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建國到現在，新加坡從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發達國家，躍升幅度之大世所罕見。
作爲一個人口才500萬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在國際政治、經濟、輿論中的影響力超過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國家。
新加坡的驚人成就離不開李光耀和他主導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裏有哪些東西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哪些則不然？請看長江商學院劉勁教授帶來的系列研究。
作者 | 劉勁 段磊 張鳳婷
來源 | 財新網
文章2021年5月20日原發于財新網。此爲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
劉 勁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01 借助獨特地理優勢大力發展港口業務
建國之初，這個幅員狹小、資源匮乏的小島能否獨立生存下去都受到質疑，李光耀也曾坦言新加坡獨立的無奈以及國家生存的艱難：
“新加坡的獨立是強加在它的頭上的……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
而今天的新加坡經濟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國家治理方面也被認爲有獨到之處。我們應該怎麽解讀新加坡的成功？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是新加坡發展的先天硬件基礎。
馬六甲海峽位于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主要通路，從歐洲、中東、南亞到亞洲東部或澳洲的船只都需從此經過。
馬六甲海峽長達1000公裏，海峽兩側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三個國家，但新加坡無疑更爲幸運，新加坡所在的海峽東側，深水航道更多、碼頭岸線更長，更適合建港口，而西岸（印度尼西亞一側）大多數是沼澤和淺灘，大船不易靠岸。
與同側的馬來西亞相比，新加坡獨占馬六甲海峽南端出口，且建港條件更佳：
新加坡港的碼頭岸線長度超過21000米，而馬來西亞的巴生港只有約9000米；
新加坡港也有具有更好的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條件。
借助這一獨特的地理優勢和天然禀賦，新加坡得以有機會大力發展港口業務；但新加坡人並沒有滿足于此，而是憑借新加坡優秀的制度設計和高效的管理，把新加坡港口的天然優勢發揮到極致。
在2020年的“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中，新加坡港以97.2分高居榜首，遠超第二名的倫敦（83.3分）和第三名的上海（81.2分）；
而新加坡港的競爭者巴生港（馬來西亞）僅得到50.5分。
這種領先顯然不只是港口天然條件帶來的，還體現了新加坡對港口的建設水平、航運的服務水平（航運經紀服務、海事法律服務、金融服務等）和綜合營商環境水平（經濟自由度、關稅稅率、營商便利性等）等方面的巨大優勢。
以港口建設和服務爲例，新加坡的集裝箱泊位67個，碼頭起重機205個，均是巴生港的一倍以上，貨物設計容量更是巴生港的2.3倍；
而且設備先進，如新加坡的巴西班讓碼頭配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集裝箱裝卸橋，可容納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船，同時遠程操控系統使每個操作人員可同時控制6台起重機。
服務方面，物流效率極高，港口承諾集裝箱船舶不壓港，而且裝卸時間一般不超過10個小時；反觀巴生港，則時有貨櫃裝卸系統耗時、港口基礎設施落後導致貨物壓港的新聞。
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全球物流績效指數報告，新加坡高居第4，而馬來西亞則位列41位。
再以營商便利性爲例，在世界銀行發布的經營便利指數（2020）中，新加坡高居第二，其中市場准入、執行合同和稅收條款三方面分別排第4、第1和第7位；
馬來西亞總排名第15位，在這三項排名中則僅列第126位、第35位和第80位。
02 成爲亞洲最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
雖然有如此優質的港口和相關服務，但新加坡面積僅724平方公裏，人口只有570萬，僅依靠國內的需求來進口或憑借國內的資源和生産能力來出口顯然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新加坡的貨物和服務進口達到其GDP的1.5倍；貨物和服務出口則高達GDP的1.7倍，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港有規模龐大的轉口貿易。
以2019年爲例，新加坡的轉口貿易額占其出口總額的52.8%。
轉口貿易産生的背景是不同國家、地區間的關稅稅率往往不同，如果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稅稅率較高（如25%），而它們和第三國之間的關稅稅率較低（如分別爲5%和7%），則通過第三國的貿易公司進行轉手交易往往可以適用更低的關稅。
新加坡把自身定位爲自由貿易港，只對極少數的商品征收進口稅，例如煙草和酒類，綜合而言，新加坡的所有産品加權平均適用關稅僅爲0.24%（2018年）；
新加坡對出口商品一律免稅，並且對于出口額達到一定限額的公司，還可申請減免出口收益的所得稅稅金。
此外，新加坡擁有亞洲最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網絡，除了與中國、美國、印度等多達13個國家、地區簽署雙邊自貿協議，還參加了多個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
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S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等。
基于這些自貿協定，貿易公司和投資者可以享受包括關稅減讓、進入特定領域的優先途徑和更快進入市場等多重優惠。
憑借自由貿易港定位和廣結自貿協定，新加坡成爲了亞洲最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其轉口貿易的前三大目的地分別爲中國香港（占比16.6%，2018年）、中國大陸（13.6%）和近鄰馬來西亞（10.7%），美國位居第五（6.1%）。
發達的港口和貿易又進一步帶動了其他産業的發展，如航運、石化産業、制造業、物流和金融服務等。
最直接受益的是航運、物流及相關的服務，優質港口和轉口貿易吸引了超過5000家海事機構在新加坡開展業務，並逐漸衍生出發達的業務生態。
如船舶加油、船舶經紀、船舶融資、海事保險，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石化産業方面，二戰後東亞經濟崛起，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每年都要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口大量的石油，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又帶來了更多的石油轉運需求，使馬六甲海峽成爲全球第二大的石油運輸海上要塞，僅次于霍爾木茲海峽。
新加坡從石油轉運的樞紐起步，在轉口貿易的關稅優勢刺激下和政府産業政策的引導下進軍石油化工産業，現在新加坡已成爲世界三大煉油中心之一、第五大成品油出口國，石化産業成爲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雖然國土面積小，但新加坡沒有放棄制造業，從最初利用港口優勢，進口原材料在港口加工後再出口的簡單加工制造業，到現在重點發展的有技術密集屬性的機械制造和生物醫藥，制造業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貢獻巨大，2019年制造業GDP占比高達19.8%。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金融業務的起步和發展離不開貿易中心的加持，貿易活動需要大量的授信、結算、保險、租賃交易等金融服務。
以此爲基礎，新加坡憑借自由港、法律環境和時區（上午可與香港、東京、悉尼交易，下午可與倫敦、蘇黎世、法蘭克福交易，晚上可與紐約交易）等優勢逐步發展成爲以外彙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爲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憑借“要塞”式的地理位置成爲貿易樞紐進而帶來經濟大發展的模式並非新加坡所獨享。實際上，如果擁有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在貿易全球化的時代借機發展貿易、經濟，是非常符合邏輯且順其自然的路線。
另一個例子是迪拜，迪拜臨近霍爾木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是連接中東地區重要石油産地波斯灣和阿曼灣的狹窄海上通道，亦是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的唯一水道，全球約1/3的原油運輸途經此地。
乘著原油貿易的東風，迪拜過去幾十年同樣進入了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快車道，1975年迪拜常住人口僅18萬人，目前超過300萬；
人均GDP約合3.9萬美元（2019年），如果放在全球超過200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來排名的話，可以位列第23位。
整個阿聯酋的貨物貿易出口額位列全球第15位，而迪拜貢獻了其中約80%。
雖然迪拜和新加坡的社會制度、法律體系、政府運作方式非常不一樣，但憑借著“要塞”式的地理位置同樣取得了不俗的經濟發展成就。
所以，在解釋新加坡的成功的時候，地理位置的“天賦”是不能回避的；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擁有同樣甚至可能更好地理禀賦的迪拜的1.6倍（2019年），是跨國企業在亞洲的總部首選，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只用地理位置的“天賦”又是不能完全解釋其如此成就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的優勢，新加坡的成功肯定還有一些其他的獨特配方。
03 全球化定位
想象一下，新加坡的矚目經濟成就在300年前的世界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個時代沒有大量的全球貿易需求，“要塞”式的港口價值不大；
那時也沒有大量的跨國企業，沒有叫做蘋果或通用的公司需要選定一個小島來統籌周邊十幾個國家的數十億人口的市場；
這個小島上一大半的經濟發展是外國公司貢獻的；
小島上的一些關注著某樣東西價格變化的人上午在和遠方的香港、東京的外國人交易，下午和遠在歐洲的倫敦、法蘭克福對接，晚上還不忘和紐約交流……
新加坡的發展離不開在全球化時代它自身的全球化定位，新加坡從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獲益甚大，這種獲益不僅僅是如很多國家那樣都在全球分工的效率提升中獲益，也不僅僅是利用轉口貿易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獲益，新加坡還從全球經貿體系中找到了一個稅收“套利”的模式，給其帶來了很大的價值。
新加坡的經濟非常依托于全球化，以在新加坡的公司爲例，外國控股公司占新加坡企業總量雖然只有18%，但雇員數量占到31%，對GDP的貢獻占比更是達到62%（2018年），可見大型跨國企業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
事實上新加坡在吸引跨國公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香港吸引了不到1400家跨國企業設立亞太總部或其它形式的區域總部，東京、上海和北京在這方面的數字分別爲531家、470家和149家；
新加坡則吸引了4200家左右的跨國公司設立區域總部（OECD，2016年）。
其中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有46%把亞太總部選定在新加坡，而在百大科技跨國公司中這一數字更是高達59%，這些公司中不乏微軟、谷歌、亞馬遜、蘋果、星巴克等巨頭。
不局限于區域總部的話，入駐新加坡的大大小小的外國公司多達26000余家，其中10000家以上來自北美、歐洲和日本。
新加坡爲什麽對跨國公司這麽有吸引力？
這是因爲新加坡以全球化爲定位設計了一套一個小島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獲益的機制，其中吸引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是其中關鍵環節。
04 稅收窪地戰略
吸引跨國公司的首先是新加坡多方位的稅收窪地優勢。
新加坡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爲17%，這比大部分的重要經濟體要低。
如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爲25%，德國的綜合企業所得稅稅率爲29.9%（其中中央稅率15.8%，地方稅率14.1%）；
也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21.5%（2020年）。
在亞太地區比新加坡所得稅率低的主要經濟體只有香港的16.5%，但是新加坡有多種對企業的稅收折扣政策和新設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更拉低了實際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比如符合條件的區域或全球性貿易公司可以適用5%或10%的優惠企業稅率；
符合條件的金融企業，所得可享受5%、10%、12%或13.5%的優惠稅率；
符合條件的財務管理公司，可享受8%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很多公司的研發費用、知識産權收入可享受100%甚至更多的稅務抵扣和獎勵。
對于總部經濟，更是有著相當力度的所得稅優惠，對于把區域總部或全球總部設立在新加坡的公司，在特定時期內可享受免稅、5%或10%的優惠稅率，優惠幅度取決于新加坡總部在該公司的重要性，而重要性根據多重因素決定，包括職員數量、企業的開支和雇員的質量等。
新加坡還不征收資本利得稅，這對跨國公司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在處置一筆投資收益時，相比在有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如美國15%、中國20%、韓國30%、丹麥42%），這些公司的實際所得差異巨大。
在符合一些條件的情況下，新加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彙回股利時可以免征股利稅，這讓很多跨國公司樂意將新加坡公司作爲中介，把股利留存在新加坡，避免直接分紅回母國總公司繳納股利稅。
新加坡還和50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DTA)，避免跨國公司們的雙重被征稅問題，降低企業成本。
企業需要人才，新加坡除了具備有吸引力的企業稅收環境，個人所得稅方面，也很有吸引力，新加坡個稅實行累計稅率制，最高檔爲22%，顯著低于美國稅改後的37%，英國、德國、中國等很多國家選定的最高檔45%。
根據我們的簡單測算，對于一個已婚並育有一子的年收入爲96萬元的中年人，考慮到養育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等，其一年大約需要繳稅83700元，這一數字大約是在上海工作的同收入人群的一半。
新加坡還在2008年取消了遺産稅，這對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吸引跨國公司建設總部經濟，還需要有對跨國企業友好的營商環境，這往往包括與英美接軌的可靠法治環境、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生活環境（教育、醫療、住房等）。
在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僅次于新西蘭；
而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02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排名中，新加坡綜合得分同樣高居第二，僅次于香港。
資本自由流動是總部經濟的必要條件。新加坡沒有外彙管制，國際資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跨國企業的利潤彙出無限制也無稅費。
法律體系方面，1826年英政府授權東印度公司對新加坡的主權後，新加坡就開始使用英國的法律體系；建國後在沿襲英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做過一些調整，比如1995年取消了陪審團制度。
雖然西方一些媒體對新加坡的法律體系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比如對《內部安全法》的使用。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的法律體系高度與歐美接軌，得到了跨國公司們的信任。
在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20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水平排名中，新加坡也高居全球第12位。
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方面，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平均價格約爲每平米1.55萬新幣，雖然位列全球各城市的房價高位，但僅爲中國香港的一半左右，永久居民還可購買新加坡組屋。
此外，新加坡教育水平領先，國際學校名額充足。總體而言，相比競爭者香港，新加坡因更好的宜居程度對高端人才也頗具吸引力。
這些廣泛的、極具吸引力的稅務激勵、資本自由流動和其他優越的營商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並且激勵跨國公司將新加坡作爲全球或亞洲的運營或投資中心、集團內部資金調配的中心，即所謂的總部經濟。甚至也會激發一些跨國公司進行轉移定價把利潤更多的留在新加坡以適用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率。
這種稅率窪地戰略的核心目的是把原本分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商業活動吸引過來，一方面擴大了稅基，所以在低稅率的情況下依然可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另一方面，聚集而來的企業、商業活動帶來了投資、就業和相關服務等。
整體計算下來，低稅收帶來的産業轉移效應可能遠大于稅收收益本身。
比如開曼群島是徹底的稅收窪地，完全沒有直接稅，即沒有任何公司稅、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産稅與贈與稅等，但開曼群島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GDP接近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利用類似的稅收窪地戰略的國家和地區不只是新加坡，愛爾蘭是另一個典型案例。
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只有12.5%，遠低于歐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型跨國企業還可以通過談判獲得更低的稅率，據披露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的業務一度可以享受低至2%的所得稅率。
稅收窪地效應吸引了很多跨國巨頭在愛爾蘭設立海外或歐洲總部，如蘋果、谷歌、微軟和facebook等；
也使愛爾蘭成爲了全球飛機租賃中心和歐盟最大的跨境人壽保險提供地。
愛爾蘭憑此優勢在歐盟中取得了亮眼的經濟表現，過去10年愛爾蘭的GDP複合增速爲6.5%，遠高于歐盟的0.8%。
除新加坡和愛爾蘭之外，摩納哥、瑞士、香港等國家（地區）也使用了類似的策略。其中有些國家更側重于通過個人所得稅窪地吸引高淨值人士移民的方式，和新加坡、愛爾蘭的模型有所差異。開曼群島、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BVI）是更極端的模型。
但這種策略的參與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地區），大國則無法在整個國家運用同樣的策略（除非建立特區），因爲超低稅收必然帶來整個國家收支的不平衡。
05 李光耀與超級理性主義
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當然脫不開幹系，他的政治遠見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認可與推崇。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評價他爲“21世紀最傳奇的人物之一，是幫助引發亞洲經濟奇迹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更盛贊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爲一位思想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國父”，是新加坡整套政治、經濟、社會運行制度的設計師。他的個性、世界觀、認知體系都深刻的給新加坡的社會制度、發展曆史打下了烙印。
而他的施政綱領和對具體事務的決策背後，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可能是他所具有的遠超常人的理性：萬事基于現實，不教條，不被意識形態而束縛，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
李光耀深刻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拒絕被固定思維捆綁。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孩子……
我們可能讀到過什麽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作爲劍橋大學法學專業的榮譽畢業生，李光耀顯然不是那類因爲無知而藐視理論的狂徒，事實上從他的各種經濟、民生政策能看出他對于經濟學等理論體系有著很深刻的理解；但對于各類理論，他始終基于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批判、審視的應用。
“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
“我向來不會爲理論所困，理性判斷現實情況才是我的指導原則。”
這是一種“超級理性主義”，在中國有類似的表達。
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從理念上講，新加坡的奇迹般發展和中國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成就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李光耀主政的相當長的時間內，美蘇主導的全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是非常激烈的，但有著“理性判斷現實情況”的武裝，他做決策不會被意識形態所束縛。
“我一向盡量做正確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確的事。”
“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生存，並不是因爲它總是堅持己見。如果它死守教條或意識形態，就會與現實脫節。”
“解決方案是誰提出來的並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們就用。假如他腦子裏還有很多點子，那就說服他到我們這一邊來。”
他對人性、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公平等的看法都清晰的體現出他直面現實情況，基于事實以理性的方法來尋求解決方案的特點。
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此犀利而直言不諱，以至于有些觀點看上去有些殘酷或“政治不正確”。
比如他說 “我認爲：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說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爲。”
他認爲人生有其與生俱來的隨機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只能追求機會平等，但無法追求結果平等。
“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想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但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從來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爲存在兩個在毅力、動力、敬業程度、內在禀賦等方面一模一樣的人”。
如果在美國，一個政治家做出如此表述，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正基于這種認知，他提倡因材施教，引入分流教育，使新加坡有一個成本收益角度很好的教育體系。
也因爲此，他認爲應該由精英來治理國家。
“如果新加坡讓平庸的人來治理，這個國家必定下沉，淪爲一座再平庸不過的城市。”
“在好些國家，資質平平的領導人能依靠背後實力強大的團隊蒙混過關……新加坡不能不讓最優秀和能幹的人來執政。”
因爲對人性的理解，李光耀堅持在政府、國企的人才激勵上采用市場化的方式。
“我們現在怎麽防止官員受賄？就是付他們市場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師、醫生和官員都可以獲得相當于私營部門同等級雇員八成的薪酬……
所以，在整個東南亞，我們的部長和官員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窮的。不過在新加坡，如果你貪汙受賄，就會毀了將來，毀了一生。”
他敏銳的察覺到很多基于理想主義規劃的政府最終可能導向虛僞和腐敗。
“千萬不要嘗試建立一個廉價的政府，金錢政治只會換來一批無能的國會議員，還有一連串的虛僞和造假，最後演變成欺詐和腐敗。”
也因爲對人性的洞察，李光耀對福利制度很警惕。
“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理想和人類的實際行爲是互相抵觸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務，但是同時要求人們負擔一些費用，以確保它不致被濫用又能控制成本。”
在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制度設計中，他都非常注重要讓老百姓擔負起相應的責任以控制成本。
“政府會從旁給予一些幫助，但每個人必須負起各自生活的責任。”
“政府會協助你買房子，並填補你的中央公積金戶頭。你若想把這筆錢花了，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退休後身無分文，你得自己承擔這個可怕的後果。”
李光耀對政治制度也是理性而務實的看法，他承認西方的先進性，但不認爲西方民主制度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因爲“一人一票是一種最爲困難的治國方式，人民有時是反複無常的，他們可能會因一時沖動爲了改變而改變”。
他認爲西方民主只有在社會人口構成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産階級才適用，而對發展中國家，他“並不相信民主必然會帶來發展，民主過于泛濫會讓社會變得毫無紀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發展。”
“除了少數的例外，民主制度並沒有爲新興發展國家帶來良政善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沒有推動發展，是因爲政府沒有實現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
他對好政府的評價反應了他一以貫之的務實風格：“好的政府應該是誠實有效率的——能夠保護人民，讓人人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裏自我提升和過上好日子”，評價政治體制優劣的標准，在于“它能否爲社會內的大部分人創造改善生活的條件”。
在經濟發展理念上，李光耀認爲，“要使經濟得到發展，在政策上必須奉行實用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
在社會平均主義思潮的沖擊和西方福利主義盛行的年代，李光耀指出絕對的平均和過分的福利分配將“抑制競爭和力爭上遊的主動性，這樣的社會將會失敗”。
市場經濟和競爭機制是他所倡導的，
“我們發展了一種競爭制度，使得每一個工人、經理人員、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能夠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們從來沒有試圖通過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場的力量，我們的小規模經濟，也使我們從來不敢嘗試采取保護措施，去抗拒外來的競爭。”
“不過我們不是完全平等的社會。在完全平等社會，沒有人會盡全力，社會將會蒙受損失。”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並不是只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率，也非常注重社會的公平和民衆的幸福感。
在醫療、交通、住房等領域，新加坡都采取了高端市場完全市場化，中低端市場政府通過補貼等方式滿足國民需求，但在滿足需求的同時，非常注重成本的控制和民衆共擔責任。
“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但自由市場經濟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進行分配。
通過稅收制度，我們進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論貧富，上教學質量一樣的學校）；
如果你去醫院或診所，你能得到同樣的基本醫療服務，但是付不同價格；我們也有面向全民的娛樂設施。”
總之，李光耀超級理性務實的思考和行爲方式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設計。
新加坡的廉潔、高效、嚴謹、以小搏大、以東方傳統無縫對接西方體系都是這種超級理性主義的成功表達。
我們在後續系列文章中會分別從醫療、養老、教育、交通等各領域分別詳細展開討論這種超級的理性主義是如何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的制度和發展。
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新加坡模式”是在長江商學院與新加坡管理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完成的對新加坡經濟、商業中獨特管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旨在總結經驗，爲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鑒。
本系列研究由劉勁教授主導，其中觀點和內容僅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資助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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