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28日執行到5月23日解除,印尼的棕榈油出口禁令僅維持了25天。
這項禁令擾亂了全球食用油市場,韓國炸雞喊漲,英國瓶裝油限購;同時也激怒了印尼當地生計受影響的農民。
印尼重啓出口令全球市場暫時松口氣,然而一大波調控新政又接踵而來。頭號産油國的“油危機”依然懸而未決,隨時可能再度成爲市場擾動因素。
那麽,這場危機的背後究竟是什麽?何時能迎來終局?
“油危機”的背後
棕榈油當前在市場上的情況很反常。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産國印尼,這種油價格昂貴,而且還缺貨。
包裝食用油的價格仍在每升2.5萬印尼盾左右,幾乎是一年前價格的兩倍。與此同時,政府聲稱價格更實惠且庫存充足的散裝食用油實際上在市場上很難找到。
民衆因買不起油而怨聲載道,離譜的飙漲速度已成輿論聲討的民生災難,媒體形容消費者如“餓死在米倉裏的雞,看得見,卻吃不著。”
爲了降低國內的食用油價格,自去年11月至今,印尼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亂的政策措施,包括補貼、限價、出口許可證、提高出口稅費等等,結果非但油價居高不下,市場缺油反而更加嚴重。
即便實施了休克療法式的禁止出口,起到的效果仍然有限。印尼政府設定的目標是確保散裝食用油價格不超過每升1.4萬印尼盾,截止出口禁令取消,印尼全國散裝食用油平均價格爲每升1.7萬印尼幣左右,與目標價格仍有不小的距離。
對于調控措施的屢屢失靈,印尼政府官員指責食用油高價背後存在“黑手黨”,囤貨居奇及走私行爲破壞了政策實施,更多的油品流向了利潤更高的國際市場;産業界則抱怨相關的政策顧此失彼自相矛盾,扭曲了正常的市場供需。
印尼的棕榈油産業以出口爲主導。印尼每年可以從棕榈油行業獲得至少750萬億盾,其中大約500萬億盾的經濟價值來自棕榈油及其衍生物的出口。
政府維持國內低油價的政治利益與棕榈油出口商和食用油生産商的商業利益背道而馳,在劇烈的食用油價格波動中,商業企業偏向以出口國際市場獲利優先。
印尼當局啓動了一樁腐敗案件調查,貿易部向至少四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公司頒發了棕榈油出口許可證,一名貿易部官員和三家棕榈油公司的高管成了嫌犯。
雖然代表商界的印尼棕榈油協會GAPKI不斷強調:印尼毛棕榈油的出口總量,在2021年其實是小幅減少的,國內油價失控完全是國際大環境、甚至是政府調控政策的無效失敗所致,並不是企業挪用內需比例轉至出口國外。
但在印尼不少社會輿論的解讀裏,仍將矛頭指向了棕榈油行業的大型私營企業集團。
據印尼反壟斷機構KPPU(商業競爭監督委員會)的數據,8家私營企業集團控制了印尼70%食用油市場,這些集團從上遊到下遊進行整合,除了生産食用油産品,還擁有油棕種植、棕榈油精煉、油脂化工、生物柴油等業務。
KPPU正在調查所謂的食用油卡特爾(壟斷組織),召集傳喚的企業包括Sinar Mas金光,Musim Mas春金,Wilmar豐益國際(金龍魚母公司)和Indofood印多福等。
KPPU稱,印尼五個商業集團控制著該國大塊油棕種植園,而且他們控制的面積超過允許範圍。民間輿論認爲,油棕種植園是政府特許租賃給私營企業開發的國有雨林地,這些企業從國家的特許資源中賺取大量財富(印尼最富有的前10大富豪中,有6人的家族財富皆與棕榈油相關),卻在穩價保供方面表現消極。
另外,這些企業多具有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血緣”關系,由新馬兩國企業直接投資或與本地公司合資而組建。據統計,印尼糧食作物、油棕種植園等的主要投資者中,53.7%來自新加坡和15.8%來自馬來西亞。
在過去,國際棕榈油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由馬來西亞獨霸,但在1998年金融風暴後大規模釋出國有雨林地供農業投資的印尼,從2006年棕榈油産量趕超馬來西亞。
不過印尼雖爲棕榈油産量老大,在國際市場上卻缺乏定價權,國際市場行情仍以馬來西亞衍生産品交易所(BMD)爲主,用美元或馬來西亞令吉交易;而鄰近的新加坡,則是印尼棕榈油産業的最大外國投資者。在某種程度上,新馬兩國的大型企業集團主導著印尼、乃至全球的棕榈油市場。
爲改善對棕榈油行業的治理,印尼政府計劃對所有棕榈油公司進行審計,包括油棕種植園的面積和許可、棕榈油供應和分銷數據等;並要求這些公司必須在印尼設立總部。
“油危機”離劇終有多遠?
在取消出口禁令後不久,印尼當局又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加碼的調控新政,但缺乏細節,被指不確定性阻礙棕榈油出口恢複,依然沒能安撫市場的焦慮情緒。
這些可能朝令夕改的政策大致包括:優先確保供應國內1000萬噸食用油,其中800萬噸分配給國內市場,200萬噸用于儲備。
企業要獲得出口許可,必須履行國內市場義務DMO,將他們出口的棕榈油保留一部分(介于20%左右),以供應當地市場。
與幾個月前的同類政策不同的是,政府將透過數字信息系統SIMIRAH驗證出口商是否履行了相應的義務。
這套信息系統將監管從上遊生産到下遊分銷的所有環節,包括毛棕榈油供應給食用油生産商的數量,食用油産品按照身份證號碼分配供給消費者等等。
從6月1日起,印尼還推出一項“人民散裝食用油”計劃,在各地傳統市場設立1萬個分發點,允許低收入家庭每天最多購買兩升食用油,價格爲每升1.4萬印尼盾。
棕榈油出口商也必須參與這項計劃,通過SIMIRAH系統注冊時,必須附上棕榈油産量的估算,向食用油生産商供應棕榈油的月度計劃,以及與食用油生産商的合作協議等等。
另外從5月31日起取消對企業的大宗食用油補貼,企業可以申請將補貼轉化爲出口權。
這些政策與之前的若幹版本並無本質的區別,關鍵在于能否嚴格執行到位;如果效果不及預期甚至重蹈覆轍,印尼政策仍將頻繁出現調整。
總之,印尼的“油危機”産生于國際市場植物油價格高企、糧食保護主義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交織著該國政治、經濟、産業結構乃至國際定價權等錯綜複雜的利益博弈,劇終的大幕不會很快落下,反轉不斷的戲碼仍會上演,爲國際油脂市場行情平添捉摸不定的印尼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