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20）》在京發布，報告顯示，全球投資回報率自2010年起出現趨勢性下滑，近八年來已累計下降1.2%。
報告顯示，發達經濟體的整體投資風險明顯低于新興經濟體，盧森堡、德國、澳大利亞等國爲代表的發達國家風險等級排名靠前，在18個低風險級別的國家中僅有阿聯酋是新興經濟體，排名第15名。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投資風險等級近年來出現了連續下降，在2020年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的結果中，美國的排名下降了9位。這已是美國排名連續第三年下降，已從2018年的第4名降至今年的27名。報告稱，這是美國對華關系得分大幅下降所致，在今年114個國家中，美國對華關系排名103位。
全球投資收益率趨勢性下降
報告援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急劇減少40%，低于2019年的1.54萬億美元，達到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其中，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降幅最大。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經濟評論》編輯部主任王碧珺在發布報告時指出，目前整個國際直接投資形勢非常嚴峻，受貿易關系緊張、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以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近年來全球投資收益率呈現趨勢性下降，從2010年到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收益率已從8%下降至6.8%。
報告指出，根據IMF的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爲-3%，甚至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主要是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封鎖造成的，如果2020年下半年全球疫情狀況好轉並且經濟活動正常化，那麽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有望回升至5.8%。
王碧珺表示，2019年以來，不斷加劇的貿易沖突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增加了未來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其他國際合作的不確定性，COVID-19及其帶來的封鎖使得許多國家面臨著健康沖擊、國內經濟中斷、外部需求驟降、資本流動逆轉和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等多方面的沖擊。
“盡管有很多國家已經實施了支持性的財政政策，並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緩解市場的緊張情緒。但未來經濟前景中，風險依然占據主導地位。”王碧珺說。
報告指出，在此背景下，中國海外子公司的投資回報也十分堪憂，從2010年到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的緩慢複蘇，中國海外子公司的ROA呈現波動式下降態勢。
王碧珺分析稱，中國海外子公司在以采礦業爲主的初級産業上，表現與其他主要對外直接投資國的差距較小。這是因爲初級産業有較強的地理的分布特征及應用門檻，市場化程度不是很高，更容易受到東道國的産業政策影響。但從總體來看，相較于美國、德國、荷蘭、英國等發達國家，中國的海外子公司的回報存在不小的差距。
從第4名到第27名，美國排名連續下降
在今年的海外投資風險等級排名上，本次報告選取了中國投資存量較大的114個國家，從經濟基礎、償債能力、社會彈性、政治風險和對華關系五個指標來進行綜合評價，結果顯示以盧森堡、德國、澳大利亞等國爲代表的發達國家風險等級排名靠前。
王碧珺指出，發達經濟體的整體投資風險明顯低于新興經濟體，在18個低風險級別的國家中僅有阿聯酋是新興經濟體，排名第15名。“但有部分發達國家，比如說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國的償債能力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投資者需要引起注意。”
她表示，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基礎、償債能力、政治風險和社會彈性評分都明顯高于新興經濟體，但對華關系得分仍然低于新興經濟體，且相對于2019年出現進一步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攀升，美國的投資風險等級近年來出現了連續下降，在2020年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的結果中，美國的排名下降了9位。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此前報告發現，這已是美國排名連續第三年下降，已從2018年的第4名降至今年的27名。報告稱，美國雖然經濟仍然保持較好增長態勢，但對華關系得分大幅下降，在今年114個國家中，美國對華關系排名103位。
報告指出，隨著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的實施，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難度加大，多家中資企業赴美並購因國家安全爲由被終止。從行業上來看，因國家安全因素終止的代表性並購交易主要涉及高科技、金融業、基礎設施等領域。
雙邊關系拉動“一帶一路”排名靠前
王碧珺表示，未來新興經濟體將是中國海外投資最具潛力的目的地之一，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當地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基礎設施需求以及資源供給，可以滿足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員需求和效率需求。另一方面，中國在發達國家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市場准入壁壘。
2020年評級報告還對5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風險評級，包括發達國家7個，發展中國家44個。從區域分布來看，涉及非洲國家1個、歐洲國家17個、亞太國家33個。具體評級情況如下：
報告稱，“一帶一路”地區已經成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新的增長點，“一帶一路”地區的投資風險較世界整體偏低，主要體現在社會彈性和雙邊關系兩個指標上。尤其是雙邊關系，一帶一路地區在雙邊關系上的平均得分比整體高12%，比發達經濟體高出16.5%。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和工程承包規模分別爲150.4億美元和1548.9億美元，占整體比例的13.6%和59.5%。後者已經成爲中國對“一帶一路”地區國際合作的主要方式。
具體來看，在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投資存量前十大目的地中，對新加坡的投資存量居于首位。新加坡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唯一的低風險海外投資目的地，其經濟基礎和政治風險得分遠高于其他國家，對華關系、社會彈性和償債能力也位于較高水平。
同時報告顯示，東亞已成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南亞、中亞和獨聯體國家投資風險相對較高。在所有“一帶一路”區域裏，中東歐地區的風險是最低。而目前中國在中東歐的投資仍然較少。“這可能跟中東歐當地的市場容量與市場潛力有一定關系，如果有機會，可以更多地關注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王碧珺說。
她分析稱，實際上“一帶一路”地區的經濟基礎整體比較薄弱，部分國家的政治風險比較高，而且償債能力較低，投資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一些企業蜂擁而至，增加了市場的競爭程度，超出當地有限的市場容量，屬于非理性的投資行爲。
“在‘一帶一路’沿線，能否用其良好的雙邊關系彌補在經濟基礎、承擔能力和政治風險方面的投資風險，是每個投資者需要考慮的問題。”王碧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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