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19，代表互聯網金融模式的P2P絕唱與傳統金融的開放相交織，金融出現了新變革，銀行、券商、保險、資管等行業的發展都在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金融科技的發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如果說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規劃”是點燃行業的一把火，那與之相隨的對大數據的雷霆整治，就是當頭潑下的一盆冰水。
面對國內的嚴監管形勢，很多金融科技企業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海外，更確切點說，投向了東南亞。
始于2017年的金融科技企業出海潮，已經在東南亞生根發芽，甚至不乏成長爲獨角獸的機構。
三年過去，東南亞的經濟、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監管都出現了極大的變化，金融科技對金融業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東南亞還會是國內金融科技企業出海的好去處麽？
經濟增長紅利不再
嚴格意義來講，東南亞包含11個國家，但一般來講，由于緬甸、柬埔寨、老撾、文萊、東帝汶等五個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設施、經濟總量等方面過于落後，故在此不做分析（見表1），本文重點分析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等六國的經濟增長與金融科技發展。
毫無疑問，人口和宏觀經濟發展情況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地位的重要因素。也是金融科技企業出海選擇要考慮的頭號因素。經濟發展情況反映基礎設施的建設，關乎金融科技的應用，人口則反映市場空間和潛力的大小。經濟發展紅利與人口紅利直接影響金融科技出海的可能性和成功概率。
首先看下宏觀經濟的增長情況。在多年的高速增長後，東南亞總體經濟增速明顯放緩。2019年前三季度，東南亞前三大經濟體增速全面下滑，菲律賓、越南雖然保持較高增速，但總量相對較小（見圖1）。
具體來看，東南亞第一大國——印尼，GDP季度增速創兩年內新低，印尼央行的連續幾次降息仍未挽回經濟增速的下滑。OECD預測其全年經濟增速爲5.04%，遠低于印尼央行預測的5.3%的水平。
依賴出口的泰國經濟，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受到嚴重沖擊。泰國央行預測2019年的GDP增長2.5%，創下五年以來的新低，而預估2020年的增長率爲2.8%。
相比之下，馬來西亞作爲東南亞第三大經濟體，保持了較快增速，雖然第三季度創2019年全年新低，但馬來西亞政府仍然預測其全年經濟增速爲4.7%，與2018年持平。世界銀行對其2020年經濟增速的預測稍顯保守，爲4.5%。
新加坡同樣增速下降，2019年新加坡GDP增長約0.7%，創十年新低，而2018年爲3.1%。新加坡當局預計，2020年經濟增速將在0.5%至2.5%之間，新加坡最大銀行星展銀行更加悲觀，預測增速爲1.4%
菲律賓在連續多次的降息以及政府基建投資的刺激下，經濟增速在第三季度強勢反彈，2019年預計取得6%的增速，但仍低于2018年6.2%的增速。
越南和菲律賓相似，在2019年三季度經濟增速都要比前兩個季度更高。越南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上升到7.31%，整個2019年前三季度，越南GDP實際增速達到了6.98%，2019年全年GDP增長7.02%，略低于2018年的7.08%。
綜合以上可以看出，2019年整個東南亞的經濟增速都創下新低，雖然整體增速仍高于世界經濟平均發展水平，但增速已放緩，且經濟增速預期有可能進一步降低。經濟發展帶來的企業發展紅利及人口紅利都有所下降。
監管套利不再
在國內金融科技企業出海初期，東南亞的市場就如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初期一樣。以移動支付爲代表的新金融模式，享受到了東南亞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移動互聯網的人口紅利。尤其是2017年，堪稱中國移動支付的“出海年”。
但就如國內的互聯網金融發展一樣，隨著一系列的惡性催收、砍頭息、爆通訊錄等風險事件的發生，東南亞各國的政策收緊，對于外資金融科技類企業的監管更加嚴格審慎。
例如，印尼金融服務監管局（OJK）在2018年9月公布的一份金融科技貸款機構黑名單顯示，共有407家被列入黑名單，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企業。
在創新監管上，印尼還效仿新加坡，實行“監管沙盒”機制，並借鑒國內金融監管經驗，實行牌照管理。就在前不久，OJK下發了一批網絡借貸注冊信，共計20家平台獲得資格。其中3家爲中國出海金融科技企業，分別爲陸金所、360金融和信也科技（原拍拍貸）。
而除了印尼外，越南的金融科技監管政策同樣趨緊。雖然目前越南國家銀行（中央銀行，SBV）主導成立的金融科技指導委員會尚未出台相關法律，但消費貸實行牌照制管理，現金貸也即將迎來較嚴格的監管政策。SBV也正在評估關于金融公司運作更爲嚴格管理的第43號通知修正案草案，例如將未償還貸款總額的現金貸款利率收緊至30％，更嚴格地管理借款人（僅限現有客戶）以及債務索賠等。
可以看到，隨著全球各國對于金融科技産業的重視，東南亞已經過了早期的監管套利時期，各國都在依照本國國情、借鑒其他地區經驗，實行了較爲嚴格的金融科技監管政策。牌照申請難度和出海企業的合規成本都在不斷提升。
本土勢力崛起
除了受到經濟增長、人口和監管方面的影響外，國內金融科技企業出海東南亞遇到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不僅僅是國內企業間的競爭，更包含歐美等地和東南亞本土金融科技勢力的崛起。
在全球各地區中，東南亞廣闊的市場空間、豐厚的人口紅利被廣泛看作是金融科技創業新藍海，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金融科技機構蜂擁而去，金融科技融資額也屢創新高。
據CB-insights統計數據顯示，2016-2018年間，東南亞金融科技融資額從1.25億美元增長至5.79億美元，增長率超過350%。而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東南亞金融科技融資額已達7.01億美元（見圖2）。
在這些傳統金融機構中，由于在東南亞的金融科技布局較早，已經占據了較爲重要的地位。如越南的消費金融市場中，FE Credit（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灣的大型商業銀行之一）已經占據超過45%以上市場份額，與排名第二的Home Credit（捷信消費金融）、排名第三的HD Saison（賽森）、排名第四的M Credit合計占據85%以上的市場份額，市場壟斷程度極高。
除了這些外，外資的大量湧入和領先金融科技企業的進入，倒逼當地金融、信用體系建設、新創金融科技公司向前推進，使東南亞本土的互聯網巨頭、傳統金融機構、新創公司等，同樣在金融科技領域也占據了較大的優勢。
這裏有一個很明顯的例證，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地區銀行賬戶普及率在快速提升，投融資的數量也在快速提升，僅次于新加坡地區。而那些本土的金融機構和新設企業，也在參考學習互聯網金融的理念，快速發展。典型的就像Grab和Go-Jek這樣的東南亞科技獨角獸，都已經進入了金融科技服務領域，如在線支付、網絡借貸、消費金融等。
再比如新加坡的電子支付機構NETSPay，網絡借貸平台Funding Scieties、Seedin、Capital Match等，其中Funding Scieties 是目前東南亞規模最大的P2P網絡借貸平台。印尼的Danamas、Investree、KIMO、Amartha等借貸平台，其中金光集團旗下的Danamas是印尼第一家拿到P2P經營牌照的機構。
由于東南亞複雜多樣的風土人情，這些誕生于本地的金融科技企業，在競爭中更加具有比較優勢。
如果說金融科技企業最開始進入是降維打擊，那麽目前看來，外資與本土勢力的競爭已經處于同一技術水平線上。
金融科技2020，還有哪些機會？
毫無疑問，相比于過往，當下選擇出海東南亞，已經面臨全然不同的宏觀環境和監管背景，看起來東南亞已非最佳選擇。但同時，在金融強監管、金融開放、互聯網人口紅利見頂等因素的推動下，金融科技出海去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又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那麽，金融科技企業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麽？
市場早已有了信號。
首先，東南亞仍然不失爲一個選擇。貝恩、谷歌和淡馬錫聯合推出的《東南亞數字金融服務報告》數據顯示，東南亞的互聯網經濟仍然在快速增長，到2025年將達到3000億美元，且仍然有超過75%的消費者缺乏銀行服務，這些都給新進玩家提供了客觀的條件。
但同樣，門檻的提高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對牌照、資金實力、技術實力等條件的要求，特別是牌照管理，是制約新玩家進入的主要因素。
其次，東南亞除了電子支付和借貸需求外，對于資管、保險、技術輸出等方面，誕生了更多的新需求。事實上，已經有部分企業開始涉水東南亞的保險或資管業務。
再次，個別國家中仍有新的機會。雖然東南亞被視爲一個整體，但各個國家間的發展差距十分明顯。早期的出海潮集中在印尼、新加坡等地，但隨著菲律賓、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家的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和金融環境的完善也給金融科技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特別是越南，其經濟增長動力仍然十分強勁，電子支付、借貸等需求保持著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最後，探索新的金融科技沃土。如俄羅斯、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地區，印度地區，尼日利亞、肯尼亞等非洲地區，以及拉美等地區。當然，在不同地區，金融科技企業選擇的出海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不可否認，中國的金融科技已經較爲領先，但“走出去”的步伐越遠，面臨的環境問題沖擊也越複雜。同時，技術、能力、標准的輸出，市場培育都需要時間、資金的大量持續投入。這些因素不會因目標選擇的不同而減少，只會有程度的不同。
從這方面看，東南亞這片熱土的機會仍在，金融科技出海的上半場也尚未結束，東南亞市場和身處其中的金融科技企業未來或因此日新月異。對此，我充滿樂觀。
因爲，悲觀者往往正確，但樂觀者往往成功。
本文由“蘇甯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爲蘇甯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