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黃循財

“70後”黃循財確認接班李顯龍：個性吉他手不走新加坡政客老路

文/田邨

書蟲、吉他手和愛狗之人——這是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在社交媒體主頁上對自己的描述。

如今他多了一重全新的身份：2022年4月14日，經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及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確認，50歲的黃循財被正式推舉爲人民行動黨“第四代團隊領導”。換言之，不出意外的話，他即將接替李顯龍，成爲下一任新加坡總理。

在新加坡，總理職位是政府的最高領導者，由“名義國家元首”的總統直接任命産生，無需經過選舉。一直以來，新加坡總理同時也是議會第一大黨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自1959年建國至今，新加坡只經曆過三位總理的統治。“國父”李光耀于1959年到1990年任總理，“過渡領導人”吳作棟1990年到2004年任總理，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則于2004年接任總理至今。

到2022年正好年滿70歲的李顯龍，在前幾年已經多次表示新加坡“不應有70歲的總理”。因而，第四代領導人會在今年最終確定，早已是新加坡人所共知的事情。

不過，直到一年前，黃循財能否成爲李顯龍的接班人，仍充滿懸念。如果倒退兩年，他甚至不被外界認爲有接班的“候選資格”。李光耀的前秘書、前財政部長王瑞傑，陸軍參謀長出身的工貿部長陳振聲，領導新加坡抗疫的衛生部長王乙康，都被認爲是比黃循財更有競爭力的人物。那麽，這位多才的“吉他手”，是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

黃循財2017年在社交帳戶主頁發布的自己和寵物狗一起休息的照片

李顯龍提拔起來的“年輕人”

在這次“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地位明確之前，黃循財已經在至少八個政府部門擔任過職務。1997年留美歸國後，他以經濟師身份加入貿工部，開啓公務員生涯，之後輾轉貿工部、財政部、衛生部、國防部、教育部、新聞通訊及藝術部、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以及國家發展部等多部門任職，也是新加坡內閣中僅有的兩位“70後”部長之一。

黃循財的成長路徑幾乎完全複刻了他在“接班”路上最重要的競爭對手王瑞傑：兩人均擁有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王瑞傑曾任李光耀的私人秘書和助手，而黃循財曾任李顯龍的私人秘書和助手。兩人的仕途都經過教育部長和財政部長兩個關鍵職位，且黃循財就任財長正是填補王瑞傑調任副總理留下的空缺。

2018年到2021年期間，王瑞傑被外界普遍視爲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的指定人選。然而，2021年4月8日，王瑞傑向李顯龍請辭第四代團隊領軍人物，宣布不會接替李顯龍出任總理和人民行動黨秘書長，公開說法是“身體原因”。2016年5月，王瑞傑確實曾在內閣會議上因中風昏倒，經住院治療後，直到8月才返回工作崗位。然而這個變故並未影響他在2018年正式接棒“接班人”，並挺身領導2020年的抗疫及大選。

2020年的新加坡大選是人民行動黨在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下迎來的一次“大考”，雖然總體贏得選舉沒有懸念，但能否贏得“漂亮”，成爲新加坡各界關注的焦點。在新加坡特殊的政治體制下，諸多選民都意圖通過選舉對執政當局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正當此時，在東海岸集選區連勝二十年的李顯龍嫡系、原總理署部長林瑞生因年齡和身體原因退出政壇，誰去代替他迎戰該選區最大的反對派代表、號稱“網路人氣最高”的工人黨青年委主席佘雪玲？身爲第四代“接班人”的王瑞傑責無旁貸，放棄了自己深耕的淡濱尼集選區。

2020年大選最終以執政黨獲勝告終，但該黨總得票率僅爲61.23%，比上次大選下挫8.6%。身爲選戰實際負責人的王瑞傑被黨內呼籲出來“承擔責任”。不能否認的是，人民行動黨的大選失利與多個關鍵選區支持率暴跌有關，而王瑞傑領銜參選的東海岸集選區恰是最突出的一個：執政黨僅以不到7%的微弱優勢勝出，創下該選區史上最差選舉記錄；而反對黨佘雪玲則錄得在該選區的史上最高得票率。因而，政論人士多認爲，王瑞傑黯然請辭第四代“接班人”，主要原因就是2020年大選失利。

然而，細究之下，王瑞傑的離開幾乎是新加坡政治發展的必然。如前面提到的，王瑞傑是李光耀的私人秘書出身，在李顯龍上台前已經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而無論是黃循財，還是王瑞傑請辭後和黃循財競爭“接班人”的另一位部長陳振聲，都屬于李顯龍時代新提拔起來的“年輕人”。在寫給李顯龍的辭職信中，王瑞傑亦流露出“接班人”之爭的代際考量：

“我今年已經60歲了，由于危機會持續一段日子，危機過去時我已經60多歲，60多歲還是很旺盛的時期，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回頭看三位前總理接棒的時候，我如果出任下一位總理，我准備接棒的跑道會太短。我們不僅需要一位能帶領國家在後冠病時期重建國家的領導人，也需要能帶領步入下個建國階段的人。”

王瑞傑請辭後，新加坡內閣的部長排序的前四名變爲：貿工部長陳振聲、教育部長黃循財、交通部長王乙康、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這四人也都是《聯合早報》公布的“第四代團隊”核心成員。其中，曾刷新新加坡“最年輕部長”紀錄的陳振聲，在2018年王瑞傑被確定爲“接班人”時，就通過被黨內選舉爲第二助理秘書長（第一助理秘書長爲王瑞傑），成爲王瑞傑內定的副手。“王下陳上”似乎是2021年4月後的定局。

然而，一年之後，卻是“黃上”而非“陳上”。爲何黃循財最終能在和陳振聲、王乙康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呢？有分析認爲，政治上的考量可能有兩點。一方面，陳振聲、王乙康生于1969年，而黃循財生于1972年，具備更強的年齡優勢，也能讓新領導人獲得更長的執政周期。另一方面，此前王瑞傑或許出于“接班”的考量，在領導抗擊疫情時，將黃循財、王乙康納入新加坡抗疫的核心領導層，而將陳振聲排除在外。當黃循財、王乙康因防疫和複蘇經濟獲得更多的黨內和民間支持時，陳振聲的聲望自然有所下跌。

而在黃循財、王乙康之間，黃循財本就在黨內排位更高，且擔任過的部長職位更爲重要；王乙康因接替王瑞傑成爲防疫工作總負責人，又從交通部長轉任衛生部長，雖然贏得了聲名，但在資曆上反而和轉任財政部長的黃循財拉大了差距。

不過，更關鍵的問題是，黃循財和陳振聲、王乙康有截然不同的出身。黃循財的父親是一名普通職員，母親是小學教師，哥哥是工程師，他本人是政府公務員而非政客出身，2005年到2008年擔任時任財政部長的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之後在李顯龍的推動下才參與政治活動。可以說，他的政治生涯幾乎是從一張白紙開始，後經李顯龍親自“繪制”。

相比之下，陳振聲雖然也出身平民階層，但是是在卸任新加坡陸軍參謀長後才投身政壇，此前他深耕軍界，和李顯龍並無明顯交集。王乙康則出身政治世家，不僅父親是國會議員，他的堂兄也是人民行動黨現任議員。值得注意的是，王乙康的家庭在政壇並非李光耀或李顯龍的親密盟友，而他本人又是一位地産大亨的女婿，和獅城政商界的關系盤根錯節。此外，陳、王也都沒有擔任李顯龍私人秘書的經曆。

不論過程如何，但黃循財最終成爲“接班人”，對李顯龍而言顯然是“最好的結果”。

黃循財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年輕時演奏吉他的照片

街頭彈吉他，頭發老婆理

正因爲黃循財與李顯龍的特殊關系，對于黃“接班”後的新加坡政局，外界並無太多新的預期：至少在短期內，“沿著李顯龍的政策前進”會是第四代團隊的不變方針。讓人們關注的是，黃循財獨特的個性與愛好，會否體現在他的後續執政中？

從幼年開始，黃循財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學生。他熱愛求知，興趣廣泛，但對于名校、考試頗爲不屑。曾有人問年輕時的他，爲何成績很好卻不去就讀精英學校，黃循財說，自己現在讀的中學就在家門口，有熟悉的小夥伴，上學 “很開心”。黃循財最大的興趣愛好是彈吉他，幼年時每年都去父親的一位朋友家學習，之後也持續自學，但從不去考級或正式上課。

並不意外的是，到中學時代，黃循財喜歡上被當時的新加坡社會視爲“叛逆”的美國搖滾樂，也自學畫畫，常讀科幻小說。他最喜歡的樂手是美國吉他歌手埃裏克·克萊普頓和巴迪·蓋伊，也因此選擇到美國讀大學。

雖然本科時根據父母的建議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主修經濟學，但給黃循財留下最深回憶的，是和來自美國農村的室友一起去大街上彈吉他。當時他們每個月都去街頭表演兩個小時，“運氣好的話還會有30元收入。”

個性獨特的黃循財回到新加坡後，最初並未完全融入相對教條死板的政府生活。他輾轉貿工部、財政部、衛生部擔任普通公務員，雖然政績優異，但提升速度並不快。直到李顯龍到財政部任部長時“慧眼識珠”，迅速將其任命爲自己的私人秘書，隨後又迅速提升黃循財爲能源市場監管局局長。

等到將黃循財納入自己的內閣後，李顯龍也用其所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將黃循財安排在經濟、財政部門，而是讓其全權負責新加坡的青年、文化、體育、環境保護、教育等工作。正是在這些部長職位上，黃循財爲當時逐漸僵化的新加坡社會治理吹進了“新風”，無論是建設國家青年基金、更新綠化城市建設、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零突破”、選拔和培養高水平運動員、籌辦大型青年、體育及文化活動，黃循財都展現出力求創新的一面，也逐漸熟悉並掌握了將這些想法落地的政治運作。

但長期浸淫政治並未改變黃循財的性格。他一直樂于談論自己的“吉他生涯”，在2014年的迎新公衆活動中還以高級政務部長的身份即興演奏，獲得滿堂彩。疫情期間，他在出席公衆場合時坦言自己有些不修邊幅的發型是“老婆在家理的”，引得記者哄笑。2020年3 月，黃循財在議會發言時，向參與抗擊疫情的醫護人員致敬時情緒激動，當場淚流滿面，更激起公衆的好感。

最近幾年，人民行動黨高層逐漸意識到，新加坡政治參與度長期偏低，民衆對傳統政治人物的刻板形象多少有些厭倦，反對派又一直利用社交媒體、“青年代表”等拉攏年輕選民。此時黃循財適時地出現，向民衆展現出一位個性十足、有共情力的政府部長形象，事實上有利于執政黨陣營的長期治理。而這樣的“新風”，在“黃循財時代”的新加坡，只會越來越多。

黃循財

苦修中文的“中國通”

外界普遍認爲，“黃循財時代”不會變的，是中新之間長期以來的友好合作關系。與曾負責華裔事務的陳振聲等其他“第四代團隊”領導人相比，黃循財的中文能力原本並不突出。2020年時他還坦言，因爲父母一直是用英語和馬來語溝通，小時候家裏沒有“華語環境”，他學習中文非常吃力。但到2022年3月出席公衆活動時，黃循財已經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演說，並就人力政策和企業援助等專業議題用中文同各界代表溝通，讓人們眼前一亮。

雖然近期才苦修中文，但黃循財過往與中國高層打交道的經驗、對中國當前政治經濟政策的了解，事實上高于新加坡的同代政治人物。除了在負責青年、文化、體育事務時和中國官員結下的友誼外，黃循財最重要的“中國緣分”多少有些機緣巧合：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京舉行時，印尼、老撾、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菲律賓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峰會，泰國政府亦派出6位內閣部長。新加坡政府派出的則是由時任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領銜的代表團。

雖然歐美媒體有一些“新加坡代表級別低”的質疑，但黃循財卻因此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留下深刻印象。他當時表示，這項倡議“很可能是世界上促進區域合作及融合的最大平台”，願與中國攜手落實，希望通過國際經濟合作，實現福利增長和經濟安全的雙重要求。此後雖然轉任多個部長職務，但黃循財仍多次出席有關“一帶一路”的合作活動，並推動自己管理的部門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深入合作”，爲雙方合作的出版物撰寫序言，體現出對中新經濟合作的堅定支持。

在一篇文章中，黃循財曾梳理道，中新之間的“牢固友誼”可追溯至1978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和工業化建設。此後，兩國相繼開展了3個政府間合作項目。1994年中新蘇州工業園項目誕生，2007年中新天津生態城項目啓動，2015年雙方又宣布合作開展中新（重慶）戰略互聯互通示範項目。這其中，兩個項目都誕生于李顯龍任總理、黃循財任內閣部長期間。

“新加坡與中國有著特殊的政治經濟聯系，因文化和價值觀存有深層共性而彼此相互學習，同具追求卓越和成功的夢想……中國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黃循財在文章中指出，“新中關系有著堅固的基礎和共同的理想，因此我深信，未來會有更大的合作空間，讓兩國繼續共享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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