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特約撰稿人 關浣非
從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至今年7月1日，香港已回歸祖國滿25周年。25年時間，四分之一世紀，“一國兩制”伴隨香港走過一段不平凡的曆程。
作爲一種從未有過的社會制度實踐，香港過去25年的發展注定是充滿挑戰的，也注定是不平凡的。25載歲月，于人類發展史只是短暫一瞬，但對香港卻是鬥轉星移、滄海桑田。
回歸祖國25年間，香港先後經曆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9·11”事件、非典疫情、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直至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災難沖擊考驗，香港內部也見證了一次次風浪的起起落落——2003年“23條立法風波”、2012年 “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占中”、2019年“修例風波”等，但香港依然目標堅定地坦然走過來了，由最初的被西方判定的“香港之死（Death of Hong Kong)”，在經曆風雨之後，走到了今天的由亂到治以及由治及興。
穩固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在過去25年時間裏，經過香港各界的拼搏努力並得益于內地的發展和支持，香港各業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香港標志性的金融業即可窺見一斑：
1997年，香港股票交易量爲4893.7億美元，當時並沒有今天的內地與香港間雙向投資渠道便利安排；而香港證券市場2021年年總成交額達411823億元港幣，按年升28%，創曆史新高。日均成交1667億元港幣，比上年上升近29%。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5月指出，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至今，香港的新股集資額超過6500億港元，較實施前的同一時期增加超過三成；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超過1500億港元，較該法實施前的12個月高出近六成。香港的資産及財富管理業務總值于2020年底達到34.9萬億港元，較該法實施前增加了兩成。香港銀行最近的存款總額，達到15.3萬億港元，亦較該法實施前增加逾一成。
陳茂波同時稱，香港將進一步簡化大中華企業到香港作第二上市的要求，爲回歸的中概股提供支持。他又指，香港一直革新自身證券市場制度，提升競爭力，包括一系列上市制度改革。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74間公司循新制度上市，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累計超過5800億元，占同期香港IPO集資總額超過44%。香港亦成爲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而自2019年至今，透過第二上市或雙重主要上市回流香港的中概股發行人共21家，以市值計，合共占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的總市值超過七成。此外，他又提到互聯互通，認爲是一項香港獨創、獲國家支持、其他市場難以複制的特殊優勢。包括日前公布的ETF互聯互通，循序漸進地不斷帶來新機遇，逐步打造香港成爲接通內地與境外資金和市場的安全管道。
1997年底香港銀行業總資産8.4萬億港元，至2021年12月底，香港銀行業總資産已達263668億港元，增幅在兩倍以上。1997年香港個人人壽及年金有效業務的保費收入總額爲230.11億港元，2021年個人人壽及年金業務保費收入則爲4912億港元，增幅超20倍以上。2021年，雖來自內地的客戶保險費收入銳減，但全港新單總保費爲1664億港元，較2020年的1330億港元，增長了25%。
香港的金融體系根底雄厚，2021年外彙儲備是本地生産總值（GDP）的136％，銀行體系資本充足率爲20.4％，爲香港金融市場提供強大堅固的緩沖和抗震力。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排名從去年全球第7位上升至第5位。根據該報告，香港繼續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在“經濟表現”和“基礎建設”排名亦有所上升。在子因素方面，香港“商業法規”繼續排名在全球第一位，在“公共財政”“稅務政策”以及“國際投資”亦位于全球前3名。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6月15日對此表示，香港的競爭力有賴于“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包括法治及司法獨立、資金自由進出、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率的政府。
然而，與周邊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和崛起相比，應當承認香港過去多年的發展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與多年來一直與香港存在競爭關系的新加坡比較，即可看出香港在發展持續性方面所存在的某些不足。
2021年，新加坡交易所全年證券交易額3288億新元，同比增長12%；外彙期貨交易額1.52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其從2019年獲得的全球第三大外彙市場的地位已不可撼動；2021年，新加坡金融服務業就業人員大幅增長，全行業創造了近一萬個新增崗位。
2021年，新加坡實現的名義GDP擴大至5333.519億新加坡元，按平均彙率換算爲3968.54億美元。以接近550萬的人口計算，新加坡人均GDP已達到了7.2795萬美元。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實現的名義GDP爲28616.2億港元，折合美元爲3681.01億；按740萬人口計算，香港地區2021年人均GDP爲4.9727萬美元。
經過不懈的系統努力，新加坡已由數年前的GDP總量及人均GDP均落後于香港變成了今天的兩項指標均超越。
而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最新世界競爭力經濟體排行同一榜單，新加坡超越香港位列第三，這是自去年從第一跌至第五名之後，新加坡再次排名回升。新加坡曾在2019年和2020年位居榜首，一直以來也是亞太經濟體的第一名，但是在2021年從第一跌至第五。
香港經濟轉型新篇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是香港承前啓後發展的重要裏程碑，今年7月1日，又逢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始執政，也是香港再度出發的新起點。
李家超以唯一參選人身份高票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特首，既反映了香港各界對他的高度認可，又反應了香港社會上下對他的共同期待，希望在他的帶領下香港能浴火重生、破繭成蝶。
今時今日的香港，雖通過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及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已重回“一國兩制”正軌，但不意味著其未來會輕而易舉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香港需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立足于未來全球經濟及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作出前瞻性的規劃和布局,確立未來的支柱産業發展目標及民生改善目標，可以說使命在前，任重道遠。
李家超作爲曾服務過特區政府多個部門的行政長官，應清楚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發展及提高政府施政效率的關鍵所在。在李家超當選前後，其反複強調的一個願景和理念是 “同爲香港開新篇”。在他的解釋中，香港新篇“第一是同，共同的意思”。李家超強調團隊精神，政府要和社會各界、廣大市民共同解決問題。第二，開新篇需要新態度，就是共同以結果爲目標去解決問題。“問題很多，但每天解決一個，一年就有365個，積累下來就應該有成績了。”“第三，香港的新篇就是希望在5年裏創造一個有充分發展機會而且平穩、安全的香港，通過發展解決很多方面的問題。”
但必須承認，新一屆特區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也是空前的，各種威脅香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內外危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旦應對不力，很可能會使特區政府努力付之東流，或者只能是事倍功半。
此前被動完成，今後要超前規劃或可借鑒一河之隔的深圳
爲了使香港近期及未來的發展能出現新局面，實現新進步，全面提高競爭力，香港需要樹立新理念，確立新目標，形成新措施，走出新路子。
首先應當明確，發展是香港永恒的主題，香港的社會和諧靠發展，香港所有矛盾的解決靠發展，持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是香港永遠的任務和挑戰。如果香港經濟放緩或停滯，最終受損、受傷害的一定是香港市民、普羅大衆。香港的價值也在于其功能獨特的發展，李家超上任前亦強調，用好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是貢獻國家的關鍵元素。李家超說：“‘一國兩制’下，香港既是國家的一個特區，又是接軌國際的大都會，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區。”“十四五”規劃綱要的落實和大灣區建設，可以鞏固香港的固有優勢，並增加一些新興的優勢，貢獻國家。
爲了切實實現李家超提出的全面提高競爭力的目標，香港需要強化超前規劃自身社會發展的能力，以及強化支柱性産業發展的能力。香港幾十年來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管治理念，一直以經濟自由度最高而享譽全球，也是一個鮮見政府提出産業政策的經濟體，因此香港的數次經濟轉型也都是被動完成的，如二戰後到1951年間，香港作爲轉口貿易港的産業定位；之後一直到1969年，主要以各類貿易型輕工業産品生産爲主的工業化轉型；發轫于上世紀70年代，並于90年代末趨于完成的從工業制造爲主轉向多元服務業的轉型。爲了實現未來更長遠的可持續性發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跳出不幹預經濟的窠臼，保持政府與業界的良性溝通合作狀態，定期對關乎支柱性産業發展的生態、挑戰、短板進行檢討，及時形成支持支柱性産業提升競爭力及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的方略和制度措施。
與香港一河之隔、GDP規模早已領先的深圳，在産業政策方面可能也用力更深，6月6日發布重磅文件——《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産業集群和培育發展未來産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主要圍繞“20+8”産業集群和未來産業，即壯大以先進制造業爲主體的20個産業集群、前瞻布局8個未來産業，突出了制造業立市、精准布局、創新引領三個重點。將培育一批具有産業生態主導力的優質龍頭企業，推動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現代化先進制造業園區和世界級“燈塔工廠”，形成一批包括網絡與通信、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終端等在內的引領型新興産業集群。
而在保障措施方面，深圳表示將完善産業空間保障體系，在寶安、光明、龍華、龍崗、坪山、深汕等區，規劃建設總面積300平方公裏左右的20個先進制造業園區（剛好對應20個戰略性新興産業重點細分領域），形成“啓動區、拓展區、儲備區”空間梯度體系，爲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提供堅實的空間保障。同時，深圳還定下了明確目標：到2025年，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超過1.5萬億元，成爲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主引擎。
提升競爭力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香港長期被視爲與紐約、倫敦並肩的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但受到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沖擊，近期香港金融市場表現出人才、資金外流現象，已引發各界高度關切。香港社會普遍意識到，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能否鞏固，是香港能否切實改善民生福祉的根本前提，特區政府需扛起打贏國際金融中心“保衛戰”的重責。因此，香港必須未雨綢缪，摒棄自大思想，系統發現自身在服務全球金融功能及效率上的短板，積極采取措施迎頭趕上。
而爲了強化香港的金融功能及滿足香港金融業發展需要，香港亦需及早做好人才方面的招攬及儲備工作。去年12月1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以《連接人才與未來》爲題發表網志指出，香港銀行界對人才的需求有增無減，在金融科技、綠色金融和大灣區財富管理這三大範疇的人才尤其供不應求。爲了填補人才缺口，必須制定一個有效的人才發展策略。
而爲了持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香港需進一步推進一些功能定位的具體化及可操作化，如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絡人、區域創科中心等，要明確這些功能定位的實質內涵及需要參與的主體，力戒空泛地談論概念及流于形式，破除及力避“講咗就是做咗，做咗就系啱咗”（講就等于做了，做了就等于做對了）的觀念。
應當承認，香港20多年來雖然一直試圖推動創新及科技産業發展，但效果卻未見理想，對經濟總量及就業的貢獻一直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2008年，其GDP占比爲0.6％，時至2016年，占比略升至0.7％。此外，香港雖擁有一系列國際排名靠前的高校，但每年花費在研發中的資金占GDP比重，卻在多年間不足1％。香港應當看到，一些具前瞻性的經濟體早已在“硬科技”領域率先布局。
如前所述，新加坡高端制造業及科技産業的超常發展對新加坡經濟增長形成了重要貢獻。彭博創新指數顯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業産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韓國。制造業爲45萬新加坡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占整體勞動力的12%。新加坡的制造能力之強，體現在精密工程、航空航天、生物醫學、電子以及化工等領域。
電子産業中，新加坡生産了全球約20%的半導體設備。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數據顯示，新加坡半導體企業數量已經超過300家。來自歐美、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半導體公司，如英飛淩、意法、安華高、大型代理商安富利等都把其亞太總部設在了新加坡。
在制藥行業，全球收入最高的10種藥品中有4種在新加坡生産。愛爾康、Amgen、諾華、輝瑞、羅氏、賽諾菲、夏爾和默克等均把亞太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設于新加坡。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術、光電芯片、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八大“硬科技”方向，也是中國在有關規劃中反複強調的要在未來重點突破的關鍵技術創新領域。香港在這些領域應有所重點地參與，利用背靠中國、連接世界及便捷實現技術資本化的有利條件，積極挖掘內外部的科創資源潛力，力爭在一定時間內突破某些專利技術本身的壁壘及産業鏈壁壘，以爲改善香港的産業結構及增強經濟發展韌性提供支撐。爲此，香港需進一步清晰有關政策及長遠方針，並爲此投放必要的資源。圍繞著金融中心鞏固及科創中心的培育發展，香港需要設立清晰的發展目標及配套的複合性制度支持。
強化區域競爭協調能力。香港的希望在于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樞紐作用，但需持續提升自身與周邊地區功能競爭的能力及服務內地經濟發展的能力，包括資産貨幣化轉化能力及資産管理能力。香港是一個在輸出商品、技術、資本、服務的同時，輸入原料、要素、利潤的開放經濟體，其一直面對的是在市場制度、市場效率、市場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的多區域、多領域、多方面的競爭，因此也需要政府和行業組織多方位出擊，多角度、多形式與其他經濟體進行溝通協商，減少區域競爭的摩擦。
持續強化對外部各類要素吸引力，動員天下資源爲己所用。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對全球各類經濟要素呈現出了一種極化效應，即各類要素在香港形成了空前集聚，並經過高度市場化的機制作用，釋放出了高于其他地區的經濟效率，因此也使香港本身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不言而喻，要素的大規模集聚依然是香港實現未來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所以，香港必須從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及保持效率入手，繼續保持經濟活動自由度，積極激勵城市創新，致力激發及釋放都市活力，以達到動員天下資源爲己所用的目的，使香港經濟得到生生不息的發展。
強化服務龐大內地經濟腹地的能力。說到底，香港畢竟是只有700多萬人口的小型經濟體，而要服務于一個GDP規模已超百萬億、人口數量在14億以上的內地，需要香港持續形成獨特的優勢和專業能力，作爲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香港要積極尋找確定參與內循環及外循環的切入點和可靠抓手，在內地持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使自身得到切實發展。
老問題與新挑戰
香港所有問題的産生，幾乎都可以從香港狹窄的産業結構及畸形的社會利益結構中找到原因。
房價過高、貧富分化如何破解？
整體而論，二戰後香港産業結構的數次轉型，基本上都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動或刺激下，根據自身比較利益在市場機制下自動調節的結果；加之香港較爲普遍的“交付文化”（即習慣于承接産業鏈中某道工序，將其完成後交給下個環節，並不願意從零開始完成整個産品）及“地産霸權”對新興産業成長空間的擠壓，致使香港産業結構一直表現出低技術含量及社會人群收入兩極分化的特征。
多年存在的社會利益矛盾和沖突有待繼續化解，這些影響香港社會發展和前進的包袱必須卸除。
發展是爲了實現社會前進，而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利益矛盾則是爲了實現社會更和諧發展。對一些因長期社會原因所形成的深層次社會問題，也需要社會爲此能建立可長期發揮作用的政策機制和工作機制。
如房價過高、社會人群收入兩極分化一直是困擾香港持續增長的主要問題，過去25年來，香港特區各屆政府都曾提出過香港住房問題施政設想，但結果卻並不盡如人意。原因一是這些設想在資源投入和制度上缺乏支持，二是這些施政設想並未在不同屆政府間建立有效銜接機制。因此，欲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一要解決政府的施政綱領切實落實問題；二要解決不同屆政府施政政策有效銜接問題，切實建立一張藍圖畫到底的保障機制。
香港目前的住房窘況並不是短時間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得到解決。爲了拓展香港新的發展空間及改善包括住房條件在內的香港市民利益結構，上一屆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了發展北部都會區的規劃，構思不可謂不宏大，但這需要多屆政府不懈努力才能實現。無疑，這不僅需要各屆政府與日俱進地細化北部都會區的階段推進計劃及措施，同時更需要在法律上能形成保證有關計劃得到順利推進的可靠安排。
環球經濟動蕩加劇，開放的香港要提前籌謀
香港還要強化未雨綢缪、及時應對社會及經濟危機的能力。
6月10日，美國勞工部公布數據顯示，5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1.0%，同比上漲8.6%。數據顯示，美國CPI同比漲幅再創1981年12月以來最大值。經合組織日前表示，預計該組織38個成員國的整體通脹率將在2022年達到8.5%的峰值，然後在2023年逐漸回落至6%。爲了遏制惡性通脹，美國及其他經濟體幾乎必然加息、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5月議息會議決定加息半厘，是自2000年來單次加息最大幅度，並宣布于6月1日開始縮表，正式開始加息周期。而在6月15日，美聯儲決定加息75個基點，創下多年未見的一次性激進加息幅度。
而美聯儲的快速加息必然引發全球經濟及資本市場的連鎖反應，導致資金的快速流動變化，對新興市場甚至對高債務率的發達經濟體造成沖擊。歐洲央行突然于6月15日召開特別緊急會議，緊急處理南歐重債國債券被抛售所帶來的融資成本暴升問題。
6月15日，日本國債期貨暴跌，且在日本央行宣布救市的情況下，依舊未阻擋跌勢，兩度觸發熔斷，日本10年期國債期貨盤中甚至創下2013年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無獨有偶，國際資本市場也出現了抛售港幣的狀況。
5月12日，港元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管局宣布在市場買入15.86億港元，該操作是香港金管局近3年來首次行動。此後，又繼續多次操作。6月18日，港元彙價在紐約交易時段尾市觸及7.85弱方兌換水平，香港金管局承接128.19億港元沽盤，爲該周第四度買港元、沽美元。可以預見，美聯儲在短時間內將利率中樞提升至中性的選擇，必將對香港銀行業的流動性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
同時要看到，未來一段時間中美之間的角力會進一步加劇，故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不久發表言論闡述美國政府對華戰略，內容毫不掩飾地確認美國眼中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是中國，而不是俄羅斯。一個多月前，美國參議院就以68票贊成、28票反對，通過經該院修改的《美國競爭法》，以深化對華戰略競爭，並在多個領域對中國施壓，當中提出多項與香港有關的修正條款。
由于美國貨幣政策的急速調整，除了導致全球資金流向的快速變化，同時更可能催生新興市場爆發危機。從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到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本世紀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總能找到合作的方式來應對挑戰。然而，目前的一系列問題，比如俄烏沖突、通貨膨脹、全球糧食和能源短缺、美國的資産泡沫消退、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停産和供應鏈瓶頸，這其中任何一個危機，各主要經濟體都將采取一系列相互競爭和局部的應對措施，而要找到一種合作方式來共同應對這些挑戰並不容易。這對外向度極高的香港來說無疑挑戰極大。爲了應對一些異常的外部挑戰，香港或有必要考慮設立專責統籌協調應對金融危機工作的“金融危機應變小組”。
發生公共危機會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也必須預先建立應對大面積公共危機的生産、生活計劃，建立分工明確、職責清晰、調度有序的公共危機應對體系和機制。香港現在尤其不能在疫情防控上沾沾自喜，還是應以盡快管控疫情、達致“清零”爲目標，爲恢複與內地正常“通關”創造必要條件，以確保所謂中國與世界超級聯絡人地位之不失。
責編 | 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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