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最大可能減少內耗，破除種種壟斷和放下身段，解決疫情再次撕扯出的深層次問題，將香港經濟空間切實拓展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或能慢慢纾解香港經濟困局

香港維多利亞港灣。圖 / 法新

文 | 焦建《財經》特派香港記者

編輯| 蘇琦

2020年，圍繞中國香港特區內外形勢變化所産生的一系列信息、猜測，讓不少經曆者們聯想起了上世紀90年代前後在這個“東方之珠”也曾出現過的類似信心震蕩。

作爲一座在百余年間位于中西方交彙點的城市、一個被統稱爲“紐倫港”的國際性金融中心，香港獨特的立足方式，使其長期扮演著協調、接觸、談判的“橋梁”與“窗口”角色；與之相輔相成的，則是外部環境角力發生時相伴而來的“磨心”壓力。

“悲鳴爲什麽大環境已變得面目全非，其實不是生存的方法。”研究香港社會多年的香港教育大學講座教授呂大樂將其新近出版的一本書定名爲《尴尬》，並坦言：“‘如果是那個樣子的香港，我情願不要，那樣的香港，死不足惜！’這是一種選擇。但另一批人有他們的方法去建設香港。十年之後，二十年後，三十年之後，看看誰最有辦法。在下一個階段，香港又有一個新的故事。”

在此前的類似尴尬局面中，香港所表現出的“觸底反彈”特質，讓當下的樂觀者們有條件堅持認爲：起碼就國際性金融中心領域而言，決定其活力與動能的不是硬件，而是如法治、人才、自由的資訊往來等軟性環境。多方面構成的國際性視野，使其擁有被西方媒體稱之爲“變壓器”的轉換東西方動能的能力。在當下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香港依然有足夠的發揮空間，也意味著其依然“有得食”。

但即使是最樂觀的人士也會承認：香港能否在以往貿易中轉站地位“被削弱”的前提下真正革新金融中心、“超級聯系人”等多重傳統角色，成爲新技術、商機的策源地，目前尚難以定論。在“去全球化”的國際政經和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香港有可能會演變爲貧富兩極繼續分化的k型複蘇。

盡最大可能減少內耗、維持全局的總體平衡，抓住剩下的機遇拓展生存空間，破除種種壟斷和放下身段，解決疫情再次撕扯出的深層次問題，將香港的經濟空間切實拓展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或許方能慢慢纾解香港的“震後”經濟困局。

SARS複蘇奇迹或難複制

在數十年間，得益于作爲中國連接世界經濟的特殊窗口，來自內地企業的大量轉口貿易、商品進出口與外彙預結算、金融信托業務大多經過香港。與此同時，全球貿易和資金也依賴于香港更便捷地進入內地。

東西方彙融、崇尚法治、信用卓著及社會穩定等因素，是香港經濟賴以繁榮的基礎性優勢。但在近些年間，社會動蕩及外部形勢的一系列變化，則正在對香港的經濟基礎造成一系列影響。

從2019年下半年起，香港經濟陷入衰退，全年GDP負增長1.2%。在此基礎上，新冠疫情令香港成爲“經濟孤島”，亦使得其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2020年上半年GDP同比下滑9%，失業率攀升至6%以上。

香港經濟短期內難以迅速複蘇，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可資對照的是：2003年SARS疫情時，香港全年仍錄得3.3%增長。在中央政府的“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大禮包”政策推動下，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前，香港經濟呈現出整體向上態勢。而多位香港經濟研究人士也對《財經》記者稱：這種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經濟複蘇堪稱奇迹，期待在新冠疫情後重現，“不亞于守株待兔”。

因香港防控新冠疫情存在地域性特點，至《財經》記者于2020年11月初發稿時，其“健康碼”何時推出仍尚未定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員流動仍受到限制。內地人是否仍願意繼續如以往般到港消費、當地是否會出現新爭議，亦是未知之勢。

香港旅遊業進入“冰封”狀態，給經濟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雖旅遊業（包括零售、餐飲和住宿）等在産值中總計不到7%，但其卻聘用了大量人口。一旦這些行業出現倒閉潮，將會進一步推高失業率，消費信心和其他行業也會連帶受損。

這也再次反映出香港經濟多年來持續的“高産值、低就業；低産值、高就業”的結構性短板，以及一直存在産業單一和老化的老問題。雖香港曾多次推動所謂的新興優勢産業，卻始終未成氣候。

香港制造業已外遷多年，轉口貿易占其整體出口的比重高達98%左右，大進大出，是香港高度外向型經濟結構的典型概括。

因貿易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各方均在擔心情況繼續惡化：除出口減弱對香港貿易與航運造成進一步影響，還間接影響香港金融市場的投資前景及氣氛；隨之而來的，則是香港的旅遊及零售業可能亦會受到彙率變化波及産生漣漪效應等。

此外，香港貿易界目前關注的核心問題還包括：貿易戰夾雜新冠疫情、香港關稅優勢降低等因素，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會有多大？在“雙循環”格局中，香港作爲轉口港的地位又將發生哪些變化？

金融業如何維持優勢

轉口貿易不斷蓬勃發展而形成的對金融等專業服務的需求，曾是香港繼制造業之後的第二次轉型的核心動力。在此後很長一個時期內，貿易和金融業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雙輪驅動”。香港回歸後，中國有計劃地推動其繼續演化，1993年H股上市則是標志性事件。

2020年的一系列內外部形勢變化，表面看來並未影響資金持續流入香港。投資者仍然願意放錢投資，而錢的流向正體現到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但繼各類貿易服務下降後，金融市場的“信用創造”這一香港經濟的生命線將在多大程度上受聯動效應影響，恐難以在短期內得出結論。

例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就曾在2020年5月爲《財經》撰文指出：香港服務貿易盈余顯著收縮將帶來連鎖反應，香港可能會面臨經常賬戶赤字與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赤字的“雙赤字”格局，而赤字上升和資金大量外流則將進一步導致港幣貶值。

類似的擔憂還包括：新冠疫情暴發後，港幣兌美元一直保持高位。但這更可能是源于美元避險資金的推動。一旦美國疫情好轉而香港經濟未見恢複，市場情緒就會反轉，脆弱的香港經濟將難以抵擋做空勢力的沖擊；長遠來看，資金長期外流的負面“馬太效應”也將導致香港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信用擔保能力、評級信用進一步下降。

整體來看，香港作爲國際性金融中心，曾先後扮演過四類主要角色：吸引外國資金給國內公司、吸引國內資金走向境外、吸引國內公司到國外上市，以及吸引外國公司到香港上市。從爲香港本地企業提供資金到服務內地企業、安排內地企業在港上市融資，是作爲國際性金融中心的香港目前最重要的角色。

單從體量上看，A 股上市公司數量和總市值早就超過了H股。但跨境與境內，依然是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的主要衡量標准之一。在“滬港通”和“深港通”開通前，內地投資者並沒有合法購買港股的途徑，支撐港股市場中這些中國公司股價的，大部分爲海外資金。

在此之前，由于內地機構、外資公司和境內外投資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資簽約、貿易簽約時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爲糾紛仲裁地。內地企業選擇在香港投資、注冊或上市，多半也是看中香港的金融環境和創新能力。而隨著香港社會的動蕩，其融資成本在加速上升，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競爭力因此顯現。

2020年下半年，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28）”發布，在揭示疫情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發展趨勢的時候，以往被廣爲提及的“紐倫港”已首次變爲“紐倫滬”格局：本期指數中，上海首次位列全球第3，其分別超過東京、香港、新加坡，成爲進步最快的頂級金融中心。而深圳的名次也由上一期的第11位上升至第9位。

中美關系的波動與變化，自然也反映在香港金融市場中，並且産生出至少兩股力量：一方面，即使2019年下半年香港社會局勢動蕩，但其金融市場基本上仍維持了正常運作。當年恒生指數上升9%，香港更再次成爲全球IPO集資額最大的市場。時至2020年，貿易摩擦加之美國資本市場對中概股的估值降低，又讓大量中概股公司排隊回港股進行IPO或二次上市。

另一方面，作爲港股市場資金的重要來源，如美國禁止聯邦養老金投資中國股票，亦會起到示範和杠杆作用。“不少海外基金的構成中都與美國因素有關，美國政策調整，這些基金的投資政策也會變化，或會讓香港失去一批重要的海外資金。如何管理西方投資者對香港的預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香港投資界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

金融機構們審視並對香港業務減增的對沖措施，則被認爲是必要之舉。香港與新加坡此消彼長這一從“亞洲四小龍”年代就存在的瑜亮話題，亦在一系列變量影響下，再次成爲討論熱門。誰能更好地發揮協調與中介的能力，則被認爲將具有關鍵性優勢。對于香港而言，以下幾個方面則被普遍認爲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首先，在金融標准和法律體系層面，香港是迄今爲止唯一被西方投資者廣泛認可的中國城市。例如，普通法重視案例判決，由司法獨立的法庭根據實際情況，理解同一條法律的立法原意，且普通法案例可以跨國援引，無形中存在一定國際規範。在此基礎上，維系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在港推行後，不少觀點指出這將有利香港營商及投資環境，鞏固香港作爲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次，香港可相對自主決定利息及其各項金融政策。雖其在中國整體貿易版圖中的地位相對下降，但由于內地金融仍未完全開放，在內地直接放寬外國投資者進入A股及債市限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之前，香港被認爲仍具有一定優勢。

簡言之，國際金融中心的四大條件，分別是司法制度、資金、人才及資訊的流通。目前的政策調整並不會影響原有法治制度及資金自由進出。至于後兩項，需要時間來看對吸引人才及金融資訊的影響。

第三，隨著內地一系列自由貿易區建設不斷向前推進，香港作爲自由港的一系列功能將在多大程度上轉移或者複制到內地。在此方面，香港或將面臨來自海南“免稅島”對其購物和旅遊、深圳開放“金融、稅務、建築、規劃”等領域高端服務業等一系列的新競爭。

從“十三五”到“十四五”

以上述一系列方面作爲衡量標尺，香港如何在原有一系列優勢基礎上再次提升自身功能，提供更多“你有我優、互通有無”的服務及産品，扮演好“防火牆”及“試驗區”角色，既考驗香港與內地各界的智慧，亦在疫情及外部環境變化等多重考驗之下，具有了較強的現實壓力。

爲利好香港經濟，發揮其“超級聯系人”作用，在“十三五”規劃中，中國在續言支持鞏固其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基礎上，曾提出要推動其參與國家雙向開放及“一帶一路”建設；並支持其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推動其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多位研究者當時對《財經》記者表示：這些表述可被解讀爲既要繼續主動用好香港優勢，爲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又要促進香港轉型，與祖國共同融入世界發展大勢。

近五年後回看，上述一系列規劃取得了哪些成效，不同的標准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就原本被廣泛期待的強化全球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新融資思路、成爲國際仲裁中心等方面而言，成效可能並不盡如人意。

這一方面與香港在具體實踐相關措施時並沒有給出既有創意又可行的具體項目相關，另一方面也與香港經濟近年來占盡“天時及地利”，僅欠缺“人和”的趨勢有關。

展望“十四五”，香港的發展依然存在傳統優勢，但欠缺的因素也在日益增加。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很多，其中一項肯定跟國內更加開放有關，北京、上海如果越來越對外開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國內外公司的接受，那麽，越來越多的跨境資本業務和跨境商貿業務可能會繞開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及馮氏講席教授陳志武近日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曾指出。

“香港只有750萬人口，不需要獨霸中國所有跨境資本與商貿業務，只要拿到體量巨大的中國經濟的部分業務就夠了。香港做好金融業、房地産和相關服務業，就夠750萬人過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離自己的核心優勢行業。”陳志武稱，“政府在近些年不斷強化對金融行業的管制，離自由港傳統越走越遠。香港原來真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現在的香港政府，尤其與金融監管有關的部門，在快速膨脹，應關注這種抑制金融行業發展的趨勢，要制止其膨脹。”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近日則對香港當地媒體表示：“過去的開放，港澳更多的是和內地共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下一步國家要推動的則是制度性開放，就是要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准、治理的現代化，那麽在這些方面港澳能發揮哪些作用，應該會在規劃中有所體現。”

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也指出：香港應推動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制度對接”。中央可考慮推動“五通策略”，即“大灣區內的資本更加流通；區內的貨幣兌換更加暢通；貨幣在區內流通；金融基礎設施提升聯通，例如支付結算系統；區內的金融中介活動建立互通，例如在遵從監管要求下，容許區內銀行能自由在區內提供服務。”

與之相關的金融業增量，可能會在這一系列的變化中誕生。從跨境金融的發展來看，香港可扮演的角色還很多：如人民幣走出去能持續加速的話，香港仍有機會從“單向”變成“雙向”中轉站：既幫助外資投資中國，也幫助內地資本進入全球市場；中資金融機構的全球化，也可能會是一門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新生意。“中國的跨境金融仍有廣闊場景需要通過香港去拓展。”將于2020年底離職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認爲。

以已進入“落地讀秒”階段的理財爲例，在由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委2020年5月出台的《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中，提出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支持包括深圳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各城市的居民，通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的理財産品，以及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等。

內地與香港之間跨境理財通的啓動被認爲是“趕早不趕晚”的事情，此舉也將爲香港繼續鞏固其私人財富管理中心地位注入新動力。隨著內地富豪增多與財富累積，香港有望繼續鞏固其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國際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押後原定于2020年10月14日公布的《施政報告》，亦被廣泛解讀爲是希望與“十四五”規劃進行更好的銜接。其已公開表示，會在金融、科技創新以及民生等方面向中央爭取政策支持。“範圍離不開香港本身已有優勢、仍有潛力發展的方向，例如加強兩地金融互聯互通，包括等候落實的‘理財通’，甚至期待‘保險都可通’；希望中央進一步支持香港與深圳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航空業在疫情中受到很大打擊，希望有一些政策鞏固提升香港國際機場作爲大灣區航空樞紐的地位。”

爭取政策之余，落地的前提，依然是香港能否實現“人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認爲：近年香港爲“認同政治”所苦，把所有事情泛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導致社會價值觀高度分化，演變成“對抗政治”。如果政治分裂使香港不能抓住機遇，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

“香港有可能難以再像以前一樣風光，須接受其成爲相對普通城市的可能性。如能簡單生活，接受到‘小確幸’，生活都會好愉快。但很難再如以往般輕易賺大錢了。”時至2020年末，一位在香港中環某金融機構工作的人士對《財經》記者稱。在不遠的將來，其或會面臨工作中心是否要轉移到新加坡或回到內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