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甯欣（甯可先生長女，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學人小傳
甯可（1928—2014），湖南浏陽人。曆史學家。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學、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1948年參加革命工作。1955年到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工作，參與創建曆史系。曾任中國史學會理事。著有《甯可史學論集》《史學理論研討講義》《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合作）、《敦煌的曆史與文化》（合作），主編和參加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隋唐五代經濟史》《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中華文化通志》《敦煌學大辭典》《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部分）》等。
父親甯可的頭銜很多，但他常常自稱是“教書匠”和“曆史工作者”，這應該是他對自己的定位。這個定位，源自他對教書工作的由衷熱愛。一個好的“教書匠”，要有良好的口才、開闊的視野、嚴密的邏輯，三者缺一不可。同時，作爲“曆史工作者”，他尤其注重以研究引領教學。
從小板凳到大學講台
父親不喜高談闊論，在不熟悉的環境和人群中，往往一臉的嚴肅和沉穩，似乎難于接近。雖然他自認爲口才不好，甚至一緊張還會結巴，但從小就有講演的經曆，且講演題目都與世界和中國發生的大事有關。
1932年到1933年，父親四五歲時，隨我爺爺赴南洋，居住在巴生（英文譯名爲瑞天鹹），這是馬來西亞第一大港口。奶奶曾任當地中華女校校長，每當學校開慶祝會，必定由“小鼎”（父親小名，可見奶奶對他的期望值甚高）當場表演，很出風頭。父親還記得某一次站在小凳子上用廣東話講狼來了的故事：“有一個小孩子，出去牧羊……”他們曾臨時住在一個旅店，父親自認爲最神氣的表現是跑到別的旅客房裏，站到一個小肥皂箱子上，演講國人頑強抗戰的故事，講得眉飛色舞。那些客人當然都是華僑，紛紛拿出糖果來給父親吃，受到鼓勵的父親，始終記得講演後被“追捧”的感人場面。（參見甯可《流年碎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大批機構、民衆向西南遷移。1939年，已經回國的父親一家人，一路南下，在貴陽落腳。父親和叔叔先上正誼小學，後轉到箭道街內一邊的尚節堂小學。1939年的夏天，貴陽市各小學舉行演講比賽。學校推選父親去參賽，他自擬的講演題目是“我們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空軍”。父親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他特地穿了一件新府綢白襯衣，在上演講台時，因爲過度緊張興奮，忘了題目，幾分鍾後才回過神來，結結巴巴地開始演講，漸入佳境，慷慨陳詞，昂揚激奮。大概是開場時表現欠佳給評委留下深刻印象，父親遺憾落選。那時，母親劉淮一家也避難到貴陽，恰好也被推選參加了這次講演比賽，因口齒清楚，嗓音圓潤，從容駕馭著抑揚頓挫，獲得第二名。在這次講演會上，母親與父親第一次邂逅，但他們互相並不認識，亦無交集，正可謂“擦肩而過”。
據當時同在貴陽上小學也參加了演講比賽的曹健叔叔回憶，雖然互相不認識，但他對母親聲情並茂、文采尤佳的講演幾十年後仍記憶猶新，津津樂道。他對父親開講前幾分鍾停滯的窘迫，似乎並未留意，印象深刻的是台上這個五六年級的小男孩，講的是空軍在軍事上的意義，那篇講演稿是所有參賽者中“最突出、最精彩，也是最富于個性特色的一篇”。據他的回憶，一開頭，父親就講，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立體作戰的時代，也就是陸、海、空三支作戰力量相互交融，構成更強大的軍事威力，並且形成新的作戰形式的時代。對制空權在現代立體戰爭中的作用、空軍在對日作戰中的重要性，父親侃侃而談，邏輯思維嚴謹，數據充實，論說有據。（曹健《和甯可兄的第一次見面》，載《永遠的懷念:甯可先生追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父親選擇這個演講題目，應該與多次目睹和躲避日軍空襲的經曆有關。1937年，他在南京、長沙都躲避過日軍的空襲。南下貴陽後，又經常參與防空演習。1939年2月4日，日軍對貴陽的第一次大轟炸，市中心的大十字街是重災區，父親經常駐足讀書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分店悉數被毀。父親在《流年碎憶》一書中，描述了他當時目睹轟炸後的慘景，原話是“精華頓失”，可見幼小的他是何等痛心疾首。父母親後來與曹健叔叔重逢時，得知都曾避難貴州，而且都曾參加小學生演講比賽，真可謂“天涯何處不相逢”，他們自此成爲不離不棄的好朋友。
父親從重慶南開中學畢業時，抗戰已經勝利，西南聯大也遷回北平，恢複原有校名。1947年，父親考上北京大學史學系，1948年，上到二年級，就和母親以及好友趙立生等同學一起奔赴了解放區。隨著解放軍一起重回北京城時，他已經成爲一名革命幹部。父親先是被分配到東四區（今屬東城區）區公所（後改稱區政府）文教科，擔任過科長，管理範圍包括本區的中、小學，負責招聘當時非常緊缺的中小學老師。因工作需要，經常要在群衆會議上講話，他穿著上衣，背著挎包，面對著群衆，越講越興奮，不知不覺地把上衣扣子一顆一顆解開，又一顆一顆系上。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情況複雜，各區幹部都有配槍，衣服扣一解開，腰間的配槍自然曝光，估計父親自我感覺也很神氣。不料有人舉報說父親故意露槍耍威風，爲此父親專門做了檢討。檢討早已成過眼煙雲，但仍能想見，剛20歲出頭的父親，作爲年輕的革命幹部，在群衆面前講形勢、講政策，那種意氣風發、口若懸河的場景。
從文教幹部轉型成爲“教書匠”，源于隨後的幾次調動。1952年，父親調到北京市教育局工作，1953年，調到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1954年參與籌辦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科，並于次年參與創建曆史系，開始成爲真正的“教書匠”。父親年紀輕輕，只有26歲，資格卻很老，與成慶華、戚國淦兩位先生一起跻身北京師範學院曆史系元老級的“三駕馬車”。父親剛上講台，卻受到質疑，主要原因是有人認爲他的學曆和資曆都不夠。學曆僅是大學肄業，上到大二就奔赴解放區參加工作，教書資曆更是屬于零起點。當時，初建的師範學院曆史系老師主要是各中學的骨幹教師，如齊世榮、謝承仁等先生。關鍵時刻，成慶華先生給予了父親很大幫助和鼓勵。他看重父親的人品，欣賞父親的才華，相信父親一定能在大學講台上作出突出成績，還主動讓父親參考自己的講義。父親可謂負重而行，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終于在大學講台上耕耘出一片沃土，不負成老先生所望。父親和成慶華先生的友誼經受了順境和逆境的考驗。“動亂”的特殊歲月，兩人都“落難”，私下仍然秘密來往，時刻關心著對方安危。我和妹妹甯靜、甯卿以及成先生家的第三代小光（大名成光，成漢昌老師之子）都曾經充當過聯絡員角色。
這種友誼加親情，不僅保持終生，還延續至他們身後。成慶華先生1996年去世，2010年，父親拿出自己的積蓄創設“成慶華甯可優秀學生獎學金”，是爲了鼓勵和支持年輕學子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勤奮耕耘，也是爲了紀念成慶華先生對後輩的扶持和對曆史學科建設的貢獻。這種薪火相傳的方式，使兩位老先生的情誼以及對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科的期待延續到他們身後的綿綿時光。
20世紀70年代初，甯可與北大老同學在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門前合影，左起依次爲湯一介、甯可、趙立生、石谷、馮登泰、吳增琪。
“馬奇諾防線”
父親選擇曆史專業，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上高中時，他喜歡天文學，讀了好些書，還撰寫過《天文望遠鏡發展簡史》（上、下），發表在《中央日報·科學周刊》1946年8月21日和8月28日兩個版面。作爲高中生，他的論述已經很專業了，還配有各種圖表。但因不喜歡數學，上課不用心，私看課外書，成績不佳，只好放棄學天文學的志願，將理想改爲從事天文學史研究。報考北大曆史專業，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入學前，已經設想把畢業論文的題目定爲《中國天文初期史》。但考入北京大學後，父親的興趣逐漸從仰望星空轉向回望曆史，原先對天文學的喜好逐漸淡化乃至邊緣化了。
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雖然只上了兩年，但這段經曆對父親影響至深。父親說：“兩年時光不比一張紙厚，也不過在曆史的濃雲中撐開一條小縫隙。可就在這兩年，中國曆史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我也在時代潮流的激蕩推動下，從一個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長爲一個開始走上自己道路的青年，用時下流行的話說，是進入了一生的拐點。”（《流年碎憶》）
父親記得最清楚的是在北大上學時，鄧廣銘先生在課堂上強調，人說史學系是北大的“馬奇諾防線”，中國史更是史學系的“馬奇諾防線”，你們現在已經守在“馬奇諾防線”上了。由此可知，北大史學科有堅實的基礎和雄厚的實力，鄧先生對史學系的底蘊和未來抱有信心。那時，全系教師共12人，計有教授7人（鄭天挺、毛准、向達、余遜、楊人楩、張政烺、韓壽萱），副教授1人（鄧廣銘），助教4人（楊翼骧、胡鍾達、王樹勳、汪篯）。父親所在的年級共40人，濟濟一堂，國內少見。
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時，父親在《光明日報》撰文《回憶在北大受業時的四位老師》。這四位老師是張政烺、余遜、楊人楩和梁思成，都是我們這些後學高山仰止的大家。父親還曾爲鄧廣銘先生的《隋唐五代史講義》和《宋遼金史講義》撰寫前言，文中回顧了鄧先生對他的教誨和期望，以及北大史學系其他老師和他們講授的課程對父親堅守史學研究領域“馬奇諾防線”的深遠影響。
從父親留下的講義可知，自北京師範學院創建曆史系不久，他陸續開設過“中國通史（先秦到宋遼夏金元）”“隋唐五代史”“中國曆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等課程，20世紀80年代以後，又開設過“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資本論〉選讀”“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專題”“曆史科學概論”等課程。這些課程與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即中國古代史（以隋唐五代史爲主）、中國古代經濟史和史學理論有關。
父親去世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撫摸著他遺存的厚厚一摞講義，紫皮硬殼，封皮寫明講義的課程及時間，活頁藍色格線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娟秀內斂的小字，整齊有序，分隔欄中時常有補充或提示文字，感慨萬分。最早的講義是20世紀50年代的，最新的講義是20世紀90年代的，有通史課的，有專業課的，有研究生研討課的。目前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的有：《中國通史（夏—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講義》《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東漢—元》（1954）、《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宋遼金元》（1956）、《宋遼夏金元講義》（1956）、《中國曆史要籍介紹及選讀（1957—1958）》《中國通史：先秦—晉南北朝》（1980，北京大學講義修改稿）、《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20世紀80年代）、《〈資本論〉選讀》（1986）、《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專題》（1992）、《曆史科學概論》（1959—1981）。上述手稿總計約150萬字，部分內容是重複的，其中部分比較完整的講義經整理後收錄到了由郝春文和我主編的《甯可文集》第十卷之中（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講義凝聚著父親的心血，伴隨著他不斷探索和追求，伴隨著他經曆種種坎坷和磨難，也記錄了父親半個多世紀從青澀到成熟的“教書匠”生涯。
我曾經旁聽過幾次父親講課，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課語言幹練，邏輯缜密，深入淺出，生動而幽默。整節課他沒有一句寒暄，也不夾雜與本課無關的語句，往往一節課結束就是一篇完整、嚴密的文章。他全身心沉浸在曆史情景中，不僅將學生帶進曆史，還啓發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最令學生佩服的，是父親的結束語往往與下課鈴同步。
沉浸于曆史的時空
20世紀80年代以後，父親給研究生開設的主要課程“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可謂他“教書匠”生涯的“點睛之筆”，也是他“教書匠”生涯的收官之作。這或可看作父親在堅守“馬奇諾防線”基礎上的伸展。
父親對曆史地理感興趣，始自在北大選修楊人楩先生世界曆史課時。楊先生上課伊始，先指定參考書，其中就有俄裔美國曆史學家羅斯托夫采夫的《古代東方》和《希臘羅馬史》。《古代東方》的導言部分講到古代東方曆史形成的諸多條件，其中，地理環境一節尤其令父親感到驚歎，原來地理和曆史的關系是這麽緊密。父親遂以有限的英文水平吃力地通讀一遍，從此對地理與曆史關系産生了興趣。楊人楩先生期中進行了一次考試，除了二三十道名詞解釋外，還有兩道大題，任選其一，父親選做的是“地理環境對古代東方曆史的作用”，不僅得了高分，也更加激發了他對曆史地理的興趣。
曆史的發展演變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進行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正是曆史工作者穿越今日時空、沉浸于曆史時空的方式。將曆史與地理結合，是一門理論結合實踐的科學，正如書和路的關系。如何將曆史與地理進行結合，則因人而異。
父親出生在上海，幼年時跟著我爺爺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安南（越南）、柬埔寨等地生活，後又隨著我爺爺回國，先後從江蘇、湖南、湖北、貴州到四川，考上北大之前（1946年），曆經14所學校；轉型爲大學教師後，各地的考察就與讀書有機地結合起來。改革開放以後，他走出國門，因公因私去過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算下來，還不如母親通過“歐洲若幹國遊”去的國家多。但驚人的記憶和細致的觀察力，以及“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底蘊，使得他的出遊，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遊山玩水。
父親的“行路”，並不限于自身的出行，他親自組織和主持了三次考察，1981年的“絲綢之路”考察，1982年的“河東兩京”考察，1984年的“唐宋運河”考察（父親因故未能參加實地考察）。學者們曆經數萬公裏，走訪數百處考察點，留下了《絲路訪古》（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晉秦豫訪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運河訪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三本考察遊記。現在的學界對考察和調研已經習以爲常，但在20世紀80年代，這幾次考察確有引領風氣之先的效應。這些考察的經曆、見聞，對父親來講，也屬于沉浸式的學術體驗。考察隊員高世瑜（時爲《曆史研究》編輯）在追憶時提道：“一路多見佛寺，而我對此一無所知，記得最清楚的是甯先生在各處爲我們實地指點、講解佛塔的種類、形制、建築以及各種佛像的前世今生、姿態、寓意等等，我第一次知道了窣堵波式、樓閣式、密檐式、金剛寶座式等各種佛塔以及其他佛教知識。當時只知甯先生是唐史專家，不料竟有如此豐厚的佛教學問，令我驚訝也令我欽佩。”當時，考察隊一路考察，一路吟詩作文，一路歡聲笑語，隊員們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胡戟、張海瀛、閻守誠等教授都曾撰文回憶，父親被大家親切地稱爲“終身隊長”。
實地考察、運用地圖和課堂講義是“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課程的“三角支撐”。父親的沉浸式教學，並不限于路上的考察，研究地圖和沉浸式的講述是他獨特的“行路”。當因故不能實地考察時，他就依靠地圖和書本解決地理和曆史關系的問題。父親授課和講義的題目都是“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但他的視野並未局限于古代“中國”的地理範疇之內，而是以地理結構爲研究框架，因此一幅“東亞大陸地形圖”成爲這門課程的架構基礎。這幅地圖包括我們現在常常提到的北亞、內亞，並沒有局限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等狹義的“東亞”。在此基礎上，父親審視東亞大陸板塊的整體構成，討論中心和重心的形成與轉移，內部六大區域的劃分與相互聯系，各大區域內部的民族、經濟生活與山川氣候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對各區域發展的影響、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和作用等問題。我記得這幅地圖是從圖書館借閱的，陸續使用了十幾年，雖然每次使用後都精心折疊保存，但仍不免多處破損。
有學長曾感慨地向我講，父親在課堂上描述軍隊大規模遷徙時萬馬奔騰的場景，一如展開一幅曆史畫卷，聽衆受到感染，仿佛身臨其境。父親曾經向我推薦武俠小說作家雲中嶽的作品。雲中嶽並不在武俠小說四大名家（金庸、梁羽生、溫瑞安、古龍）之列，有人甚至把他貶爲“二流作家”，但他敘述曆史事件和人物經曆時，經常穿插對道路交通、山川形勢、方位布局的描述，筆法娴熟，成爲其作品最具欣賞和回味價值的部分。
進入21世紀，父親步入老年，又有多種疾病纏身。2013年春節前夕，他在給舊日同學、好友田余慶先生的信中寫道：“十年前自號‘龍蝦’（聾瞎），不料體質與時俱退，徜徉四半堂。勉強可用者只剩半只眼（一眼盲，一眼看書要用大倍放大鏡），半只耳朵（雙耳聽力各失去一多半），半口牙（尚余16顆），半邊嗓子（聲音嘶啞失去上課能力）。故改號‘四半’。”後加上腦梗與肺疾，湊成“六半”，于是堂號也爲此而更名爲“六半堂”。我愛人楊仁毅特地刻印一方，我則配文釋曰：“耄耋已至，體衰身殘，眼瞽、耳聾、聲啞、牙缺、腦梗、肺疾，尚存一半功能，故自號‘六半堂’。”步入了“六半堂”，意味著不得不離開他熱愛和堅守的課堂。就在由“四半”走向“六半”的過程中，父親修改和擴寫了《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的書稿。
我現在仍然會時時穿越曆史的時空，回憶起在燈光下，寂靜的夜晚，父親伏案一筆一畫地構思和書寫講義的背影。他的習慣是把要講的每句話都寫下來，旁邊堆滿了需要參考和閱讀的書刊、圖冊。父親的博士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鄧京力組織學生對“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的課堂錄音進行了整理，父親據此又對講義做了多次修改。他修改一次，我就核校、錄入一次，如此反複多次，最後形成了40多萬字的書稿。
遺憾的是，原計劃的修補和擴充還有三分之一的內容因父親去世而未能完成，就如東亞大陸六大區域發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點一樣，現在呈現給我們的書稿，各章繁略不一，讀者或許有頭重腳輕之困惑。這些遺憾，只能留給已在天堂的父親了。
五十年的磨砺和積累，三十年的探索和增補，批刪十數次成文的《地理環境與中國曆史》，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活的曆史，是可以穿越時空的。希望讀者能體會到父親縱覽山河的胸懷，感受到他靈動的思維，讀懂這位“教書匠”的語境與心境。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11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