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改變國際秩序的突變力量。
這場原本是拜登普京各取所需、歐洲受挫憋屈、烏克蘭吃虧流血、舊秩序還能苟延殘喘的戰爭，結果因俄軍行動進展不及預期、澤連斯基政府堅持抵抗以及歐洲公衆參戰情緒陡增，演變爲美俄騎虎難下、德國曆史性轉變、國際制裁全面升級、核威懾驟增及歐洲政治激情重燃的世界地緣政治巨震。
俄烏戰爭正在沖擊搖搖欲墜的國際秩序。本文分析俄烏戰爭對地緣政治及國際秩序的影響。文章較長，請收藏耐心閱讀。
本文邏輯
一、俄烏戰爭與德國突變
二、政治激情與軍備競賽
三、鐵幕落下與秩序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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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俄烏戰爭與德國突變
這場戰爭，是冷戰結束後世界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也是二戰以來歐洲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它正在點燃歐洲國家的政治激情。
俄烏戰爭的爆發打破了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默契，核心是德國與俄羅斯的潛在關系。爲什麽這麽說？
從明斯克協議說起。2014年2月，烏克蘭政府軍與烏東親俄勢力交戰，這就是頓巴斯戰爭。4月，在德法斡旋下，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即明斯克協議。
這項協議文件的簽字方是歐安組織、俄國政府、烏克蘭政府及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政府的代表。你會發現，這項涉及歐洲安全及俄羅斯核心利益的協議，是德法和俄羅斯主導的，美英被邊緣化了。雖然歐安組織包括美英，但是這個組織最初提議設立時，美國是反對的，如今它的領導權主要在歐洲。
明斯克協議被認爲是德法撇開英美獨立處理歐俄關系的重大外交成就。同年6月，當時法國借紀念諾曼底登陸70周年之際，邀請俄羅斯、德國、烏克蘭首腦在諾曼底就烏克蘭局勢進行磋商。這種協商方式被高調地冠以“諾曼底模式”之名，可見德法頗爲看重這一獨立外交成果。
同時，明斯克協議還是德俄默契關系的延續，核心是默克爾與普京的穩定關系。要知道，頓巴斯戰爭爆發後，克裏米亞危機就爆發了，美國在3月立即對俄羅斯做出了經濟制裁。在這種局面下，德法與俄羅斯協商化解了這場地緣政治危機。雖然歐盟也制裁俄羅斯，但是德法特意把最關鍵的能源和金融制裁剔除了。
在俄羅斯問題上，歐洲要比美國更溫和。因爲德法不希望與俄羅斯徹底決裂，避免遭遇巨大的地緣政治危機與經濟沖擊，進而在安全與外交上更加依賴于美國。德國要比歐盟更溫和。默克爾主張有限制裁俄羅斯，不能危及德俄的能源貿易。在2014年，歐洲30%的天然氣依賴于俄羅斯，法國是18%，意大利是20%，而德國是40%。
默克爾來自東德，與普京的私交不錯。更重要的是，她執掌德國十六年，奉行的是艾哈德、科爾及聯盟黨一貫以來的“第三條道路”。二戰後的德國長于經濟科技，弱于政治軍事，歐盟的地緣政治事務更多依賴于法國。默克爾的執政風格很德國，她穩定、務實、謹慎與折衷主義，努力在美國與俄羅斯之間、在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尋找平衡。
2011年，德國與俄羅斯開通了北溪一號天然氣管道，該管道途徑烏克蘭，是德國天然氣的生命線，這次制裁也不會關閉它。2018年，默克爾與普京推動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管道的設計特意避開了烏克蘭、波蘭，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直通德國。從中可以看出，默克爾更加信任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
但是，當國際局勢日趨對立，折衷主義已無路可走。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複敲打德國，批評默克爾在俄羅斯問題上喪失原則。他指責，美國領導的北約每年爲歐洲防務支付了大量的費用，德國不僅佯裝制裁俄羅斯，還與俄羅斯“通氣”。特朗普要求北約盟國增加軍事支出，希望德國軍費增加到GDP的2%。但是，默克爾不願意妥協。特朗普便下令撤走了2000名在德國的駐軍，同時制裁了參與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德國能源企業。特朗普期間，德國與美國的關系迅速降溫。2021年，歐洲議會也要求歐盟終止北溪二號項目，但默克爾依然反對。
外界批評默克爾沒能抑制東歐的威權主義和西歐的民粹主義，這威脅著歐洲的價值觀與政治安全。就連她自己也認爲，僅做可預測的改變，不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歐盟可能在內外部政治動蕩中走向分裂。
2021年德國大選，“求變”是主旋律，聯盟黨敗北，朔爾茨領導的社民黨將聯盟黨踢出局，與綠黨、自民黨聯合組閣。“默克爾式穩定”正隨著默克爾的退出而降溫，穩如狗的德國政治將要發生改變，而普京感受到的是巨大的風險。
朔爾茨內閣剛剛組建，在外交上便對俄羅斯及一些國家發出了強烈的信號。德國政府對北溪二號按下了暫停鍵。對普京來說，最大的不安來自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後，普京就擔心，烏克蘭通過北約來奪回克裏米亞和烏東地區。過去默克爾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及歐盟構成一定的牽制。但是，隨著默克爾臨近退休，這種牽制越來越弱。
2020年，澤連斯基領導烏克蘭獲得了北約“增強夥伴國”地位。2021年6月，烏克蘭武裝部隊司令在“增強夥伴國”周年紀念會上稱，烏克蘭加入北約不僅將有助于增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也有助于北約自身的壯大。烏克蘭外交的戰略目標是進一步有效利用這一地位，並最終成爲北約正式成員。默克爾下台後，普京選擇先發制人，俄烏戰爭爆發。
到這裏，你會發現，默克爾是俄羅斯與歐洲關系的脆弱支點。克裏米亞危機後，默克爾與馬克龍在俄美之間的局促空間裏謀求歐盟利益最大化——地緣政治穩定、能源安全與獨立外交。明斯克協議是他們看重的獨立外交成果，北溪二號是他們渴望爭取的能源安全。但是，默克爾下台後，俄烏戰爭打響，搖搖欲墜的德俄默契、歐俄關系破裂。
這也是美國想看到的。在俄烏戰爭上，拜登表現得極爲淡定，他要做的就是順手推舟，策略是“以烏制俄”、“以俄控歐”。拜登的初衷：首先，拜普視頻會上，雙方可能交代了底牌，避免俄羅斯與美國直接軍事沖突；其次，美國不直接出兵，安排澤連斯基流亡，烏克蘭陷入危局或戰爭，消耗俄羅斯國力；第三，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及政治對立；最後，敲打德法“通俄”，貫徹他的聯合西方戰略，強化對北約及歐洲的領導權。如此，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另一邊，只要美國不直接出兵，普京也願意開啓這場政治豪賭。當然，這並不是說拜登策動了這場戰爭。我認爲，拜登的選擇，戰略上是對的，策略上是錯的。美國需要利用其它策略避免這場戰爭，但拜登無力無心這麽做，而是因勢利導。
所以，這場戰爭，普京與拜登最初的預設可能是：俄美各取所需、德法受挫憋屈、烏克蘭吃虧流血。但是，戰爭開啓後，形勢比人強。俄軍行動進展不及外界預期，澤連斯基政府抵抗意志強烈，國際民衆紛紛要求歐美支援烏克蘭，嚴厲制裁俄羅斯。這時，歐美國家立即加碼，迅速扔出“金融核彈”，對俄羅斯啓用SWIFT制裁。
最開始，德國並不“積極”，試圖阻撓歐洲使用SWIFT制裁俄羅斯，明確表示不給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只是敷衍式地投送了5000個鋼盔。但是，戰爭打響的第三天，德國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德國政府迅速改變了對俄戰略，甚至改變了國際戰略。
朔爾茨宣布向烏克蘭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級地對空導彈。同時，朔爾茨還宣布建立1000億歐元國防基金，將把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2%。他強調：“在曆史的轉折點下，德國需要建立一個高效、高度現代化、先進的聯邦國防軍，以保衛我們的自由和民主”。
這場戰爭給正在謀變的德國政治、還有所顧慮的朔爾茨推了一把。戰事爆發後，德國民意洶湧，超過十萬人走向柏林街頭抗議。過去一貫無腦反核的綠黨（執政黨之一）強烈要求降低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甚至不惜重啓國內核電站運行。
這被認爲是曆史性的改變。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崛起，科技強勁，政治示弱、軍事自弱。德國是一個不善變的國家，如今，他們開始謀求政治強音、軍事崛起，軍費投入提高到之前特朗普建議的水平。這場戰爭降低了默克爾的曆史地位。有人批評，正是默克爾的過度謹慎與短視才助長了普京的野心，執掌德國十六年的她完全可以提高德國的防禦能力，降低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甚至，有人制造了兩個名字來解釋德國這種轉變：張伯倫·默克爾與丘吉爾·朔爾茨。
我曾在《德國大選》中這樣寫到：“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需要走出默克爾主義的舒適區，必須在歐洲內部政治沖突與國際地緣政治邊緣化上更有作爲，以更好地延續社會市場經濟，以及將其拓展到歐洲一體化之路上。但是，德國人、歐洲人需要警惕德意志曾經那股可怕的激情政治。”
這場戰爭觸發了歐洲人對安全的擔憂，點燃了歐洲人被二戰熄滅的政治激情，正在改變國際地緣政治。
02
政治激情與軍備競賽
德國的轉變讓歐盟的態度更加堅決，歐盟史無前例地同意直接購買並運送武器給烏克蘭。歐盟作爲一個經濟政治組織，與北約軍事行動少有交集，但是這次歐盟産生了軍事“後勤”的力量——具備一定的安全防禦作用。這就是澤連斯基希望“火線入歐”的原因，同樣，這也給歐盟出了一道難題。受此刺激，連格魯吉亞也提交了入歐申請，未來會有更多國家要求加入歐盟。
在歐洲，法國定會有所行動。作爲歐洲政治與安全防衛的主力，法國始終保持著戴高樂般的高盧雄雞的驕傲，試圖在美俄國際政治格局中，成爲獨立的“第三極”。馬克龍，以“歐洲領袖”自居，呼籲打造“歐洲軍隊”。但是，法國沒有足夠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建立和捍衛一個龐大的“歐洲合衆國”。
2021年，美英宣布支持澳大利亞海軍建立核潛艇部隊，爲澳建造8艘核潛艇。澳大利亞爲此撕毀了此前與法國企業達成的潛艇大單，令法國顔面盡失，法國外長怒斥此舉是“背後捅刀”。其實，這一事件更深層次的危機是歐洲地緣政治正被邊緣化，也是美英重返日澳印的一個表現。戰爭開打前，馬克龍與普京長桌會談，馬強調努力阻止戰爭；第二天，拜登與普京視頻會談後，直接打臉馬，抛出入侵消息。這場戰爭激發了法國人的政治激情，法國會更加努力尋求政治地位，與德國共同打造“歐洲軍隊”。
在歐洲，最不能忽略的國家是英國。在這場戰爭中，英國是支援烏克蘭最直接最迅速的歐洲國家。爲什麽？可能是英國的歐陸均衡政策的一種延續，英國曆史上不是聯德俄打法、聯俄法打德，就是聯法德打俄。這次也不例外。還有一個原因，英國是一個具有保守主義傳統的國家，這一點很重要。現實的角度來看，英國脫歐後，英與美加澳新聯合，這五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對俄羅斯及一些國家發出一致強硬的聲音。這場戰爭後預計英國還是朝這個方向走，強化盎格魯-撒克遜五國的聯合，以平衡德法軍事崛起的歐盟，以及制衡俄羅斯陣營。
除了德法英，歐洲其它國家及中立國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固守了兩百多年中立的瑞士，受到民衆及政黨的壓力，加入了歐盟制裁俄羅斯的行列，包括凍結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資産、禁止一些俄羅斯高層與瑞士的聯系、對俄關閉瑞士領空。這威脅到俄羅斯能源寡頭的經濟利益。瑞士媒體估計，俄羅斯八成的石油和天然氣貿易在瑞士進行。這場戰爭讓瑞士公民開始重新考量自己在國際地緣政治沖突中所扮演的固有的中立角色。
另外，兩個對北約保持距離的國家芬蘭和瑞典。
長期對北約保持距離的兩個北歐國家芬蘭和瑞典，如今認真考慮加入北約。1939年，蘇聯要求芬蘭國界退後，建立安全地帶，避免“過于威脅到列甯格勒的安危”。芬蘭拒絕，蘇聯發動了慘烈的蘇芬戰爭。這場戰爭是芬蘭人的曆史傷痕，戰後的芬蘭反蘇又忌憚于蘇，只能采取中立態度，與蘇聯與北約均保持距離。這就是芬蘭人不想提起的“芬蘭化”。俄烏戰爭激活了芬蘭人的曆史記憶，進而擔憂芬蘭模式的前景。
瑞典是北歐安防的保障者，曾在蘇芬戰爭中直接提供武器給芬蘭。但是，瑞典在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都保持著中立。不過，在俄烏戰爭打響時，瑞典迅速地運送了5000套反坦克武器給烏克蘭。
再看南歐。科索沃“國防部長”阿曼德·梅哈吉表示，在俄烏爆發軍事沖突之後，科索沃已要求美國在當地建立永久軍事基地，同時加快其加入北約組織的進程。
普京原本想阻止北約東擴，但戰事開啓讓歐洲感到空前的恐懼，中立國及小國反而愈加謀求加入北約，尋求美國的軍事保護。
另外，橫跨歐亞的北約國家土耳其躍躍欲試。土耳其與烏克蘭貿易關系密切，同時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大，在這場戰爭中，土耳其積極表現且態度搖擺。土耳其表示不願意制裁俄羅斯，但宣布關閉關鍵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看到烏克蘭試圖“火線入歐”，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喊著要加入歐盟。這個政治強人經常跟北約吵架，也依仗北約謀求大國地位，與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組建所謂的“突厥國家組織”。
近些年，美國的戰略正在調整：固守強化歐洲、弱化中東中亞、戰略回歸日澳印。美國還是國際秩序的最大主動者，美國的戰略轉變深刻地影響著國際秩序。這場戰爭正在往拜登“以俄控歐”歐洲戰略上走。歐洲諸國強化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德法投入更多軍費抗衡俄羅斯，美國好戰略抽離到日澳印地區。但是，拜登未必預判到歐洲的民意洶湧以及德國的曆史性轉變。德法軍事崛起，歐洲政治團結，這是不是美國真正想看到的？
美國戰術性放棄與局部撤離中東中亞，另一邊不斷地強化日澳印。
在中東，美國在2018年對伊朗實施了SWIFT制裁，伊朗出口消失了80%；特朗普還狙擊了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一位將軍蘇萊曼尼，兩國關系跌入冰點。不過，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勢力隨著撤軍而收縮，俄羅斯反而強化了對這一地區的滲透，敘利亞和阿塞拜疆表示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如今，俄烏戰爭爆發，對歐美國家威脅最大的就是能源危機，美歐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會大幅度上升。這樣，緩和美伊關系的機會窗口便打開，伊朗的石油能否打破僵局？
再看中亞，拜登從阿富汗撤軍，中亞留下權力真空，哈薩克斯坦立即政變，總統請普京派兵清剿政治對手。如此，普京擴大了對中亞的勢力範圍，阿富汗的鄰國巴基斯坦在俄烏戰爭中支持俄羅斯。不過，有意思的是，普京剛剛“請兵勤王”，哈薩克斯坦托卡耶夫總統卻不願承認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拒絕參與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要知道，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簽訂了軍事同盟協議，普京派俄兵進入哈國幫托卡耶夫平叛，就是以集安組織的名義。但是，托卡耶夫顯然不想卷入俄烏戰爭。爲什麽？
哈國自獨立以來，老總統一直堅持中亞平衡戰略，與俄中美保持適度關系。另外，作爲後蘇聯國家，哈國有一個敏感地帶，就是民族問題。哈國需要防止重蹈蘇聯覆轍，因民族分裂而國家解體。哈國境內也有不少非哈族，而烏東兩個“共和國”獨立深層次矛盾正是民族矛盾。
美國撤出中亞，俄羅斯乘虛而入，其它國家如何應對中亞變局？中亞對中國非常重要，主要在能源進口與藏蒙新的穩定上。中國與哈土兩國的能源關系緊密。哈國內亂過後，土庫曼斯坦總統計劃提早將權力交給兒子。土庫曼斯坦是一個存在感很低的“神秘國家”，但向中國輸送的能源規模很大，西氣東輸的天然氣主要來自土國阿姆河。
再看東亞，先說日本。二戰後，作爲戰敗國，日本利用一次次亞洲戰爭的機會，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尋求美國的幫助，拓展軍事空間，提高政治地位。有人將德國在俄烏戰爭中的“曆史性轉折”，類比爲日本當年在朝鮮戰爭中捕捉到的機會。如今，在美國戰略回歸日澳印的背景下，日本不想放棄這場烏俄戰爭創造的機會。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聲稱：“雖然日本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加盟國家，持無核三原則”，但是，鑒于俄烏局勢，日本國內應該探討與美國的“核共享”相關問題。這對東亞局勢的穩定構成了威脅，也在沖擊聯合國下的核秩序。如今安倍成爲了細田派的領導人，對日本國會的影響很大。近些年來，日本民意轉變很快。日本是一種派系政治，如今各派系紛紛迎合民意角逐上崗。
東亞還有韓國與朝鮮，這是冷戰演變爲熱戰後被一分爲二的兩個國家。與日本相似，近些年韓國的民意洶湧與民族情緒高漲。今年是韓國大選年，如今民意流向對文在寅的東亞政策不利，韓國外交即將生變。朝鮮是一個“信息黑洞”，發射導彈幾乎是其唯一的對外聲音。
東南亞國家比較多，他們組成了“亞細安”。新加坡是亞細安的領導者，這個國家是利用威權主義過渡到開放型國家的典型案例。政治強人李光耀利用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在冷戰及全球化時代實施了有效的大國平衡之術。當年，他多次從中斡旋促進了中美關系。在近些年的個別事件上，新加坡還吃進了金融貿易外溢的紅利。但是，如今地緣政治沖突愈加激烈，新加坡的橫跳空間愈加狹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新加坡外交官員發出這種無奈。他們根據家門口通過的軍艦數量來判斷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性。2021年新加坡海峽通過的軍艦數量同比增加了四分之一，這讓新加坡對亞洲的局勢感到擔憂。
亞細安新加入的越南最近十多年在悶聲發大財。冷戰時期，越南夾在兩極中間遭遇二十年的代理人戰爭；之後又糾結于意識形態與曆史包袱，錯過了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但是，進入千禧年後，這個國家想通了，賺錢過日子要緊，銳意革新，擴大開放，發展出口制造業。在外交上，韬光養晦，不露頭不站隊，兩邊通吃，承接兩頭的資金與技術。即便在疫情之下，越國領導人仍然表示要盡快開放、恢複生産，抓住千載難逢的産業轉移機會。
如今的越南是一種典型的東亞模式。它的經濟興起可能感染亞細安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抓住了六七十年代的機會率先發展，如今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的越南，讓他們看到承接國際産業轉移的可能性。
總體來說，這場戰爭對亞細安的影響有限。但是，亞細安需要考慮的是，這場戰爭加速美國戰略回歸日澳印，屆時亞細安將成爲充滿不確定性的中間地帶。
南亞的核心國家是印度。印度總理莫迪是一個政治強人，推動印度多次沖擊聯合國五常席位。他玩得是大國平衡術，利用美國的戰略回歸和地緣政治事件，吃進美國和俄羅斯兩頭的武器。在俄烏戰爭中，莫迪沒能把准普京的意圖導致未能及時撤僑，後知後覺的他還是分批把人撤回來了。在這個問題上，印度之前沒有過度介入，還是堅持平衡外交，在安理會上投了棄權票，拒絕對這場戰爭定性，同時呼籲和平解決。在整個亞太局勢中，印度是美俄中一個很微妙的支點。如果印度平衡戰略改變，亞太局勢將存更多變數。
再看澳洲。與日本一樣，澳大利亞也在利用亞洲的地緣政治問題，強化與美英的合作。今年2月，澳大利亞舉行了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系”以及日美澳印“四邊機制”外長會議。未來，在美國戰略回歸的推動下，澳大利亞的國際政治力量可能顯著提升。澳大利亞是亞太日印澳與盎格魯-撒克遜五國聯盟中唯一的交集國。
接著看南美。疫情之下，巴西和阿根廷經濟遭遇重創。阿根廷的通脹率很高、債務沉重，正在與亞洲大國尋求經濟合作。同時，巴西與俄羅斯合作沖擊聯合國五常席位。不過，巴西和阿根廷難以撼動國際秩序，南美是美國當年走出孤立主義的第一站，他們定然會忌憚美國的“門羅主義”。
03
鐵幕落下與秩序崩壞
最後，最不可預測的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始終是一個迷。三十年過去了，俄羅斯還是一個沒有融入這個世界的邊緣大國。普京對俄羅斯的邊緣化非常不滿，他認爲，西方應該重新考慮並尊重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如今的國際秩序還是二戰後建立的秩序。它分爲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政治秩序以聯合國爲核心，由美蘇英法中五常領導建立，包括全球核控制等政治事務都在這個組織領導之下，但冷戰之下美蘇在政治上難以協同。經濟秩序主要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即關稅總協定（現在的世貿組織）、布雷頓貨幣體系及世界銀行，它主要由歐美國家建立，注意中國是這個體系的創始國，但蘇聯計劃經濟無法與之融合。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聯合國的蘇聯席位，但一直沒能真正融入國際秩序，甚至愈加邊緣化。俄羅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但具體在歐洲問題上，軍事上沒能加入北約，政治經濟上沒能進入歐盟。爲什麽會這樣？
這裏需要簡單說一下北約的曆史。北約是冷戰的産物，與之對應的一個組織叫華約。1949年，美國對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劃，爲了加強歐洲的軍事防禦，美與英法荷等11個歐洲國家組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北約是一個以實現防衛協作爲目的的國際軍事組織。這個組織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遭到武裝攻擊時，應視爲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
1954年，北約吸納西德加入，這引起了蘇聯陣營的警惕。第二年，蘇聯與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組建了華沙條約組織，簡稱爲華約。華約也是一個國際軍事組織。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沒有加入華約。隨著冷戰的深入，北約與華約都各自吸納成員，雙方的軍備競賽與軍事對抗也日趨激烈。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華約也正式解散。歐美國家樂觀地看到了“曆史的終結”，實際上華約國家包括前蘇聯國家也希望融入西方。這是當時的社會思潮。
這時候，北約也做出改變。當年的北約國防部會議決定：將“前沿防禦戰略”轉變爲“全方位應付危機戰略”；同時，大規模精簡部隊，削減核武器，但仍將保持一定的核威懾力量。北約還有一項重要改變就是推行和平夥伴關系計劃，吸納中東歐和前蘇聯國家。這就是北約東擴。
普京最近提到，在蘇聯解體前夕，美英向蘇聯承諾北約不東擴，但是很快蘇聯就解體了，這事沒人提了，前蘇聯國家也開始謀求加入北約。實際上，蘇聯剛剛解體，葉利欽就與北約領導人討論過加入北約的事宜。
接下來，就是北約東擴的工作。在1994年布魯塞爾首腦會議上，北約與中東歐國家以及俄羅斯建立了“和平夥伴關系”計劃。1997年，第一批加入的是波蘭、捷克、匈牙利。
我們重點關注俄羅斯與北約的關系。其實，俄羅斯與北約有合作也有沖突。1995年，俄羅斯加入了北約“和平夥伴關系計劃”，簽署了北約與俄羅斯的《雙邊軍事合作計劃》和《定期公開磋商制度框架文件》。俄羅斯還與北約共同建立了北約-俄羅斯常設理事會。
不過，1999年，因爲科索沃戰爭，俄羅斯與北約終中斷了聯系。這場戰爭過後，俄羅斯丟掉了南歐的控制力。第二年，北約秘書長訪俄，與俄羅斯恢複了聯系。接著，普京提議，俄羅斯與歐盟、北約共同建立全歐非戰略性導彈防禦系統。但是，當年，波羅的海三國申請加入北約，俄羅斯表示反對。2001年，普京首次訪問北約總部，北約秘書長向普京提交了關于雙方在反恐等領域進行深化合作的一攬子建議。
但是，隨著反恐戰爭的深入，普京與北約的分歧與間隙越來越大。“9·11”恐襲改變了國際地緣政治，中國支持美國反恐，美國支持中國入世，中美關系一度進入“中美國”蜜月期。但是，俄羅斯的處境大爲不同。小布什政府接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北約軍費開始上漲，勢力往中東、東歐、中亞大力滲透。2004年，北約第二次東擴，一口氣吸納了七個國家，成員國擴大到26個。
這讓普京感到危機，眼睜睜地看著家門口的小國都惹不起了，他懷疑自己是不是上當了，心想北約到底是敵手還是潛在的合作夥伴？有人提出，俄羅斯也可以加入北約啊？
這是問題的關鍵。普京最近透露，他在2000年向美國總統克林頓提過：美國將如何接納俄羅斯加入北約？但是，克林頓的回答很溫和：我不反對。
爲什麽俄羅斯沒能加入北約？這事很複雜，有個說法是俄羅斯不滿足加入北約的條件，還有一種說法是歐美人對格魯吉亞慈父心生曆史忌憚，還有一種解釋是北約對軍力強大的俄羅斯有所顧忌，普京不肯削減規模龐大的核彈頭。因爲缺乏真實信息，無法分析其中緣由：俄羅斯是否提交過加入北約的正式申請？雙方有沒有認真談過、幾輪談判、分歧點在哪？最後爲什麽失敗？主要問題在北約還是在俄羅斯？
總之，俄羅斯沒能加入北約，北約又步步東擴，一些國家傳統勢力頻頻倒台，這讓普京的心態從擔憂、警惕轉變爲惱怒、攻擊。2008年開始，他在格魯吉亞、敘利亞等頻頻主動出擊，同時強化了軍事同盟集安組織的力量，但似乎都無力阻止北約東擴。最終，烏克蘭成爲了他的底線。普京在2014年烏克蘭親俄政府倒台後主動出擊，控制了克裏米亞及烏東地區。這是俄羅斯與北約關系的轉折點，北約與俄羅斯中斷了正常合作關系。德國默克爾下台後，俄羅斯與歐洲的脆弱關系斷裂，普京開啓了這場政治豪賭。
另外一個巨大的疑問是，俄羅斯經濟爲什麽沒能融入全球化？如果俄羅斯深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今天這場戰爭不可能打響。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量的資本與技術進來，工廠遍地開花，農民紛紛進城，大規模出口商品。但是，這種火熱的自由市場與國際分工體系沒能在俄羅斯生長。問題出在哪裏？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三點可能很關鍵：
一是前蘇聯半個多世紀的計劃經濟扼殺了自由市場啓蒙的要素，如企業家精神。
前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徹徹底底搞過計劃經濟的國家，這可以說是一次人類計劃方式的重大社會實驗。蘇聯將計劃經濟變成一門精密控制系統，在棉花、糖果、石油等每個領域都成立了核算部門。到80年代，光物資供銷機構的商品平衡表就超過1萬個。這種納入所有人所有物的徹底的計劃模式扼殺了幾代蘇聯人的冒險、自由、開放與創新精神。你無法指望一個長期在計劃體系內躺平的人去創業。當時蘇聯流傳一句話叫：“他們假裝給薪水，我們假裝在工作。”有人說，中國也搞了計劃經濟啊？中國當初也試圖學習蘇聯這種模式，但是學了一半發現，我們沒有這麽多核算人才。接著，中國實施的是鞍鋼憲法，主要是廠長負責制與群衆路線。最主要的是，我們實施的時間短，同時大量城市人員及廣大農村都沒有進入計劃體系之內。改革開放後，正是這些迫于生計、敢闖敢幹的陳江和們、駱玉珠們開啓了中國的自由市場。
二是“尤科斯事件”後，俄羅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陷入“資源陷阱”。
1998年俄羅斯爆發了經濟危機，之後采取改良主義，經濟逐漸複蘇。但是，轉折點在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俄前首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被逮捕，接著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被國有化。從2004年開始，普京實施國家資本主義，大規模重啓國有化，經濟系統官僚化，打擊了自由市場。但是，俄羅斯經濟卻快速增長，一直延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爲什麽？這個階段，國際油價大規模上漲，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爲，油價上漲給俄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達到一半。如此，俄羅斯出現了一種繁榮假象，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國際油價下跌，俄羅斯陷入“資源陷阱”，而普京政府對石油天然氣的依賴越來越大。
三是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後，歐美國家經濟制裁俄羅斯，接著盧布崩潰，出口貿易下降，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俄羅斯除了能源、金融外，基本與國際市場脫鈎，基本無緣國際産業分工體系。
關于俄羅斯，還有一個重大的謎團就是普京本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民主改革，但普京卻能長期執政。不得不說，普京具有相當的政治掌控力。很多人將普京戲稱爲普京大帝，也有人將其定義爲政治強人。這也是前蘇聯國家的一個普遍特點，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幹了快30年，哈國前總統幹了18年。
八十年代，政治學上興起了一個新概念叫Authoritarianism。與君主獨裁者、極權主義者不同，這種政治強人是全球化時代一種特殊的存在，他們有兩個鮮明的特點：政治上強勢，經濟上開放。像韓國的樸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智利的皮諾切特、土耳其的埃爾多安，還有俄羅斯的普京，都被認爲是這種政治強人。哈耶克、弗裏德曼等一些學者認爲，Authoritarianism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他們是一個封閉國家轉型成爲開放國家的過渡性人物。
但這是一種不可靠的經驗。二戰和經濟全球化打破了人類政治制度與技術力量之間的平衡演進。二戰大幅度提高了武器級別，如核武器，二戰後的落後國家誰能掌握殺器，誰就能夠控制這個國家。這成就了一批政治強人，比如樸正熙。接著就是全球化時代，這些政治強人開放市場，又獲取了大量先進的技術與資本。而哈耶克、弗裏德曼的樂觀觀點在于，全球化及自由市場會倒逼他們實施政治改革。
但是，改革本質是一種權力贖買的過程，政治強人是否改革取決于改革的預期收益與損失，即貼現率。九十年代與21世紀前十年是世界政治民主前進的二十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和右翼勢力崛起，世界政治民主倒退，一些國家回歸政治強人的領導，一些政治強人按下了國家前進的暫停鍵。
很多人不明白，伊朗等少部分國家爲什麽不開放而要關門搞核武器？實際上，他們的領袖看得更遠，只有掌握了終極殺器核武器，他們在未來的開放路上才能進退有據、不至于丟失血統。這次戰爭再次重燃了一些國家對核武器的渴望。俄羅斯陣營中鐵杆白俄羅斯，修改了憲法，擺脫無核、中立的限制，謀求成爲擁核國家。俄羅斯的導彈及核武器很可能部署到白俄羅斯。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前些年差點被趕下台，普京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如今他也謀求核武器來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産。接下來，白俄羅斯也將面臨嚴厲的經濟制裁，成爲俄羅斯陣營中的核心力量。
未來的俄羅斯是難以預測的。在嚴厲的制裁下，俄羅斯可能會徹底與國際社會硬脫鈎，俄羅斯內部無疑將萌生諸多變數，而俄羅斯最大的變數就是普京。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開啓了很多先例。這是一場全球化時代的戰爭。金融制裁、武器援助、社交媒體交鋒、衛星系統加入、跨國公司撤離、凍結國外資産、國際自願參戰團、體育動物國際組織幹預等等，都將成爲未來戰爭的一部分。在這個個人利益相互交錯的時代，戰爭的外部性、外溢性大大增加，戰爭打響，股票大跌，油價上漲，傷害到無數人的利益。于是，全球化的普通個人都站出來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阻止或影響戰爭。事實上，他們確實也發揮了巨大的能量。如此，未來的戰爭該怎麽打？還能不能打？
這場戰爭是戰爭技術叠代的一次檢閱——雖有限但可見微知著。很可能，如今正處于戰爭技術代際升級的前夜。除了核武器，二戰時代的“鋼鐵洪流”大殺器將徹底被信息、智能、空間等新技術所秒殺。新技術將改變戰爭模式，改變二戰以來的傳統政治勢力。每個國家都需要關注這場戰爭以迅速地調整國際戰略。
最後，我們大腦中呈現一個地球儀：歐洲空前抱團，德國軍事崛起，諸國謀求入北約歐盟；美國重返日澳印，美英加澳新組成盎格魯-撒克遜五人組，日澳印緊密聯合；俄羅斯不確定增加，俄白哈組成的集安組織或將強化。如此，政治激情點燃，軍備競賽開啓，擁核動機增加，日德印巴沖擊五常，兩大陣營對抗加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陡增，國際秩序搖搖欲墜。
拜登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捍衛者，普京是失意者，特朗普是摧毀者。拜登與普京是兩個平行世界的人，拜登是歐美左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出身平凡，足夠努力，堅持政治信用。在蘇聯解體問題上，拜登以政治信仰的勝利者自居。普京則恰恰相反，結合普京當時的年齡和特工工作，蘇聯解體可能對他信仰的打擊很大。他未必想恢複俄羅斯帝國，但對蘇聯解體耿耿于懷，如今古稀之年行“未竟之事”。與拜登相比，特朗普與普京存有更多共識：強人互賞，不滿秩序——但各自訴求與信仰不同。這個國際秩序的症結在哪，又爲何會崩潰，只能留到下篇。
這場戰爭正在改變世界、改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