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篇開始討論文化紅利的各種展開表現，從最明顯的品牌效應開始。
說到品牌效應，最容易想到的是各種名牌産品。名牌産品實際分爲兩大類型，一是以先進技術或精深工藝快人一步，高人一等而制勝的名牌，可稱爲能力類名牌。比如日本汽車以低油耗取勝，德國汽車以質量取勝，蘋果手機以系統好取勝，俄國潛艇以噪音低取勝；如此等等。他們的産品在某些方面就是比別人做得好，別人雖想趕超，卻總是追不上，因此讓他們成爲名牌。另一種類型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譽制勝的名牌。這些産品其實談不上多麽先進的技術，也談不上什麽高人一等的加工能力，只是一般人對于普通産品的質量和服務水平難以一一比較鑒別，但相信某些品牌的産品質量和售後服務更有保證，于是讓這些品牌成爲名牌，比如美國的可口可樂、肯德基、耐克、星巴克，德國的阿迪達斯，法國的LV，意大利的家俱，瑞士的手表，如此等等。這類品牌可稱信譽類名牌。我們這裏關注的主要就是這後一類名牌。
名牌産品比之普通産品，會有明顯的品牌溢價，尤其是信譽類名牌。能力類的名牌産品，比如名牌電腦，名牌汽車，相同的配置其實並不會比普通品牌貴多少，但是信譽類名牌卻相反，它雖然沒有真正的人所不及之處，卻偏偏能夠收獲高溢價。名牌家俱、名牌女包，要比普通家俱、普通女包貴不少，價格甚至可能非常懸殊。就比如運動鞋，同樣是中國工廠生産，質量都不錯，雜牌只能賣兩百，國內名牌可以賣到三四百，貼上耐克的標簽，就要賣八九百。溫州産的包包，說是國內産品只能賣三四百，打上LV的標志，可以賣上萬。再比如以前有一個關于家俱的案例，幾個入籍了新加坡的華人，跑到意大利注冊了一個家俱品牌，回到國內大肆宣傳，說這是著名意大利家俱品牌，然後在東莞找了一家代工廠生産，生産完了從深圳出港，一日遊後從上海進港，就成了百分之百意大利原産進口的名牌家俱，本來只能賣兩三千的，現在成了意大利名牌家俱，于是可以賣到兩三萬。
當然，你可以指責消費者不理性，盲目崇尚名牌。但走正道的名牌經營者確實也會在質量保障、售後服務等方面下一番功夫，從而讓消費者放心其質量，放心其服務。畢竟，消費者真正識貨的並不多，或者說精力有限，要他們在萬千産品中花費大量時間去做理性的考量，確實有些難爲他們，因此即使明知多付了錢，但只要能保證質量，他們還是願意付出，至少省了他們比較産品審查質量的功夫。而這就成爲品牌溢價。
有些信譽類名牌可能溢價不多，甚至沒有溢價，但仍然會比普通品牌占據明顯的市場優勢，那就是通過大量銷售獲取總量更大的利潤。比如飲料市場上，一瓶可口可樂，比之一瓶中國本土飲料，可能並沒有明顯的溢價，但因爲其品牌效應，卻能獲得更大的銷量，而且還能賣到全世界，不象中國飲料局限于國內，這些國際名牌從而能夠以極大的銷量，仍然獲得總量上的高利潤。可口可樂爲了維護它的名牌信譽，可能會在質量管理、服務保證等方面增加一點成本，但是這點成本平攤到極大數量的産品上，就根本不值一提，相反，那些銷量少的産品，單位成本實際會更高。
總體上講，那些虛構名牌的欺世盜名之輩只是個別，絕大部份名牌産品的質量確實要比普通産品好一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名牌産品的高溢價，完全足以支撐他們提高質量保證售後的行爲且綽綽有余。
但是這就産生一個問題，中國的商家們爲什麽就不把自己的普通品牌建設成爲重視質量重視服務的高溢價名牌呢？難道他們看不上這當中的高溢價嗎？
首先我們可以明確，這裏不是一個産品生産的能力問題。就比如耐克的鞋子，其實根本就不在美國生産，而是在人工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生産。以前在中國，現在因爲中國的人工成本上升，又轉到了孟加拉國、越南等南亞東南亞國家。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制鞋廠，絕不是質量控制能力有限，非得讓耐克管理人員做指引，才能保證質量。至少，以當今中國制造業的水平，可以相信中國人有能力控制一雙鞋子的生産質量。
既然如此，那問題又出在哪裏呢？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爲什麽不自己生産與耐克同等水平的運動鞋出來，自己去賣一個和耐克一樣的好價錢呢？爲什麽就非得給耐克打工呢？難道他們都是幫人打工掙點微薄的加工費就能感到滿足的傻子？
就算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只是一幫愚拙的工人，就是不懂如何掙錢，那象日本這樣的已經趕超西方國家的原東方國家，你總不能說他們也是一幫不懂品牌效應的工人了吧？要知道，他們可是有不少能力類名牌稱雄世界。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在似乎更容易做到的信譽類名牌方面，日本人反而毫無建樹，依然是一片空白。難道日本人也傻了嗎？
日本人沒傻，中國人也不傻。仔細揣摩可以發現，信譽類名牌建樹的關鍵，其實不在質量和服務，而在如何取信于人。這些信譽類名牌其實沒有什麽技術方面和加工方面的真正的難度，其産品的質量和服務水平，別人並非達不到，只是別的人花費了更多的成本提高質量和服務後，卻很難取信于消費者，銷售達不到預期，成本收不回來，最後被迫走回老路。
假設中國A廠曾經幫耐克鞋代工，是不是只要A廠把自己耐克代工廠的身份透露出去，然後自己申請一個品牌，和以前一樣認真生産鞋子，就馬上能夠讓人相信，這一品牌是與耐克齊名的品牌呢？顯然，消費者並不會簡單賣帳，他們即使相信了A廠的說辭，但仍然不會出與耐克相同的錢去賣A廠的自主品牌産品。如果A廠的鞋價與其它中國地攤貨的售價一樣，在聽了A廠的宣傳後，可能會有一些消費者願意賣來試試看，但仍然會報以懷疑的眼光。其中或許又有一部份消費者經過認真評比，看出A廠産品的質量確實與衆不同，因此願意比普通國産品牌多付一點點錢，但這一點點錢卻覆蓋不了A廠高質量生産和大規模宣傳所增加的成本，因此A廠最後只能無奈放棄，仍然回到原來低質量生産或幫人代工的老路上去。
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從普通品牌走向名牌，非西方的普通國家的人們，首先會遭遇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品牌的原始信心問題。中國人也可以生産出和耐克鞋同等水平的鞋子，只是你生産出來以後進行宣傳時，消費者卻很難得會有如同當初接受耐克鞋子時的一樣的熱情。同樣一雙鞋子，中國品牌和外國品牌，聽起來感覺似乎就是不一樣。就比如那幾個虛構意大利名牌家俱的華人，他們就是深知冠以洋名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才兜兜轉轉跑到意大利去注冊一個品牌，然後跑回國內來唬人，偏偏又確實能唬住中國人。這幾個“聰明”的華人，利用的就是中國人對國外品牌的原始信心。
但是這種原始信心又從何而來？
深究下去，你就會明白，中國人對于外國品牌之所以會有一種原始信心，最終源于西方文化在近現代以迄于當代的當時得令。西方文化是當今世界的主導文化，西方文化也確實給當今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無形之中也就讓西方人的原始形象比之中國人更爲高大，人們更願意相信西方的東西，相信這些人既然做爲優秀文化的主導者或維護者，說話做事必然差不到哪裏去。這就是中國人對于西方品牌的原始信心的源泉。
即使不是信譽類名牌，由于這樣的原始信心的存在，西方人的産品也更容易打開市場銷路，從而讓西方人更容易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就比如戴比爾斯的鑽石營銷，通過與愛情挂鈎，給高價鑽石營造了穩定的收入渠道。“鑽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真是深入人心。但是，如果進行如此這般營銷的是幾個中國人，你認爲還能輕易被市場接受嗎？或許，人們感覺到的只是一群無恥的中國騙子。想一想這當中的人心感受，可以斷定，類似這樣的營銷成就，根本不可能由中國人或日本人來實現。
這就是西方文化紅利的體現。
在被問及“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孰更重要時，孔子堅定地認爲“民信”最重要，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說法。對于一個國家是這樣，對于商品也是這樣。民衆的信任會帶來購買的信心，“信”不是沒有價值，而是“無價”。
日本人雖說脫亞入歐，但又怎能真的進得了歐洲？當一群西方政客爲加拿大毒販站台時，跟著湊熱鬧的日本人只能尴尬地站在旁邊，成爲一個特殊的存在，有如日本人在七國集團會議中的尴尬。世界其它的人們也不可能以同樣的眼光來看待日本人和歐美人，因此日本人雖然在相當的程度上取得了西方似的成功，但在品牌問題上，也只能依靠過人的能力建樹一些能力類品牌，卻無緣更容易實現的信譽類品牌。這只是因爲，日本人的形象，終究不同于歐美人的形象，日本終究無緣于西方文化紅利。
而一旦中國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成爲時代的主導文化，則人們對于商品的原始信心也將歸屬于中國，則中國人的市場局面就將大爲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