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蘇/整理
接上期
新加坡位于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十字路口，早期就是中國與中東、歐洲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集散地。宋元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開始上升，廣州、泉州、杭州等商港頻繁向“南海諸國” 出口陶瓷、紡織品、香料，一些華商開始在新加坡定居。1819 年，新加坡由萊弗士開埠，英國殖民者出于商貿及戰略考慮而致力于將新加坡開發成自由貿易港，鼓勵華人遷入以補充勞動力。1834 年，新加坡華人的數量超過了當地馬來人。當時清朝經濟枯竭，民不聊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批農民遷移到東南亞各國，新加坡作爲與中國香港對接的重要轉口港，華人數量急劇上升，主要是閩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廣府人和海南人。
一戰期間新加坡社會比較穩定，在20 世紀初期又迎來華人移民的一個高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新加坡，這一時期新加坡華人生存困難，大批華人逃離。二戰後期，新加坡又恢複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新加坡社會逐漸穩定。1965 年8 月9 日，新加坡獨立，政府實行新的家庭計劃政策，華人增長率雖然降低，但人口仍占多數，目前新加坡是除中國之外，世界上唯一以華人爲主體的國家。
新加坡華人社團在日本統治時期大多被取締，新加坡獨立後逐漸恢複。早期華人勞工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推動了新加坡走向現代化。華人在新加坡經商，逐漸形成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商業的聯絡網，在經貿事業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新加坡的經濟由政府企業及外商主導，但華商經營範圍廣泛，滲透到各行各業，在商業、工業、金融業方面都有較大發展。
中國新移民在1990 年中新建交以後開始大規模流入新加坡，並呈增速加快之勢。截至2010 年，新加坡華人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1%，即4個新加坡人就有3 個是華人，是新加坡人口當中最大的族群。根據《新加坡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 到2012 年， 新加坡華僑華人總數約爲353.5 萬。
新加坡華人的籍貫非常繁雜，也趨于多樣化，通常可以通過方言來辨認。大多數的新加坡華人源自于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和海南省。福建人、潮州人和廣東人涵蓋了新加坡華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四分之一由19 個方言群組成。 這些華人一般稱爲“新加坡本地華人”，是19 世紀和20 世紀前半葉從中國南方移民至新加坡的華人後裔，20 世紀末至21 世紀初，出現了從中國各地區移民到新加坡的第三波浪潮。
胡志明市是越南華僑華人最大的聚居地，也是華人文化的中心。該市以“越南現代國父”胡志明的名字來命名。胡志明曾多次到訪中國，因爲他的努力，越南與中國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友好關系。該市華社曆史悠久，中國傳統文化在這裏曆代相傳。在經濟領域，越南的華僑華人曆來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華僑創辦的教育事業也比較發達，華族文化與當地的越南本土文化互相交流、影響，加強了中越兩國在文化上的友好往來，促進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近代以來，占領越南的法國殖民者以多種手段招募華工入越開采資源，由此形成了華人移居越南的高潮。1937 年華人在北越有350 人，在南越有18.2 萬人。1957 年，越南華僑已達到80 萬~90 萬人， 在越南河內，關聖街、福建街、行帆街等均是當地華人聚居較爲集中的街區。當時南越有華僑135.7 萬人，西貢的堤岸是著名的華僑聚居區。
在越南統一之前，南越當局對華僑實行了強迫同化的政策。1956 年出台政策，規定凡在越南出生的華僑，一律登記爲越南籍。次年，又宣布華僑的身份證被廢，使華僑與國內來往幾近中斷；限制華僑從事魚肉、雜貨、木材、碾米等11種行業；禁止華僑用華語講課，並同時解散僑團、封閉僑校和僑報等，這些限制華人的措施導致了數萬華僑失業離開南越。在這期間，北越政府對華僑華人的態度始好而後差。在60 年代初期，華僑受到尊敬和愛護；中期以後，北越政府開始效仿南越推行強迫華僑入籍及其他限制華人的措施。越南在1975年統一後，對華僑又施加了種種苛刻的限制條件。l977 年，實行“淨化”邊境的方針，成批的華僑華人因此被趕回了中國境內。1978 年，政府以推行強化改造爲名，一大批華僑小商販及工人因此遭受到了不公平對待。1986 年以後，越南開始放松對華人的限制。首先允許華人從事商業，發還了一些被沒收的華人産業，並允許華僑創辦小型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業，允許與外資合作等。
越南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越南華僑華人有100 多萬，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及湄公河三角洲一帶。胡志明市華人50多萬，其余分布在胡市鄰近各省和九龍江平原一帶。越南華僑華人以祖籍廣東、福建者居多，廣東籍中又以廣肇、潮州籍人居多。在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下，華人經濟發展較快。但基本局限在餐飲業、食品加工業、旅遊業、制鞋業、紡織業、金飾加工業、建築業以及金融、銀行等服務和輕工類行業。
巴基斯坦
常住在巴基斯坦的華僑華人不到4000 人，以企業工人和經商者爲主。但流動的人口光是伊斯蘭堡就有1 萬多人，他們多來自建築工程、IT行業和資源行業，以及一些商貿和留學簽證公司。巴基斯坦華人中有一部分來自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許多維吾爾人加入巴基斯坦國籍並信仰伊斯蘭教。他們大多居住在城鎮，能操烏爾都語和英語，從事商業和手工業。
巴基斯坦華人也建立組織來保障自身利益，積極促進中巴合作與友誼。巴基斯坦華人華僑聯合會于2010 年2 月28 日在伊斯蘭堡成立。
不 丹
在不丹居住的華僑華人主要是藏民，且大部分是“流亡藏民”。1959 年，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破裂，達賴集團叛逃，約有1.3 萬名僧尼和信教群衆隨達賴集團逃至印度。此後一兩年時間，一些“流亡藏人”陸續到達尼泊爾、不丹等國。到不丹的藏胞達到6400 人，迫于印度政府的壓力，不丹政府設置了8 個聚居點進行安置。1979 年，不丹國會通過決議，命令“流亡藏人”加入不丹國籍，否則一律遣返中國西藏。20 世紀80 年代後期，不丹政府拒絕接受新的“流亡藏人”。2010 年“藏人流亡政府”網站上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不丹的藏人有1298人，而加拿大學者估計有1600人。不過這些數據可能並未包括“流亡藏人”的二代、三代子女。估計現在生活在不丹的藏人約有3000 人，且絕大部分已加入不丹國籍。
馬爾代夫
馬爾代夫的華僑華人主要是一些出國務工人員。馬爾代夫有個“中國城”，隨處可見中國勞動者，但這裏的“中國城”並不是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而是當地人對中國援建的一個大型住房項目的稱呼。雖然長期居住在馬爾代夫的華人很少，但在馬爾代夫全島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身影。馬爾代夫的美景每年吸引著將近100 萬遊客， 由于馬爾代夫與中國有直飛航線，並且免簽證， 自2010 年以來， 中國遊客就成了該國最大的遊客群體。
孟加拉國
在南亞地區，孟加拉國僅次于印度，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近年來，前往孟加拉國的中國新移民逐漸增多，中國企業雇員和中國外交工作人員成爲在孟加拉國經常見到的華人面孔。隨著中國資本的走出去，孟加拉國華僑華人所涉足的産業也越來越多元化。華僑華人所經營的中餐廳在孟加拉國廣受歡迎；在達卡，華人開辦的美容美發中心總能爲孟加拉國的中産階級女士提供優質的服務。
尼泊爾
尼泊爾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自1955 年中國與尼泊爾建交以來，雙方在工程、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積極開展合作。目前，在尼泊爾投資規模較大的中國企業有30 余家，主要集中在水電站建設、航空、餐飲、酒店、礦産開發、中醫診所、食品加工等領域。華人與當地群衆關系密切，成爲推動尼泊爾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斯裏蘭卡
斯裏蘭卡國土面積不大，城市規模較小，華僑華人多分布在經濟中心科倫坡和中部重要城市康提。華僑華人大部分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香港、湖北、山東等地。隨著中國和斯裏蘭卡經濟、旅遊、文化聯系的加強，新移入的華僑來源地也越來越多元。2012年年底成立的“斯裏蘭卡華僑華人聯誼會”是全島唯一的華僑華人社團。斯裏蘭卡華僑華人所從事的行業一般規模不大，但種類繁多。除牙醫外，華僑華人所經營的餐飲業也頗爲成功。
印 度
最早從中國前往印度的中國移民並非出于自願，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中國江浙一帶熟谙制茶技藝的工匠被引入印度，負責教授印度人植茶、制茶技藝。印度華人多分布在加爾各答及其周圍地區，加爾各答唐人街爲印度唯一的唐人街，當地華人多爲客家人，祖籍爲廣東梅州等地，另有少數華人來自湖北。20 世紀60 年代中印邊境爆發戰爭後，一些華人被迫離開印度，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近年來，加爾各答華社仍未見明顯發展。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人在古絲綢之路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曾帶領羅馬人東行尋求中國的財寶。中國與亞美尼亞建交于1992 年，中國也是最早承認亞美尼亞獨立的國家之一。在亞美尼亞生活的中國人具體數字不詳，估計亞美尼亞華僑華人的數量不超過1 萬人，分布在首都埃裏溫及附近地區，主要受雇于在亞企業，或從事通信、日用品零售、中餐館等行業，並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做出突出貢獻。中國企業和華僑華人通過亞美尼亞打開中東和獨聯體各國家的市場。
阿富汗
據不完全統計，2013 年，阿富汗華僑華人約有169 人，目前則爲200 人左右，絕大部分居住在喀布爾。阿富汗華僑華人主要由政府機構人員、大型中資企業人員和個體經營戶構成。喀布爾的華人生活圈子很小，大多來自四川、江西、浙江、山東、上海等地。阿富汗不穩定的局勢影響了中國商人的生意和安全，很多華商選擇回國。在阿富汗的華人中有一部分是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日常生活局限于工程任務，與阿富汗社會少有交集。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與中國的往來可追溯到漢唐時代，至今阿塞拜疆還保留著古絲綢之路上的城堡、驿站和市場的遺迹。阿塞拜疆對待中國比較友好，雙方交流密切，但阿塞拜疆對于簽證等入境方面的要求比較嚴格，限制了中國和阿塞拜疆的民間交往。阿塞拜疆對華僑華人的管束比較嚴格，華僑華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與當地人語言溝通困難，彼此交往較少。目前在阿具備合法工作資格的中國公民總人數約爲300 人，絕大多數是中國石油公司在阿塞拜疆投資項目的工程技術人員，也有一些來自山東及南方各省的經商者，大多數集中在首都巴庫。此外，還有一些是來自中國石油大學的交換生。
格魯吉亞
格魯吉亞是古絲綢之路和現代歐亞走廊必經之地，擁有3000 多年的曆史和燦爛文化。絲綢之路將中國和格魯吉亞聯系在一起，19 世紀末中國人將種茶技術傳播到格魯吉亞，加深了當地人民對中國的了解。格魯吉亞的華僑華人現有數千人，大多數生活在首都第比利斯，一部分浙江、福建籍華人在第比利斯機場附近的批發商場經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工程技術人員、留學生和經銷商到格魯吉亞發展。媒體稱，2011-2013 年，每年就有1300 ～ 1800 位華人獲得在格居留許可，增長速度引人關注。
伊 朗
據統計，伊朗華人總數爲3000 ～ 4000 人。其中，留學生僅有百余人，大部分來自中國內陸地區；個體商人約數十人，以經營服裝、鞋帽生意爲主；其他人主要在中資企業及伊朗的公司任職。近年來，隨著中伊經貿和文化往來的深入發展，往來中伊兩國的華商及伊朗華企中方職員的人數持續上升。
哈薩克斯坦
構成哈薩克斯坦人口主力的哈薩克族，與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阿勒泰、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和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有著深厚淵源，古哈薩克斯坦的中國移民以哈薩克族爲主，另有少數維吾爾族、東幹人。100 多年前，中國有大量哈薩克族遷往現在的哈薩克斯坦境內定居，並融入哈薩克斯坦社會。1993 年以來，甘肅、新疆等省區以親屬團聚、探親、經商、留學等途徑赴哈發展的哈薩克族移民約有5 萬人。這些移民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知識移民，年齡多在50 歲以下，在中國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思維活躍，社會活動能力強，注重與哈薩克斯坦官方的交流。他們多居住在城市，從事技術、研究、管理等工作，從事的商業活動大多與中國有關；另一類移民主要來自甘肅、新疆等省區農村地區的農牧民，他們安分守己，勤勞肯幹，從事農牧業體力勞動。
吉爾吉斯斯坦
古絲綢之路曾經穿越吉爾吉斯斯坦，其國土與中國有著1100 千米的共同邊界。早在公元840 年，就有中國維吾爾族的祖先回鹘人在此居住，此後吉爾吉斯斯坦多次被納入中國版圖。自1980 年起，吉爾吉斯斯坦的華僑華人數量開始快速增長。資料顯示，各族僑胞的總數超過10 萬人，其中大部分是維吾爾族。2010 年吉爾吉斯斯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維吾爾族總人口約5 萬人，是吉爾吉斯斯坦的第五大民族。現居的維吾爾人主要是18 世紀以後從新疆遷入的。
蒙 古
蒙古華僑華人的規模並不大，據當地社團估計人數爲2300 人左右，占蒙古總人口的1‰。蒙古華社絕大部分是華僑， 入籍的華人極少（2004 年的數據是156 人入籍）。華社人口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冷戰期間蒙古排華運動後留下來的少量華人，這些人大多是在當地出生成長的第二、三代華人，原籍以山西、河北兩省居多，其余是內蒙古籍和北京籍；二是20 世紀90 年代初的新移民。這批新移民多是在東歐劇變後跟隨北上淘金潮而來到蒙古從事商貿行業；三是近年赴蒙投資的華商。除上述華僑群體外，還有2 萬左右中國企業外派人員常駐在此，由技術管理人員、礦工和建築工人組成。蒙古華僑絕大部分都生活在首都烏蘭巴托，而且高度聚居于華僑社區。
塔吉克斯坦
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在塔吉克斯坦工作和生活的中國移民超過1 萬人，以漢族、烏孜別克族爲主，集中在第二大城市胡占德市。同其他接收中國移民的國家一樣，塔吉克斯坦的華社也出現了老僑和新僑之分。老華僑在塔吉克斯坦發展已超過百年，他們雖已取得永久居留權，落地生根加入塔國社會，但政治話語權不高，主要經營農業和牧業，經貿活動參與不多。中國改革開放後，移居到這裏的華人則多從事商貿業，以新疆和福建人爲主。其中，新疆人多從事布匹和鞋帽的批發，福建人則經營日用百貨。同時，華人還擁有10 多家紅磚企業和29 家煉鋼企業。
土庫曼斯坦
土庫曼斯坦位于中國史書所稱的“西域”地區，從西漢張骞出使到清代初年，土庫曼斯坦與中國有較多聯系。後被西方列強主導，中土聯系直到雙方建交後才恢複。據駐土庫曼斯坦經商參處統計，截至2013 年年底，在土華僑華人計3000 多人，主要集中在首都阿什哈巴德以及中土天然氣管道項目所在地的列巴普州和馬雷州。他們主要是各公司派駐代表和項目施工人員，個體經商者少。當地政府和部門對他們的態度總體友好。
烏茲別克斯坦
自西漢張骞出使西域的康居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以來，中烏兩國已經有著2000 多年友好交流的曆史。華僑華人不僅是中烏兩國傳統友誼的見證者，還是烏茲別克斯坦經濟發展的重要促進力量。目前，在烏茲別克斯坦的華僑華人約有4 萬~5 萬人，其中主要是祖籍地爲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烏孜別克族人，還有部分是來自陝甘地區的東幹人。他們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塔什幹，其余則散居在安吉延、費爾幹納等地。華僑華人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産，但也基本覆蓋了農業、工業、商業、金融、教育等諸多領域。
華商在阿聯酋發展較遲，但成長可觀。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阿聯酋的華僑華人總數未達百人，多以經營貿易公司及中餐館爲業。當時只有少數台商大規模投資阿聯酋。阿聯酋對外國移民的主要政策依據是1971 年7 月18 日通過的《阿聯首臨時憲法》。該法第四十條規定：聯邦外籍人員享有有效的國際憲章以及聯邦共同簽訂條約、協議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亦應盡相同義務。但由于入籍條件嚴苛，外籍人士亦不享有阿聯酋國民待遇，故華人社會在當地仍自成一格。近年來，阿聯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國外資本和人才，加之中阿關系友好，阿聯酋的華僑華人發展態勢良好。
2000 年以來，中國新移民已成爲阿聯酋重要的外來群體，事實上，阿聯酋已是中東地區最大的中國移民僑居國，華人人口約有30 萬人，3800 家中資企業積極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中資企業在阿聯酋主要活動在基建、能源、貿易、金融和旅遊等相關領域，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經濟規模。阿聯酋華社發展到一定規模後，便積極組成社團，其中又以商會組織及各省市同鄉會最爲活躍，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在阿聯酋不具有參政權。一名外國人可能在阿聯酋發家致富，甚至享有崇高的社會聲望，但其政治權利始終受到限制，既沒有投票權，也不被允許政治結社或進行黨派活動。
阿聯酋的華文媒體有10 多家，如福建商會創辦的《閩商報》，以及《999》《新民商報》《綠洲》《東方商報》《華人時報》《華人之窗》等華文報紙，另外還有阿聯西華煦風文化傳播、亞洲商務衛視以及華人網站和教育電視台等。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華人相比，在整個西亞以及中亞地區的華僑華人約占全球海外華僑華人總數的1.2%，大多數來自中國新疆、陝西、甘肅和內蒙古。就民族成分而言，他們中有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滿族等。就人數而言，維吾爾族、回族和漢族最多。截至2014 年年底，阿曼共計有華僑華人1800 余人，在當地華僑華人協會注冊的有150 余人，主要分布在阿曼首都塞拉萊。
目前，阿曼華僑華人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華僑華人移居阿曼主要出于政治原因。這與移居海外其他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華僑華人移居的原因不同。例如，最早的一批中國人移居阿曼，是由于晚清政府同沙皇俄國簽訂一系列條約，規定俄國獲取天山南北地區免稅通商的特權，華商前往中亞、西亞甚至是俄國地域經商，久而久之，就有部分華商定居西亞，主要是維吾爾族與漢族華人。
華僑華人在阿曼聚居程度較高。在阿曼定居的華僑華人主要定居在塞拉萊。這一點同新加坡、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情況完全相似。阿曼華人居住的顯著特點是“小分散，大集中”。所謂的“小分散”是指少數華人分散定居，“大集中”是指絕大多數華人集中定居。
阿曼華僑華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較小。在阿曼的維吾爾族華人主要從事工商業，例如經營皮貨、綢緞、地毯等。同時，在阿華僑華人發展較爲迅速，特別是二戰後，西亞地區華僑華人的文化素質提高較快。一般來說，第三代華人受到了一般教育，如今年輕一代的華人幾乎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湧現了一批中、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有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
在阿華僑華人在中阿關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華僑華人把中國先進的手工藝、器樂制作工藝帶到了西亞，並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同時，華人還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帶到了阿曼，豐富了當地的文化寶庫，如烹饪技術、中醫、針灸以及氣功等。
目前，埃及的華僑華人有5000 人左右。埃及華僑華人的形成主要有三種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
文化因素包括出國留學和麥加朝觐。自18世紀開始，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雲南及東南亞的穆斯林華人每年都去麥加朝聖，由于路途遙遠，旅費耗盡之後一部分人便留居埃及。除朝聖外，留學也是一部分中國人遷居埃及的主要因素。比如1931 年雲南回教俱進會派出了第一批到伊斯蘭世界的最高學府埃及愛茲哈爾大學的回族學生，之後累計共派出回族留學生6屆33 人，其中部分留學生選擇在埃及定居下來。
經濟因素主要是通商貿易。從中國西部省份轉道而來的經商者主要從事雙邊貿易，從中國把絲綢、茶葉、瓷器等貨物運進阿拉伯國家，再將珠寶、香料和藥材等商品運回中國。長年累月的雙邊交往使他們對埃及産生感情，有的在埃及定居。20 世紀80 年代以後也有許多來到此地定居的中國香港或中國內地商人，還有一些中國人因參與中國援助埃及工程項目建設而留居埃及。
此外，一部分留居埃及的華僑華人是出于政治因素，如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特別是西北軍閥馬步芳的部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赴埃及等阿拉伯地區。這些人當中的相當一部分在中埃建交後轉到其他阿拉伯國家。
埃及華僑華人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于開羅、亞曆山大港和塞德港等經濟繁榮、人口集中的城市，早期主要從事餐飲業。“北京餐廳”“唐城”“龍鑫莊”在當地比較有名，而最受歡迎的是粵菜館。之後埃及華僑華人從事的行業逐漸增多，其中石料加工業是埃及華僑華人從事的最大行業，據不完全統計，埃及的華僑華人從事石料開采加工的公司約有60 家，從業人員約500 人。（未完待續）
（資料來源：陳琮淵、黃日涵編著：《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
本文來自：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