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中國第3艘航空母艦“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建艦”正式下水，標志著中國人民海軍進入“三艦客時代”。而遠在英國紐卡斯爾的北洋水師水兵墓地，也已擺上許多鮮花和“福建艦”下水的照片。
鈎沉曆史，那些爲中華民族英勇獻身的先烈，我們不曾遺忘。2017年，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負責該墓地的修繕工作，孤懸他鄉百余年的五方北洋水師水兵墓地整修完畢。每次有新航母下水，在英留學生都迫不及待將好消息告訴先輩，最新的航母圖片總會准時出現在墓碑前。
接艦
北洋水勇爲何會長眠英倫？這和當時的曆史大背景息息相關。
1840年及1856年，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先後輕而易舉地轟開了中國薄弱的海上國門，使清廷朝野震動。清政府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思想下，開始學習西方，興建近代海軍。“在1875年-1887年的10余年間，清政府先後從英、德等國購入鐵甲艦、巡洋艦、魚雷艇等20余艘，由福建船政學堂等處選拔優秀的專業軍官，並在榮成、威海衛等沿海村莊大量招募水兵。”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曆史學院碩士生導師、長期致力于中國海軍史研究的陳悅介紹。
光緒六年（1880年）十一月，正在大力籌辦海防、興建新式海軍的清朝作出決定，派遣自己的官兵赴英國接收訂購的軍艦。此前，中國在外購買的軍艦，都是花重金雇用洋人駕駛回華。此次爲節省經費，也爲增加海軍官兵海外“遊曆涉練”，經李鴻章上奏，派出了由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所率領的224人的接艦部隊，前往英國紐卡斯爾，將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訂造的兩艘巡洋艦“超勇”和“揚威”接收回國。
1880年12月6日，中國接艦團從天津出發，登上輪船招商局的“豐順”號輪船，啓程前往上海。五天後抵達上海吳淞口，定制軍衣及旗幟。隊伍中除了丁汝昌、北洋水師總教習葛雷森外，還有洋管駕章師敦、管帶林泰曾、管帶鄧世昌、大副藍建樞、李和等官兵。丁汝昌、葛雷森等5人于23日乘坐法國輪船先期赴英，料理前期事宜，接艦團的其他官兵則暫時在吳淞口待命。27日，李鴻章正式將赴英接艦計劃上報朝廷。
1881年2月10日，丁汝昌一行抵達倫敦，入住波特蘭大街49號中國駐英公使館，並于16日向國內的接艦團發出出發指令。2月27日，接艦部隊在上海換乘招商局“海琛”號輪船啓行。淞江各兵船、炮台皆升旗發炮歡送。沿途經過廈門、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等。3月24日，在雨雪交加中抵達倫敦港，遙望“岸邊燈光燎亮，聯絡數裏”，官兵興奮心情可以想見。
4月25日，丁汝昌等登上“海琛”號，看望了接艦團的官兵。此後，全體官兵“早晚站班點名”“各執事按日辦公，如兵船”，可見丁汝昌治軍之嚴明。4月30日，“海琛”號移泊埃爾斯威克，途經紐卡斯爾市區。這麽多中國人集中出現，在紐卡斯爾甚至英國曆史上恐怕都是首次，因此在紐卡斯爾城內引起不小轟動，一時觀者如堵。
爲了等候超、揚二艦試車下水，北洋水師的官兵在紐卡斯爾逗留了將近八個月。正史中關于他們這期間的記載十分稀少。幸而當時隨行出國的文官池仲祐留下一本《西行日記》，讓世人得以了解當時的部分情況。池仲祐出身書香世家，因爲父親有弟子與英美各國牧師交往而得聞西學，入李鴻章幕府，奉派跟隨接艦團赴英。
接艦團的官兵駐在“海琛”號上，平時利用埃爾斯威克附近泰恩河河心麥道斯島訓練，無須訓練時則成群結隊登岸參觀遊覽。據記載，當時帶隊軍官一身中式對襟絲綢官服，但袖口上卻按照西方規矩飾有數量不等的金邊以示級別。水兵頭裹包頭巾，腰紮寬帶，衣袖上卻佩戴著類似西方海軍的衣花。
匠役的標識更讓西方人感歎東方人的智慧，管油的畫個油壺，魚雷匠則扛著一條鯉魚。至于那些隨行的文官則一身燦爛的綢袍頂戴。且無論官兵，每個人背後都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這樣的奇裝異服，想不引人注目都難。
魂斷
紐卡斯爾人對于“中國水手”有著深刻的記憶。直到今天，當地仍流傳著一首以“中國水手”爲名的民謠。一大幫外國人忽然來到這個平靜的小城，無論在英國還是中國，一百年後都仍然是很好的談資。歌中提到，走在紐卡斯爾街上的中國水手有著古銅色的皮膚，他們留著辮子，在英國的街頭左顧右盼。
與此同時，紐卡斯爾市民也在好奇地觀察著這些東方的遠道來客，當地報章上也不時出現有關中國海軍的新聞。如1881年5月13日的《紐卡斯爾新聞報》就報道了一位在“海琛”號上參觀的當地人，目睹一位中國水兵因過失而被打板子的情景。該報還稱贊中國水兵“形容整潔幹淨，他們在各種場合精神飽滿的樣子，可以與英國陸軍或海軍陸戰隊的任何一員媲美”。
《紐卡斯爾日報》的一篇文章甚至將中國官兵赴泰恩劇院看戲的“盛況”描寫得比那場戲劇本身更加精彩。報道者對全體中國軍官在進門時投遞大紅拜帖的行動津津樂道，而在中國人看來再尋常不過的折扇也成了討論的對象，“對英國人來說軍人使用折扇甚爲不妥，而一些（中國）軍官要麽沒有意識到這種效果，要麽對此毫不在乎。他們悠閑地使用折扇，堪比上流社會的淑女”。
然而熱鬧之外，卻有冰冷的現實。在那個年代，出國並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些首次跨洲遠航的水兵，在曆經千山萬水之後，遭遇異國他鄉的水土不服，尤其患上重病後，身心俱疲，很難堅持住。出發時，他們不會想到，千裏迢迢接艦回家，自己卻再也回不了家。
“農曆四月二十六日（5月23日），是夜亥初，水勇袁培福死。”“二十八日，雨，在船辦公，是夜子初，水勇顧世忠死。”“二十九日，晨，葬袁培福，管駕官及弁勇皆臨穴送之。地屬官山，作石碑一方，書曰‘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紀時日。”“三十日晨，葬顧世忠如培福。袁、顧兩墓，緊接爲鄰。”池仲祐的日記中，記錄了兩位戰友因病去世的情況。
1881年5月27日的《紐卡斯爾日報》詳細報道了中國水兵袁培福的葬禮。150人左右的送葬隊伍于26日清晨5時從“海琛”艦出發，經由格魯豪斯巷前往埃爾斯威克公墓，一路上焚燒紙錢。到達墓地後，下葬棺椁，焚香祭拜，曆時約15分鍾。該報特別說明了中國人選擇墓地爲東北—西南朝向，這樣死者的頭就可以指向山坡頂的方向——東方。1887年，中國海軍再次來到紐卡斯爾接收“致遠”等艦時，又有三名北洋水兵客死他鄉，亦下葬同一處。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水兵去世的波瀾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消失。1881年8月1日，池仲祐購買了兩位水兵墓地的影本。8月3日，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曾國藩的長子、中國駐英公使曾紀澤抵達紐卡斯爾，親手將一面長方形的黃底青龍旗升上桅杆，“超勇”“揚威”二艦正式交付使用，並在海港口放炮。這是清朝第一次將龍旗當作國旗使用。從此，北洋龍旗不僅代表著北洋海軍，也代表著大清帝國。
龍旗飄揚的同一天傍晚，感覺歸期臨近的池仲祐特意登岸去憑吊亡友之墓。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土山一座，皆墓叢也。然山門以內，夾道芳草，聯絡不斷。諸墓皆有碑，墓上多栽花，或置杯盤及玩物等，錯落散布。袁、顧兩墓相去盈尺，余周視良久，爲之慨然。”
此時，紐卡斯爾本地遊人在旁邊看到悲傷的池仲祐，問他是否要栽花，或放置一些物品以留做標識。池仲祐對這些好心提示感謝後，更是惆怅。晚上，到好友瑪格麗特家做客時，將此事和盤托出。瑪格麗特許諾，日後將在袁、顧墓旁栽花。按當地習俗，瑪格麗特所栽的花應是黃水仙，這種花傳遞出一種哀思——“給那些永遠不能還鄉的人”。
1887年6月，來自中國的水兵連金源、陳受富、陳成魁相繼病逝于紐卡斯爾醫院後，下葬于聖約翰墓園。《紐卡斯爾日報》當時對此進行一些報道：接艦隊伍的領導之一葉祖珪率領40名船友組成的隊伍，在醫院中用白布裹好逝者遺體，再將他們裝進棺材，同時將他們生前的衣服也都疊好，放在遺體旁邊，最後蓋上棺蓋。棺木被安葬好後，送葬的水兵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跪倒磕頭，然後在墓前燒了一堆紙錢，作爲葬禮的結束。當時醫院的護士還獻上一對花圈。六天後，同樣在淩晨4點，另一位水兵陳成魁的遺體也被安葬于此。
修繕
頗有警示意味的是，在北洋水兵墓碑旁，還可以看到三座日本海軍軍人的葬地，他們是在爲日本接收訂購的“浪速”號和“吉野”號巡洋艦時死去的，埋葬他們的日本海軍接艦代表名叫坂元八郎太。“在19世紀，中日海軍對外購艦活動幾乎呈現出一種互爲刺激、你追我趕的局面。日本第一艘取消風帆的全蒸汽動力鋼制軍艦‘築紫’和‘超勇’‘揚威’是同一級軍艦，而‘吉野’和‘致遠’有傳承關系。”陳悅說，在紐卡斯爾的泰恩河畔，中日兩支海軍的曆史也交織在一起，並始終處于一種緊鑼密鼓的、微妙的動態博弈之中。
至于“超勇”“揚威”艦的命運，十幾年後，它們葬身黃海中。《海軍實紀》記載：在甲午戰爭中，“‘超勇’‘揚威’兩艦中彈火發，全艦焚毀。‘超勇’管帶黃建勳、‘揚威’管帶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長繩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員兵弁均隨船焚溺”。
魂斷英倫的五位北洋水兵，則無緣在戰場上殺敵。一百多年過去，五座原有墓碑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有的墓碑甚至已倒塌並斷裂，碑身也被泥土掩埋大半，迫切需要搶救性保護修繕。2002年，威海市檔案局曾遠赴英倫，查閱、征集有關曆史檔案，在紐卡斯爾發現了這處百年前的中國海軍墓地，墓碑上銘刻著長眠在此的中國水兵姓名，正是大清故勇袁培福等人。“2002年底，我知道這件事後，心裏很感動，一直呼籲修繕。2004年，我在《北洋海軍艦船志》一書中，也介紹了這一情況。”陳悅說。
2016年，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主動承擔了修複工作，經前期調查、確定修複方案後，向社會發起了募捐，在各方面力量的積極協作下，曆經兩年，五座水兵墓碑重新矗立在墓園中。“當時很多華僑積極募捐，很多北洋海軍將士的後裔也積極響應。”陳悅說。
在項目啓動之初，負責修繕的同胞在紐卡斯爾市檔案館查詢了墓地資料後發現，五座墓地中的三座（連金源墓、陳受富墓、陳成魁墓）爲1887年6月30日購買，共花費15英鎊，墓地屬于中國政府所有，這是中國的一塊海外“飛地”。這份珍貴的檔案資料證明了聖約翰墓園中的這些中國墓地，是一百多年前中國清政府出資爲五位義士興建的，證明了墓地是中國留存海外的珍貴文化遺産。
這五座墓曾于宣統三年（1911年）被修複過。據墓碑碑文記載，曾參加過大東溝海戰的原“廣丙”艦管帶程璧光在宣統三年率“海圻”號巡洋艦前往英國參加英王喬治五世加冕典禮時，專程前往聖約翰墓園吊唁五位義士，並重修了墓碑。在1887年埋葬的一位水兵的墓碑基座上刻著一段文字：此墓碑及另外兩座墓碑由中國快船“致遠”和“靖遠”官兵敬立。爲了這些墓地後續能得到有效管理，一筆錢被投放進了一位名叫托馬斯·哈立德的人的賬戶中，這筆錢的年息將用到墳冢修繕工作中，可見當時考慮之周全。
目前，還有一件“遺憾”的事——關于山東榮成袁培福、安徽廬江縣顧世忠、福建福州府陳受富、陳成魁、連金源五位水兵及其後人信息還一直沒有找到。“福建籍的水兵應該好找一些，他們一般有家譜傳承。希望能有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陳悅分析。（大衆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