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爲緊鄰波羅的海的赫爾辛基市中心)
【環球時報駐外特約記者 辛斌 青木 李珍 馮雲 丁雨晴 環球時報記者 趙覺珵】 “普特會”本月將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有媒體稱其爲新加坡“金特會”的“續集”。如果說上個月的“金特會”讓新加坡聲名大噪，“普特會”已經讓赫爾辛基受到更多關注。芬蘭總統尼尼斯托此前表示，“如有需要，芬蘭隨時准備好提供優質服務”。顯然，和新加坡一樣，芬蘭樂意承擔這樣的責任。新加坡和赫爾辛基都稱得上是“國際盛事之都”，實際上，它們不僅主辦重要的高峰會晤，也是諸多國際會議的舉辦地。類似城市還有不少，歐洲在這方面有深厚的傳統，而亞洲的日本和中國正在追趕。
新加坡——一盤海南雞飯與一場國家公關
一周前，新加坡修正了它用于“金特會”的花費數字，由原先的2000萬元新幣(1新幣約合4.9元人民幣)降爲1630萬元新幣。這場峰會被認爲奠定了新加坡“國際盛事中心”的地位，但峰會花銷卻一直是議論焦點。
“金特會”前後，在社交媒體上，新加坡網民對政府不乏抱怨聲。有人埋怨一些地方被劃爲“特別活動區”帶給他們不便;有人責怪政府，認爲爲別國的峰會承擔費用是浪費資源;有的說，新加坡被選中不是因爲它是“最佳選擇”，而是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地方。還有人抱怨舉辦成本太高，歡迎兩位個性特殊的領導人不是榮譽，而是麻煩。
“不管花多少錢，都是納稅人的錢。政府也沒和國民提前商量，害我們貼了這麽多錢。”40多歲的新加坡企業雇員陳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因上班的地方在“金特會”舉辦地附近，那幾天他不得不繞行。
在教育部門工作的新加坡人潘小姐則表示，現在回想起來，“金特會”帶來的興奮就是“一分鍾的事”，“因爲生活和工作還要繼續”。她說，新加坡數次爲國際重大事件和曆史性會晤提供場地，大家已經見怪不怪，“就像看一場F1比賽，或者一檔電視秀”。
新加坡高層以及輿論注意到了這股情緒。《聯合早報》稱，一些國家想承辦卻沒有機會，新加坡人應該自豪而不是抱怨。總理李顯龍也解釋說：“如果凡事以價格來計算，我們可能會錯過真正重要的東西。”
辦這場峰會究竟值不值？在更多人看來：值。新加坡小販中心的攤主劉先生對《環球時報》記者說，1600萬元新幣對新加坡來說不算什麽，“每個新加坡人少吃一盤海南雞飯就省出來啦!”“這可是大事，你看電視裏轟炸式的報道，街上到處是警察。似乎沒出什麽安保問題。”在新加坡工作的孟加拉國人哈希姆對記者調侃說：“花一兩千萬就成功賺到世界眼球，要是在全球打廣告，這些錢怎麽夠？”
即便算經濟賬，新加坡也不虧。據新加坡方面估算，2000多名國際媒體代表及蜂擁而來的遊客，平均停留3.5天，貢獻的收入就超過2000萬元新幣。何況新加坡的酒店業借機大出風頭，不僅是作爲會場的酒店和美朝領導人入住的酒店，其他在“猜測名單”上的酒店也被國際媒體頻頻曝光。
有當地市場營銷專家稱，新加坡“賺得”的公衆口碑和曝光機會價值1.5億元新幣(是所花費用的9.2倍)。香港《信報》的一篇文章稱，新加坡舉辦國際重要會議的能力，包括交通、衛生、安全、服務、通信乃至維穩等，這次都得到全球肯定，如此“國際盛事中心”的地位，是競爭對手如迪拜、多哈、香港、上海等無論花多少錢，都不能取代的。路透社也稱，這是一次成功的“國家公關”，峰會前夜，金正恩散步的照片在社交網絡瘋傳，美國人開始詢問：“新加坡在哪裏？”“這個東南亞小國一下子成了谷歌上被搜索最多的詞。”
歐洲——“國際會議城市”何其多
作爲東西方交彙的國際都會，新加坡每年舉辦的各類國際會議數以千計。然而，即便“金特會”讓新加坡受到更多關注，名氣更大、舉辦國際會議最多的其實是歐洲城市。
根據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最新公布的數據，2017年，巴塞羅那是舉辦國際協會會議數量最多的城市(195個)，接下來依次是巴黎、維也納、柏林、倫敦、新加坡等。按國別則是美國第一，德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日本、中國緊隨其後。
德國經濟研究所會議經濟專家馬茲勒爾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歐美國家舉辦國際會議最多，首要原因是它們舉辦各種會議已經有近千年曆史，比如德國城市萊比錫舉辦國際會議已有850多年的曆史。其次，國際組織總部大多設在歐美城市，因爲西方在政治、經濟和科學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馬茲勒爾說，歐美城市基礎設施良好也是原因，比如發達的交通網絡，多樣的展館和會議場所，像德國共有6000 多個活動場所可以用于會議、集會。
作爲歐洲舉辦國際會議最多的國家，德國有10大國際會議城市，除了柏林，還有慕尼黑、法蘭克福、漢堡、德累斯頓、科隆、萊比錫等。《環球時報》記者從德國會議發展局了解到，在德國舉行的國際會議主要涉及六個領域，如科技創新、醫藥保健、政治外交等。
會議多，也帶來許多問題，尤其是這些城市較小，大多數人口不到100萬。家住法蘭克福的克勞斯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每年來參加國際會議和展會的人是法蘭克福人口的幾倍，有些會議期間，堵車嚴重，人滿爲患。一些地方出現“對國際會議說不”組織。
在歐洲，維也納是舉辦國際會議的名城，“普特會”最初據傳要在這裏舉行。維也納的國際會議通常有兩類：學術會議和政治經濟類會議。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難以計數，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參會者給當地帶來不少商機以及就業，同時對民衆生活的負面影響很小。
大型國際會議有所不同，出于安保壓力，當局要部署大量警力。重要人物到來，部分路段需要封鎖。此外，維也納國際機構多，國際會議多，由此出現的外交車輛違規問題讓當地最爲頭痛。
值得一提的是，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在擔任外長時就運作將伊核談判拉到維也納，以提高維也納乃至奧地利的國際影響力。在過去一年多的談判過程中，維也納的確時不時成爲國際焦點。但奧民衆總體對此不太關心，當地媒體也不把這些當作主要報道方向，原因很簡單：維也納只是主辦地，而非主角。
馬茲勒爾說，盡管一些國際會議尤其是政治性會議常引發抗議，畢竟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國際會議。歐美對舉辦國際會議早有共識，即把它看作推動經濟、提升城市和國家形象的重要途徑。
亞洲——日本擔心被中國趕超
根據ICCA的統計，2017年日本舉辦國際會議的數量在亞洲居首。其實不止2017年，過去8年日本在該領域一直領先，日本從中央到地方以及民間，都對承辦國際會議充滿熱情。
日本爲何熱衷舉辦國際會議？主要是看重國際會議對國家及相關城市知名度的提升作用，以及帶來的經濟好處。爲此，日本政府特意向地方當局派出會議申辦專家，日本觀光廳每年除公布舉辦國際會議的數量外，還會發布一個“MICE”數值，也就是“國際會議的經濟波及效果值”。2015年，“MICE”是5905億日元(約合353億元人民幣)。
在衆多國際會議當中，日本偏愛承辦全球主要國家首腦出席的大型峰會和學術會議。2016年，日本承辦G7峰會期間，添加了邀請各國領導人觀看日本古代慶典儀式、參觀伊勢神宮、品嘗日本料理等活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國際學術會議則被日本看做與世界先進技術、思想激烈碰撞的重要渠道。
與此同時，日本一直緊盯中國帶來的競爭。日本《産經新聞》6月12日稱，中國舉辦國際會議的數量正逐漸追上日本，未來隨著中國在國際上愈發活躍，相信會有更多國際會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召開。
其實，不僅是北京、上海，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參與到國際會議的舉辦中，廈門、杭州、青島等都因舉辦大型國際會議而聞名。7月1日，在外交學院主辦的“城市與國際秩序”學術研討會上，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任琳表示，中國城市參與國際事務具有更多主動性，自身有一定訴求。相比之下，一些歐美城市如日內瓦、達沃斯等，更多是基于戰後形成的中立國、第三方身份，發展成國際事務協調者角色。任琳認爲，對很多中國城市來說，還沒有全方位向世界開放認知它的窗口，所以城市舉辦國際會議算的可能是一筆中長期而不是短期的賬。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張鵬看來，城市通過承辦國際會議，最明顯的作用就是提高知名度。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城市通常會根據自己的財力、年度工作計劃等決定是否主動舉辦一些國際會議，也有一些會議主要是服務國家外交大局，屬于“任務型”主場外交活動。
張鵬認爲，雖然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但不一定直接帶來舉辦的國際會議越來越多的結果。目前，各類城市舉辦國際會議增多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城市對外經濟社會交往增多，通信技術越來越發達以及交通更加便利。他說，中央政府對于國際會議的管理比較嚴格，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財政部2015年印發《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經費管理辦法》，對國際會議的審批、預算等均有嚴格規定。
一位不具名的外交領域專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于非北京、上海這樣具備豐富經驗的城市而言，主辦、承辦一場國際會議的壓力非常大，尤其是會議級別較高時。他說，剛剛舉辦上合峰會的青島此前沒有承辦過如此高規格的會議，因此前期對外事幹部進行了大量培訓。
親曆——我所參加的那些國際會議
環球時報記者 白雲怡
毫不誇張地說，在《環球時報》記者這些年參加的國際峰會中，主辦“金特會”的新加坡是對細節處理得最好的城市，它在嚴格安保與不擾民之間做到平衡，並巧妙完成自我宣介。
幾乎所有大型國際會議都有一個慣例，只有持注冊證件的記者才能進入國際媒體中心，但記者第一次如何進入媒體中心注冊，卻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般糾纏不清的問題。去年越南APEC峰會，記者跟安保人員費盡口舌才被准許進入，既費時又有安全隱患;在菲律賓的東盟峰會上，領證地點離新聞中心很遠。而在新加坡，主辦方爲記者發放了一張帶有二維碼的“電子門票”。
新加坡的安全管控也更精細化。以特朗普入住的香格裏拉酒店爲例，社會車輛可以繼續在周邊通行，酒店大堂對外開放。最終，雖然偶爾出現擁堵，但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整體順暢，聖淘沙島的旅遊也沒中斷。這是記者此前在各類峰會中未遇到過的。
如果說這些只是“基本分”，另一些細節顯示出新加坡在“附加題”上的出色表現。從印有特朗普與金正恩頭像的扇子與礦泉水，到國際媒體中心專門制作的泡菜味冰淇淋、泡菜味雞尾酒，無不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向世界提示“東道主”的存在。在記者的印象中，“蹭熱點”蹭得如此好的主辦方真不常見。
記者曾常駐拉美，雖然巴西和智利是拉美國際會議的主要舉辦地，但名不見經傳的哥倫比亞獲利最大。這個國家過去常被貼上毒品、暴力泛濫等標簽，但2012年它靠美洲峰會一舉“逆襲”。
那年，哥倫比亞將峰會地點設在卡塔赫納小島上，湛藍的海水、細白的沙灘、極富風情的殖民時代古城，第一時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借著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峰會帶來的關注度，哥倫比亞在政治議程外准備了大量晚會和展覽;在飲食上，更是免費向各國媒體提供龍蝦、螃蟹等特色美食，可謂不惜血本地進行形象公關。
花費巨大，效果明顯。此後，國際媒體上有關哥倫比亞治安好轉、旅遊業發展迅速的報道越來越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甚至打出“來哥倫比亞旅遊吧，唯一的危險將是你不想離開”。有意思的是，哥倫比亞借這次峰會“翻身”，爲它帶來流量的美國卻遭遇“滑鐵盧”，12名特工被爆召妓並賴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