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了外賣騎手和網約車 (private-hire vehicle, PHV) 司機等平台工作者如今面臨的一些主要問題。
教授簡介
Terence Ho | 何偉倫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實踐副教授
雖然這些在線平台爲“打零工”的工作者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看起來還不錯的酬勞，但是2月28日《海峽時報》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外賣、網約車平台工作者面臨著貧困和不穩定的風險》卻顯示，這些勞動者的工作狀態令人擔憂，例如超負荷的工作量、無法向其他行業發展、繁重的經濟壓力以及退休金不足等問題。除此之外，該報告還指出，這些勞動者很容易遭遇安全事故、健康狀況無法得到保障，還經常被客戶的一些無理要求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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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在線平台爲“打零工”的工作者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看起來還不錯的酬勞，但是2月28日《海峽時報》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外賣、網約車平台工作者面臨著貧困和不穩定的風險》卻顯示，這些勞動者的工作狀態令人擔憂，例如超負荷的工作量、無法向其他行業發展、繁重的經濟壓力以及退休金不足等問題。除此之外，該報告還指出，這些勞動者很容易遭遇安全事故、健康狀況無法得到保障，還經常被客戶的一些無理要求刁難。
平台經濟爲新加坡的消費者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時也可以讓零工勞動者靈活就業，帶來更多收入，因此我們需要在維持平台經濟的基礎上，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
對于私人交通和餐飲業來說，網約車和外賣服務已經成爲了重要的經濟貢獻者。
網約車平台采用的“動態定價”策略改變了私人交通的規則，他們根據網約車司機和消費者之間的供需情況進行精准匹配，減少了雨天排隊等待計程車的情況。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而來，在政府的封鎖政策下，外賣服務爲許多家庭和餐飲店帶來了希望。如今，外賣服務依然很受歡迎，這一點通過路上和社區裏來來往往的外賣騎手就可以看出來。
在線平台給勞動者帶來的好處是不可否認的。一個平台勞動者在滿足“全勤”的條件下，月收入可以達到3000新元（約合1.46萬元人民幣）至5000新元（約合2.43萬元人民幣），比某些沒有專業技能的職員掙得還多。
當然，有一些人爲了增加收入，也會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工作量，在網絡平台上兼職，實現自己的財務目標。與其他一些自由職業或IT工作不同，網約車和送餐的工作不能外包，因此如果在一個較爲富裕的國際性都市中，平台工作者可以賺取一筆可觀收入。在激烈的市場份額競爭中，該行業也進行了合理調整，在早期開展了一些激勵措施。
如今，基本的供需狀況已經很明晰了。很明顯，平台工作滿足了市場需求，同時也滿足了新加坡居民對彈性工作日益增長的需求。根據新加坡人力部 (Ministry of Manpower) 的調查數據顯示，80%多的平台工作者並不是迫于無奈才選擇了這份工作，而是自願在上面接單。
簡而言之，平台經濟將會繼續存在。尋找方法改善平台工作者的福祉和長期的工作環境事關所有企業和相關者的利益。
工會代表與公積金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具體看看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目前面臨的挑戰。作爲個體經營者，他們無法與普通職員一樣，享受《雇傭法令》(Employment Act) 的保護條款。此外，雖然全國工會大會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設立了自由職業者和個體經營者辦事處，爲其提供獲得保險、培訓補助金和參加研討會的機會，但他們卻無法被工會代表，進行勞資談判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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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以新加坡公積金計劃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的定期存繳爲基礎的，因此退休儲蓄金不足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個體經營者只需向醫療儲蓄賬戶 (MediSave) 繳款，但即便如此，一些人也沒有定期去存繳。
2018年，一個三方工作小組針對個體經營者，推出了“現收現付” (Contribute-As-You-Earn, CAYE) 的模式，要求平台中介機構或企業服務買家在支付服務費時繳納MediSave款項。
作爲一名服務購買者，新加坡政府自2020年起便開始實施CAYE試點項目，讓自由職業者在向MediSave繳費時更便捷、省事。此外，政府表示他們將會對現行立法重新進行審查，這可能爲自由職業者被工會代表帶來希望。
我們還需要加大力度對網絡平台、消費者甚至平台工作者進行審核。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報告中建議，政府應該強制或鼓勵平台公司和勞動者繳納公積金和保險，同時，也要對長時間在路上工作的勞動者制定合理的政策，保證他們的休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