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新加坡憑借醫療、就業、教育和防疫等領域的優異表現，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聯合發布的“智能城市指數”調查中再度蟬聯智能城市榜首，領先于緊隨其後的瑞士蘇黎世和挪威奧斯陸。這份調查使用“智慧城市”的概念理解城市管理和政策制定中科技的有效利用爲城市和居民帶來的裨益，繼而減少城市化帶來的弊端，從健康與安全、流動性、活動、就業與教育機會和治理五個方面對全球118個城市做出排名。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如果說城市的新陳代謝系統總是包括不可避免的垃圾輸出和持續的負外部性，新加坡“智慧國”的數字化計劃則提供了實現城市創新與財富、綠色與安全、保持文化活力的一道良方。
鋪墊：後來居上的敏銳嗅覺
作爲“智慧國”的前身或意思相近的表兄弟，“智慧社區”的概念最早源于20世紀的西方，並率先在美、加、英等發達國家試行；現今城市治理的“優等生”新加坡真正提出的“智慧國”計劃是在2006年，並在2014年再度提出升級版本的“智慧國2025計劃”，而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憑借在信息技術和電子化領域的敏銳嗅覺與提前部署，爲政府長期以來的有效治理和後來數字化程度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早在20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開始普及、掌上電腦逐漸進入個人家庭的時候，新加坡政府就開始了電子政務的探索，他們嘗試通過信息技術的普及和培訓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制定了一系列計算機和IT發展規劃，在當時就提出了“無紙化辦公”、自動化和全社會電腦化的超前目標。盡管當時的局域網仍是主流，新加坡政府仍然建立起覆蓋23個政府部門的計算機網絡，促進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共享和政企間的數據交換。90年代，老朋友和鄰居馬來西亞在強勢總理馬哈蒂爾的領導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20宏願”，要求在2020年將馬來西亞發展爲發達國家的同時，在科技領域成爲具有創新和前瞻性的社群；新加坡政府則開始著眼互聯網，通過《科技計劃》、《智慧島計劃》等方針力圖打通信息孤島，實現數據的互聯互通，建成了國內第一個寬帶網絡，政府由此能夠基于互聯網爲公民提供服務，此前僅服務于內部的“局域網”變爲聯通全島的互聯網。隨後，新加坡政府又通過《覆蓋全國的高速寬帶多媒體網絡計劃（Singapore One）》確保全國民衆能夠順利接入並高速享用網絡信息服務平台7*24小時的全天候服務。確立：智慧的全球化城市
進入21世紀，新加坡再次敏銳洞察到全球經濟日益數字化的趨勢，提出要發展爲電子政務領先國家的願景，打造一個完全網絡化、無死角的政府和高效能社會，這爲日後智慧國的提出和發展提供了保障。2006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正式提出爲期十年的“智慧國2015計劃”，他以“連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概括智慧國的理念，本階段的計劃以前兩個部分爲核心，即提供一個安全、高速、經濟且具有擴展性的全國通訊基礎設施（連接）、通過遍布全國的傳感器網絡獲取更理想的實時數據並對重要的數據進行匿名化保護、管理以及適當進行分享（收集），最終通過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分析，以更好地預測民衆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務（理解）；按計劃，新加坡政府將投資40億新幣（約200億人民幣）充分利用通訊與信息技術提高新加坡的經濟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將新加坡打造爲“一個智慧、全球化的城市”。這項計劃大大加快了數字政府建設，實現了“多個部門，一個政府”的目標，政府還在産業發展、基建、人力資源等方面多管齊下，確保數字政府建設持續快速地進行。
最終，“智慧國2015”計劃竟在2014年提前達成目標；同年6月，李顯龍順勢而爲，宣布成立智慧國資訊與行政辦公室，實行智慧國計劃的升級版“智慧國2025計劃”，成爲全球首個政府統籌的智慧國家發展藍圖。他在出席活動時說，希望將新加坡人民、政府及業界的力量集合在一起，研發科技解決方案，最終能夠彙集全國，而辦公室將扮演統籌的角色。在這份計劃中，“大數據治國”成爲鮮明特征，新加坡政府期望在利用數字政府提供高效、便民服務之外，開始考慮利用互聯網、物聯網、數據分析和通訊技術提升民衆生活質量、增加商業機會、促進種族團結，政府將根據數據分析預測公民需求、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整體來看, 新加坡智慧國計劃經曆了約40年共6個階段的演變, 政府在整個過程中都保持著對電子政務、信息化的高度重視並大力推行, 確立清晰明確的發展目標，旨在建立一個國民互動、共同協作的整體政府，將“政府爲你”的觀念轉變爲“政府與你一起”。
未來：關于數據的挑戰
近些年來，隨著新加坡常住人口逐年提升，高人口密度和高城市化帶來的社群糾紛、矛盾和緊張情緒逐漸明顯，民衆對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設施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常常被民衆“出難題”的新加坡政府正是覺察到數字化在城市治理和預測上的廣闊前景，提出了“智慧國”的升級方案；而2019年以來的全球新冠疫情，既給這份方案的發展按下了加速鍵，又給執行團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艱巨挑戰。如果說人們在疫情前已經處于信息爆炸的時代，疫情中的“智慧國”團隊面臨的就是數據的“雙重爆炸”。隨著新加坡政府緊急開發的“合力追蹤”（Trace Together）手機軟件要求所有居民在進出室內場所和地點時進行記錄，並通過藍牙功能交互信息追蹤密接，相關團隊每天要處理的是幾何倍數于以往的數據量，如何快速檢索、篩選、儲存、清除這些數據成爲第一大難題；更何況隨著疫情的反複、變種病毒的出現和社區病例的迅速增多，篩選和處理信息變得愈發困難，新加坡政府開始出現嚴重的人手不足——最終，盡管人們仍然遵守登記登出的規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在持續的質疑聲中宣布“放棄追蹤”，改用患者“自覺檢測”、確診後“自覺登記”且密切接觸者“自覺隔離”的模式。
利用大數據的另一面是對數據的保護。整體教育水平頗高的新加坡人如今對隱私和個人數據安全的敏感度越來越高，對于政府雄心勃勃的“智慧國”計劃，民間開始出現愈來愈多質疑“數據到哪去”和“給誰用”的聲音，並開始呼籲進行公開透明的報告和實行嚴格公正的監督。僅拿合力追蹤軟件來說，它能夠記錄使用者的行動軌迹和接觸人群，而受疫情原因匆匆開發並推廣使用的新加坡政府一直未能向民衆講解政府將如何使用、保護和儲存數據，僅宣稱“數據只用于病例接觸者追蹤”；後來，又因爲被發現警方可通過刑事訴訟法直接索取數據被認爲侵犯民衆隱私和濫權引起社會不滿，外長維文最終出面爲政府未盡告知義務而公開道歉。如何有效保護和使用數據以回應民衆的關切，是新加坡政府推行升級版“智慧國”計劃不可回避的主要挑戰。此外，新加坡政府“數字化”程度不斷提升的同時，反而給樂齡人士帶來更多不便。這些年長群體普遍更習慣于紙質材料，也不一定都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指紋和面部識別、電子支付、網上預約甚至刷卡的功能，諸多政府服務搬至線上，特別是網上提前預約的要求往往讓他們一頭霧水，更別說疫情期間遍地皆是的進出掃碼登記、線上填報信息和零接觸支付——相比于年輕一代引以爲豪的數字化高效生活，現金支付、品讀報紙、一群大爺大媽在小販中心裏點上幾杯“kopio”堂食聊天的生活才最是惬意。顯然，智慧國計劃還面臨著“代溝”。
2020年5月，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在發表的第四個抗疫預算案中將“加強力度推行零售業和餐飲業的數碼化進度”列爲重點，《聯合早報》也發出了“數碼化程度更深更廣更快”的基調。不難看出，新加坡打造升級版智慧國的計劃絲毫沒有因疫情減慢，而是以此爲契機進一步加快數字化程度，希望數字産業的發展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彌補新冠疫情帶來的失業潮和經濟衰退；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還推出數碼樂齡計劃，協助年長者掌握數碼技能。李顯龍在臉書貼文中說：“保住工作和創造就業是政府的首要任務，我們不會讓任何人掉隊。”地小人多、資源貧乏的新加坡長期保有危機意識，疫情讓人們普遍對前景感到彷徨，如果說政府多次前瞻性的提出智慧國的計劃讓新加坡不在世界發展洪流中掉隊，這項計劃也應當及時回應國民的關切，確保沒有一個群體在國家數字化的發展中掉隊。
撰文：本刊特約記者 賈雯雯
責編：張藝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