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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油價暴跌，我國油氣行業面臨著與以往幾次油價下跌所不同的環境，可謂極端複雜，極具挑戰，風高、浪急、水深。作爲全球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第一大天然氣進口國，我國油氣進口又面臨著怎樣的外部環境？
第一，兩邊夾擊，量價齊跌。回顧近四十年來的幾次油價暴跌事件，要麽是供給側出了問題，産油國（出口國）釋放富余産能，導致全球石油市場供應過剩，從而致使油價大跌，如1986年和2014年的情況；要麽是需求側出了問題，因突發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導致需求不足，使得油價下挫，如1997年和2008年的情況。唯有這一次，是需求和供給兩相夾擊造成，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式蔓延，疊加沙特和俄羅斯主導的“維也納聯盟”破裂，引發原油價格暴跌。這就意味著，油氣進口作爲連接供給側（産油國）和需求側（中國市場）的“橋梁”，將面臨“兩邊不討好”的尴尬境地。
第二，新冠疫情極有可能引發比2008年更爲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最近，以美國股市連續數次“熔斷”爲標志，全球金融和經濟進入“急性休克”狀態。有專家認爲，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帶來的這一輪金融和經濟危機，其烈度、廣度和深度，可能比2008年更爲嚴重，甚至可以和1929年的“大蕭條”相提並論。無疑，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伴隨著各國新一輪的通貨膨脹甚至是滯脹。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帶來的資金與信貸風險、運輸通道與安全風險等，是中國油氣進口必須要面對的。
第三，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爆發和油價暴跌事件發生進一步加劇了“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的泛濫。過去三十年，“全球化”是這個世界的主要標志，在重大危機爆發時，國家間總能通力合作，共克時艱。而這一次，各自爲政、相互抱怨、彼此敵視的現象比比皆是。作爲“全球化”代表性的産業，油氣進口與貿易恰恰需要全球性的産業鏈和供應鏈體系作支撐。愈發嚴重的“逆全球化”是全球油氣貿易與流通的大敵。
具體而言，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油氣進口面臨著以下三方面的突出挑戰。
挑戰一：如何執行好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根據中美今年1月15日達成的第一階段經濟貿易協議，在2017年貿易基礎上，中國將在今明兩年擴大從美國進口能源産品524億美元。目前，中國的煤炭相對充足，基本不需要從國外進口；能從美國大量進口的也就是原油、天然氣及LNG和一部分石化産品了。而新冠疫情帶來的國內油氣需求急速下降，以及油價暴跌導致的我國油氣企業經營困境，變相增加了從美國進口能源産品的難度，意味著我們履約的難度在增加。而且相對于俄羅斯、卡塔爾等其他渠道的能源産品，特別相對于LNG現貨産品，美國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原油和LNG並沒有價格優勢。但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履約到位度，事關中美關系的大局。國家的戰略性壓力和企業的經濟壓力如何平衡，是一個難題。
挑戰二：如何有效降低油氣進口“照付不議”長約合同下的巨額成本。我們知道，國際油氣進口與貿易通常是買賣雙方簽訂“照付不議”（Take or pay）的長約合同。2005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境外油氣的需求增加，以三大石油央企爲代表的中國油氣企業，與國外賣家簽訂了一批長約合同。據不完全統計，上述長約合同下的年天然氣進口量達到1200億方左右，LNG年進口量達到4500萬噸左右，全部折算成天然氣後，年進口總量達到1800億方。這部分“長約氣”大多是在2014年之前的高油價背景下簽訂的，按照氣價與油價挂鈎的機制，這部分“長約氣”大多是“高價氣”。而現實是，2019年，我國進口天然氣1370億方左右，即便全部用來進口長約的“高價氣”，也滿足不了在全部履約情況下長約合同要求。前段時期，有石油央企果斷對長約合同的賣家（道達爾、殼牌等）說“不”，提出因重大疫情“不可抗力”影響必須對長約合同進行價格複議。這種行爲必須力挺。我們必須舉全國全行業之力進行價格複議，否則，高價進口氣帶來的高成本，將是中國油氣企業身上的重大“出血點”。
挑戰三：如何平衡進口和國産，特別是進口天然氣和國産天然氣問題。平衡進口氣與國産氣是個“老大難”，但在低油價、低需求和低景氣時期，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出。過去幾年，我國自産天然氣量占國內消費總量的60%左右，進口量占40%左右。國産氣和進口氣相得益彰，共同發揮著保障供應和能源安全的作用。但區別在于，進口氣如前所述，屬于“高價氣”，在國內消費市場上常常出現“價格倒挂”現象，由此帶來的損失主要由石油央企承擔。但這部分進口氣必須有，特別在冷冬供暖、能源轉型、低碳環保等剛性壓力下，進口氣就顯得更加必要。而2019年底以來的暖冬減量，疊加疫情帶來的消費降速，再疊加超低油價企業的經營壓力，導致進口氣與國産氣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國産氣的綜合效益明顯好于進口氣，低景氣周期更需要大規模開發國産氣以提振國內生産和低價供應。進口氣在當前的環境下，處境更爲艱難。
當然，此次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和OPEC+聯盟破裂帶來的並不全是壞事，我們應該本著“危中有機”“識危見機”的思路，找到我國油氣進口面臨的機遇，轉被動爲主動。目前看，以下三方面的機遇是需要我們好好把握的。
機遇一：徹底扭轉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上的被動局面。長期以來，特別是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高速增長和高油價時期，“能源安全”的問題不斷被放大，我們似乎在應對能源安全上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國家付出了巨額外彙溢價、企業付出了巨額成本溢價來進口石油和天然氣。最近幾年，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和全球能源地緣政治態勢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從以往的“戰略合作夥伴”逐步向“戰略競爭對手”轉變，加上中東、俄羅斯、中亞、拉美等中國傳統油氣供應與合作區的地緣政治形勢不斷惡化，面對持續攀升的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能源安全更加喧囂塵上。對此，清泉曾多次呼籲，我們的能源安全狀況雖然敏感，但絕不脆弱。（具體可見清泉此前的微文：中國當前的能源安全：“敏感”但不“脆弱”）
而現階段，全球油氣市場已經是徹頭徹尾的“買方市場”，“資源爲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我們自己有資金、有技術、有市場，自身也有資源，我們還擁有超越能源安全層面的日益提升的全球影響力。此次新冠疫情，盡管中國第一個遭難，但我們通過“自我救贖”成爲第一個走出疫情陰霾的大國，估計也是第一個經濟恢複快速增長的大國。面對這樣的“好光景”，我們沒有理由任憑那些油氣出口國家對我們說“不”，我們應該對它們說“不”。必須抓緊時機，徹底扭轉我國進口油氣的“高價模式”，必須破除“亞洲溢價”的魔咒，必須通過價格複議等手段重談合作。總之，必須殺出一條血路，扭轉我們在能源安全保障上的被動局面。
機遇二：大幅降低我國油氣進口的外彙支出。2019年，我國石油進口量突破5億噸大關，天然氣進口量超過1350億方。若按過去三年，我國年均進口4.5億噸石油、1200億方天然氣，按平均進口油價60美元/桶、氣價150美元/千方測算，則我們年均支付的原油進口成本爲1971億美元、天然氣（含LNG）180億美元，兩者合計差不多2150億美元。這相當于五個土庫曼斯坦GDP的規模（2018年，土庫曼斯坦的GDP爲407億美元），而土庫曼近十年來一直是我們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若我們利用當下的機會窗口，通過合同重新談判，確定新的計價公式，有效降低油氣進口單價，則我們能夠節約的國家外彙額度將數以百億美元計。
機遇三：借機構建公平公正的油氣交易定價機制。2018年3月，以人民幣計價的上海原油期貨挂牌交易。目前，其成交量已經超過了迪拜、東京、新加坡石油交易中心，在亞歐消費市場的價格基准作用將越來越強。原油貿易以人民幣結算有效規避彙率風險，擺脫對美元支付系統的依賴。除中俄實現人民幣原油貿易結算外，中國與中東國家也簽署了以人民幣原油期貨計價的進口協議。此外，上海、重慶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也陸續建立和運營。油氣期貨的背後是“金融權力”。金融權力表現在原油期貨交易上，就是“發現”價格的能力，是確定石油“標杆價格”（Benchmarking price、交易基准價格）的權力。當前超低油價環境下，我們應該加速構建符合中國石油天然氣市場預期、且相對公平公正的油氣進口與交易機制。
總之，作爲連接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橋梁”，油氣進口與貿易是渠道、是方法，方式方法是否公平合理，決定了結果是否令人滿意。希望中國早日扭轉當前被動的、不利于我的油氣進口交易機制，創造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合作環境。
最後，清泉想說，2020年的第一季度注定會讓曆史銘記。再過若幹年，回首這一時期，依然會覺得心驚肉跳。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國際油價暴跌，美股多次熔斷，我們身處風雲變幻的時代，有人說這是一個天天見證曆史的時代，也有人說這是最能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還有人說這是最能體會“人性之惡”的時代。原來，那個樸素的哲學道理如此有力：世界是普遍聯系的。疫情、油價、股市，不僅關系你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還關乎國家的前途以及人類的未來。
（文中援引了王海燕、馮玉軍等專家的分析和研判。原創不易，轉載或引用請務必先聯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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