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南亞各國高度重視5G技術對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著力推動5G技術在本國落地。新冠疫情雖然讓部分國家推進5G速度有所放緩，但各國發展5G技術的意願更加堅定。東南亞發展5G技術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隨著東南亞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諸多大型信息技術公司看好東南亞市場前景，紛紛加大對東南亞的投入。然而，美國執意將5G問題政治化，在東南亞封鎖、打壓以華爲公司爲代表的中國企業，扭曲生産要素配置，將經濟、技術問題意識形態化，強迫東南亞國家減少采購中國企業的5G設備。同時，東盟缺乏在5G領域制定規則和制度的政治意願，不夠重視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未能通過務實合作搶抓5G規則的制定權，逐步喪失引領區域5G合作的主動權。在此背景下，東南亞各國在5G設備選用問題上，采取了不同策略。一些國家繼續使用中國公司設備，個別國家轉而使用非中國企業設備，部分國家試圖淡化地緣政治競爭色彩。未來，東南亞國家會繼續遊走在中美之間，從傳統的“兩邊不得罪”的政策取向出發制定5G政策。東南亞國家將加強東盟內部在5G問題上的協作，創制數字時代發展新概念，制定相關規則和制度，在數字基礎設施領域引領區域發展。東盟還將以5G合作爲契機，加強與中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助推中國—東盟合作提質升級。 關鍵詞：5G;數字經濟;中美關系;東盟;華爲; 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簡稱5G或5G技術）深刻影響了21世紀的曆史進程。東南亞各國正在努力搶抓5G機遇，將技術進步盡快運用到經濟轉型升級之中，推動本地區經濟長期快速增長。東南亞各國發展5G態勢良好，經濟基礎條件和政策環境較好，潛力巨大。近年來，東南亞地區發展5G技術時難與險的一面在上升，東南亞國家在發展5G技術時不時遭遇地緣政治風險，未能在東盟內部達成區域5G共識或戰略。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選購5G設備時，不得不努力平衡地緣政治、技術標准、成本收益等諸多複雜利益，有時陷入被動局面。 鑒于此，本文在闡述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現狀的基礎上，分析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潛力和挑戰，闡述各國采購5G設備時反映出的偏好和政策走向，探尋東南亞國家5G發展的前景和趨勢。本文認爲，地緣政治風險給東南亞各國部署5G造成嚴重困難，但5G是東南亞發展數字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因此東南亞各國應該排除幹擾，利用現有區域合作機制，在5G問題上凝聚區域共識，提升與中國在有關領域的合作，持續推進5G技術落地應用。 一、東南亞國家5G技術應用現狀 東南亞各國基于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本地區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期，積極發展5G技術。部分國家制定了國家級發展戰略，一些國家同步推進5G落地和發展數字經濟，還有一些國家進行了小範圍研究和實驗性部署，爲大規模推進5G商用積累經驗。新冠疫情暴發雖然打亂了各國推進5G的既定步驟，一定程度上延緩了5G落地的時間，但疫情也讓各國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部署5G的緊迫性，反而堅定了各國加速發展5G技術的決心。 一是東南亞各國對發展5G技術的重要意義有充分認識，紛紛制定發展路線圖。東南亞各國對5G及其背後蘊藏的巨大發展機遇有著清晰而明確的認知，對發展5G積極性較高。2018年，泰國副總理頌吉表示，5G技術對泰國非常重要，泰國絕對不能錯過5G的“火車”，要在2020年完成對5G的部署。新加坡通信和信息部部長伊思瓦蘭（S Iswaran）稱，5G技術將是未來新加坡數字經濟的支柱。新加坡資訊信息媒體發展局（IMDA）公布的新加坡5G戰略提出，新加坡要在2020年開始著力推進5G基礎設施建設。馬來西亞通訊和多媒體委員會（MCMC）在2020年年初發布“5G示範計劃”，預計投入1.43億林吉特（約合2.35億人民幣）建立72個5G應用場景，其中在旅遊勝地蘭卡威要建成35個。隨後馬來西亞各主要電信運營商積極響應。柬埔寨郵電和電信部部長川依塔（Tran Iv Tek）稱，柬埔寨要實現成爲數字經濟體的願景必須要發展5G技術。文萊于2020年6月公布《數字經濟總體規劃2025》，其中將5G技術列爲保持文萊可持續發展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萊政府成立5G工作組，召集産學研相關人士，共同加強研究。東盟近年來一直推動以智慧城市網絡爲核心的數字經濟合作。5G技術是智慧城市的基石，受到部分東盟高級官員的重視。 二是多國有序推進5G逐步落地。部分東南亞國家通過小規模商用、建立實驗網絡等方式，探索5G技術在本國發展的可行路徑。越南政府于2019年1月向Viettel公司（越南軍隊電信集團）頒發了爲期一年的5G試驗執照。同年5月，該公司開始在河內和胡志明市推進5G實驗部署。2020年11月30日，該公司正式在河內部分地區推出5G服務。柬埔寨主要電信運營商在政府推動下，紛紛開展5G實驗性項目。柬埔寨Smart Axiata公司在2019年7月開展柬埔寨首個5G實時傳輸演示。柬埔寨Cam GSM公司于2019年11月進行5G測試，2020年3月，該公司在金邊部署了柬埔寨首個5G網絡。2019年6月，菲律賓電信運營商Globe Telecom公司在馬尼拉地區正式推出商用5G服務，該公司稱這不僅在菲律賓，而且在整個東南亞地區都是第一次實現5G商用。新加坡政府提出，到2022年至少在全島一半土地上覆蓋5G信號，到2025年在全島部署兩套5G網絡。泰國于2020年2月開展5G頻段拍賣，泰國主要電信運營商和國有電信公司積極參與，經過23輪競拍，最終成交金額比預期高出了300億泰铢（約合68億元人民幣）。老撾國營電信運營商Lao Telecom公司在2019年10月宣布開始進行5G實驗性部署，2020年10月正式啓動5G商用業務。馬來西亞幾家主要電信運營商也在積極改造、升級網絡，爲大規模部署5G做准備。印尼早在2017年就進行了5G的初步測試，印尼通信管理部門于2020年啓動頻段拍賣，擬于2022年開始部署5G網絡。 三是疫情堅定各國發展5G的決心。各國宣布推進5G初期，不乏有人質疑在東南亞推進5G的可行性。反對意見認爲，推進5G耗資巨大，政府和企業都難以負擔，現有技術已經夠用，5G缺乏實際應用場景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反對的聲音慢慢減少，但一直沒有消失。新冠疫情使各國社會運轉嚴重依賴互聯網，廣泛涉及遠程辦公、視頻會議、在線醫療等5G相關應用場景。在大規模利用網絡科技支撐社會運轉之後，東南亞網絡基礎設施的短板日益凸顯，各國發展5G技術的意願更加迫切，發展5G技術的動力大幅提升。盡管部分國家因疫情影響被迫減緩5G推進速度，但各國在疫情中仍在加緊推進相關工作。泰國多家電信公司配合政府要求，在因應防疫需求的同時，加緊推進5G部署。泰國部分電信運營商依托華爲公司5G技術，在泰國幾家醫院部署了遠程醫療和自動駕駛系統。柬埔寨電信運營商Cam GSM公司于2020年3月在位于金邊的兩家醫院和兩個政府部門部署了5G網絡，直接服務一線防疫工作，提供遠程醫療服務。 二、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潛力與挑戰 東南亞各國不僅主觀上具有發展5G技術的願望，客觀上也具備較多優勢。東南亞健康的人口結構、龐大的市場規模、仍在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需求和大量外部投資，都使發展5G技術成爲東南亞走向“工業化4.0”的重要選擇之一。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美國將5G問題地緣政治化並打壓中國相關企業，使得東南亞國家推進5G技術受到嚴重阻礙。東盟內部未就5G問題形成共識，沒能有效“抱團取暖”，使各國在處理5G相關問題時承受更大壓力。 （一）東南亞發展5G技術潛力巨大 東南亞是極具發展潛力的5G技術大市場，也是5G技術傳播過程中的重要承接地區。隨著東南亞“人口紅利”到達頂峰及數字經濟日益蓬勃發展，5G在東南亞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接受度越來越高，發展前景極爲廣闊。 1. 東南亞龐大的市場和人口 東南亞各國經濟持續增長是發展5G技術的基礎條件。東盟國家GDP總額在全球排名第五位。近年來，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速一直保持較高水平。受新冠疫情影響，東南亞各國經濟普遍出現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東盟5國GDP將下降2%。疫情造成的經濟困難是短暫的，東南亞經濟在疫情結束後有望快速恢複。 東南亞較爲健康的人口結構是發展5G技術的有利因素。東南亞有龐大的青年群體願意率先嘗試和使用5G技術，將推動5G技術盡快在東南亞落地。東南亞人口已接近7億，其中15至59歲勞動人口占63.8%，潛在贍養比爲8.7，高于亞洲平均水平7.0，更遠遠高于東亞地區平均水平5.0。有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東南亞總人口中40歲以下人口比例約爲64%，顯示東南亞的人口結構仍趨于年輕化，青年贍養老人的負擔較輕。東南亞正經曆人口紅利窗口期，東南亞的人口增長對GDP的邊際貢獻率在2020年達到頂峰。 東南亞不斷攀升的城鎮化水平是發展5G技術的重要機遇。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越大，對5G技術的需求也越高，更容易形成規模效應，建設5G基礎設施的成本也就更容易攤薄。近年來，東南亞城鎮化率不斷上升，新世紀20年來提高了12.1%，在2020年首次突破了50%大關，近幾年每年年均新增約700萬城鎮人口。5G技術在東南亞的推廣同步伴隨著東南亞城鎮化率提升的黃金時期，這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都是不可多得的機遇。 2. 迅猛發展的數字經濟 近年來，東南亞各國活躍的數字經濟是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突出亮點。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爲東南亞政商學各界的共識，也成爲區域合作的新增長點。5G技術在東南亞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助推東南亞通過發展數字經濟搭上“工業化4.0”的高速列車。 數字經濟對各國經濟的貢獻度不斷提高。谷歌、淡馬錫和貝恩聯合發布的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顯示，2019年東南亞數字經濟總規模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預計會在2025年達到3000億美元水平。疫情進一步帶動了區域數字經濟的發展，民衆對數字經濟的認可度越來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自2016年開始逐年發布的報告每一年都在調高對東南亞數字經濟規模的預測。2016年和2017年，該報告預測到2025年東南亞數字經濟的規模會達到2000億美元，2018年報告中這一預測增加到2400億美元。可見，東南亞數字經濟在以出乎所有人預料的速度迅猛發展。 網民群體日益擴大，互聯網消費習慣日漸形成。2019年，東南亞網民數量達到3.6億人，比2015年增加約40%，其中有一半人會在網上消費。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東南亞數字經濟市場仍然保持了1000億美元的交易總額。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網民平均每天花在移動互聯網上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排名世界前列。未來一段時間，各國網民對移動互聯網的需求將繼續維持高位，這對5G技術最終在各國商用落地是重大利好消息。 大量互聯網“獨角獸”企業誕生。商界一般將快速積累市值至10億美元的公司稱爲“獨角獸”企業。近年來，東南亞的互聯網創業企業出現群體性崛起，短短幾年時間湧現出7000家公司，引發大量關注。Garena、GOTO、Grab、Lazada、Shopee、Traveloka、VNG等佼佼者被認爲是東南亞最具影響的“獨角獸”企業。這些公司在網約車、電子商務、娛樂電競和在線旅遊方面有突出表現，引起較多關注和研究。各公司以較先進的理念和紮實的業績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認可。“獨角獸”企業善于搶先運用新技術，拓展新業務領域，融資能力較強，主動適應和應用5G新技術的意願強烈。 3. 各國企業均看好東南亞市場，正在加大投入力度 東南亞數字經濟的良好發展前景，吸引了世界主要信息技術企業在東南亞加大投資。中美各大互聯網巨頭在東南亞布局多年，通過各種方式在當地拓展商業版圖，客觀上推動東南亞數字經濟跨越式發展。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東南亞投資衆多，如阿裏系投資了亞洲43%的“獨角獸”企業，其中對Lazada的投資超過了400億美元。騰訊系企業投資的Grab公司在東南亞快速崛起，打敗了強勢進入東南亞市場的美國Uber公司。美國硅谷六大巨頭（臉譜，蘋果，奈飛，谷歌，亞馬遜，微軟）在東南亞布局多年，臉譜旗下的Whatsapp和instagram在東南亞極受歡迎，越南95%的網上社交和聊天都發生在臉譜上。軟件之外，雲計算領域中美競爭亦趨于白熱化。阿裏雲于2018年和2019年在印尼建立兩個雲計算中心，在2021年建立第三個中心。谷歌雲平台（GCP）于2020年6月底在雅加達建立了數據中心，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將在2022年落地東南亞，微軟旗下的Azure雲平台也有意進軍東南亞市場。日本軟銀公司（Soft Bank）也看好東南亞市場，投資大量的“獨角獸”和初創公司，如Grab、Moka、Redmart、Send.vn、GOTO等。 （二）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阻礙與挑戰 東南亞各國加快發展5G，本應重點考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本收益。但由于美國將5G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在東南亞打壓中國公司，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將地緣政治考量納入5G決策中。同時，東盟內部缺乏對5G問題的共識也阻礙了東南亞國家在發展5G技術方面獲取更大話語權。 1.5G問題日漸地緣政治化、泛安全化 近年來，因美方加力打壓中國企業，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國際環境趨于惡劣。特朗普執政後，美方不斷惡意炒作5G問題，使5G問題從本應全球共同協作的技術、經濟問題轉變爲政治敏感話題。美國認爲，5G技術是數字經濟、智慧城市、“工業化4.0”、物聯網等諸多高新技術的基礎，因此5G已成爲國家的戰略命脈，甚至牽涉到大國“國運”。中國在5G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對美國而言是巨大的“威脅”。2019年5月，特朗普總統簽署《保障信息、通信技術和服務供應鏈的行政令》，宣布美國進入所謂的“國家緊急狀態”，以國家安全爲理由禁止美國公司使用中國公司生産的包括5G設備在內的電信設備。 美方在全世界抹黑中國企業研發的5G技術，將5G與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等問題挂鈎，誤導各國受衆。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美國5G安全保障國家戰略》，提出美國的5G戰略，大肆渲染5G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其中，第四點明確提出要在5G問題上聯手盟國和夥伴。美國向“持相似看法”的國家施壓，以國家安全爲借口脅迫西方世界必須與美國一道采用滿足美國要求的5G技術。美國爲達到目的，甚至不惜威脅“懲罰”盟友。2019年3月，美國駐德國大使格雷內爾致函德經濟部長稱，如德方允許華爲公司或其他中國設備供應商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美方將無法將美德情報和信息共享維持在當前水平。2019年5月，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32個國家的網絡安全代表在布拉格舉行“5G安全會議”，排除中國參與，會議達成《布拉格提案》，將5G問題進一步政治化甚至陣營化。2020年6月，美方啓動“5G幹淨網絡”項目，拉攏美國、日本、韓國、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等國家和地區的至少24家電信運營商加入，在5G問題上采取“兩個陣營、兩套標准”做法，逼迫有關國家“選邊站隊”。拜登上台執政後，對中國5G技術的打壓有增無減，繼續以所謂“國家安全”爲借口對中國5G技術和相關企業抹黑攻擊。 2. 美國在東南亞全力“圍剿”中國企業 美國在東南亞加緊炒作5G議題，極力抹黑華爲、中興等中國企業，脅迫東南亞國家減少或放棄使用中國公司的設備。美國國務院稱“自由世界要團結反對華爲公司”，美國要在其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美方在各種場合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恫嚇東南亞國家，削弱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長期積攢的良好口碑和市場基礎。 美國屢屢向東南亞國家施壓不要購買華爲公司的設備。華爲公司是不少東南亞國家發展5G技術的首選供應商，美方視之爲在東南亞最大“威脅”。美國政府幾乎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以恫嚇乃至于威脅的口吻，極力要求東南亞國家排斥華爲公司。2019年2月，在泰國政府有意與華爲公司加強合作的背景下，美國駐泰使館聲稱，“泰國要注意確保供應鏈不受外國政府控制”。同年6月，美國商務部派代表團來泰考察5G技術建設環境，表示要吸引更多“純”美國公司來泰投資5G技術。2019年3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訪問菲律賓時稱，“（使用華爲公司的5G技術）是菲律賓人民的風險，是菲律賓安全的風險”，美國不能在有華爲公司設備的環境內開展活動。同年7月，柬埔寨電信運營商Smart Axiata公司使用華爲公司設備開始5G公共測試，美國駐柬使館隨即稱：“我們鼓勵柬埔寨將國家安全作爲建設相關基礎設施項目的關鍵考量”。 除了向東南亞各國政府施壓，美國還通過多種途徑阻撓東南亞電信運營商使用華爲公司設備。美國向西方國家電信運營商施壓，要求其東南亞分支不使用華爲公司設備。挪威電信運營商Telenor公司原本使用華爲公司的4G設備，但在加入美方主導的“5G幹淨網絡”後，轉而采用愛立信公司的5G設備。Telenor公司在馬來西亞、緬甸和泰國都設有分支公司，在當地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母公司按美方要求，棄用華爲公司的設備，勢必會影響其東南亞分支公司的選擇。同在“5G幹淨網絡”名單上的日本KDDI公司是緬甸最大電信運營商MPT公司的戰略合作夥伴，MPT公司在選擇5G設備時勢必會受到KDDI公司的影響。新加坡Sing Tel公司雖未加入“5G幹淨網絡”，但該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子公司OPTUS加入了“5G幹淨網絡”。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在東南亞對中國5G技術打壓是全方位的，不限于華爲公司一家，中國其他高新技術企業（如中興公司）也時常遭到美國打壓和攻擊。美方刻意將華爲公司塑造爲反面典型，集中火力惡意抹黑攻擊。華爲公司面臨的政治打壓是最典型和最突出的。 3. 東盟內部缺乏對5G技術發展前景的共識和政治支持 東盟作爲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地區性國際組織，理應在推動區域5G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由于種種原因迄今還未能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東盟各方在數字經濟和數字治理方面已有較多共識。在數字經濟方面，東盟在《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2025》《東盟基礎設施總體規劃2025》等規劃文件中提出了加強數字經濟合作的舉措。在數字治理方面，東盟出台了“東盟數字數據治理框架”“東盟個人數據保護框架”“東盟網絡能力發展項目”等文件。此外，東盟還一直推動“東盟智慧城市網絡項目”，取得一定成果。但東盟有關文件和規劃較少涉及5G問題，有意無意地忽略5G技術作爲數字經濟和數字治理的基礎設施地位。東盟在5G政策上的缺位，導致各國難以在5G問題上形成合力，在5G設備采購等問題上“各自爲戰”。 受制于東南亞各國政治意願和通信技術水平，東盟很難參與專業技術組織對5G相關規則的制定，往往只能遵從已有的5G技術標准，使得東盟在發展5G技術時難以取得主動乃至優勢地位，話語權和議價能力都較低。東盟迄今很少對頻譜選擇、基站建設等發展5G技術的關鍵問題形成區域統一的看法，對于通信技術發展的未來走向更是缺少規劃。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歐盟在5G及相關技術領域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應對方案和策略。歐盟最遲在2013年就開始涉足5G領域，于2016年公布了“歐洲5G行動計劃”（5G Europe Action Plan)，將5G標准視作“數字歐洲工業倡議”（Digitising European Industry initiative）的五大優先領域之一。歐盟自2016年以來就一直通過影響3GPPP等國際組織，在5G研發和標准制定方面維護歐盟的利益。在歐盟的“展望2020”(Horizon 2020）中，明確提出要開始進行6G技術的研發。2020年底，諾基亞公司宣布成爲歐盟6G研發項目的領導者。東盟雖可能暫時無法企及歐盟的高度，也難以複制歐盟的一系列做法，但不妨礙東盟可以在有關文件和規劃中對5G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爭取在成員國中達成共識，將有關議題納入東盟共同體建設之中，借此在5G問題上掌握更大的主動權。創制概念和制定規則一向是東盟的強項，東盟提出的理念和相關的制度供給都曾長期塑造區域合作發展。在5G技術領域，東盟凝聚共識的力度顯得稍弱，創制各方均能接受的概念的能力不強，在數字經濟和數字治理領域“跟跑”多于“領跑”，相關共識還未能提升到規則和制度層面。 三、東南亞國家采購5G設備的路徑選擇 4G時代，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表現搶眼，很多東南亞國家基于對中國技術和能力的信賴以及長期合作基礎，希望在5G落地中延續與中方良好的合作關系。中國公司出售的設備技術先進且價格合理，對東南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吸引力很強。由于美國將5G問題政治化，在東南亞四處“圍剿”華爲公司，東南亞國家在采購5G設備時面臨複雜的路徑選擇。 東南亞所有國家均未公開表態在5G問題上追隨美國。各國在5G問題上始終保持相對“中立”，未效仿部分西方國家明確將中國企業排除在5G建設之外，也很少對外表露過對美方5G政策的支持。但東南亞各國在推進5G建設過程中，存在事實上的選擇偏好。具體而言，東南亞各國采購5G設備的路徑選擇可分爲以下三類： 一是菲律賓、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主要傾向于使用中國企業的設備。菲律賓和泰國的電信運營商較傾向使用中國公司的5G設備。菲律賓認爲華爲公司的技術不威脅菲律賓的國家安全。菲律賓兩大前移動服務商Globe Telecom公司和Smart Communications公司都選擇華爲公司爲5G主供應商，前者已在菲律賓開展了商用5G服務。菲律賓軍方選擇與中菲合資的Dito公司合作建設部分菲律賓軍事基地內的5G基礎設施，該公司也使用華爲公司的設備。泰國電信運營商選擇中國企業爲主要的5G設備供應商。2020年4月，泰國電信運營商True Move公司選擇中興公司和愛立信公司的5G RAN(5G無線接入網）設備。中國移動公司是該公司股東，占股18%。2019年9月，泰國電信運營商AIS公司與華爲公司、中興公司和諾基亞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將共同開展5G合作。2021年5月，AIS公司與中興公司、泰國蘇蘭拉裏理工大學合作簽署諒解備忘錄，共同研究運用5G技術將傳統生産線智能化。華爲公司此前曾在位于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的春武裏府建立5G測試基地及相關實驗室。2020年6月，泰國總理巴育接見華爲泰國公司負責人。泰國另外一家電信運營商dtac公司是挪威Telenor公司的子公司。Telenor公司已加入美國組建的“5G幹淨網絡”，將與諾基亞公司合作升級4G網絡並在特定地區建設5G網絡。 柬埔寨、老撾和緬甸長期使用中國企業的設備，在5G時代將延續這一態勢。2019年4月28日，在洪森首相見證下，柬埔寨政府與華爲公司在北京簽署“5G合作諒解備忘錄”，中柬5G合作步入快車道。目前柬埔寨主要電信運營商均使用華爲公司設備，包括Metfone公司（越南Viettel公司在柬分支）、Cam GSM公司和Smart Axiata公司都一直積極與華爲合作開展5G商用工作。老撾長期與中國企業共同發展電信技術。目前老撾電信運營商Lao Telecom公司已開展5G商用業務，而該公司的競爭對手越老合資的Unitel公司已開展了5G測試，兩家企業均未公布設備供應商，但很有可能是使用華爲公司的設備。緬甸的四家電信運營商目前都在使用中國企業的4G技術和設備。2019年5月，中興公司與緬甸第三大通信運營商Ooredoo緬甸公司簽署“緬甸5G第一單”。緬甸第四大運營商、緬越合資的Mytel公司宣布使用華爲公司的5G設備。緬甸第二大運營商挪資Telenor公司與愛立信公司合作進行通信提速實驗。 二是越南、新加坡等國傾向于使用非中國企業的設備。越南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有志于自主開發5G技術的國家。越南最大的通信運營商Viettel公司在河內使用愛立信公司的5G設備，在胡志明市使用諾基亞公司的5G設備。越南的其他兩家電信運營商Mobi Fone公司和Vinaphone公司將分別使用三星公司和諾基亞公司的設備。雖然西方媒體將越南避免采購中國企業設備的行爲歸結爲涉南海問題的地緣政治考量，渲染越南對使用中國技術的安全性有疑慮，但有專家指出，越南更主要的戰略目標是實現5G國産化。此前，Viettel公司負責人表示，該公司要一邊購買其他國家的5G設備，一邊投入4000萬美元自主開發5G設備。最終目標是5G設備和技術的完全自主化，之後將自主生産的設備賣到海外。2020年1月，該公司聲稱，自己是全世界第六個具備5G設備生産能力的企業，但通信行業的專家對此表示懷疑。同月，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越共中央委員、越南信息與傳媒部部長阮孟雄提議，美方可考慮采購越南制造的5G設備。美方團長、衆議員塞思·莫爾頓（Seth Moulton）稱，美方將考慮越方的提議並通過美國駐越大使專門答複。阮孟雄此前曾擔任Viettel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新加坡轉向非中國企業設備，但欲保留一定的靈活性。2020年6月底，新加坡資訊信息媒體發展局公布了新加坡各電信運營商選擇的5G設備供應商。新加坡最大的電信運營商Sing Tel公司選擇愛立信公司的設備，由第二大和第三大電信運營商Star Hub公司和M1公司組建的合資公司選擇諾基亞公司的設備。第四大電信運營商TPG公司選擇使用華爲公司的設備。但TPG公司只獲得了一個規模較小的5G網絡建設權，而前兩家公司獲得的是建設可覆蓋新加坡全島的5G網絡許可。有新加坡專家表示，新加坡並沒有因爲選擇了愛立信公司和諾基亞公司的設備而倒向了美國一方，原因是TPG公司選擇了華爲公司的設備，新加坡和華爲公司的合作依然十分緊密，新加坡還在與深圳共同打造智慧城市。因此，新加坡仍然是在中美間尋求平衡，並未“選邊站隊”。但是，TPG公司是一家澳大利亞電信運營商，2018年才進入新加坡市場。TPG公司在澳大利亞的主要競爭對手OPTUS公司正是Sing Tel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而中新智慧城市合作定案于2019年10月，遠早于2020年6月底公布供應商名單的時間。因此，新方的解釋略顯牽強。客觀地看，新加坡此舉確實是在中美間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同時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靈活性。 三是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等國表態謹慎，試圖淡化5G設備選用問題。馬來西亞原定2020年三季度開始推動5G落地。2020年6月3日，馬來西亞通訊和多媒體部取消了先前給馬來西亞通訊和多媒體委員會的關于向電信運營商分配5G頻段的指令。該部部長、土著團結黨籍國會議員阿蔔杜拉（Saifuddin Abdullah）解釋取消的原因是“技術和法律因素以及遵循透明程序的需要”。在2020年2月馬來西亞政治危機之前，通訊和多媒體部部長、民主行動黨籍國會議員德歐（Gobind Singh Deo）曾表示，馬來西亞將根據自己的安全標准來推進5G，不會針對某一家特定公司。穆希丁政府曾在2020年11月一度表示要將5G問題擱置兩年。2021年2月，穆稀丁在出席“馬來西亞數字經濟藍圖”啓動儀式時突然宣布要在2021年年底前在馬來西亞開展5G網絡商用部署。爲此，馬亞西亞政府將成立一家特定交易機構，掌管並推進馬來西亞全境5G基礎設施建設。此前，馬來西亞多家電信運營商和中國企業已形成良好合作關系。2019年3月和5月，馬來西亞電信運營商U Mobile公司和Digi公司分別與中興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共同在馬開展5G測試。其中Digi公司宣布與中興公司開展全國範圍的5G網絡升級。10月13日，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見證下，馬來西亞最大的電信運營商Maxis公司（明訊）與華爲簽署爲期3年的5G商用合同。2020年5月，馬來西亞另一家電信運營商Axiata公司（在馬品牌名爲Celcom）宣布將指定兩家供應商，華爲、中興、愛立信、諾基亞等公司都在考慮範圍內。9月24日，該公司與愛立信公司達成協議，引入愛立信公司技術對該公司網絡進行升級改造，以便爲部署5G做准備。2021年3月，馬來西亞通訊和多媒體部下屬技術網絡安全機構Cyber Security Malaysia與Celcom公司、華爲公司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利用華爲公司的技術在馬來西亞建立東南亞首個5G安全試驗室。 印尼早在2015年就決定在2020年建設5G網絡，但政府推進力度一直不大，電信部門官員表態比較消極。2020年底，印尼曾組織2.3GHz頻段拍賣並確定了三家公司爲勝者，但2021年1月，印尼電信管理部門又推翻上述決定，于4月重新舉行拍賣。目前印尼推進5G落地速度較緩慢，仍處于初期階段，內部頻段管理問題還未捋順，印尼主要電信運營商仍在觀察形勢，都未決定5G主供應商，不急于做出選擇。2018年印尼承辦亞運會時，選擇了韓國KT公司作爲5G合作夥伴。KT公司及主要韓國電信運營商現都已加入美國組建的“5G幹淨網絡”。 文萊政府雖然積極研究5G部署，但對外表態始終謹慎。華爲公司與文萊主要電信運營商Telekom Brunei Berhad公司有長期合作關系。 四、前景展望 中國企業的5G技術和設備對東南亞國家很有吸引力。西方公司的設備價格高，技術研發也存在一定問題。東南亞國家及其電信運營商綜合考量成本收益、商業信譽、技術能力、售後保障等多方面因素，不難做出符合市場規律的選擇。美國執意要將5G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扭曲生産要素配置，人爲推高東南亞各國發展5G技術的成本，使得5G問題成爲考驗東南亞國家態度的“試金石”，增加了東南亞未來繼續發展5G技術的風險。東南亞各國被迫將技術問題提升到國家利益和戰略層面，使得在東南亞推廣5G技術蒙上一層陰影。也應看到，東盟國家還將繼續依照“東盟方式”，在5G問題上加強溝通和合作，在中美之間不選邊站隊，甚至借助5G技術來發展與中國的關系。 一是東南亞國家將會在中美間遊走，力求“兩邊不得罪”。美方聲稱華爲公司會“泄露隱私”，但對本國開展多年的以“棱鏡計劃”爲代表的一系列全球竊密活動絕口不提。東南亞國家未必看不穿美方極爲虛僞和無理的攻擊，對美方一直宣揚的5G和國家安全挂鈎的說法不感興趣。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甚至稱，馬來西亞沒有秘密。但東南亞各國在5G問題上很難不考慮中美政治博弈的影響，決策舒適度和自主性大幅降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撰文稱，新方（似乎也能代表所有東南亞國家）希望中美關系能夠緩和，不要強迫各國“選邊站隊”。從目前各國對5G設備的采購情況來看，東南亞國家在壓力面前回到了傳統的“兩邊不得罪，爭取兩邊獲利”的傳統政策軌道上來，延續了以往在處理類似棘手問題時所采取的態度。 美國在東南亞利用5G問題對華施壓態勢難有根本性改變。從中長期來看，美方還會繼續在5G問題上加壓，對更多的東南亞國家進行“規勸”，甚至是恫嚇、威脅，在東南亞全面封鎖、圍堵中國企業的發展空間。拜登政府上台後，繼續加緊推行對中國的高科技封鎖，妄圖與中國進行技術“脫鈎”。鑒于此，東南亞國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在5G問題上保持不站隊的立場，心態或更趨複雜。東南亞國家的焦慮感會隨著中美博弈加劇而不斷增大，但整體戰略判斷和選擇難以出現重大變動。 二是東盟將就5G問題加強合作，制定區域規則。隨著5G技術在東南亞逐步落地，東盟內部可能會展開相關研討，專門就5G問題發布有關文件，甚至制定一些區域性規則。事實上，部分東南亞國家已經開展了有關活動，東盟也已經意識到5G合作的重要性，著手開始舉行相關會議。越南于2019年3月舉辦了“東盟5G會議”，副總理武德擔在主旨演講中指出，5G對越南發展極其重要，越南還要與其他東盟國家一道協調東盟的5G政策。這是東盟第一次提出東盟應該有適應本地區特點的5G政策。越南基于自研的5G技術，勢必會在未來研擬東盟5G政策時發揮更大作用。東盟于2021年1月底召開首屆數字部長會議，由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部部長主持。會議以“數字連接的共同體”爲主題，尋求將“數字生態系統”打造爲後疫情時代發展計劃的支柱之一。會議專門就5G問題通過了“關于5G生態系統發展項目的政策建議”。除了5G之外，會議還將就網絡安全、個人數據安全等與中美日韓等國探討。東盟將5G問題和發展問題相結合，創造“數字生態系統”概念，顯示出東盟已開始在5G區域合作問題上發力。 三是5G合作將成爲中國—東盟合作的新增量。中國和東盟已經互爲最大貿易夥伴。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對與中國開展包括5G合作在內的數字經濟合作持積極立場。5G合作將成爲中國—東盟合作的新領域和興奮點。2020年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年。雖然受疫情影響，雙方官方層面的合作項目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但雙方的數字經濟合作成果豐碩，仍有較大合作潛力。2021年初，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東南亞四國，四國均與中方就數字經濟或數字治理達成合作意向，部分國家與中國簽署有關合作聲明。東南亞國家積極響應中方推動的《全球數據安全倡議》。4月初，東南亞四國外長訪華，與中方就5G及數字經濟合作均再次達成共識。雙方5G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 總體看來，中國和東盟在5G問題上具有相當多的利益契合點，具備良好的合作基礎。以華爲公司和中興公司爲代表的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在東南亞根基深厚，信譽良好，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和主要電信運營商均已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大多數國家的主要電信運營商都更願意使用中國企業生産的5G設備。雙方的5G合作有潛力成爲中國—東盟合作的新增長點。 中國和東盟應以務實態度，努力爲雙方企業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和政治氛圍，推動5G技術在東南亞早日落地，取得良好的商業和社會效益。
（劉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文載《南亞東南亞研究》2021年03期，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