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永蘋

今年，一部女性和家庭題材的日劇《坡道上的家》在網絡上引發了熱議，社交平台上人們紛紛寫文章來分享這部劇。有人將之列爲“心中最好的日劇，沒有之一”。豆瓣評分高達9.1分。

《坡道》一劇借由家庭主婦裏沙子作爲旁聽市民參與一起名爲安藤水穗的新生兒母親“蓄意”溺斃虐童案開始。隨著裏沙子作爲案件的旁聽人對于整個案件了解的逐漸深入，她的態度也從最初和許多人一樣覺得“母親溺死親生兒無論如何都是無法原諒的罪惡”到開始同情安藤的遭遇，並在安藤身上逐漸找到了那個被她潛意識遮蔽的自己。

可以說，對于安藤案件的跟蹤審理過程，也是裏沙子女性意識或者說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裏沙子決心結束自己一直以來在家庭中的被動地位，決定與長期以來對于自己進行壓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丈夫離婚……

大洋彼岸的這部只有6集的劇集，在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不小的風波。該劇播出後，被廣泛提及的一個概念就是“喪偶式育兒”，很多母親在論壇和微信文章的留言裏，紛紛吐槽自己的類似經曆，一時之間仿佛所有的媽媽們都醒了過來，成爲了裏沙子，她們面對社會和家庭發問：我們爲何會如此呢？

可以說，這軒然大波背後是中國女性，特別是處于婚姻中的女性，對于自身處境後知後覺的大夢初醒。那麽，夢醒過後，我們是否可以期待改變的可能？

東亞媽媽們的“喪偶式育兒”

《坡道》是根據日本小說家角田光代的同名原著小說改編而成的。在角田今年9月份的中國之行中，記者問她是否知道自己的小說受到了中國觀衆的追捧和熱議？角田坦言自己並沒有料到，而自己的小說和電視劇中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也並不完全重合。相對于電視劇中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立場和觀點，在小說中則呈現出一種商榷的口吻。

劇中側重表現了婚內媽媽們在家庭和兩性關系中被壓抑和被動的地位，正契合了中國式家庭的現狀，因此，這部劇集也被很多觀衆作爲“反婚反育”的教材，很多未婚人士看了也都對婚姻心生恐懼。

但是，角田表示，自己原本的想法並不是想要去抨擊社會對于女性的壓抑，反抗男權和父權，而是想要談溝通和理解的重要性。而筆者認爲，這部日劇在中國之所以能夠引起如此廣泛的影響，恰是因爲它正好切中了中國已婚女性的隱痛和神經。從中可以折射出中國女性，特別是婚內母親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讓人從中看到了女性觀念的懵懂覺醒和她們渴望變革的呼求。

美國詩人、女權主義者阿德裏安·裏奇早在1976年就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的概念。在《生育：母性作爲一種經驗與制度》（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一書中，她指出：在父權制之下，社會只強調母性的無私，而遮蔽女性的自我實現，將女性束縛在母性的牢籠裏，妨礙其成爲個性鮮明的人、自由的人。

“在我們還沒有孩子時，一定會有人對我們說，女人只有做過母親，才是一個完整的女人。等我們有了孩子，一定會有人對我們說，母親對孩子有一生的影響。”這種將母性作爲女性第一性的概念，是對于女性意識公然的壓制。

“天生的母性”，作爲一種社會普遍性對于女性的誤解，讓母性被建構成了一種“無需討論”的默認概念，也讓男性理所應當地將養育孩子的重任，推卸給女性一方。“成爲母親，繼而擁有母性”，已經成爲一種絕對正義，這既壓制了不想成爲母親的女性，也壓制了已經成爲母親的女性。

整個社會機制對于母愛的贊美和歌頌，達成了一種合理性共謀，將母親推到了道德的尖峰，宣揚母親的無私與忘我自然不是出于惡意，但卻在相反的程度上加強了母親的道德焦慮。母愛必須是忘我和無私的，也讓新時代充滿自我意識的女性無法承擔。

“母親就應該每時每刻都在愉快地撫養孩子，用愛和包容去對待孩子，無時無刻不優先考慮孩子，在孩子面前展現出完美的形象。”這些觀念不僅僅從外部對母親進行壓抑，也從內部造成母親對于自身的苛責，讓母親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育兒這件繁瑣而且成效緩慢的事業當中，束縛了母親的自由發展的人格，而自由發展的人格才是一位女性或者說一個正常的社會人的第一性。

如今，女性與男性幾乎同時承受同樣的事業和工作的壓力，可以說，在經濟上面一部分女性已經獨立，更何況，全職媽媽在家庭當中的體力和精力的付出也不應當被視爲一種無價值的勞動。這些都關系到女性權利和意識在國家和社會當中的地位和現狀。

缺席的不僅僅是父親

事實上，從近些年接二連三的新聞事件中，我們也能看到社會普遍存在的對于母親的權力性思維。如，2019年4月28日，福建漳州一位叫石春梅的母親，留下了一封絕筆，帶著兩個兒子，投河自盡。在她留下的絕筆書中，她控訴了缺席的丈夫、刁鑽的公婆、七嘴八舌的村民，讓她“宛如生活在監牢裏。”

同年，一位27歲的二胎媽媽因爲通宵玩手機，突發心源性疾病深夜猝死的新聞也登上各大報紙版面。這位媽媽曾說：“白天被娃累了一天，只有深夜了，娃睡了，時間才是屬于自己的。”

在新聞甚囂塵上的同時，各大論壇中更是隨處可見傾訴産後育兒之苦的母親們，她們討論的“産後抑郁”這個名詞不再作爲醫學術語而是成爲一個常識出現在公衆面前。這背後的諸多訴求，既折射了整個社會在保護婚內女性權益方面的常識性匮乏，也體現了男權在這方面的與世隔絕和不想溝通的“閉目塞聽”的態勢。

缺席的不僅僅是父親，還有整個社會文化思維對于婚內母親主體意識的冷漠無知。這種冷漠無知讓原本就處于生育和育兒焦慮的媽媽們感到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一方面，我們應當看到，父權社會對于男性同時存在規約。以男性要在社會中“立足”“要占有一席之地”“要取得成功”“要養活老婆孩子”等對男性進行規約。

在中國的一線城市中，激烈的社會競爭讓男性處于一種無力喘息的狀態，“加班”幾乎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尤其是一些互聯網等新興産業，加班的現象更是十分普遍。近些年，新聞中也不斷出現一些大中型公司年輕中層過勞死的現象；在中國社會，男性普遍沒有産假，産假變爲了女性所專有，這就在無形之中已經將女性與育兒牢牢捆綁在一起。

而在西方很多國家，育兒則是男女雙方共同的事情，這就是在制度上保證了父親和母親在養育孩子上面要共同承擔責任和義務。我們看到，父權制社會在制度上沒有保障男性育兒的同時，在觀念上，更是讓女性作爲育兒的主導者，幾乎承擔了所有養育孩子的工作。

在公共設施的宣傳海報和電視廣告等節目中我們就可以窺見社會對于女性育兒觀念的根深蒂固：女性與孩子同在的畫面常常出現。即使在政府部門的一些公共設施上，也將父母都應該承擔的責任，變爲媽媽單方面的責任，言必稱媽媽應該如何如何……而不是父母應該如何如何……

同時，在微觀層面，在男權社會文化下，男性對于不承擔育兒表示出一種心理上的“坦然”，對于育兒展示出一種“只有女性擅長，女性與孩子是天然的共同體”的男性觀念，以至于他們在母親育兒的過程中處于普遍性缺位的狀態，從而將處于育兒焦慮中的女性推得更遠。

而中國80後、90後一代的母親，大都仿效西方的育兒理念，對于孩子的養育也都悉心學習最先進的育兒方法，以期望改變傳統的育兒模式的諸多問題。但是由于中國社會文化意識制度的不同，讓中國母親往往處于孤立無援的荒漠狀態：一方面是“喪偶式育兒”的孤立無援；另一方面是制度方面對于兒童安全的保障不足，讓許多年輕媽媽沒有勇氣將孩子放入到屢出問題的保育園或者幼兒園。這在無形當中又增加了年輕媽媽的焦慮。

在制度性保障方面我們看到，日本、新加坡、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的政府爲了改善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鼓勵生育，幾乎承擔了生養孩子的大半壓力。在芬蘭等北歐國家，養育孩子幾乎不需要家庭成本。這就在經濟上免去了新父母們的負擔，經濟負擔減緩的同時，也會緩解育兒的精神上的壓力。嚴酷的社會經濟壓力，讓男性更多地傾注精力在事業的奮鬥上，理所當然地將育兒的戰場讓位給了女人。

低生育率：東亞國家共同的困境

據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適齡婦女生育率（每名婦女的平均生育數量）爲1.20，遠低于預期的2.1。這些低生育率的數據表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生育子女。

事實上，不止中國，這種現狀在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中都普遍存在，這種較低的生育率甚至被很多日本人視爲“國難”。

2019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日本從3歲到5歲的保育園、幼兒園所有費用全免。在初中畢業以前，所有學費和醫療費全免。不僅如此，政府每個月還給每個孩子發放“兒童工資”，折合人民幣1000余元。

一方面是政府在鼓勵生育，爲生育提供方便條件，另一方面卻是男權社會對于女性育兒的根深蒂固的壓制觀念和男性在育兒中的普遍缺位，及社會整體機制的缺失，這導致很多女性依舊恐婚恐育。

可作鏡鑒的女性權利發展良好的北歐國家中，合理的産假制度在根本上承認男女雙方在育兒方面享有同樣的權利和責任。男性和女性均享有420天的産假。夫妻雙方要共同擔當養育孩子的權利和責任。夫妻自己協商，自由選擇。在北歐，“奶爸”成爲一種普遍現象。這對家庭和睦、孩子教育都是有好處的，育兒是男女或者說父母雙方共同承擔的責任，絕不是女性的專利性責任。

當然，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福利待遇也不會相同，但光是在觀念上營造一種男女平等，在“育兒不是女性和媽媽的專利”這個意識的起步階段，就還有很多努力要做。

媒體人洪晃在“一席”中說過，真正享受女權紅利的是男人們。“當世界不再壓迫女性，它也同時在解放男性。”育兒，在是一種責任的同時，也應當是一種權利，男性也不應該被剝奪掉享有育兒權利的可能性，即使男女雙方出于經濟收入的考慮，讓女性承擔育兒責任，男人們也不應當坐享其成，而應當適當地伸出援手。

在《坡道上的家》的結尾，裏沙子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家庭，而是選擇重新回到家庭中。她的丈夫似乎也因爲發生的諸多事情而發生了某些改變。實際上，媽媽們並不是一定要在育兒的問題上跟爸爸們爭個你死我活，她們真正需要的是一點點理解和困難時期的幫助。

影片的結尾，溺死孩子的母親安藤正在等待著法律對自己的宣判，當法官說出了諒解她的話語時，一直在整個庭審中毫無表情的安藤，終于放聲大哭了出來。這是一種對于理解和同理心的感動與釋放——即使在法律面前的一個罪人，在內心深處，等待的仍然是社會和家人的理解。

誠然，我們今天探討的不是女權主義的整體性問題，而是，在從一個切口——婚內的孩子養育問題上來探討女性權利的狀況，目的是期待一種更好的可能，畢竟我們不能讓所有的母親都離婚和拒絕家庭生活。

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處于一個曆史的台階上，而我們就是站在這個台階上的具體的個人。站在這個台階上的男女雙方都承受著當代的缺陷，與其選擇抱怨、逃避，將男性視爲洪水猛獸和無法溝通的異類，不如，停下來與他們好好談談，商榷一下可以期待改變的未來。

在困境面前，如果我們能夠坐下來傾聽彼此的心聲，打開我們的心門，在彼此孤單的時候給予理解、安慰和幫助，而不是將一切視爲理所當然，那麽，男女兩性將會迎來更好、更健康的關系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