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本和主流經濟學界對印度市場前景的看好，大部分是基于對龐大人口基數和穩固政治體制的慣性信任。然而與機會並存的還有風險：隨著強人總理莫迪面向全球市場的改革進入到第五年，前所未見的變化和挑戰正在印度社會內部滋生。它們能否被妥善處置，將會對21世紀的亞洲乃至全球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文|劉怡
2018年2月24日，拉賈斯坦邦烏代浦的兩名年輕人在卡爾尼·瑪塔神廟的院牆邊交談
貧民窟裏的中産階級
列車搖擺著穿過“島城”（孟買南部半島地區的俗稱）的心髒地帶，不緊不慢地駛向南方。距離由阿拉伯海方向吹來的西南季風（Monsoon）抵達南亞次大陸還有半個多月，孟買市在每天午後的最高氣溫會達到38攝氏度。像本地的許多客運列車一樣，這趟由印度西部鐵路局（WR）運營的海港線慢車沒有空調設備和窗玻璃，頂棚上垂頭喪氣挂著的風扇葉片紋絲不動，車廂門自始至終敞開著。灼熱的陽光很快令金屬座椅和把手的觸感變得溫熱，我開始嘗試像本地人一樣“挂”在車門後方的扶手杆上，以便接觸到列車前進帶起的涼風。
我們正在駛入全世界最大的貧民窟之一：達拉維（Dharavi）。前一天下午，我已經在極近距離上觀察過它的樣貌。因爲日曬雨淋而汙損發黑的磚牆像高峰時段的地鐵乘客一樣擁擠在一起，頂部用簡陋的石棉瓦或防水油布覆蓋。提著空水桶出門的少年、隨意晾曬在屋檐下和道路兩旁的衣物與無人清理的街頭便溺物一樣俯拾皆是。從社區中心那些相對較高的住宅樓（大部分間距不足2米）之間穿過時，你可能會被巨大的機器轟鳴聲驚到——那些雇員達到上百人的紡織品和成衣加工廠，就設在大型住宅樓的半地下層，透過氣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們黝黑臉頰上的汗水。當然，永遠不會缺少在印度任何地方都異常活躍的牛犢；它們通常會被隨意拴在某幢樓的拐角處或者小胡同的出入口，百無聊賴地用尾巴驅趕著虻蠅：牛和它的主人一樣瘦骨嶙峋。
2012年3月14日，愛馬仕精品店德裏旗艦店的一名導購正在布置樣品
從縱貫市區的鐵路上打量達拉維，一定程度上隔絕了這些真實的感官不悅。車站的外牆遮擋住了從貧民窟所在的高地像瀑布一樣流淌下來的墨綠色汙水（它們依然可以從另一側的公路上被觀察到）；在午後的烈日下，很少會有居民在室外遊蕩，從而給觀察者造成了一種人煙稀少的錯覺。但統計數字是真實而殘忍的：截止到2016年底，在達拉維這塊2.1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僅相當于北京植物園面積的一半）上常住有60萬～100萬人口，平均1450人共用一個廁所，社區醫生和志願者每天要處理將近4000例傷寒病患。印度政府在2010年曾計劃徹底拆除和重建達拉維，但因爲困難過大而擱置：即使是最簡單的原地翻建，預估成本也超過了20億美元。而像這樣規模的貧民窟，在孟買市和都會區另外還有4處，居民數量接近當地總人口的1/4。
從新城中心的四星級酒店南下達拉維，我們拜訪的對象是52歲的外貿商人巴特拉。這位加爾各答大學MBA名下開設有一家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一家摩托車配件廠和一家工業塗料商貿行，而他的大部分訂貨商和下遊企業就分布在達拉維周邊。“貧民窟裏有我的許多社會關系、商業夥伴網絡和危險化學品倉庫，我們印度人並不會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巴特拉在他安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裏向我介紹，“在我的父親成爲國家物理實驗室的科學家之前，他也居住在達拉維。”按照這位年銷售額超過50萬美元的小富翁的看法，達拉維是一塊不折不扣的風水寶地——這裏有全孟買租金最低的廠房和辦公室，進出口貨物可以便利地從10公裏外的港區運進運出。從外省前來投靠親友的年輕人通常都會在達拉維找到第一塊便宜的棲身地，並順利覓得第一份可資糊口的工作。“政府希望杜絕人口密度過大帶來的弊端，要求我們盡快將倉庫和廠房搬到北面60公裏外的瓦賽東（Vasai East）工業區。我才沒那麽傻哩！那個‘工業區’每天停電至少3小時，誰來承擔損失？”
巴特拉理直氣壯的發問，很難說是褊狹之見。嚴格說來，達拉維不僅不應當被稱爲低收入社區，甚至可以說是孟買中産階級的孵化器。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日起，低廉的租金和從全國農村湧入的青壯年勞動力就吸引了大量紡織工廠、制衣廠、皮革和首飾加工廠以及制陶作坊入駐當地，5000家中小企業和15000個生産車間的年營業額在21世紀初已經上升到了10億美元以上。整個印度西南海岸的廢品回收業都以達拉維爲中心，創造出25萬個工作崗位。專爲小微企業提供資金和服務的信貸網絡以及法律顧問公司的廣告也隨處可見。不同機構的經濟學家計算出達拉維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間，這一數字與世界銀行預估的2017年全印度人均收入（近1500美元）接近，顯著高于比哈爾、拉賈斯坦等北部農業邦。除去惡劣的公共衛生條件和生活服務設施外，達拉維居民的識字率高達69%，是全世界城市貧民窟中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這也解釋了爲何當地的惡性治安案件發生率並不顯著高于印度其他地區——盡管按照全球中等收入以上國家的城市治理水平，肮髒炎熱、空氣和水源汙染極度嚴重、四處飛濺著電焊火花的達拉維實在可算是人間地獄。
“美國人扭曲了我們對‘中産階級’這個概念的理解。”長期關注印度問題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社會政策編輯艾瑪·鄧肯（Emma Duncan）在郵件中告訴我，“‘中産’一定等于帶花園的小洋樓、私家車、英式下午茶茶具和每年好幾個星期的帶薪假期嗎？顯然不是。但當我們提起‘未來印度的3億中産階級’時，用的恰恰是這種被高估的標准。”所幸巴特拉先生爲我提供了一個更真實的樣本，一個達拉維家庭在時代變遷中實現階層上升的活生生案例——“像許多印度中小企業的創辦人一樣，30年前，我用父親和叔叔的借款開辦起一家小商行。”巴特拉回憶道，“從國有大銀行獲得貸款的可能性永遠微乎其微，但我依然感謝拉奧總理的自由化改革，使我可以直接承接來自歐洲、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訂單。如今我在8個國家有固定的客戶，住上了新城區的獨棟小屋，和我年紀相仿的不少夥伴經濟狀況也有了改善。而這都應當歸功于達拉維：沒有它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便宜地租和社會關系，恐怕我在1998年核危機之後的那個低谷期就已經傾家蕩産了。”
2014年8月11日，孟買達拉維貧民窟工廠中的一位工人在簡陋的金屬加工作坊中午休
巴特拉口中的達拉維式“社會關系”，折射出的是傳統人情在市場經濟模式下被賦予的新價值。當數以百萬計的青年農民從中北部地區湧入德裏和孟買，種姓制度對他們構成的桎梏已經微乎其微，但家族關系、同鄉情誼和基于關聯産業形成的合作關系始終存在。通過這張富于本土化、平民化特性的關系網，父親和兄弟爲創業者提供啓動資金，中介公司組建以邦爲單位的招工網絡，財務公司以相對公允的利率拆借資金、幫助小公司渡過難關。1998年印度政府違背《核不擴散條約》、自行宣布成爲核武國家之後，來自歐美的外貿訂單急劇減少；在將近5年時間裏，是底層社會關系中那種樸素的風險共擔意識讓達拉維的諸多中小企業主可以咬住牙關，通過債務延期、遲發薪酬等手段將公司繼續維持下去。“達拉維人有自己的道德觀和商業邏輯，”巴特拉總結道，“即使沒有政府，我們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這才是印度社會真正的基石。”
貧民窟裏沒有百萬富翁——至少沒有太多——但它以一種富于魔幻色彩的方式實現了傳統社會與自由市場的銜接。在德裏都會區的瓦齊爾普爾（Wazirpur）、瑪雅普裏（Mayapuri）以及北部近郊的阿南德·帕爾巴特（Anand Prabat）工業區，我看到數以萬計的貧民窟工人在設施簡陋的紡織廠和金屬加工作坊中每天工作8～10個小時，傳至第二、第三代的小型家族工廠正在籌劃擴充産能，與20多年前中國東南沿海鄉鎮企業的繁盛並無二致。盡管兩者在面向市場的類型上存在重大差別，但本質上遵循的依然是相同的邏輯：民間社會自發形成了人力、資金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並在全球商品的大流轉循環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它使得印度社會的財富流動和階層上升不至于因政府更叠而中斷，自有一種粗糙卻又堅韌、時時打動人心的力量。
唯一的疑問在于，印度政府是否真正欣賞這種與汙水、危房和肮髒黏稠的空氣相伴的民間經濟。巴特拉語氣擔憂地提道：“當孟買市政府發現達拉維的居民爲了節省生活開支、長期盜用市政供電時，他們並不打算解決問題，而是直接將這一地區民用水電事業的經營承包給了私人公司。”如今，私接電線和水管的行爲已經變得極爲危險，因爲負責設施維護的安保人員隨時可能打上門來。從十幾年前起，在一夜之間被徹底夷平的陰影就籠罩在了達拉維人頭上——在盤旋下降的客機上抓拍貧民窟的藍色屋頂已經變成了所有外國攝影師的必修課，這顯然有損于印度的“國際形象”。如果說國大黨政府糟糕的行政效率還可以讓達拉維的居民們稍有寬慰，那麽2014年上台的莫迪內閣那種義無反顧的行事風格，正在讓“可能性”一步步地變成“必然性”。
“我們不屬于莫迪想要的那個印度。總有一天，他會抛棄我們的。”巴特拉已經做好了這樣的心理准備。
2017年8月15日，印度總理莫迪在德裏紅堡出席獨立紀念日慶典
馬爾薩斯和馬克思
斯文有禮貌、造訪過十幾個國家的巴特拉並不是印度中産階級唯一的樣本。一天深夜，當我在35攝氏度的高溫下穿過德裏老城的著名地標康諾特廣場（Connaught Place）時，恰好和一群聒噪的年輕人擦肩而過。不同于印度中年農民臉上時常浮現出的那種呆滯、麻木表情，德裏的年輕人會用一種興致勃勃的挑釁眼神打量一切外來人，並對中國遊客提出一個永恒的無聊問題：“你們國家也有這許多高樓大廈嗎？”街頭俯拾皆是的沃達豐電信（Vodafone）廣告牌、麥當勞餐廳燈箱和在線支付APP招貼畫都顯示，他們絕非無知無識的一代，而是全球信息爆炸和現代消費主義的寵兒。但這並未賦予他們一種開闊的視野，反而令其變得愈發傲慢張狂。
康諾特廣場的中産階級和達拉維貧民窟裏那些胼手胝足的體力勞動者屬于兩類人：前者從他們出生之日起就是“都市人”，後者則需要經曆兩至三代人的辛苦打拼，才能真正在這座陌生的超級城市紮下根來。問題在于，隨著時間推移，前一類人越發不樂見“外來者”和自己分享相同的繁榮。IT新聞網站TechCrunch首席運營官、前《時代》周刊駐印度通訊員納德·戴斯蒙德（Ned Desmond）早在2000年就描繪過這個群體的形象：“英治時代的中産階級是深受西化教育影響的法律和知識精英，如今的印度城市新貴則是一個極度貪婪、焦慮的階層；他們懂得物質主義的一切好處，卻不願再受任何道德與價值觀的約束，故而顯得肆無忌憚。”居住在隔離開的別墅區、有攝像頭和保镖守護的顯貴人士會把內心的高傲隱藏在禮節之下，而“都市人”中的中下層，由于自感工作機會正在被急速增加的外來者所奪走，已經赤裸裸地把他們的不滿表現在了言行中。
彭博社駐印度通訊員伊安·馬洛（Iain Marlow）向我講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今年春天，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和金奈所在的泰米爾納德邦接連發生了多起大規模群體性沖突，造成數人身亡，起因是有人通過加密通信軟件WhatsApp傳播“穆斯林和外國人正在本地綁架兒童”的假新聞。“當類似的謠言在美國社交網絡上出現時，至多造成一通口頭攻讦，但在印度卻會引起真正的暴亂。”馬洛分析道，“這裏的平均識字率只有65%，許多人還目不識丁就已經用上了智能手機。他們不具備甄別假新聞的能力，卻有著過于強大的執行力和旺盛的狂熱情緒。”由于鄰國巴基斯坦造成的安全壓力的存在，以及執政當局事實上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背景，族群矛盾最容易以宗教沖突的方式作爲最終呈現形式——信仰印度教的中産階級分子以互聯網視頻、假新聞和廣播作爲動員工具，動員城市失業者和鄉村中的活躍分子攻擊“竊取”了他們財富的穆斯林群體。盡管從規模上看，1.72億印度穆斯林占到全國人口總數的14.2%（2011年數據），絕不是一個小數字。
2018年4月19日，齋浦爾街頭一輛擁擠不堪的公交車
和達拉維的空氣汙染、傳染病以及瑪雅普裏的露天旱廁一樣，族群沖突和城市暴動始終伴隨著印度經濟實現市場化轉軌的整個過程。1994年10月，北方邦、比哈爾邦和“印度硅谷”班加羅爾市同時爆發大規模群體性沖突，死傷者達數百人之多。盡管官方毫無例外地宣稱暴動系由“巴基斯坦代理人”所策劃，但在沖突中表現最亢奮的恰恰是笃信印度教正統派教義的本地中産階級。這是一場不同族群間爲爭奪財富分配權和工作機會而進行的新型內戰，盡管它披上了由來已久的宗教矛盾外衣。1992年底，鼓吹“本地人利益至上”的激進印度教政黨濕婆神軍（Shiv Sena）在孟買策劃了針對穆斯林社區的大規模襲擊事件，造成超過900人遇難。該黨至今仍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議會占據接近1/4的席位。三個月後，孟買穆斯林黑幫在全市公共場所引爆了12枚汽車炸彈，傷亡者高達近千人。2006～2011年，有國際恐怖主義背景的武裝團體“虔誠軍”（Lashkar-e-Taiba）和“印度聖戰者”（Indian Mujahideen）在孟買、德裏兩地制造了多起針對平民的連環列車爆炸和酒店襲擊事件，死傷者均達到數百人級別。這也使孟買的公共場所至今保留有嚴格的安檢程序，緊張感十足。
排除襲擊事件包含的國際背景不論，最近25年印度發生的大規模族群沖突和群體性暴力事件最古怪的特征在于，它們並非在經濟衰退期才出現，而是始終和可觀的GDP增長率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相伴隨。故而暴亂更多會發生在孟買、德裏這樣人口和社會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大城市，而不是北部和中部貧困的鄉村。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階級戰爭：宗教教義解釋不了它，馬爾薩斯和馬克思卻可以。如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圖爾·科赫利（Atul Kohli）在其專著《民主與騷動：印度增長中的治理危機》中指出的那樣：一個擁有良好治理能力的政府會傾向于給不同族群提供與其需求和規模相適應的發展空間，但新德裏當局做不到這一點。國家滿足不了社會的期望，于是允許社會自發地建立合法性並付諸實踐，代價則是經久不息的沖突和犯罪。
推崇蘇聯模式的印度國大黨從1947年起控制中央政權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爲止，本土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依然可以決定印度全國的産業結構和城鄉人口分布。在那之後，經濟自由化全面啓動，基于穩定的鄉村人口基數的種姓制度逐步讓位于收入分化造成的階級版圖，而全國人口的高速增長導致集權程度不高的印度政府花費了超過20年才對其建立起最基本的控制。喬治梅森大學資深社會學家傑克·戈爾德斯通（Jack Goldstone）對此做出過解釋：“高速增長中的人口需要更多公共設施，但缺乏足夠統治資源的政府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收入增長機會。這樣一來，國庫壓力、債務、通貨膨脹和腐敗盛行的情況勢必顯著增加。這些趨勢將惡化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最終使其失去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可謂恰如其分。
馬爾薩斯在200多年前提出的人口增長陷阱理論，至今依然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印度上空。盡管農業生産技術的革新已經徹底解決了本地人的口糧需求問題，但他們的需求早已不至于此。那些使用智能手機、乘坐Uber網約車出行的印度中産階級每一秒鍾都能看到自己的美國同齡人擁有的生活方式，並且希望效仿；更多剛剛湧進達拉維的年輕人則在爲他們的第一處郊區住房而拼搏。倘若他們發現財富總量的增長將永遠不可能滿足自己對理想中産生活的期待時，結果會是什麽？當然是馬克思式的——最激烈、最徹底的階級戰爭。
客機降落時拍攝到的孟買達拉維貧民窟全景
環境政治學創始人、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教授托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發明了一個概念，用于描述印度社會將會面臨的長期危機：“治理能力赤字”。在1993年出版的專著《人口與沖突》中，他這樣解釋：盡管印度文化具有極強的自主適應能力，但專業知識的匮乏、社會固有的族群裂痕以及政府長期的執行力缺失將導致“建立有效治理的能力出現短缺”。而不受抑制的人口增長，將使這種短缺造成的惡果比預期更早地暴露出來，屆時“整個社會將因內讧而發生分裂，即使是有一兩個豪傑人物銳意革新也無法避免”。
誠然，我們正在談論的是過去20年全球發展勢頭最迅猛的新興市場國家之一，而不是撒哈拉以南的某個失敗政權。從政權容納力量的廣泛性和受認可程度上看，印度相較其宿敵鄰國巴基斯坦要優越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劇增對政府治理能力造成的壓力就比非洲國家來得輕。是的，新德裏和孟買機場內秩序井然，海關邊檢通道附近永遠不會出現與北非國家類似的各色騙子、掮客。但考慮到這是兩座人口規模達到2000萬級別的超級城市，與北京、上海相比明顯稀疏的客流已經確鑿無誤地暗示：在這裏，搭乘飛機依然是一種有財力門檻的階級行爲。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初發布的統計數字，13億印度人中有58%日均生活開支低于3.1美元；其中又有整整1.8億人的日均生活開支位于1.9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的絕對貧困線以下，占全球最貧困人口的兩成左右。作爲對比，中國的相應絕對貧困人口數是1.38億人。原印度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蘭加拉哈恩領導的調查小組得出的結論更加悲觀：截止到莫迪上台時的2014年，全印度依然有3.63億人處在本地標准的貧困收入線以下，相當于總人口的30%。這一比例甚至高于曆來被視作反面教材的巴基斯坦。
作爲21世紀初風靡全球的新興市場神話的一部分，國際資本對印度的看好建立在這樣的預判之上：鑒于目前印度總人口中有28.6%是14周歲以下的兒童和嬰幼兒，而65周歲以上者僅占5.3%，未來10年亞洲新增勞動力人口的50%以上將會出現在這裏。預計到2040年前後，印度適齡勞動人口的數量將由目前的8.85億進一步增加到10.8億，並且會比上一代人接受更完善的教育、更容易無縫融入全球化大循環。屆時，印度將成爲亞洲人口紅利的最新一波獲益者——類似的情形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已經發生過一次了。
但如此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兩項重要假設基礎之上的，那就是：全球市場對勞動密集型産業生産出的低附加值商品依然有足夠旺盛的需求；印度政府能夠有效滿足新增人口對基礎設施（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社會福利和政治參與權的要求。前一項目前正遭受廣泛質疑：隨著歐美發達國家相繼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印度制造”的銷路將成爲大問題；而印度本國爲數衆多的貧困人口尤其是農村貧困人口的存在，意味著內需價值的可靠性還有待商榷。而對扶持民營經濟、減少貧困人口和建立更健全的社會保障，即使是以改革家自謂的莫迪總理也還沒有找到太有效的辦法。類似達拉維這樣的低端經濟體依然像30或50年前一樣，按照自發的邏輯維持著運轉；一旦它們被過于激進地連根拔除，帶來的震蕩可想而知。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中東和西北非已經見證過無數反面例證：當大量青年人口無法有效轉化爲實際的勞動力時，後果將會是什麽。
博帕爾貧民窟內的一家住戶站在莫迪政府出資修建的沖水式公共廁所前
古吉拉特邦神話
在一切關于印度新型族群沖突曆史的回顧中，幾乎所有西方觀察家都會提到一個影響深遠的案例：2002年發生在西北重鎮古吉拉特邦的暴亂。和孟買爆炸案一樣，盡管這場暴亂以宗教沖突的方式得到呈現，但它的直接誘因卻是經濟性的。2001年1月，古吉拉特邦人口最密集的喀奇縣（居民中的3/4是印度教徒）發生裏氏7.7級地震，造成近2萬人遇難和將近17萬人受傷。喀奇縣首府普傑市40%的住宅被夷爲平地，全縣六成以上的居民無家可歸，被迫湧入受災程度較輕的該邦首府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避難。政府安置工作的滯後使得數以百萬計的災民長期滯留在肮髒擁擠、基礎設施嚴重老化的省城，並且因爲宗教極端分子的煽動，最終將怒火引向了在當地屬于少數族裔的穆斯林人群。在2002年春天長達一個月的暴亂中，整個古吉拉特邦共有1400～2000名平民喪生，超過2500人受傷。死者中有超過3/4是穆斯林，其余爲印度教徒。
意味深長的是，當時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相當于省長）的政治家，正是12年後以如虹之勢贏得全國大選的人民黨主席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英國《金融時報》資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認爲，在最初的小規模沖突發生後，正是由于莫迪鼓勵印度教徒在艾哈邁達巴德街頭舉行集體示威，才導致了暴亂急劇升級。而莫迪本人長期參加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願團”（RSS）正是縱火和虐殺行爲的主要實施者。因爲被認定存在蓄意縱容的行爲，直到2014年爲止，美國國務院都拒絕頒給莫迪外交簽證。
盡管從人民黨贏得大選之日起，莫迪內閣的執政業績就一直在我的關注範圍內；但在這次印度之行期間，當我意識到2002年暴亂之于印度人的記憶沖擊，猶如“9·11”事件之于美國人後，我開始更加好奇于那位白發總理賴以成名的“古吉拉特邦奇迹”。兩位職業生涯超過20年的美國記者幫助我解答了這一困惑，他們都曾經和入主總理府之前的莫迪打過交道，並近距離觀察過這位爭議人物在印度中西部海岸的施政成效。
“談起他的經濟改革計劃時，此人就像是一家跨國巨頭企業的CEO，但他的穿著和精神氣質更像是一位印度教教士。”K回憶起了2009年他在艾哈邁達巴德第一次見到莫迪時的情景。當時，未來的總理掏出了一張統計數據紙，滔滔不絕地描述起了古吉拉特邦高達10.2%的年均GDP增長率、新鋪設的1400公裏長的鄉村自來水管道、占據全國半數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以及已然解決的供電缺口問題。當K盛贊古吉拉特邦正在複制迪拜和新加坡的繁榮經驗時，莫迪驕傲地修正道：“單是我們正在規劃中的古吉拉特國際金融科技城（GIFT City），規模就足以和迪拜媲美。而整個邦的經濟前景應當以韓國爲目標。”那座2007年奠基的國際金融科技新城位于薩巴爾馬蒂河畔，規劃面積達到359公頃，計劃新建110座巨型單體建築（包括5棟高度在35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與新加坡類似的城市級空調系統以及全印度最先進的環保垃圾處理設備，目前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施工。按照莫迪的設想，未來這裏將會容納5萬居民和40萬名白領階層，成爲從非洲東海岸到北印度洋最大的金融結算中心以及互聯網—軟件業龍頭，整體規模要超過上海的陸家嘴金融城和東京的新金融城。
最初借助海路貿易和廢舊金屬回收業（古吉拉特邦的阿朗是全世界最大的廢舊船舶拆解中心）起步，繼而依托礦産和能源基礎發展在全國占有巨大市場份額的化學工業，最後通過政府投資提升交通、電力、光纖網絡等基礎設施的水平，吸引金融、IT和高端制造業（汽車）進入，一舉完成産業升級，這是莫迪爲“印度廣東”（這是《經濟學人》雜志的贊譽）古吉拉特邦規劃的經濟騰飛之路，也是他在2014年之後試圖套用于整個國家的邏輯。他的努力不可謂不成功——盡管面臨油價回升的外部壓力，印度GDP在2017財年第四季度（截止到2018年3月）還是實現了同比增長7.7%的強勢表現；整個2017財年全國經濟增長率爲6.7%，而這已經是最近四年最低迷的表現。與此同時，在2017年8月底，莫迪政府啓動了以“百城改造計劃”帶動鋼鐵工業擴容的産業升級工程。全國第一大鋼鐵企業金達爾勝利城制鋼（JSW Steel Ltd.）計劃在2030年之前新建兩座年産量1000萬噸的新工廠，以將總體産能提升一倍；其主要競爭對手塔塔制鋼（Tata Steel Ltd.）也提交了將年産量擴容400萬噸的計劃書。所有增加的産能都將被用于瓦拉納西、齋浦爾等100座老舊城市的交通和住房改造項目，政府爲此已經制定了300億美元的長期預算方案。印度制鋼協會秘書長米什拉在郵件中告訴我：“我們的鋼鐵消費量還遠遠沒有達到像中國一樣的飽和狀態，未來15年至少還有200%的增長空間。”
無須多麽高深的經濟學知識，便可以發現整個計劃存在的突出缺陷。無論是古吉拉特邦神話的發源地艾哈邁達巴德，還是正在規劃翻建的瓦拉納西和齋浦爾，都是擁有百萬級規模人口的曆史名城。甚至遠在英治時期之前，它們的總體布局和規模就按照南亞次大陸特殊的貿易網絡和族群分布，自成體系。古吉拉特邦得天獨厚的瀕海條件和豐富的礦産資源是它們所不具備的，印度也不可能指望在每個邦都建立一個金融和IT中心。更何況，即使是“古吉拉特邦奇迹”本身，也存在一項顯著的漏洞：在莫迪通過大搞基建和營造金融科技城有效提升當地就業率的同時，該邦首府艾哈邁達巴德依然是一個空氣汙染驚人、交通擁堵嚴重、乞丐俯拾皆是的典型印度大都市。莫迪從未下決心改善它的宜居性，而是小心翼翼地繞了過去，並且誘導國外記者和經濟學家們去關注更吸引眼球的新金融城規劃。如今，類似的情形正在孟買、班加羅爾和其他地區上演。
2008年12月3日，孟買警察把守在剛剛遭遇恐怖襲擊的納瑞曼旅社附近
不僅如此，對下一階段經濟轉型和城市化進程造成的社會問題，莫迪多少也有所低估。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印度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尚不足40%；但隨著産業結構變化和政府的有意識引導，2030年這個數字將會上升到50%。然而除去基建項目本身外，如何解決1.3億新城鎮人口的就業問題，正在遭受直接沖擊的底層城市貧民和低端商業生態又需要承擔多大的轉型成本，似乎從未被賦予足夠的關注度。
“百城改造計劃”固然不無現實意義和理想主義色彩，卻可能在無形中加快矛盾的總爆發。建設類似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和甘地讷格爾（這座正在急速擴張中的新城取代了艾哈邁巴德作爲邦首府的地位）這樣的高端新城區固然有助于塑造未來印度經濟的頂層，但它們對原有老城商業區的打擊卻可能是毀滅性的——最具消費能力的那個高收入群體被遽然抽離，取代他們的數以百萬計的新城市移民卻不足以填補其空缺。過去半個多世紀裏，具有印度特色的貧民窟經濟（也可以稱爲“達拉維經濟”）曾經是這些國內移民獲得立身之所和積聚財富機會的起點，但貧民窟經濟最重要的低地租優勢即將被莫迪的改造計劃所消滅。更大的人均居住面積、更潔淨的公共衛生和飲水設施無疑值得稱道，但它們也意味著更高昂的住宅—廠房租金。除非政府能再度通過頂層設計解決貧民窟住戶的就業問題，否則他們將迎來低端民營經濟的大崩潰和經久不絕的流民問題。
除此以外，大刀闊斧的基建投資計劃，正在召喚出印度政府由來已久的痼疾——公共財政赤字風險和資金監管混亂。即使是在過去5年經濟名義增速超過8%的情況下，新德裏當局也從未能將財政赤字率降低到3.2%的目標水平。盡管因爲外部債務的規模較小，在印度爆發希臘式債務違約危機的概率不大，但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始終受到高度質疑。爲“百城改造計劃”制定的300億美元預算案並非全部來自中央財政撥款，標准普爾分析師預測：印度各邦和城市政府在未來5年至少需要發行100億美元規模的市政債券，才有希望支持莫迪的雄心壯志，但無人能確認他們的償債能力。不僅如此，目前印度全國正規銀行控制的資金總規模約爲1.7萬億美元（其中2/3歸屬國有銀行名下），但已經積累了接近210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和壞賬。2018年2月，國有性質的旁遮普銀行孟買分行爆發印度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銀行欺詐案，確認的騙貸規模高達20億美元，迫使印度財政部不得不下令清查所有規模超過740萬美元的貸款的審批程序的合法性。隨後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年間，全國最大國有銀行印度國家銀行（SBI）至少瞞報了36億美元的壞賬，而該行恰恰是一系列政府基建項目的主要放貸方。國有銀行在監管力度可疑的情況下放出巨額貸款，這比缺乏資金更加令人擔憂。
在德裏和孟買街頭，僅完成部分施工、隨後進度踟蹰不前的高架橋遺址隨處可見，加劇了原本已經臭名昭著的交通擁堵狀況的惡化。它們大部分是2002、2008和2012年那三輪經濟“降溫”的産物：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每一波狂飙突進式的經濟過熱，幾乎都會以類似的急刹車而告終。隨著國際資本對新興市場的神話態度趨向謹慎，過去一年裏，累計已有37億美元的“熱錢”從印度市場撤出。這一切，莫迪不會看不到。
“但你不能指望莫迪認輸。實際上，他這個人甚至連顯而易見的錯誤都很少承認。”常駐加爾各答和孟買超過10年的記者T告訴我，“2008年，我曾經暗示他應該對自己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亂中扮演的不當角色道歉，但被莫迪機警地躲過去了。在成爲總理前後，他曾有許多機會不失體面地表達自己的反思之意，但他從未這麽做。至今仍有本地穆斯林認爲，莫迪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印度教法西斯主義者，殘忍而又危險。”
2002年3月15日，阿約提亞古城的警察驅趕一群正在舉行宗教儀式的印度教正統派信徒
“休克”的代價
2018年的季風到來之前，印度的國內政局很難用“安甯”來形容。5月12日，班加羅爾所在的南部大邦卡納塔克（Karnataka）舉行立法議會選舉。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雖然成功贏得相對多數席位，但由于議席排名第三的新人民黨（世俗派）選擇與頭號反對黨國大黨結成統一戰線，該邦的執政權最終還是落入反對派陣營之手。換言之，在莫迪的第一個總理任期接近尾聲之際，印度人民黨依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北方黨”——盡管該黨已經在全國29個地方邦中的21個獲取了執政權，但始終未能攻下南方五邦，這無疑給一年後的全國大選留下了懸念。5月22日，泰米爾納德邦2萬名民衆包圍了孟買礦業巨頭瓦達塔資源公司在當地開設的一家大型銅冶煉廠，抗議該廠長期超標排放工業廢水和廢氣。當地警察向遊行民衆開槍，造成13人死亡、102人受傷。泰米爾納德邦政府隨後宣布徹底關停該工廠。而在最北端的查谟—克什米爾邦，義憤填膺的當地民衆舉行了遊行集會，要求從重、從快審判今年1月一起幼女奸殺案中的8名被告。8人無一例外皆是印度教徒，其中4人甚至是當地警察，這引發了一場關于“整個事件是反對黨策劃的政治陰謀”的指控。兩名該邦人民黨部長出現在了聲援嫌疑人的集會上，事後他們被迫辭職，而事件的余波至今未息。
花上半天時間收看德裏的電視新聞節目，你可能會産生這樣的錯覺：莫迪已經四面楚歌，政權更叠只是時間問題。這當然不是全部事實，但它至少暗示了兩點：首先，盡管始終存在飽受诟病的效率和地方主義問題，但印度政壇的兩黨制格局乃至整個民主政體大致是穩定的。雷厲風行如莫迪者，也必須接受反對黨的長期監督和輿論鞭撻。其次，莫迪的改革事業被寄予了極高期望，因之一切公共政策話題——從選舉公平到環境保護，從公共衛生到女性權益——最終都會被歸結到對政府責任的審視和爭論上。而人民黨深厚的印度教背景、它的“北方黨”色彩以及與城市中高收入階層結成的利益同盟，並非在每一問題上都能贏得民衆的信任。
2018年5月12日，一名班加羅爾市民在卡納塔克邦立法議會選舉投票站用墨水印指模
“我從瓦拉納西來到這裏，只爲找到一家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來替我報稅。”絲綢銷售商薩欽在德裏向我抱怨，“托莫迪的福，我現在的利潤變成了零。”薩欽批評的對象是從去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全國統一消費稅（GST）制度，它也被稱爲莫迪的“第二次休克療法”，第一次則是2016年11月8日在一夜之間宣布廢止所有當前流通的大面額紙幣的決定。在莫迪看來，“休克療法”的正面意義遠遠大于負面沖擊：在習慣使用現金的印度，兌換新鈔將迫使那些收受賄賂的政府官員、長期逃稅的企業主以及從事不法生意的無良商人曝光其隱藏財富，從而一舉澄清汙濁的商業環境。實行統一的單級稅制度則可減輕商人的實際負擔；而各邦政府雖然不再具有隨意開征新稅種的權力，但中央政府承諾將統一稅收入的42%返還給各邦（過去是32%），同樣可以刺激邦政府進一步改善治所內的商業環境。如此一來，未來的“印度制造”將獲得真正可靠的制度保障。
唯一的問題在于，莫迪讓普通商人和消費者，而不是政府承擔去“休克”造成的大部分消極後果。廢鈔令出台之日，印度政府和央行僅僅留出4個小時時間給國民兌換新鈔（理論上需要兌換全部流通貨幣的86%），大部分銀行也沒有准備好足夠數量的新鈔。結果遂使孟買、加爾各答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擠兌風潮，一些走投無路的底層城市貧民和農民甚至選擇當衆自盡。長期使用現金結算工資的建築業、低端制造業和社區零售業直到12個月以後仍未能恢複當初的經營規模，而整個印度經濟因此蒙受的增長率損失可能高達2%。
稅制“休克”的影響與其相比也不遑多讓。薩欽先生現在需要雇傭一位德裏的特許會計師幫他准備報稅所需的各種表格和材料，每次收費22美元；另外還需要注冊企業專屬的電子稅務賬戶和網絡銀行，以便完成最後的支付程序。所有這些步驟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都只能由他個人承擔，政府不曾提供任何通知或培訓。如果說對他這樣一位小有資財的中年商人來說，這一切還可以勉強容忍，那麽對瓦拉納西那些半文盲的個體經營織戶來說，就是不折不扣的滅頂之災了。“整個瓦拉納西有50萬紡織業從業者，大部分是個體或家庭經營的小本生意人，有許多完全不識字。過去我只用將絲綢原料提供給他們，待編制成整幅的紗麗之後再收購、並扣除成本，如今則要幫他們每個人報稅。”薩欽介紹道，“既要防止他們被稅務官吏逮捕，又要避免他們破産，于是所有的額外支出都轉嫁到了我這個中間商頭上。”那些由城市貧民轉化而來的織工和達拉維的百萬居民一樣，此前從未接觸過電子賬戶或網絡支付，大部分人沒有智能手機，莫迪卻指望他們迅速融入一種美國式的自主報稅模式。“或許對政府來說的確有必要，但莫迪在鐵軌鋪好之前就把火車開了出來，這太瘋狂了。”
但也許我們都錯了。莫迪沒有瘋，他只是不把這些運營“非正規經濟”的城市貧民當作自己的基本盤——如同達拉維的巴特拉先生所言，他們不屬于“莫迪想要的那個印度”。今年2月，印度財政部公布了2019年大選之前最後一份年度預算案，其中明確承諾將提高包括主糧在內的農産品的最低收購價，並撥款贊助農機和電力企業爲北部的農業邦修建更多灌溉、發電和養殖設施。新上馬的國家健康保障計劃（NHPS）承諾爲全國5億人口提供每年最多7400美元的醫保報銷額度，運輸和航空業也將從一系列規模宏大的基建項目中受益。城市消費者和國外消費品廠商則成爲最主要的成本承擔者——從今年夏天起，已經統一的消費稅征收比例將由3%一次性提高到4%，這勢必會帶來物價的全面上漲。而盡管印度政府明確表態歡迎外國資本繼續進入當地，但進口手機的關稅卻從15%上調到了20%，以迫使外商品牌在印度建立更多廠房、雇傭本地工人。
顯然，莫迪清楚人民黨的基本盤所在：13億印度人中依然有六成以上生活在農村，他們，而不是達拉維的居民，將決定現任政府在2019年大選中的前途。在卡納塔克邦議會選舉中，已經曝出了人民黨官員試圖從民衆手中“買票”並公然虛報本黨得票率的醜聞，這構成了執政黨殚精竭慮提升得票率的另一面。盡管無論是“印度制造”的藍圖，還是雄心勃勃的“百城改造計劃”，長期目標都在于提升全國的城市化比例，使農民進入城鎮、爲下一個“世界工廠”提供血液；但莫迪並不會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從此他們將不得不和朝令夕改的稅單、隨時可能被拆除的貧民窟以及日複一日的嚴重空氣汙染、塞車（德裏和孟買的平均市內通行速度不足每小時15公裏）爲伍。而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方案，目前都還停留在總理大人的腦子裏。
2002年3月5日，一名在古吉拉特邦暴亂中幸免于難的穆斯林婦女被臨時安置在艾哈邁達巴德市中心的一座清
于無聲處
“莫迪改變了印度嗎？”在踏上次大陸之旅前，這是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而在親眼目睹了達拉維和阿南德·帕爾巴特貧民窟的日常生活之後，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印度仍是那個印度，只是經過了人民黨政府某些恰到好處的“裝修”。在班加羅爾、德裏的諾伊達（Noida）和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莫迪當局通過打造以金融、軟件、制藥以及外包服務業爲核心的“高端”産業群和衛星城，成功吸引了國際資本的關注和投入——即使是在當前的全球經濟中，上述産業也是利潤空間最大、需求最爲密集的板塊，而僅憑印度的人力成本優勢就足以營造欣欣向榮的氣氛。在次大陸腹地的廣大農村，政府通過價格保護機制成功和電力、灌溉設施的改善贏得了農業利益集團的支持，從而爲長期執政創造了民意基礎。而處在兩者之間的中低端城市人口則被選擇性遺忘了。盡管從長期來看，恰恰是這個城市中下層居民群體構成了農業地區和高端産業群之間的銜接。
“看看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留下了什麽，你就能心領神會。”長期關注印度洋安全問題的美國地理政治學者、資深駐外通訊員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告訴我，“在他離任前夕，那裏5歲以下的兒童有將近一半營養不良，3/4的婦女患有貧血，識字率剛剛超過65%的全國平均水平。”盡管在公開場合以底層民衆的守護者自居，但真正令莫迪傾心的始終是那些有助于印度獲得大量外部資本投入的産業和地區。在印度，“二元經濟”“二元社會”的弊端遠比許多後發國家出現得更早、更棘手，而莫迪目前還無暇對它們做出修補。
2014年1月7日，馬哈拉施特拉邦塔那市的兩名藍領工人正在操作金屬成型機
6月26日，湯森路透基金會（TRF）公布了題爲《2017年全球女性生活狀況最不安全十大國家》的調查報告。在550位專家的投票結果中，印度“衆望所歸”地名列第一，甚至超過仍在戰亂中的阿富汗、敘利亞和索馬裏。據該報告披露，2017年印度平均每天發生超過100起性暴力案件，涉及強奸、人口販賣、強迫婚姻和強制生育，並且仍在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持續增長。和10年前相比，針對女性的犯罪案件發生數量增加了83%；平均每年有超過200萬婦女因爲擔心安全問題，選擇放棄全職工作，成爲家庭主婦。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目前印度女性的就業率剛剛達到27%，這一比例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僅僅高于存在宗教政策障礙的沙特阿拉伯。倘若這種狀況無法獲得改善，理論上到2025年，它將給印度GNP帶來超過1/3的損失。
在德裏中部的帕特爾格爾工業區，電鍍廠主辛格的夫人向我回憶了她的經曆：大學畢業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她在德裏南郊的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每天必須乘坐公交車和地鐵往返。由于當時公共交通工具上尚未設置女性專用車廂，每一趟通勤都意味著遭遇層出不窮的惡意肢體觸碰和言語挑逗。一年之後，她開始長期租用私人汽車和司機，但依然有好幾次被來曆不明的男子搭乘三輪“突突”車（Rickshaw）跟蹤，而警察對此不聞不問。結婚之後，辛格夫婦爲自家的公寓安裝了報警器和電視監控設備，接著又開始擔憂一對兒女在學校可能遭遇性侵害。最終，精疲力竭的辛格夫人放棄了獨立開創一番事業的計劃，成爲丈夫的助理：這樣對她本人更加安全，也可以隨時照管在附近學校讀書的孩子。“我在大學學習國際貿易，還有律師資格證，本可以在許多外資企業謀得一份高薪。”她的語氣依然有些不平，“但我別無選擇，因爲政府不保護它的婦女。”
這實在是一種荒謬頂透的現象：在一個性別歧視素來嚴重的國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獨立意識最強的一批女性，卻因爲整體治安環境的惡化，甯可放棄來之不易的高收入職位。麥肯錫的調查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印度女性企業家、律師和外企白領選擇成爲全職主婦或中小學教師，以避免在擁堵嚴重的大城市進行遠距離通勤。本應成爲護士、保育員和美容師的年輕女孩們由于擔心在出行途中遭遇侵害，甯可放棄參加政府開辦的免費培訓班的機會。而莫迪內閣自始至終否認問題的嚴峻性：直到2016年，印度政府才修改了刑法關于懲戒未成年少女性侵犯的條款（最高可判死刑）；除此以外的一切，始終被他們攻擊爲“無聊的蓄意醜化”。
“社會病”對印度經濟發展造成的潛在掣肘，遠不止反映在婦女權益問題這一項上。2018年初夏，一場轟轟烈烈的“空調戰爭”正在德裏、孟買、加爾各答等主要城市陸續展開。白晝超過45攝氏度的高溫使得擁有獨立住房的郊區居民甯可向親友借貸，也要籌資購置第一台家用空調。巴特拉告訴我，他的兩位資深員工爲了讓自己的孩子能更安心地准備大學入學考試，借款裝上了空調：“他們的月收入只有500美元左右，在孟買處于普通水平，但爲了讓孩子能有更好的職業前途，一定會傾盡全力。”到2016年爲止，家用空調依然屬于只有10%的印度人可以享受到的特權待遇，但這一切正在改變：不僅是莫迪政府所看重的經濟統計數字和“高端”産業的規模需要增長，普通印度人也希望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哪怕步伐極爲緩慢。
2017年1月9日，一群參加揭幕儀式的來賓經過古吉拉特國際金融科技城內剛剛建成的國際證券交易所大樓
但這一切並不容易。盡管自2015年以來，莫迪政府升級農村輸變電線路的措施已經大大改善了印度腹地的生活用電狀況，但因爲發電設備老化、核電所占比重偏低（僅爲1.8%），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然存在22.2%和12.9%的日常電力缺口。在德裏、孟買這樣的超級城市，供電中斷的情況在夏季平均每天要發生2～3次，每年累計造成數千萬美元的經濟損失。而空調購置數量的大幅度上升，勢必給民用供電帶來更沉重的負擔。與之同樣棘手的還有來自外界的壓力——2016年10月，超過150個國家的高級代表在盧旺達氣候會議上達成協議，宣布將在2028年之前全面停止溫室氣體氫氟烴（HFC）的生産和排放，而氫氟烴恰恰是印度市場上銷售量最大的廉價空調使用的制冷劑。對曆來重視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本觀感的莫迪政府來說，減排勢在必行，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普通印度人不得不購買價格更昂貴的新型空調。在政府與民衆之間，依然存在巨大張力。
婦女的聲音、空調購買者的聲音、飽受塞車和斷電困擾者、達拉維居民的聲音，或許不會反映在政府支持率的消長上，或許不會妨礙莫迪向他的潛在投資者展示另一份波將金式榜單，但它們的的確確存在著。它們不是“蓄意醜化”，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印度通往“未來之國”（這是《彭博商業周刊》對印度經濟前景的評語）的旅途上無法繞過的巨石。如果說在第一個總理任期裏，莫迪已經爲他的國家找到了一個適于和世界市場接軌的上層框架，那麽在隨後的日子裏，如何穩住支持這個上層框架的底部結構，包括避免巨大動蕩和族群沖突的出現，將會是更嚴峻的挑戰。而在這場漫長的征途中，資本的力量並不總是會和他站在一起。
70年前，古吉拉特邦誕生過的最著名政治人物——“聖雄”甘地在新德裏街頭被一名國民志願團成員暗殺。70年後，另一位在古吉拉特邦建立聲望的國民志願團成員正領導著新德裏的中央政府，准備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莫迪來說，他需要克服的困難絕不亞于當初的甘地，而艱巨的考驗還只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