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白雲怡】“十八大後，中國發生深刻變化。”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中國多種變化之中，政治層面的變化最具意義，因爲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是內部崛起的延伸，而國家內部崛起的主要標志之一是其所踐行制度的崛起。
環球時報：如果讓您用一個關鍵詞形容中國過去這十年，您會用什麽詞？爲什麽？
鄭永年：要形容中國過去這十年的發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描述，那我會選擇“巨變”。實際上，中國從近代以來一直處在變革的過程中，從晚清的改革，到孫中山的革命，再到中國共産黨的革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時代，中國也在繼續經曆著快速的變革。
十八大後，中國發生深刻變化，但我認爲在政治層面發生的巨大變化最具意義。現在有關這方面的討論還不多，但我認爲這一點非常關鍵。西方經常能看到中國經濟的巨變，因爲經濟有明確的、可量化的數字；一些人也能看到扶貧等社會層面的變化，因爲中國中産群體的擴大、貧困人口的減少也有可見的指標來衡量。但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政治和制度層面的變化經常爲國際研究者所忽略。
我一直持這樣一個觀點：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是內部崛起的延伸，而內部崛起的主要標志，並不僅僅是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而是它所踐行的一套制度的崛起。譬如，近代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崛起就是新制度的崛起，而二戰後美國的崛起也是一種新制度的崛起。
我認爲，十八大讓中國現代化道路模式更加清晰和成熟，也爲那些既要發展、又尋求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模式選擇，這具有非常巨大的意義。
環球時報：十年過去了，您如何評價十八大對中國政治發展進程的意義？
鄭永年：近代以來，中國到底應該采用什麽樣的政治制度、走怎樣的現代化道路，曾經是不清晰的。由于在中國文明中，經濟的管理和發展也是政府職責的一部分，倘若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一旦政府無法有效運轉，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治理也會出現問題，其帶來的後果將會比在西方更爲嚴重。
西方一些學者總是說，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變革。這是不對的。我常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奇迹般地同時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的社會穩定——很少有國家能做到這一點——而這兩者正是在可持續的制度支撐和引導下實現的。
環球時報：從長期來看，您是否看好中國經濟的韌性和中國的經濟模式？爲什麽？
鄭永年：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韌性已經多次在實踐中得到證明，從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不僅平穩地度過了這兩次危機，還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到現在，中國也基本上做到了複工複産。盡管在疫情和西方強行對華“脫鈎”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經濟增長比以前有所放緩，但如果橫向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比較，中國的增長依然算得上是很不錯的。
最近有很多人拿中國和越南比較，認爲中國正在被越南取代甚至超越。但不要忘記，中國早期經濟體量較小的時候，實現兩位數的增長相當容易。當一個國家經濟體量足夠龐大時，增長放緩也是一種正常現象。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産總值）是多少個越南（的國內生産總值）？簡單化地說，“越南取代中國”這一說法，除了吸引眼球，並沒有太多實際的、嚴謹的依據。
確實，最近中國經濟遇到一些挑戰，但我們看待當下中國經濟情況時需要考慮到世界經濟的大背景。受疫情、俄烏沖突、貿易保護主義等的沖擊，目前世界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有好的經濟表現，即使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也面臨著高通脹和衰退的風險，還有收入分配不均、社會分化等大量問題。中國並不是唯一面臨經濟挑戰的國家。
從長期來看，中國政府在過去兩年中對教培、互聯網、房地産等領域的整頓是非常需要的，目的是爲了實現民營企業更健康的發展。任何國家都需要爲企業的運轉制定規則，也就是我們說的“資本有序發展”，這是爲了中國整體的、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更好的制度與法律基礎。
從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高層釋放的種種信號來看，中國的各項政策、舉措顯然都在繼續圍繞著經濟建設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來進行。總的來說，我認爲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經濟韌性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話說回來，正因爲如此，我現在也有點擔憂：由于巨大的體量和強大的韌性，中國經濟消化問題的能力很強，一般的小問題不容易被感覺到，這可能會給一些中國人造成“沒有必要開放”的錯覺。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會非常麻煩。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環球時報：您最近發表了新書《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您認爲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是什麽？最應該注意哪些挑戰？
鄭永年：從全球範圍來看，一個國家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爲富裕國家，已經很難了，要（實現）共同富裕，就更難了。即使英美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有非常明顯的社會不公平現象，進而導致了近年來民粹主義的崛起。
現在接近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大多是一些體量較小的國家，比如北歐等福利社會國家，或是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這意味著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爲一個發達且共同富裕的國家，會面臨更多挑戰。
我認爲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我們最應該吸取的是英美等國現在民粹主義興起、社會不穩定的教訓。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也不是簡單地“分大餅”。我們應該在過去40多年的基礎上，既追求經濟增長，也必須確保社會穩定，並從社會長期和總體利益來思考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