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春秋時期最富盛名的霸主齊桓公和臣子管仲在曆史上一直是比較有爭議的人物，對他們的評價在中國曆史哲學體系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先秦之前，有孔子論管仲“如其仁”，孟子有“以力假仁者霸”之言，荀子有“言羞稱乎五伯”之論，他們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辯駁和解讀。當然，在所處曆史環境的不同，對齊桓公和管仲的評價也産生了不同的影響。
國朝貧弱之時，當權者往往將其思想稱爲功利主力，但是儒家德性進路是，造成對齊桓公和管仲評價産生分歧德主要原因。以孔、孟爲代表德他們從心性之學的角度，從感情經驗所體現德“仁、善”的開始，逐漸達到“至仁、至善”的境界，而荀子則從“性惡論”開始，強調禮儀教化對德行的意義，通過禮制教化以實現化性起僞，即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樹立道德觀念。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儒家學派的兩條不同的路對評價齊桓公、管仲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先秦時期儒學的兩種德性進路
以孔子、孟子爲代表的以性善論爲核心理論的儒學體系，與以荀子爲代表的以性惡論爲核心理論的儒學體系，代表了儒學兩種基本的德性進路。孔子在教授學生時，是就現實生活中呈露的仁、善的端倪當下體悟、體證仁之爲人的本質，這是一條體證、踐證的德性進路。
孟子繼承了孔子儒學的德性進路，將“仁”與“善”並舉，使儒家的德性觀在理論體系上更加完備。良知、良能是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德性內容，這種德性內容不是通過分析、綜合、歸納、演繹等邏輯推理方式而獲得的，它本身是一種實存，這個實存通過本體所呈露的端倪漸次擴充而得以彰顯。
孟子指出恻隱之心是仁、善所呈露的端倪，由感性經驗所呈露的端倪漸次擴充可達致至仁、至善。既然人性的本質是仁、善，那麽遵從人性善的原則即德性自律。
情孕育于性之中，是性的基本內涵。情與外界事物相接則表現爲人的各種欲望，“情”歧出爲“欲”是人性發展的必然趨勢。
既然人的正常情欲必然歧出爲貪欲，那麽怎樣才能克制私欲而實現人的德性價值？荀子認爲人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即無法從人性內部找到貞定德性的根據。也正是從人性“不足以獨立而治”的角度出發，荀子認爲孟子的儒學就無法做出正確得解讀了。
荀子認爲要克治私欲必須在人性之外建立一套制約、規範人性的機制，即禮制。人的情欲浸潤在習俗禮制之中，天長日久自然能改變人得習慣和轉變人的內在精神氣質。很顯然，荀子與孔子、孟子的德性進路雖然不同，但仍然是殊途同歸，使人最終成爲德性的人。
孔子、孟子與荀子的德性進路均屬于德性自律，只不過孔、孟儒學是從人性的本質意願出發诠釋德性自律，故而一旦領悟，則表現在德性行爲上較爲徹底且心悅誠服；而荀子則從外在的禮制的角度對人的行爲進行制約，通過化性起僞的方式實現德性自律，德性自律的特征表現爲德性行爲上對外力的屈服及對德性行爲的認可而産生的應然共識。而由于兩派在德性路徑的不同，因而在德性修爲上強調的重點不同。
尊孟派的德性進路對評價齊桓公、管伸的影響
先秦時期以孔孟爲代表的心性論儒學既稱贊管仲“仁之功”，又揭示了齊桓公的霸業“假仁以霸”的本質。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但孔子又說：“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管仲不依靠戰爭而實現霸業，使黎民百姓免受戰爭之苦；二是齊桓公的霸業抵禦了少數民族對華夏文化的侵蝕，維護了華夏文化的主體性及其發展的延續性。但是從德性進路的角度講，孔子謂管仲“器小”，朱熹認爲“器小”不能稱之爲仁。
孟子則從道德動機的角度揭示了齊桓公霸業“假仁以霸”的本質，從而否定了管仲之“仁”。在孟子的儒學體系中，王道與霸道有嚴格的區分，人性善是王道的理論基礎。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爲王道。在孟子的儒學體系中，王道是一個由心性貫通至外王的完整體系，以此體系作爲標准衡量齊桓公的霸業，其本質是“假仁以霸”。所以當齊宣王向孟子詢問齊桓公的霸業時，孟子回答“不知道”就顯得十分耐人尋味了。
兩宋時期，程颢、朱熹、余允文等人是尊孟派的代表人物。尊孟派繼承了孔子、孟子儒學體證、踐證的德性進路，將道體與心體相貫通，形成了新儒學體系。尊孟派以心性論的德性進路闡釋仁，仁是一個貫通了內聖外王的概念。仁既包含了心性論的內涵及工夫，又由內聖貫通至外王，涵蓋了爲政層面。朱熹在評價管伸時，提出要以德性動機作爲評價桓、管的重要依據，明確要將“仁之功”與心性論意義上的“仁”嚴格區分開來。
朱熹對管仲“仁之功”的肯定與管仲之“仁”的否定，暗含著由于德性進路的不同而形成了對管仲霸業評價的不同結果。朱熹指出管仲的“仁之功”是從“智謀功力”中做來，此路徑與儒學的心性論德性進路完全不同。
疑孟派對評價齊桓公、管仲的影響
孟子的結論則完全不同，荀子將王道與霸道視爲爲政的不同層次。荀子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義、信均屬儒家德性理論的範疇。荀子多次將王道與霸道連稱或並稱，其意指即王道與霸道是爲政的兩個層次，而不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爲政方式。
司馬光、李靓是兩宋時期疑孟派的代表人物，疑孟派基本遵循了荀子的德性進路。疑孟派在評價齊桓公、管仲問題上與尊孟派針鋒相對，充分肯定了齊桓公霸業對維護周禮的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霸道的經世致用意義。對人性的自然存在狀態進行概括總結是疑孟派人性理論的共同特征。疑孟派的代表人物司馬光認爲人性是善惡混同的。
疑孟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李靓認爲人性分爲“三品五類”，司馬光的善惡混同論與李靓的“三品五類”如同荀子的人性論一樣，均在說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司馬光和李靓極力強調禮的教化及規範意義，將禮視作實現人的德性價值的決定因素。正是以此爲立足點，司馬光和李靓充分肯定了齊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業對于維護周禮的積極意義。
新儒學對管商功利主義的評價
以民爲本是管仲爲政思想的精髓。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作爲國家的基石，通過民富、民強實現國家的富強。管仲的民本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改革具有深遠的影響，主張改革的政治力量因爲效法管仲的爲政理念，他們的改革理論、思想被稱之爲管商功利主義。
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荀子儒學的德性進路，改革派與遵循心性論德性進路的新儒學陣營形成了政治上的對壘，兩派之間相關變法的論戰，反映在思想領域，本質上是儒學兩鍾德性進路的論戰。
管仲的民本思想是以民作爲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核心。民心向背是民本思想的關鍵因素，要獲得百姓的擁護，君主必須使百姓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此外，不能過分地使用民力，以免造成民力衰竭，國力衰退。管子的以民爲本、民富國強的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改革具有深遠的影響。
當一個朝代陷入積貧積弱的窘境時，執政者往往從管仲的民本思想中汲取營養，通過經濟改革以實現民富國強。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是效法管仲民本思想而實現民富國強的最典型的例證。
北宋時期，自周敦頤、程颢、程頤創建新儒學體系之後，儒學心性論的德性進路逐漸成爲儒學發展的主流。宋、明新儒學貫徹知行合一、內外貫通的宗旨，在德性修養與爲政兩個層面奉行內聖外王的理念，在成德的基礎上，由內聖轉向外王。內聖臻于完美處即天人合一，亦即達致天德，達致天德便可轉向外王，即實施王道政治。
在新儒學的體系中，管商功利主義只是權宜之計。因此，新儒學的一些著名學者大都是站在堯舜之道的角度批判管商功利主義。朱熹則認爲，當封建統治的機體出現問題時，執政者往往把眼光投向管商功利主義，以期改變積貧積弱的困境，這是管商功利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
朱熹同時指出管商功利主義並沒有改變封建機體出現的困境，反而導致“國益貧，兵益弱”。很顯然，朱熹應當是有所專指，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是封建社會革故鼎新的一個典型的案例，也是評價管商功利主義的典型案例。新儒學學者從內聖、外王兩個層面剖析、批判王安石的變法思想。
朱熹認爲封建機體之所以出現問題，是由于部分官僚營私舞弊而造成內聖與外王割裂，中央部門正確的政令到了地方無法徹底貫徹。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本還在于疏通政令，上下貫通。那麽新儒學學者認爲疏通內外、上下關系，實現由內聖轉向外王，是解決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的關鍵因素。
誠然，新儒學學者對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的分析是恰當的，但是封建統治者對通過改革以疏通內外、上下關系，從而實現由內聖轉向外王卻表現出無能爲力，這就是管商功利主義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以革新變法面目出現的原因。
管商功利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封建統治者面臨的政治、經濟困境，但是，最終還是因爲部分官僚的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而無法取得完全成功，從而使封建社會的危機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最終通過農民起義或者外族入侵，以推倒重建的方式得以解決。
結束語
客觀地講，新儒學學者的批評是切中管商功利主義的要害的。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被學者诟病，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這一點上需要將管仲的民本思想與管商功利主義區分開來，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民，通過民富而實現國強；管商功利主義的目的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農民是在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措施中而獲益的。因此，不能將管仲的民本思想與管商功利主義混爲一談，兩者之間的界限是清晰的。
新儒學學者往往以管仲思想中的權謀理論來抨擊管商功利主義，而事實上，在不同曆史時期出現的管商功利主義與管仲的權謀理論基本上是沒有關系的。總之，管仲的思想與管商功利主義在新儒學學者的評價體系中相互交錯，相互影響。
儒學德性進路的分歧及其影響不僅使儒家學者對道德價值觀有不同的看法，還影響了不同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現儒學德性進路分歧最典型的範例是儒家學者對管伸、齊桓公的評價，以及在不同曆史出現的管商功利主義。
由于德性進路不同，儒家學者對仁政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正因爲如此，兩宋時期的疑孟派對王道與霸道進行量化分析，將霸道也視作仁政的範疇。堅持心性論德性進路的儒家學者主張在德性修養的基礎上，由內聖轉向外王，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將王道與霸道嚴格區分開來。
在中國封建社會，儒學的兩種德性進路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當朝代陷入積貧積弱時，管仲的富國強兵思想往往以管商功利主義的角色出現在中國曆史上，這實際上是對心性論儒學所標榜的王道政治的一種調整和補救。
從這一點看，我們可以將管仲的思想與商鞅、韓非的思想嚴格區分開來，從而得出結論，即管伸的思想比較接近于儒家思想，甚至可以認爲是儒學流派中的功利主義者。由此可見，管仲的政治、經濟理論在中國古代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