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二彪
近年，隨著中美關系的對立化和日本政府站隊選擇的影響，日本産業界越來越重視經濟安全戰略。其中的對策之一是：調整對亞洲直接投資的空間布局，減少在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存度。
長期以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以北美、亞洲、歐洲爲三大中心。按投資額排序，依次爲北美、亞洲、歐洲；但在雇傭規模上，亞洲的日系企業占了近三分之二，地位十分突出。特別是，自中國加入WTO以後，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重心一直放在中國。直到2012年，日本對中直接投資占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通常在30%甚至40%以上，對中日兩國的産業成長和經濟發展起到了互惠互利的積極作用。
2012年以後，中日間在曆史遺留問題上的外交摩擦增加。出于“經濟安全”問題的考量，日本政府加快了若幹年前提出的“中國＋1”投資戰略的推進，誘導日企在亞洲分散布局，避免過度集中于中國。然而，由于中國具有“各類産業齊全、勞動力價廉質優、國內市場不斷擴大”的優勢，許多日企欲離不能，被中國磁場緊緊吸引。在2013年至2017年，盡管大多年份日本對中直接投資占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下降到30%以下，但除了2013年，中國依然是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
2012年以後，中日間在曆史遺留問題上的外交摩擦增加。
2018年以後，中美貿易戰引發兩國多方面的對立，美國大幅提高了原産地爲中國的商品進口關稅，並限制了美國以及日本等盟國和中國之間在信息通訊等高科技領域的商品交易。地緣政治上的急劇變化推動了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空間布局的調整，東盟(ASEAN)各國以及印度在日本對外投資中的戰略地位顯著上升。2018年和2019年，連續兩年新加坡超越中國，成爲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2020年比較特別，在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合意的同時，同年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最早控制了新冠疫情。盡管日本通過政府補貼，進一步推進部分有戰略意義的企業回國或向第三國遷移，出乎意料的是，2020年日本對中直接投資額雖下降了近10%，但中國重新成爲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對中投資在日本對亞洲和對世界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分別從21.8%和4.7%大幅上升到29.3%和7.1%，事與願違。
然而，2021年，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重新回歸2018-2019年的空間格局。其主要背景是：一方面，拜登新政權上台後，中美關系依然沒有改善，日中關系難以打開僵局。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在世界範圍的此起彼伏以及中國國內的新冠清零政策和嚴格的防疫措施帶來中日間人員往來的困難。
新加坡已經超越中國成爲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
2022年2月8日，日本財務省公布了2021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統計。與往年相比，2021年日本對外淨投資總額（扣除回撤投資，爲16.25萬億日元）略有下降，按日元統計，是2015年以來最低的。其中，北美6.8萬億日元、亞洲5.2萬億日元、歐洲3.3萬億日元，其他地區0.95萬億日元。在對亞洲直接投資總額中，東盟占3.1萬億日元，接近60%。對中投資的比重從2020年的29.3%回跌到2018年-2019年的平均水准：20.6%（2005年以後的第二低值）。按單一經濟體排序，投資額前6位分別是是：新加坡（1.86萬億日元），中國（1.08萬億日元）、中國香港（0.52萬億日元）、越南（0.41萬億日元）、泰國（0.34萬億日元）、印度（0.3萬億日元）。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重心南移十分明顯。
上述空間格局是否已成定局？倒也未必。理論上，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兩大基本動機：一是尋求較廉價的中間投入（勞動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等），這是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初動機；二是尋求更有效地進入當地市場，這是日本對北美和歐洲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盡管，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重心南移，只要中國市場保持穩定擴大，那麽，就像勞動成本非常高的北美和歐洲，作爲日本企業的投資目的地，其魅力會長期存在。
只要中國市場保持穩定擴大，其魅力會長期存在。
可以說，除非國際和平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今後中國仍有很大概率重新成爲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
（作者系日本亞洲成長研究所副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