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緊隨著廣東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之後，廈門經濟特區橫空出世，成爲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又一個重要窗口。
根據當時的批複，廈門島西北角一塊面積約2.5平方公裏的土地被單獨劃出，這裏三面環海，水深不淤，且與廈門市區之間有山地相隔，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裏也是作爲特區試驗田的理想之地。雖然幾年後特區範圍擴大到廈門全島，但西北角這2.5平方公裏無疑是廈門經濟特區的發祥地。
特區來了複旦經濟學高材生
1957年，剛滿19歲的廈門青年莊維明步入複旦大學校門時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23年後成爲廈門經濟特區曆史的重要見證人。
今年9月的一天，記者在廈門市湖裏區湖裏街道辦公樓內見到莊維明，盡管已經82歲高齡，但莊老精神矍铄，思維敏捷地給記者講述廈門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年來的巨變。對這片自己曾經奮鬥的熱土，莊老豪情滿懷。
“這只鳳凰終于要涅槃重生了！”1980年10月7日，當國務院批准在廈門島西北角設立經濟特區時，聽到消息的莊維明興奮不已。廈門的湖裏因形似一只臥倒的鳳凰，又稱“鳳湖”。在特區設立時，這位複旦大學經濟學專業的高材生就看到了特區的未來，堅信這只“臥鳳”終將展翅高飛。
1981年10月，廈門經濟特區破土動工，莊維明通過香港《經濟導報》等媒體對外做了報道，消息傳遍世界。隨後，莊維明經組織安排，調入廈門經濟特區經濟研究室工作，而他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開展廈門經濟特區優惠外商投資環境的比較研究。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制訂優惠的外商投資政策，是吸引外商外資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特區的投資環境上來了，外商外資才會跟著來特區。
“有好多愛國的華商華僑，一聽說祖國大陸在搞經濟特區，爭先恐後來聯系我們，商討落地事宜。”莊維明回憶。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有不少僑商僑領的祖籍就是福建，“同根同源，又都是講閩南話，大家都希望在廈門經濟特區能有一番作爲。”
事實上，廈門成爲經濟特區也有其曆史必然性。早在19世紀40年代，廈門就已成爲國內最早對外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國、美國、日本等十余個國家都曾在廈門的鼓浪嶼上設過領事館。
“第一只螞蟻”和他的換彙經曆
“當第一只螞蟻嘗到了糖的甜味後，成群結隊的螞蟻就會接踵而至。”在新加坡建設裕廊工業區時，時任新加坡領導人的李光耀曾這樣描述前往工業區投資的客商。
祖籍也是福建人的陳應登成爲當時來廈門經濟特區投資並創辦外商獨資企業的“第一只螞蟻”。1983年，在廈門經濟特區設立的第三個年頭，陳應登向廈門經濟特區管委會提交了創辦印華地磚廠的投資申請。很快，申請得到了批複，管委會把特區長岸路一塊剛剛平整出來的地塊交給陳應登建設廠房。
廠房剛一落成，陳應登從德國漢堡訂購的生産設備發貨運往廈門。由于當時廈門經濟特區還沒有適配的大型貨車，設備不得不暫放碼頭上。爲了盡快將設備運進廠房組裝，管委會調來兩輛解放牌大卡車，將後車廂連接在一起，才勉強將超寬的集裝箱體運進廠房並安裝到位。
隨後，陳應登又遇到了一個“麻煩事”——由于當時的外彙管制措施，陳應登沒有足夠的人民幣用來購買黏土和發放員工工資。爲了救急，陳應登希望用外幣作爲抵押物抵押給廈門一家銀行，以“貸款”的方式獲得人民幣。但在該銀行將此事上報總行後，總行咨詢部以“這一做法是外資利用我資，而非我資利用外資”爲由，不同意放款。
作爲廈門經濟特區管委會一名研究經濟的專門人才，莊維明將陳應登遇到的“煩心事”以內部呈閱件的形式，向有關部門反映。時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的項南聽了彙報後，相關問題才得到解決。
“不就是借一點錢嗎？怎麽就成了‘誰利用誰’的問題了呢？”在一次全省對外經濟工作會議上，項南專門將此事作爲“典型”，要求福建全省各部門全力支持廈門經濟特區的建設工作。
1996年，在廈門特區設立16周年之際，爲感謝陳應登對特區建設所作出的貢獻，廈門市政府授予其榮譽市民稱號。
家訪“訪”出來的特區之變
“哎哎哎哎……叮鈴鈴……哎喲！”1981年深秋的夜幕中，在一陣驚慌的叫聲過後，緊接著傳來急促的自行車鈴響聲和一個男人倒地的呻吟聲。
倒下的男人叫黃國富，當時是廈門三中的一位班主任兼物理老師。廈門三中那時正好位于經濟特區旁邊，黃國富趁著放學後的時間，騎自行車前往家在特區的學生家中家訪，不料正好碰到一條正翻修的道路，因沒有燈光照明，黃國富的車胎陷入了爛泥裏，前進的慣性讓他整個人“飛”了出去。
1981年10月廈門經濟特區正式動工建設，2.5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到處都是正在修整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沒法騎車。沒辦法，黃國富只能將自行車扛在肩頭，徒步繼續趕路。
廈門經濟特區1980年宣布設立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1700多名村民集體轉爲“非農業戶口”，享受城鎮居民的各項補貼。同時，爲了安置動遷“新市民”，廈門市政府以修蓋、騰屋的方式讓一千多號人從泥瓦平房搬進了樓房。
黃國富扛著自行車終于走到了學生家中，在樓房的院子裏，停放著各式各樣的農機器具。在樓梯拐角處，還挂著村民務農穿的蓑衣。“都已經是‘新市民’了，怎麽還留著這些東西呀？”走進一戶學生家中，黃國富打趣地問家長。“搞特區也要種地嘛，我們想著以後特區搞起來了接著種地。”學生家長一臉憨厚地回答。
到80年代中期，經濟特區的面貌發生了不小的改變，工廠機器的轟鳴聲伴隨著一輛又一輛的運貨卡車的汽笛聲，一派繁榮景象映入眼簾。卷煙廠、電子廠、勞務公司……在新蓋起來的這些廠子裏，有不少黃國富班上出去的畢業生。爲了帶學生們開眼界，黃國富幾乎每年都會帶著新升學的孩子們參觀這些現代化工廠。也是從那時起，一代“年輕人”在心中種下了“要把特區建設的更好”的種子。
治理更加高效，面貌煥然一新
“湖裏街道的百貨商店是特區最早辦的商店，當時在湖裏的建築工人上萬，商店賣得最多的是建材和生活用品。一到下雨天，拉一整車雨鞋過來，一下子就賣完了。”原湖裏社區黨總支書記江國進說，上世紀80年代初，特區建設熱火朝天，到處都是發展機會。
人口驟增、經濟發展的同時，社區治理困境也逐漸凸顯。“我在街道百貨商店工作了十多年，早期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等現象經常發生。”江國進對社區治安問題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他坦言，上萬人擠在2.5平方公裏的土地上，想要做到不出問題很難。
1994年，江國進離開百貨商店來到湖裏社區居委會工作，開始思考如何扭轉社區治安管理困境。1997年，江國進成爲社區黨總支書記、主任，著手加強社區治理，湖裏社區聯防隊應運而生。
“最早成立時聯防巡邏隊有20人，專門負責社區治安巡查工作，處理突發事件、矛盾問題等，社區治理力量得到強化，整個轄區的治安面貌大有改觀。”江國進說，因成效顯著，社區聯防隊伍一直延續到現在，社區還因此獲得過湖裏區政府的表彰，被評爲“維護社會治安穩定工作先進單位”。
“另一件讓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湖裏街和鳳湖街打通了，整個社區的環境衛生治理開始日新月異。”江國進說，早先因原有的居民建築阻擋問題，湖裏街和鄰近的鳳湖街隔著房子相望，遲遲未能聯通。
1998年前後，湖裏街道完成規劃設計並著手推動道路改造，社區工作人員說服道路連接處居民同意拆遷，湖裏社區發展由此打通了“任督二脈”。“房子拆遷後道路就通了，整個社區開始變得四通八達，沿街店面價值提升，居民收入明顯提高了。”江國進說，這一工作提升了社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整個社區逐漸活躍起來，人氣越來越旺。
如今，行走在湖裏社區，道路幹淨整潔，兩側四五層的小樓林立，街上吆喝聲、歡笑聲不絕于耳。從40年前1700多人貢獻出2000多畝土地，到如今整個社區的嬗變，經濟特區的蓬勃發展還在繼續。（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記者顔之宏、闫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