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歐美典型發達國家、亞洲發達國家以及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爲研究視角,在深入探討其鄉村振興背景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不同類型國家法律約束、環境保護以及政府與社會資金共同發力等共性措施;並分析了不同類型國家在具體實踐中的個性方案:德國“城鄉等值化”、日本“一村一品”、韓國“新村運動”、俄羅斯“土地改革”等;同時,本文在深度對比分析的基礎上,構建了不同類型國家鄉村振興的路徑圖。借鑒國際鄉村振興措施與邏輯,本文進一步設計了中國鄉村振興邏輯關系圖,並提出中國應當建設中國特色的“一村一品”産業鏈;適度引入鄉村工業,注入內生動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引導現代元素與曆史文化相融合;優化鄉村治理水平,向治理現代化轉變;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均衡。

1 引言與文獻回顧

中國鄉村潛在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長期被忽視,致使當前“三農”工作存在許多短板。例如,人才流失與産業不足導致的內生動力不足;生態環境以及文化風俗環境有待改善;鄉村治理水平相對落後,自治體系尚不健全;城鄉居民生活品質不平衡、不協調等。面對錯綜複雜的內外部環境,中國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中國政府在深刻認識城鄉發展規律以及鄉村發展邏輯的基礎上開出的彌補“三農”短板的一劑良藥,爲鄉村發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新思路。從全球視角出發,大多數國家的鄉村地區普遍經曆了與中國相似的矛盾: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以犧牲鄉村資源要素爲代價。而這些國家通過一系列舉措發展鄉村、實現鄉村現代化轉型。根據後發優勢理論,中國可以借鑒其成功經驗及教訓,立足中國國情,探索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鄉村振興方案。

根據現有研究可知,學術界對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東亞國家和地區的鄉村發展進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歐美發達國家的相關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爲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與美國20世紀70—80年代的情況相近,通過分析美國鄉村發展政策的演變過程[1]、總結美國鄉村區域規劃的成功經驗[2]、探索其鄉村人才培養機制[3],對中國鄉村振興具有借鑒意義。也有研究先後歸納德國鄉村治理的任務要求和工作方法[4]、分析德國鄉村發展的理念和策略框架[5]並對德國圖林根鄉村規劃進行解讀[6],爲中國鄉村發展提供參考。另外,蘆千文和姜長雲通過研究歐盟農業農村政策的演變,進一步爲中國鄉村振興措施提供了新的視角[7]。

而關于東亞國家地區的相關研究中,多數學者以日本和韓國鄉村爲研究視角。例如,學者們分別從日本邊緣村落規劃的空間緊湊和基礎設施建設[8]、鄉村振興的規劃目標以及政策保障[9]、生態人居環境建設[10]等方面展開研究;而牛坤玉等以及茹蕾和楊光則對日本鄉村振興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11,12],進而爲中國鄉村振興提供參考與借鑒。也有學者從韓國鄉村頂層設計、鄉村生活品質、鄉村氛圍、鄉村人力資本以及鄉村産業等出發,提出對中國構建鄉村振興人力資本體系的啓示[13]。另外,趙廣帥等以及鄭興明對日本生態村建設、日本造村運動和韓國新村運動進行了對比分析[14,15];在此基礎上,馮勇等將歐盟等國際典型納入其中,探討其支持鄉村振興的法律制度、財稅與金融政策等[16]。

綜上,現有鄉村振興國際經驗的文獻較多,對中國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對本文的深入研究也有較強的參考價值。但是現有研究普遍分析單一國家、幾個國家或一類國家,而且多數研究切入視角不夠全面。另外,現有國際經驗研究中對新興經濟體的鄉村發展研究較少。在此基礎上,本文做出如下邊際貢獻:第一,同時納入不同類型的國家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包括歐美發達國家(以較爲典型的國家爲主);亞洲發達國家(其資源要素、氣候條件、農業特征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與中國相似);金磚國家(同屬于新興經濟體,面臨結構調整與環境保護等挑戰)。第二,總結了同種類型國家的共性背景與發展方式,並分析了同一發展方式下的不同措施。第三,本文對不同類型國家和地區鄉村發展措施的特征進行了深度比較,構建了不同類型國家的鄉村發展路徑圖,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中國鄉村振興邏輯關系圖、提出中國方案。

2 中國鄉村發展曆史演變

2.1 第一階段:國民經濟恢複時期

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國內與國際雙重壓力,主要任務是鞏固新政權與恢複國民經濟。在恢複國民經濟方面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是實行土地改革與發展農業生産互助組,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村農業生産力;二是恢複國內工業生産,這是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城市工作的重點內容。但是,城市工業的發展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要素的有限性致使工業産值增速與農業發展速度極不匹配。截至1952年年底,國內工業總産值增長145%,農業總産值增長48.5%1,工業總産值的增加值是農業總産值增加值的近3倍。

2.2 第二階段:城鄉二元體制全面形成時期

中國政府于1953年推行糧食統購統銷制度,農産品完全由國家掌控,旨在緩和糧食供求矛盾;同時,通過控制農産品形成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但其違背了市場發展規律、抑制了農民生産積極性,阻礙了農村發展。

另外,1958年中國政府建立戶籍制度,進一步奠定了城鄉二元體制格局。城鄉二元結構致使城市産業集群程度顯著高于鄉村,不合理的資源要素配置結構也使得農業的分工效益被工業吸納[17];同時也助長了地緣群體和地方保護意識,阻礙了社會整合與良性運行[18]。

2.3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初期

1982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包産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生産責任制;1983年中央1號文件進一步明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的新發展。另外,1982—1986年中央連續5年發布以農業農村農民爲中心的1號文件,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高度重視。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分離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充分調動了農民生産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産效率,爲農業農村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4 第四階段:民工潮時期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業生産力,從而出現農業富余勞動力,並逐步向城市與工業部門轉移。1989年中國出現第一次“民工潮”,並以鄉鎮企業爲主;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步進城務工,但受到戶籍、教育、生活習慣等限制,其地位較低;20世紀末,國際制造業的轉移又催生了新生代農民工,大量農村青壯年外出從事非農職業。

2.5 第五階段:統籌城鄉發展時期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旨在強調農業的基礎性地位。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推進農業現代化,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19]。

此階段農村農業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如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城鄉二元體制難以破除、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等。

2.6 第六階段:鄉村振興戰略階段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建設,促進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20]。但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這一結構性矛盾尚未解決,制約農業農村進一步發展、致使城市發展動力不足。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21],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是從時間、空間和思想維度上綜合推進鄉村發展的新思路,實現了由城鄉統籌發展向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轉變[22]。

3 鄉村振興的國際經驗

3.1 歐美發達國家2

歐美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普遍采取城市、工業優先發展的策略,而鄉村成爲城市化、工業化所需資源要素的供給地,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匹配;並且,強烈的生産主義邏輯和行爲,迫使生産性農業以及生産主義鄉村均遭遇了致命的危機[23],各國相繼出現環境汙染、交通堵塞、城市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因此,歐美發達國家通過法律約束、政策支持以及社會力量等,優先支持鄉村全面發展。其具體措施如下。

3.1.1 保護曆史古迹,傳承特色文化

鄉村發展規劃注重保護曆史、傳承文化。一方面,對曆史價值較高、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建築加強保護與修繕,制定科學合理的更新利用方案。另一方面,傳承特色文化、民情風俗,融入現代理念、城市元素,爲優秀的曆史文化、特色民俗提供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例如,曆史悠久的法國葡萄酒文化,至今仍是法國的特色文化品牌。

美國和英國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曆史文化保護,實現政府與社會團體協同發力。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法規、政策條例等;而社會團體以宣傳教育等方式參與其中,協調配合、互相補充、共同作用。英國最重要的志願者組織之一國家信托基金會,在鄉村曆史文化遺産保護方面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4]。而德國和法國通過法律法規施加強制約束,如德國政府頒布《土地整理法》(1953),禁止拆除具有特色性、曆史性、代表性的曆史文化建築[25];而法國政府通過《馬爾羅法》(1962)等法律,明確規定要保護曆史文化資源。

3.1.2 合理規劃鄉村用地,保護原始生態環境

堅持生態保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通常舉措爲合理規劃鄉村用地、建立自然保護區,並加強培養鄉村居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實現生態系統的長期穩定與均衡。例如,法國政府設立大量的自然保護區,堅守綠地、農村牧場等土地的最低限度,修複與維持鄉村自然景觀與綠色風貌;瑞士作爲世界上生態環保相對較好的國家之一,將環保教育元素納入職業教育體系,促使生態環保理念深入人心。

而美國政府注重政策法規等的約束力,如《清潔水法案》(1948)、《安全飲水法案》(1974)等從根本上遏制了汙染源的肆意破壞,而且《美國環保局公共參與政策》(1981)給予了農民環境保護的基本指導。英國政府先後出台《城鄉規劃法》(1947)、《國家公園和享用鄉村法》(1949)、《村鎮規劃法》(1968)等法律,對鄉村資源開發利用、城市與鄉村邊界、環境保護等作出嚴格規定。另外,英國社會環保組織是生態環保機制的重要參與主體,如1926年成立的鄉村保護協會,對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環境保護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6]。

3.1.3 城鄉協調互補,實現一體化發展

加大政策與資金向鄉村的傾斜力度,通過城市帶動鄉村、工業推動農業促進一體化建設,實現鄉村與城市發展節奏匹配、均衡穩定。一是加強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供水、供電、通信、綠化等,保證鄉村公共基礎設施水平與城市平衡;二是完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促進鄉村醫療衛生條件以及養老保障制度與城市接軌。

例如,美國聯邦政府提高對鄉村醫療衛生以及養老保障的財力支持,同時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探索出多元化的養老模式:民間團體發起的多元化的居家養老模式、爲不同健康程度提供不同社區的社區集中養老模式以及商業化程度比較高的專業機構養老模式等。而在《德國空間規劃法》(1965)的基礎上,巴伐利亞州通過《城鄉發展規劃》(1965)明確了“城鄉等值化”概念[27],通過法律規定鄉村居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條件、工作待遇。另外,英國政府頒布的《農村白皮書》(2000)也強調健全鄉村社會保障制度,目前英國農民擁有完善的健康服務體系。

3.1.4 創新旅遊模式,實現鄉村旅遊與休閑娛樂功能契合式發展

對資源要素進行合理配置、立足當地特色,由依靠傳統農業生存轉型升級爲以現代旅遊産業爲依托;同時,將休閑娛樂等創新元素納入其中。休閑娛樂功能與鄉村旅遊業融合發展模式是西班牙的首創,將鄉村特色建築改建成景區酒店,在對農場莊園進行規劃的基礎上充分發掘休閑娛樂項目:鬥牛、奔牛、登山、農事體驗等。並且,西班牙鄉村旅遊帶來的經濟效益高于海濱旅遊。

而美國政府出台了《國家荒野和風景河流法案》(1968)、《國家走道系統法案》(1968)等政策法案,在促進美國鄉村農場、牧場發展的同時探索出了新的農業經營模式——建立了“嗜好農場”等,爲遊客提供騎馬、擠奶等休閑娛樂項目,實現了休閑娛樂與鄉村旅遊的融合。同一時期,英國政府頒布了《英格蘭和威爾士農村保護法》(1968),旨在將娛樂休閑功能納入鄉村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另外,法國政府通過《質量憲章》(1974),對鄉村旅遊服務(如餐飲、住宿等配套措施)制定了嚴格的標准。

3.1.5 加強鄉村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強化互聯網技術在鄉村發展中的應用,改良傳統農業生産經營方式及提高效率,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例如,美國政府頒布的《美國複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明確提出加強鄉村通信與寬帶建設;在此基礎上,《農業提升法案》(2018)中強調繼續加強對鄉村互聯網建設的投入,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技術與農業生産經營的結合。而英國政府于1978年建立的鄉村生態服務系統中包含了加強鄉村就業信息網站以及網絡服務等項目。並且,英國政府于2013年出台《農業技術戰略》,旨在通過互聯網技術進一步促進鄉村發展。而德國政府爲縮短鄉村網絡與城市的差距,于2016年推出“數字戰略2025”,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鄉村互聯網建設,緩解城鄉互聯網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

3.2亞洲發達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韓國率先整頓國家經濟、制訂經濟發展計劃,著重發展工業、推進城市化。因此,日本于1955—1973年,實現了長達1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而韓國在1996年實現人均國民收入12 000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是,在此進程中,鄉村大量勞動力資源向非農産業部門轉移,出現了城市經濟快速增長與鄉村發展停滯並存的局面,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急速加劇。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先後采取了相應的對策以振興鄉村,具體如下。

3.2.1 引導城市工業向鄉村轉移,工農業融合發展

合理、適度的鄉村工業是驅動鄉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帶來了就業崗位並促進農民收入提升。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加大對鄉村工業開發區的財力支持,並通過制定相關稅收、貸款優惠等政策措施進行宏觀調控,引導城市工業合理有序地向鄉村轉移。第二,注入高新工業技術,將其與農業生産的特殊性相結合,通過提供技術服務提高農業生産效率。第三,引導工農業部門融合發展,打造特色的農業生産經營鏈,實現農業生産與工業加工一體化服務。

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鄉村工業化運動,並輔以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如《農業基本法》(1961)、《低開發地區工業開發優惠法》(1961)、《建設新工業城市促進法》(1962)、《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1971)等,以此驅動鄉村工業的發展。

而韓國推行以鄉村工業園區爲載體的園區模式,政府引導鄉村建設農産品生産與加工工廠,並且引進新技術以提高生産效率,將傳統農業模式轉型升級爲集生産、加工、銷售等爲一體的新型經營模式。另外,以色列一直將最新的工業技術引入農業生産活動中,如“滴灌技術”等,促進勞動生産率提高以及農業産出高速增長。

3.2.2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

完善農民養老保險制度,不斷提高年金制度的正向效應,保障鄉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典型模式爲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儲蓄積累型養老保險制度,農民通過儲蓄積累型養老保險機制,確保年老時的基本生活需求;並且,通過《中央公積金法》(1955)、《父母贍養法》(1995)等給予其法律保障。

另外,韓國和日本的農民養老制度建立較早且體系完善。例如,日本推行雙層結構制度,第一層是強制性的國民年金,通過《國民年金法》(1985)保障全體社會成員享受同等條件的養老保險政策;第二層次爲自願加入的基金制。雙層結構包含4種項目:國民年金、共濟年金、國民養老金基金、農民年金。以法律作爲保障的多元化的養老保險模式,基本滿足了鄉村養老保險需求。

3.2.3 改善鄉村基礎設施與居住環境,提升鄉村居民生活品質

一方面,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重新規劃交通網絡及道路橋梁建設,提升水、電供應系統能力,並充分利用太陽能、風能等新型能源。例如,韓國政府開展“新村運動”,大規模修建橋梁道路等基礎設施,動員農民共同建設“安樂窩”,進而改善鄉村居住條件。通過“新村運動”,韓國農村基本實現現代化。

另一方面,改善鄉村內部環境:一是禁止環境破壞行爲,通過法律法規嚴格控制廢棄物的無序排放,並對違規行爲進行嚴厲處罰,如日本《土地改良法》(1949)明確了鄉村振興中堅持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28]。二是保護人文景觀,如日本政府出台《城市規劃法》(1968),加強保護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建築,維護曆史財富。

3.2.4 充分挖掘文化資源與自然禀賦,發展鄉村旅遊業

與歐美發達國家類似,亞洲發達國家也將發展鄉村旅遊業作爲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的一條有效路徑,其中典型代表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具體而言:日本通過“造村運動”,著重保護生態環境、美化鄉村景觀,並充分挖掘當地特色文化的潛在價值,形成鄉村旅遊發展的基礎。韓國則通過“一人一村”運動,設立專家咨詢系統,爲鄉村旅遊發展存在的問題提供咨詢、建議服務,從而有效化解鄉村旅遊業發展中存在的部分矛盾;同時韓國在發展鄉村旅遊方面更加注重其營銷方式與宣傳形式。而新加坡在幾乎沒有農業土地的背景下,借助高科技發展都市農業[29]。現代集約的農業科技園以及垂直種植的方式,成爲新加坡乃至世界比較獨特的農業觀光旅遊資源,促進都市農業經濟效益進一步擴大。

3.3 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

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作爲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各不相同,但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相似的難題:城市化吸引大量鄉村資源要素流向城市,致使鄉村經濟社會處于低迷狀態;同時,城市發展動力不足、城鄉結構失衡的矛盾日益顯現。在此背景下,金磚國家采取相應措施,加快發展鄉村經濟。

3.3.1 推進土地改革,解放鄉村生産力

在鄉村發展措施方面,金磚各國普遍開展不同形式的土地改革運動。例如,俄羅斯政府對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實行股份制改革,集體和國營農場的普通職工持有農場的部分股份;隨後,出台措施確保土地的自由流轉,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産者的積極性以及農業的現代化。印度政府則通過廢除中間人制度、改革租佃制度,並規定土地持有規模的上限等,推行土地改革,進而解放農業生産力、提高生産效率。而巴西通過實行《土地法》(1964),將地主土地分給農民所有,土地改革成效顯著。另外,南非政府于20世紀90年代也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通過土地改革確定新的生産制度,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

3.3.2 政府高度重視鄉村發展環境,並以政策支持或者法律爲保障

金磚各國能夠清晰地意識到政府權威、財政資金對政策實施效果的重要性。因此,各國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政策條例等保障對鄉村經濟發展的支持與財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鄉村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例如,俄羅斯政府通過《2013—2020農業發展和農産品商品市場發展規劃》(2012),對鄉村企業、農業銀行等提供資金支持、財政補貼,以此帶動農業的快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另外,俄羅斯政府爲應對國際油價沖擊(2017),縮減財政預算、減少各項財政投入,但對農業的財政投入與扶持力度並沒有降低。而巴西政府同樣以法律的形式爲鄉村發展的相關政策(農業信貸政策、農産品價格支持政策等)提供法律保障,如《巴西聯邦共和國憲法》(1988)以及《城市法》(2001)[30]等,對農民生活以及鄉村發展做出合理規劃,提升了鄉村現代化治理水平。

3.3.3 建立不同類型的合作社,並充分發揮合作社的技術與服務支持功能

金磚各國較爲普遍的做法是成立鄉村農業合作社,通過農業合作社向農戶提供農業生産經營所需的技術與服務支持、打造當地農産品銷售渠道,在促進農業生産發展、增強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以及提高鄉村民主化程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31],也可以促進農民增收與生活質量提升。例如,巴西農業合作社在實現農業産業化、供銷一體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成立農場工人聯合會、小農場主協會等社會組織,與農業合作社相互配合、協調,推動鄉村經濟轉型與發展。而印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合作社體系,以自願加入、民主管理爲基本原則,其特色體現在兩點:政府財力支持其生産、加工、銷售等環節協調發展;將農業生産合作社延伸到工業合作社,如化肥生産合作社等。

3.4 不同類型國家鄉村振興措施的特征

根據對不同類型國家鄉村發展措施的分析,本文進行深度剖析,提取其措施的個性與共性,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類型國家鄉村發展措施的特征

注:本表個性措施是相對而言,意在說明不同類型國家更加注重何種措施。

本文進一步構建各類型國家鄉村發展路徑圖,如圖1、圖2、圖3所示。歐美發達國家從傳統禀賦與現代元素兩個維度著手;亞洲發達國家從注入內生動力與挖掘潛在價值兩方面入手;而金磚國家普遍以土地制度改革爲契機,逐步發展鄉村。

圖1 歐美發達國家鄉村發展路徑

圖2 亞洲發達國家鄉村發展路徑

圖3 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鄉村發展路徑

4 鄉村振興國際經驗對中國的啓示

借鑒國際鄉村發展的成功經驗以及教訓,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中國可以加快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本文據此構建了中國鄉村振興邏輯關系圖,詳見圖4。

圖4 中國鄉村振興邏輯關系

4.1 建設中國特色的“一村一品”産業鏈

利用鄉村資源禀賦因地制宜地打造當地特色産業,借鑒日本“一村一品”的成功經驗,加快培育農民的産業思維、商業思維並提高其産業風險意識,實現特色農業農産品生産、加工、銷售環節的資源整合,打造特色農業産業鏈、形成品牌效應。同時,政府合理引導鄉村土地的確權與流轉,充分挖掘新型經營主體的潛在效益。另外,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將特色農業産業與旅遊業相結合的經驗,打造農家樂等休閑場所,培育鄉村休閑娛樂項目,吸引城市人口到鄉村參觀、休閑、進行農事體驗。

4.2 適度引入鄉村工業,注入內生動力

無論是韓國的鄉村工業園區、日本的鄉村工業化運動還是金磚國家的工業合作社,都是以發展鄉村工業爲核心目標,旨在發展鄉村産業、增加就業、提升農民收入。中國鄉村發展同樣需要將城市工業合理有序地引入鄉村。一是對鄉村土地資源進行合理規劃,明確農業用地與工業用地的界限;二是加強環境保護的監測機制,確保工業轉移不給鄉村生態環境帶來負面效應;三是政府提供適度的財力與政策支持;四是引導鄉村工業與農業生産合作社融合發展。以此爲鄉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産業基礎。

4.3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動員社會力量參與

借鑒發達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的舉措,如瑞士將生態環境保護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國同樣需要通過鄉村學校教育提高農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與能力。而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也爲中國提供了參考,例如,構建強有力的法律法規約束體系,並建立問責機制與長效機制。另外,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鄉村保護組織還是亞洲發達國家的“新村運動”等,都注重社會力量與鄉村民衆的參與、改善鄉村人文景觀與居住環境。中國也需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尤其是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

4.4 引導現代元素與曆史文化相融合

德國的《土地整理法》、法國的《馬爾羅法》、英國的國家信托基金會、日本的《城市規劃法》以及《土地改良法》等,明確提出保護鄉村古建築等曆史文化資源。中國應當借鑒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制定嚴格的法律法規對鄉村古建築、傳統文化進行保護。與此同時,借鑒韓國“一人一村”項目、新加坡的都市農業、歐美發達國家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以及新型農業經營模式、金磚國家巴西的《城市法》等現代元素,中國應當提升鄉村規劃的合理性與科學性,確保鄉村曆史文化保護與現代化建設的契合。

4.5 優化鄉村治理水平,向治理現代化轉變

歐美發達國家擁有嚴格的法律限制,鄉村治理在其約束下體現出合理性與科學性;而韓國的“一人一村”運動設立的專家咨詢系統、巴西的《巴西聯邦共和國憲法 》與《城市法》等,都強調鄉村治理的合理性與現代化。中國應當借鑒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優化鄉村治理水平:一是要完善法律服務體系;二是要提升農民的法治素養;三是要注重農民的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

4.6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均衡

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城鄉均等發展、亞洲發達國家的完善鄉村社會保障制度,還是金磚國家的土地改革、農業工業合作社等,其主旨在于實現城鄉的均衡發展、推進城鄉協調。中國鄉村振興應當借鑒其背後的思維邏輯:一是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相協調;二是實現鄉村教育、醫療、養老制度與城市均等;三是充分利用城市與鄉村的禀賦差異,實現城鄉協調、互補、融合發展;四是將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應用到鄉村建設,打造中國特色的數字鄉村、數字農業,縮小城鄉數字鴻溝。

作者：朱紅根 宋成校 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南京財經大學綠色經濟發展研究院

作者簡介： 朱紅根(1976—),男,江西吉水人,教授,研究方向:農村經濟、農村新型經營主體; 宋成校(1992—),男,江蘇徐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新型經營主體;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家庭農場創業代際傳遞:彈性測度、內在機理及匹配效應”(71773045); “農業龍頭企業綠色創業:行爲測度、驅動機理及績效評價研究”(71473111); “精准扶貧背景下産業扶貧政策的福利效應、模式比較與瞄准機制研究”(7197306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新一輪農地確權農戶福利效應的理論與實證研”(18YJA790040);

來源：世界農業. 2020,(03) 第4-1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