮、細心加上的工作態度，加上忠于職守，更受到老板青睐。
文秘職業“女性化”的影響之二，是該職業的男女收入差距減小。從勞動力市場來看，由于女性大多處于低技術、低職位位置，她們的收入普遍低于同行業的男性，但如果該職業是“女性化”職業，男女收入差距會減少。據1984年新加坡勞動力調查報告，女性平均月收入是511元，男性是703元，女性工資是男性的73%，男女收入差別最大的是銷售人員、服務人員和工人，女性工資只是男性的63%，差別最小的是文秘人員，女文秘工資是男文秘的86%41。此外，小學老師、護士等“女性化”職業也存在類似情況。這表明，一方面，與經理管理、銷售人員等相比，其他職業收入相對較低，男性另謀高就；另一方面，當一個職業“女性化”後，其收入相對其他職業較低，兩者互爲因果。但無論如何，文秘職業的男女收入差距在減少。
文秘職業“女性化”的影響之三，是會加劇性別刻板印象，不利于性別平等。任何職業“男性化”或“女性化”都不是正常現象，也導致一系列不良後果。從性別平等來說，性別職業隔離使女性集中于低職位、低收入、低技術領域，不利于性別平等；從勞動力市場來說，性別職業隔離扭曲了資源配置，使勞動力市場僵化，浪費人力資源，降低效率，不利于這個職業的發展。因此，護士職業需要男護士，小學教師需要男教師，秘書職業也需要男秘書。20世紀80年代末，新加坡強調男性也應該加入秘書工作，薛愛美在秘書周開幕式上指出，“男性加入秘書行列將是一個好的轉變，女性從事秘書工作是我們的傳統，但隨著社會的演進，這種現象是會改變的。秘書行列需要男性的加入，教師行列也有此需要。”42女秘書們對此回應，“男性可以當秘書，但不比女性來得適合。……女秘書做事細心，態度溫柔，善解人意，日理萬機的老板最需要這種漂亮、能幹和服務態度良好的人。”43
上述對男秘書的討論別有深意，可以看到文秘職業經曆了多麽巨大的變遷。20世紀下半葉文秘職業“女性化”已被普遍認爲是一種“傳統”，要費力地推動男性加入文秘職業，完全忘記了20世紀上半葉文秘職業是“男性職業”。而且秘書的“標准”也改變了，變成了“適合”女性的“細心、溫柔、善解人意、美麗、能幹”，男性被認爲不適合這樣的標准。可見，職業的性別分工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增長、教育發展、觀念變革而不斷變化，女性從最開始的“適合”入手，逐漸占據這一職業，並將“適合”女性的標准上升爲職業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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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從新加坡文秘職業變遷，可以看到文秘職業如何從20世紀上半葉的“男性職業”逐漸變爲20世紀下半葉的“女性職業”，經濟增長、教育發展和性別規範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文秘職業所需要的細心、認真、服從、善解人意，被認爲“適合女性”。
“適合女性”是從女性本體論出發，強調女性的性別優勢，附和父權制性別規範對女性的“溫柔、細心”等女性氣質建構，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女性在職業發展上的次等、輔助角色，以及職業的“女性化”，使女性局限在所謂“適合女性”的職業，導致她們處于低技術、低收入、低職位領域，文秘職業就是相對低收入、低職位的職業。
但是我們更要看到，“適合女性”也是一種女性的賦權策略，推動婦女進入更多職業領域。所謂賦權，“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議程，獲得技能，建立信心，解決問題，能夠自立。它不僅是集體的、社會的、政治的過程，而且還是個人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其他人不能給婦女賦權，只有婦女才能給自己賦權來代表自己進行選擇或發言。”44通過“適合女性”話語，爲拓展女性職業建構有利的環境。首先，爲婦女進入某一職業建立信心，也使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進入這一職業；其次，大量女性進入這一職業，改變了職業評價標准，使之更“適合女性”，如女秘書的“花瓶”形象終于改觀；再次，進入這一職業的女性並不滿足于只在“適合女性”的位置，她們會向外擴展邊線，如書記上升到秘書，秘書上升到經理。
人們通常更多強調護士、教師、文秘職業“女性化”所強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強調女性處于勞動力市場的低技術、低收入、低職位領域，而忽略了婦女職業變遷的動態發展過程。從長時段曆史來看，職業女性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甚至某些職業“女性化”，是職業變遷的必由之路。“適合女性”話語爲女性撬開了某一職業大門，使她們能進入其中並有機會施展自己的能力，不僅證明自己“適合”這一職業，而且幹得更好，從而爲她們的職業拓展和提升打開了更大的空間。（注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