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治制度，甯可犧牲一段時間的經濟下滑，也要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中國人民懷著強烈的家國情懷，衆志成城，共戰疫情。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感歎，到現在爲止，中國把99%的發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內，爲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疫情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也爲世界防疫事業設立了新標杆。
2月24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46期節目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蔡雨陽，共同討論中外模式在應對突發疫情中的一些做法，以及各個國家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面的情況。爲響應防疫號召， 本期節目爲現場無觀衆錄制。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內容，以飨讀者。】
張維爲：
突如其來的疫情是一場人類的共同災難。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才是人間正道。但西方有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借疫情散布各種謬論，比如美國一位冷戰思維學者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標題是“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法國《皮卡爾信使報》封面用的是“Alerte Jaune”，“黃色警報”，以此來影射“黃禍”。美國商務部長則羅斯公開對媒體說，這場疫情將有助于制造業就業機會回流到美國。但所有這些觀點都立即引發國際輿論的嘩然，引起了國內外有識之士的抗議和反駁。因爲多數人都認爲人類文明的底線是不容踐踏的。
在經濟層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也批評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他說疫情對美國經濟沒有任何好處，即便它不奪走你的生命，也可能奪走你的工作。2003年非典爆發的時候，中國制造業只占全球制造業的8%，今天卻占到四分之一。如果中國制造業受到打擊，美國將深受其害，所以他認爲羅斯的觀點是“愚蠢的”。
其實今天的世界經濟早已是密切聯系的一個整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美國《財富》雜志不久前刊文感歎，今天幾乎所有重要的電子消費産品都依賴中國。中國iPhone工廠複工推遲的報道，使蘋果市值跌掉270億美元。湖北是全球汽車零配件供應的關鍵區域，因爲疫情全球汽車産業掀起了一場停産危機，從日産到韓國現代都因爲中國供應的零部件短缺而受重創。德國近三分之一的企業遇到供貨問題，連美國的藥品供應也出現了危機，美國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來自中國，胰島素、抗抑郁藥物、血液稀釋劑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中國的供應鏈。所以英國《金融時報》認爲，除非中國恢複生産，否則許多國家藥企的供應鏈、供應將很快耗盡。
美國一些勢力企圖借這次疫情使美國經濟與中國脫鈎，談何容易。中國過去數十年的開放是一種嵌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開放，中國早已是全球制造業産業鏈的關鍵環節。
雖然過去幾年也有跨國公司生産線遷出中國，但大都是制鞋、成衣生産這些産業鏈非常短的生産線，像中國這樣具有世界最完整、超複雜産業鏈的經濟體全球難覓。更何況中國還是事實上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我認爲只要疫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結束——我們已經看到曙光，中國在全球産業鏈中的關鍵地位是無法撼動的。我也認爲中國一定能夠打好正在展開的這場經濟保衛戰。
在絕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中國抗疫舉措的時候，美國居然有人指責中國采取的嚴防嚴控措施侵犯人權。比方，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衛生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霍奇，指責中國“封城”導致“侵犯人權”。還有美國學者呼籲關注中國采取隔離檢疫所謂的“陰暗面”。《紐約時報》甚至載文稱“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治理體系的‘失敗’”。
最後，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夫人何晶女士也看不下去，她發聲質疑，“如果中國治理體系‘失敗’，那麽美國流感死亡案例這麽多，又暴露了什麽？”根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即美國CDC）截至今年1月25日的報告，估計從去年10月1日開始，也就是3個月不到的時間內，美國的流感已導致至少1900萬人感染、1萬人死亡，甚至其中至少包括68名兒童。
西方媒體這一輪鼓噪再次印證了我們節目中經常提及的一個觀點，也就是在西方還有一些偏執狂，在他們眼中，中國怎麽做都是錯的；控制疫情是“違反人權”，疫情失控是“治理失敗”。所以我們的結論很簡單，不要理睬他們，就像魯迅先生當年所說，鄙視這樣的人，“連眼珠子也不轉過去”，我們自己該做什麽就做什麽。
坦率地說，碰到這樣的疫情，西方模式根本無法應對，只要看看澳大利亞和去年美國加州如何應對森林大火，看看美國如何應對2005年卡特裏娜飓風災害，看看美國如何應對2009年H1N1病毒，就知道了；再比較一下，中國是如何應對2008年汶川地震和這次新冠病毒的，結論不言自明。中國這次采取了果斷的應對措施，效果顯著，贏得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這次武漢迅速啓動十幾個方艙醫院，收治輕症患者，境外居然有人散布謠言說這是“集中營”，但方艙醫院的患者開始練起廣場舞、八段錦、太極拳、廣播體操，把老外都看得眼花缭亂，而且隨著出院的人越來越多，所謂“集中營”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
2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執委會會議，一名歐洲記者問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爲什麽這麽多次表揚中國，是不是中國方面對你提出這樣的要求？譚德塞這樣回答：我們不需要取悅于任何人，我們公開贊賞一些國家好的做法有兩個目的，一是鼓勵這些國家繼續堅持正確的政策，二是帶動其他國家借鑒、學習他們的做法。
他還指出，在這個大廳裏，在這次世衛組織執委會會議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對中國表示贊賞。中國采取了大規模的措施應對疫情，包括武漢“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國家傳播，我們贊賞中國行動。中國的舉措爲各國防疫工作設立了新的標杆。
我們不妨和美國應對2009年H1N1疫情做一個具體的比較。2009年3月底，在美國加州和墨西哥爆發了H1N1流感，美國反應的速度應該說不慢。4月15日美國發現第一例樣本，4月18日就報告世衛組織，4月21日開始研發疫苗，4月23日向公衆披露，4月25日也就是美國發現第一例樣本後10天，世衛組織就宣布H1N1疫情爲“國際關注的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級別逐步升高，到6月升至最高等級6級。
4月26日，美國政府也宣布全國範圍內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開始釋放應對疫情的國家戰略儲備。但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的防控舉措總體上沒有産生多大效果，未能阻止疫情迅速蔓延，蔓延速度非常之快，三個月後，世衛組織就不再要求各國報送確切的數量，只能是統計多少算多少。疫情爆發後的6個月，奧巴馬總統宣布美國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但此時疫情傳播已完全失控，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被遏制住，最終根本沒有准確的疫情數據，美國疾控中心CDC只能通過模型推算美國的疫情狀況。
從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這一年內，估計美國有6080萬例感染，也就是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受到感染。其中27.4萬例住院治療，12469例死亡，住院人群中死亡比例是4.5%。如果將此和中國的情況比較，那麽就把這些數字乘以4，因爲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還多一點，這大概就等于兩億五千萬人感染，相當于至少是10個上海的人口被感染，110萬人住院，5萬人死亡。此外，由于沒有采取任何手段阻止該疾病的國際傳播，到2012年底，H1N1疫情已傳染至全球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全球高達284500人的死亡。
總之，無論用什麽標准看，美國對這次疫情的應對都是相當失敗的。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大概有這麽幾個：
一是美國許多州的公共衛生資源無法應對這麽大規模的疫情，而聯邦政府的跨州協調能力嚴重不足。二是2008年美國剛剛爆發了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企業倒閉，公司裁員，政府根本沒有財力來應對這樣的突發疫情。美國疫苗公司的生産也遠遠沒有達到原來設定的目標。三是美國政府和媒體都宣傳該疾病致死率低，導致許多民衆放松警惕。第四就是美國嚴重缺乏國際責任感。
那麽美國應對這種大型傳染疾病的做法，大致就是政府發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後基本上是個人的責任，自己采取防範措施，該去醫院就去醫院，醫生能不能救活全憑自己運氣，當然還要看財力，至于是否會蔓延到全球，那美國是不管的。如果民衆對美國政府或者美國醫院有任何不滿，可以打官司，當然勝訴可能性非常之低，昂貴的律師費是還要自行支付。
比較中國與美國的應對態度和效果的差別，實際上就是兩種政治制度的差別。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說到底是一種程序民主而已，只要政府做的不違反程序，就算完成任務，大不了下次選舉換一個政府。新政府上來之後還是這樣操作，多數人也沒轍。整個國家的制度設計就是如此。
當然美國有一個本事，就是資本力量控制的美國主流媒體，擅長設置議題，轉移視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當然最終受到損害的是普通百姓，富人是不大會有危險的。不少美國網友認爲，這次美國媒體大肆炒作中國疫情，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轉移美國公衆對此時此刻美國政府應對國內流感乏力的關注。
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民主黨人將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
如果美國不能從自身應對H1N1失敗中汲取教訓，真不知道遇到一場致死率更高的傳染疾病或更大的自然災害時，將以何種結局收場。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實質民主導向的，中國黨政體制對整個民族的命運負責，對中華民族的延續負責，用經濟學話語來形容，更像是“無限責任”政府。中華民族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文化傳承，中國共産黨擁有以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強大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協調能力。中國人民有強烈的家國情懷，衆志成城，共戰疫情。 一聲令下，14億人可以都宅在家裏，把病毒“悶死”。中國軍隊有“誓死不退，永不屈服”的戰鬥精神。
中國模式特點是多管齊下，互相協作，從大批公立醫院及大量奮不顧身奔赴前線的醫護人員，到無數辛勤工作的基層工作者、志願者，從電力、電信、糧油、航空運輸等領域的大型央企，到華爲、阿裏、騰訊、京東等大型民企瞬間投入戰鬥。大家齊心協力打好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和總體戰。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政黨、這樣的人民、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模式是無以倫比的，也是不可戰勝的。
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治制度，甯可犧牲一段時間的經濟下滑，也要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所以才有世衛組織總幹事的感歎，到現在爲止，中國把99%的發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內，爲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疫情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也爲世界防疫事業設立了新標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抗疫模式，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際行動。這和美國那種美國優先、極端自私、以鄰爲壑、我贏你輸的模式截然不同。從短期來看，中國模式意味著中國一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代價。
但中國人相信“天下爲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推動著整個人類負責的抗疫模式，必將贏得更多的朋友與更廣泛的共同利益。就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國家都競相貶值自己的貨幣，轉嫁危機。而中國展示了大國擔當，堅持人民幣彙率的穩定，最終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和更廣泛的共同利益。俄羅斯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從中國的表現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它獨自承受了打擊，保護了全人類。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資格成爲超級大國，並將以此身份走出疫情，從而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軟實力。
兩天前我讀到南非戰略分析家、名爲邁克爾·鮑爾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是《政府還能做得更好嗎》，他對西方指責中國的抗疫舉措感到義憤填膺，他說請大家不要忘記40年前美國科學家詹姆斯·柯倫爲首的團隊首次在舊金山發現艾滋病毒，1981年6月就發表文章提醒美國注意致命的傳染病，提醒國際社會注意致命的傳染病。到1983年，法國病毒學家首次在世界上分離艾滋病病毒，但當時美國裏根政府對此毫不在乎，甚至公開稱這種傳染病爲“同性戀瘟疫”。而當時美國已經有800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艾滋病已在美國造成12000人死亡，裏根總統才第一次使用“艾滋病”這個詞。所以邁克爾·鮑爾說“你能想象中國領導人在新冠肺炎爆發4年後才開始使用‘冠狀病毒’這個詞嗎？”中國領導人不到一個月就使用這個詞了，他感歎，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從一開始就注重艾滋病的防控，人類所蒙受的災難就會大大減輕。衆所周知，截止2018年，全世界累計有7490多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3200萬人死亡，他們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這裏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回憶。1987年4月15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見來訪華的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我擔任翻譯，後來話題轉到了艾滋病。鄧小平當時非常肯定地說“艾滋病，美國最多，吸毒是一個主要原因”，接著又說“我們現在在嘗試用中草藥來治療艾滋病。”尼雷爾聽後說，對我們坦桑尼亞來講，現在最大的疾病還不是艾滋病，而是瘧疾。當時，尼雷爾的判斷也許是對的，但從今後發展情況看，他低估了艾滋病在非洲泛濫的可能性。
上世紀90年代，在博茨瓦納、南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斯威士蘭等非洲國家，艾滋病當時已經成爲當地的頭號殺手，一些國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斯威士蘭，棺材行業一度成爲整個國家增長最快的産業。那天，鄧小平還和尼雷爾總統探討了中非合作，用中西醫結合來治療瘧疾和艾滋病。鄧小平對他說，中國土地革命時，我們打仗缺醫少藥，治病很多都是靠中草藥。
我回憶這段往事想說明兩點，一是中國從最高領導人到普通民衆都認爲傳染疾病是人類公敵，各國都要精誠合作，共同應對。人類曆史上經曆過天花、鼠疫、麻風、瘧疾等衆多瘟疫，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的唯一正道。二是面對各種肆虐的病毒，我們要探索中醫藥治療和中西醫結合治療，中醫、西醫各有所長，可以優勢互補。這次抗疫過程中，中醫藥發揮了很好的療效，十分鼓舞人心。希望我們整個社會都更加重視中醫，更加重視中西醫結合，這條路一定走得通，而且應該是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寶貴貢獻。
各種迹象都表明，疫情的烏雲即將過去，曙光就在前面，風雨過後是燦爛的彩虹，讓我們共同靜候即將到來的美好的明天。謝謝大家。
主持人：剛才張老師在演講當中特別提到國際社會對中國這次抗擊疫情的評價，中國是獨自承擔起了肺炎疫情的這個壓力，不要讓這個壓力蔓延到其他的地方。確實我們受到的壓力很大，很多人在付出。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話題之前，我也想要連線前方的一位工作人員，他是CT設備安裝工程師王弘斌。你好，王弘斌。
王弘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弘斌，辛苦了，你現在是在武漢的哪裏？
王弘斌：我在武漢光谷方艙醫院。
主持人：你是在爲光谷方艙搭建CT設備嗎？
王弘斌：對，我們在這邊正在調試。
主持人：您能告訴我們，您從一開始接到這個通知，到赴一線工作，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嗎？
王弘斌：當時武漢前線工程師人員比較緊缺，需要大家支援。當時我想的是，首先我作爲一個共産黨員，肯定要第一個報名，就買了正月初三的機票，從新疆出發，到上海。因爲當時武漢所有的公共出行交通都已經停了，高鐵、飛機什麽都沒有辦法，最後是公司派車，安排我們6個人，用車把我們拉到武漢的。當時從出發到武漢，應該花了將近30個小時。
主持人：您的經曆，恐怕也是很多一線工作人員的一個縮影。我了解到，您從到達武漢一直到今天錄制節目，已經在武漢工作二十多天了，在這二十多天裏面可能安裝了很多設備，這次安裝設備跟你以往的經驗有什麽不一樣，困難在哪兒？
王弘斌：一般我們安裝設備可能是，機房都已經建好了，場地基本上都裝了，空調什麽的都已經裝好了，在滿足裝機條件之後，我們才去再做安裝。但這次任務非常緊，就拿火神山來說，整個醫院的建設進度大概十天，然後留給我們設備能進場的時間也就48小時左右。而且有幾千人在現場施工，現場環境、粉塵非常大。從我工作至今，應該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景，就是機器已經落在那裏了，機房、牆壁防護什麽都沒有，只能是現砌牆，現裝防護。
主持人：但在這樣困難環境中，你們還是跟時間賽跑。我們注意到王弘斌身著防護服，因爲在一線工作，他們必須要有自我保護，其實穿著防護服，再來做調試設備、安裝設備這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也特別辛苦。我知道您的時間非常寶貴，因爲您還在前線工作，但還想問您最後一個問題，經曆這次的特殊任務，現在您的感受如何？
王弘斌：剛開始到武漢時，確實心裏沒底，非常慌張，然後就慢慢地被感動。有一次我們在武漢某一個方艙裝設備時，因爲那個方艙離病人洗漱的通道非常近，只有不到3米距離。有一天我們在外面施工，有一個新冠患者從那走過，就問我們設備裝得怎麽樣了，我們說應該快好了，今天下午就可以用了。然後他說，你們非常辛苦，從昨晚開始連夜趕工，到現在不到24個小時，就能夠把設備調試好，爲你們點贊。我當時心裏非常感動，我覺得能夠在一線，爲這次抗擊疫情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覺得非常自豪。
而且包括像我們來的這些工程師，其實每個人在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父親，也可能是丈夫，但是到了前線後，只有一個角色，那就是戰士，我們只能往前沖，不能往後退，不管多大困難，我們肯定是迎難而上。
主持人：謝謝，謝謝王弘斌，勝利一定會等著你們，也特別向您和您的同事們致敬，你們辛苦了！在前方保重好自己，繼續戰鬥到勝利那一刻，謝謝。
王弘斌：好的，謝謝。
主持人：在這段連線時，我非常感動。他是很多前線工作人員的縮影，我們知道還有無數的醫護人員、民警、社區人員，可能我們看得見他們的身影，但還有很多看不見的保障力量也在工作，就像王弘斌和他的夥伴們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們都是不計生死，不計名利，不計得失，奔赴前方。所以疫情能在這段時間裏面有向好的變化，讓大家看到一些希望、看到光明，這是非常來之不易的，就是因爲他們在奮鬥。平時節目裏面，張教授一直說中國人是有家國情懷的，我也很想聽聽您感受是怎樣的？
張維爲：我剛才聽了也蠻感動，這段時間有無數的逆行者，一批又一批的醫護人員、解放軍戰士、工程師、志願者奔赴武漢、奔赴湖北，國家有難共赴國難。還有海外華人，我1月24日、25日還在瑞士開達沃斯會議，當時國內口罩賣完了，就都是往國內送，這是華人的家國情懷。上次看報道，采訪我們90後的護士，護士講的很感人，她說我是90後，2003年非典時，你們保護了我們，現在是我們承擔起責任的時候。這種家國情懷很感人。
蔡雨陽：我們看到一線醫務人員的付出，這是全世界非常少有的，其他國家在他們的體制下，實際上是很難支撐這樣一個巨大的戰役吧。我覺得，這是有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精髓的，雖千萬人吾往矣。
我舉個例子，剛才張維爲教授提到，美國2009年的甲流，初期因爲科技比較發達，反應是很快的，疫苗也開發得比較快，但是它的整個制度很難做到有效隔離，只是建議和指導，具體人們怎麽做，實際上很難控制。這就導致甲流全球蔓延。
主持人：那麽，各個地方政府的具體做法又是如何的呢？比如，要控制疫情，要調動全社會力量，不讓其蔓延開來，去影響別的地方。
蔡雨陽：情況是這樣的， 2010年1月《紐約時報》有一個評論稱，美國的做法是謹慎而幸運。爲什麽《紐約時報》說幸運呢？因爲甲流病毒的死亡率只有0.02%，實際上是非常少的，在美國本土，因爲醫療系統、科研力量還是比較強大，六千萬人感染，死亡率相對比較低，能救活更多的人，但是蔓延到其他地方，實際上是沒有強制性措施，包括旅行警示也只是建議不要去，這就相當于如果是現在武漢這種情況，不控制攜帶病原體的感染者，讓他到處跑，就會傳播更多人。但是到了衛生體系比較差或者經濟比較差的國家，他們沒有這種強大的支持能力和防疫能力，所以就沒有美國這樣幸運，能有這麽多人被救治。
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說，美國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控制蔓延的方法，本地可以解決，但如果你自由流動到別的地方，我就一概不管了，看你自己的醫療條件怎麽樣。
張維爲：其實只要你在西方長期生活就知道了，它不可能有這樣的動員能力。像剛才這位工程師，今天命令，明天就出發。可能我還在休假，即便是總統也可以繼續休假，這叫契約精神。
主持人：比如，澳大利亞山火燒成那樣了，政府首腦該休假還是休假。
張維爲：對，西方模式的特點是，有一整套完整程序，一般就是程序走完了，我就不管了。我經常說，中國在重新界定什麽叫現代化，現代化是要適應各種各樣的新挑戰，現在西方制度真的遇到巨大挑戰。世衛總幹事強調，中國創造一種新的標杆。
蔡雨陽：實際上武漢封城之後，爲什麽譚德塞面對西方其他輿論要站出來爲我們說話？是因爲他們這些專家深深地感覺到，中國做的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一般的防疫要求了。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日本、新加坡等等，都不可能去做這樣一件事。他們現在的行爲基本都是相同的，成立一個應急小組，各個部長進駐，准備一些錢、物資，發口罩，然後就等著蔓延。另外就是衛生部門做好准備，接收重症。他們這麽做，其實也是根據武漢經驗得出的，網絡上現在有句話，我們是閉卷考，他們是開卷考，但開卷考也沒及格。
主持人：疫情對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組織和政府來說，都是完全新的挑戰。國際社會對我們有非常正面的評價，但我們也注意到有一些西方媒體在汙名化，甚至還影響了對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的認識。我們也有一位觀衆，是一位在紐約的留學生，戴雨潇，我們現在馬上來連線他，聽聽他的問題。你好，戴雨潇。
戴雨潇：主持人好。
主持人：你好，我知道這段時間，你非常關心國內抗擊肺炎疫情的整個經過，也很想聽一下你在國外的觀察如何，你的困惑什麽？
戴雨潇：這幾天在社交網絡、日常生活中，比如在美國或者歐洲，很多西方人會直接讓海外華人滾回中國，有的直接叫囂中國人都應該去死。兩周前我所在的紐約，爆發了一個事件，一個中國留學生因爲戴著口罩，被人從地鐵站推到鐵軌上去了。但是我們發現過去美國本身在面對災害時，無法比中國更好地應對，但是他們依然在指責，只有對中國指手畫腳。我想請問一下張教授和其他來賓，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中國人以及包括在海外的愛國華人華僑，他們能做些什麽，來扭轉西方這種慣常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對我們進行汙名化歧視，我們怎麽樣能讓他們用實事求是和更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中國？
張維爲：實際上，西方種族主義也好，對中國的文化偏見也好，意識形態的偏見也好，一直在的。只是現在因爲疫情，給了他們一個落井下石的新機會。所以我覺得關于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到原來就在，現在只是更突出了。但我注意到，這一次幾乎公開搞種族主義、搞文化偏見的輿論一出來，西方社會也有很多反彈，甚至比過去要劇烈，因爲它確實踐踏了人類文明的底線。
第二，不要太擔心，因爲疫情很快就會過去。實際上我知道很多老外內心是第一次被整個中國模式給震撼了， 14億人同時戴口罩，可以一起宅在家裏度過這個難關，一批一批的護士、解放軍、醫務人員沖到前線，這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前面分析的幾個案例，美國做得很糟糕，稍微再等一等，大家也看到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有一個逐步了解和深化的過程。
主持人：戴雨潇可能也問出了很多留學生的心聲，但萬一我們講道理，對方不講道理呢？
張維爲：保護好自己。因爲現在總體上西方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去20來年，多數人的實際收入沒有增加，貧富差距拉大了，所以很多人有怨氣，
這不光是針對中國，以美國爲例，特朗普上台以後，仇恨罪行，就是憎恨由于種族問題、民族問題、文化問題等各種各樣偏見的仇恨犯罪，一年內提高了17%。所以，不敢說鋪滿了幹柴，但確實是有基礎的，如果大家能夠講道理，我們可以說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相信西方也有很多有識之士，可以團結他們一起來做。
蔡雨陽：大疫之後跟隨而來的叫信息瘟疫，近期比較敏感的就是《華爾街日報》的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實際上北美中國衛生政策學會的一個教授，寫信給《華爾街日報》駁斥了這個事情。我覺得除了張教授說的保護好自己之外，如果你是一個專業人士可以對他們的觀點予以專業的駁斥。防住信息瘟疫，也有利于中國防疫。
主持人：剛才我們也說了，新冠肺炎是一個新生事物，我們對它的了解是有一個過程的。這對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來說，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大家也通過疫情的發展一直在觀察，公共衛生體系還應該怎麽樣做得更加健全完善？您作爲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也想聽聽您的觀察，原有的公共衛生體系，哪些地方需要補足？
蔡雨陽：這次的疫情，網上有很多說法，什麽黑天鵝、灰犀牛，其實它有很多原因，比如外部原因就是中國飛速發展，幾百年的發展濃縮到了一段時間，這就是社會經濟的複雜性增加了，所以掌控起來比較難。第二由于經濟發展，有時候會忽略公共服務。
第三個外部原因其實就是譚德塞說的，“世界一直在恐慌與忽視中循環往複，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往往投入大量的資金，但是疫情結束就會遺忘，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下一次疫情爆發。”他是在2月15日慕尼黑會議上講的，這就是人的天性。
非典從起來、發展、結束，大家都意識到公共衛生體系非常重要，所以開始構建這個網絡，慢慢的已經17年了，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重醫輕防。因爲對政府來說，你治多少病，救多少人，看得到，但是你預防了多少，而且你越預防、不發生事情，可能越看不到。
第四個原因，我有個數據， 2012年，比如15個學生進上海某個疾控，可能5年後，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流失，原因就是資金加上政府重視程度下降，導致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了。
還有一個兼于外部和內部的原因，原來我們的急性傳染病很厲害，以前中國也有甲流、鼠疫、血吸蟲，但是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變成慢性病，相當于公共衛生的職能也轉移了，大家都像譚德塞說的那樣容易遺忘，現在是癌症這些疾病占主導。上述綜合因素可能是導致這次的突然爆發，可能剛開始有一點猝不及防。
張維爲：蔡老師講的這個很有道理，因爲公共衛生是預防爲主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用兵一時的時候很重要，養兵千日怎麽個養法，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蔡雨陽：通過這次也知道，我們不要盲目地像非典那樣擴展很多，還是要精准。就是科學測算需要多少人，把這個網底補住，因爲如果你沒有好的人員，又支持不足，最後網底漏了，真的災難來臨了，就措手不及。
張維爲：最後，我補充一點，我前面引用俄羅斯學者說的，我們作爲一個國家單獨承擔了大的損失、犧牲，但我相信這種犧牲付出，全世界是看在眼裏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戰疫勝利之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在世界上的威信、影響力會更高，中國的朋友會更多。就像我前面講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沒有貶值自己的貨幣，結果讓我們在東南亞的關系發展得非常快，這個是正確的義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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