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CNKI知網再度因爲定價問題陷入輿論風波之中。起因是近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一封4月8日的郵件截圖在網絡上流傳——內容爲“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正考慮通過維普期刊數據庫和萬方學位論文數據庫對CNKI數據庫形成替代保障”——隨後該中心發表聲明證實。（相關報道可見新京報公號4月20日文章）而知網此番爭議距離上一次還不到半年，2021年12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訴知網成功，此前趙德馨發現知網擅錄其100多篇論文卻並未支付稿費，並在2020年8月選擇起訴維權。但勝訴後，趙德馨表示，知網下架了他全部論文。
如果將時間拉長還可看到，在過去十年，北京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多所高校都曾因續訂數據庫的費用持續上漲的原因，宣布停用過知網，不過最終基本都恢複了訂閱知網。
同方知網2005年至2021年毛利率變化。（資料來自同方股份財報）
在知網引發的衆多輿論中，爲數不多“沒有負面”的一次是2019年2月。當時，演員翟天臨在直播間的一句“知網是什麽東西”（並且講完後強調了一次）使其學術能力遭到質疑，該事件成爲導火索，在這之後，翟天臨博士學位被撤銷。在中國，知網堪稱是最爲重要的學術數據平台，寫學術論文不識知網，可能就像現代人辦公不會用word一樣令人匪夷所思。而這也恰好反映了知網巨大的影響力和市場份額。
如今圍繞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聲明，網絡、媒體和學者們都對知網的定價和版權爭議提出各自的看法、分析，強調知識基礎設施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其實，在一個人們所謂“知識爆炸”的年代，知識的昂貴依然是一個普遍現象。尤其是在知識普遍數字化的今天，大型學術數據庫對學術資源進行壟斷並攫取超額利益的現象，不止困擾著中國的知識界。而與之相對，“打破知識的牆”的相關行動也在持續發展中。在疫情仍在持續的背景下，線上獲取知識的需求空前高漲，這也被許多人看作是加快“知識開放”步伐的時機。有關知網爭議的解決方案，各界已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通過觀察各國知識開放的實踐和爭議，或許會對我們思考數據庫時代的學術知識傳播有所助益。
數據庫不斷增長的權力：學術資源數字化進程的必然産物？
某種程度上，中國知網當下陷入的爭議與其建立的初衷是相悖的。1999年，知網的建設是“以全面打通知識生産、傳播、擴散與利用各環節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國各行業知識創新、學習和應用的交流合作平台”爲總目標的。而如今，“侵權”和“定價高”卻成爲知網曆來最常出現的兩類爭議點。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南京大學學報》原執行主編朱劍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發文，就專門提及，由于中國學術期刊體制下學術期刊不成體系的結構和分散的布局，使得聚合性的學術資源平台構建極爲困難，知網得以全面接過學術資源數字化傳播的渠道，從而形成某種對學術資源的壟斷。學術資源的生産者和消費者也實現了一種閉環——學者和學生們寫作的論文被知網收錄，但不僅無法收到報酬，自己下載論文卻需要付費。
然而，知網是目前國內幾乎唯一能同時提供期刊、碩博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年鑒全文的數據庫，且能提供查重等服務，在市場中處于極爲優勢的地位。這也導致即便研究者對知網存在的問題有怨言，卻也難以“繞開”知網從事學術研究。
在美國，國際學術期刊出版商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面臨的爭議與知網的類似。2019年，加州大學系統——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戴維斯分校在內的幾個主要校區都宣布放棄訂閱愛思唯爾的期刊，盡管爲這些大學工作的 27500 名科學家生産了在美國發表的所有學術研究論文的接近10%。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館長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愛思唯爾擁有大約 3000 種學術期刊，其文章約占全球研究産出的 18%。這些巨頭級別的數據庫使得學者和學生如果希望讀到自己辛苦發表的成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就像修一條公路時，工人不但領不了工錢反倒要倒交錢”。而加州大學系統的暫停訂購則是對這一現象的反抗。
愛思唯爾（Elsevier）創辦于1880年，圖爲logo。
據VOX2019年的報道，2018 年愛思唯爾的收入增長了2%，達到 32 億美元，其負責全球發展政策的高級副總裁 Gemma Hersh也表示，該公司的淨利潤率爲 19%，是同年流媒體網站網飛的兩倍多。這篇報道文章也提到了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職員對這些數據庫巨頭收費上漲的擔憂。由于這些數據庫普遍采用捆綁的銷售策略，大學經常會訂購一些幾乎從未有人訪問的期刊，比如弗吉尼亞大學2018年的數據就顯示，盡管該大學向Springer Nature購買了近 4000 種期刊，但其中有1400 種從未有人訪問過。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圖書館職工Elaine Westbrooks更是表示在這些期刊上的付費給圖書館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甚至影響了用于教學的投資。
學術數據庫存在的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是學術資源數字化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在17世紀，伴隨著印刷業的興起，學術知識傳播主要由小型的科學協會出版的期刊承擔，例如倫敦皇家學會的會刊。這些期刊依賴郵件分發，“那並非一個利潤豐厚的行業”。美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的曆史學者Aileen Fyfe表示，根本性的轉折點發生在二戰後。“期刊意識到圖書館的訂購能制造比單個學者的訂閱更多的費用……同時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擁有充裕的研究資金”。期刊的整合與規模化也在1950年代迅速地進行，並形成了一個由少數出版商控制的市場。
斯普林格（Springer）以出版學術性出版物聞名于世，它是最早將紙本期刊做成電子版發行的出版者之一。
VOX的另一篇2019年的文章提到，到了1970年代初，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 和 Taylor & Francis上收錄發表的自然、醫學和科學類的文章，就已經占到了這些類別全部文章的五分之一。此後，互聯網的全面普及曾經被視爲降低期刊閱讀成本的機遇，然而Fyfe表示，“這些平台並沒有采用匹配傳播方式的業務與定價模式……從90年代後期開始，出版商越來越多地推廣捆綁銷售數據的模式”，大學不得不持續付出高昂的代價來購買這些“期刊集”。
並未停止的“開放知識”運動：版權問題與全球學術公平
與學術資源的壟斷與集中化相對，有關“開放知識”（Open Access）的實踐旨在打破這些被學術出版商構築起來的知識圍牆，更好地實現知識的傳播。這方面的代表性嘗試近些年也經常被報道。2012年，英國數學家威廉·高爾斯（William Gowers）就曾發表文章號召學界同仁抵制愛思唯爾，彼時雲集景從者衆，以至于高爾斯索性在2016年推出了一本可以完全免費訪問的數學期刊。在硅谷工作的泰勒·內倫（Tyler Neylon）更是受其啓發創建了一個名爲“知識的代價”（The Cost of Knowledge）的網站，引來萬名科學家簽名抵制愛思唯爾。2019年，除了加州大學系統的反抗，愛思唯爾旗下的《計量情報學學報》（Journal of Informmetrics）的整個編輯部辭職，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MIT Press）創辦了一本全新的開放獲取期刊《量化社會科學》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在此類運動中，開放論文獲取網站Sci-Hub無疑是最受人關注的之一。2011年9月，哈薩克斯坦程序員埃爾巴金（Alexandra Elbakya）爲了解決論文獲取成本過高的問題創立了該網站，從2013年開始，Sci-Hub與俄羅斯知名數據庫創世紀圖書館（Library Genesis LibGen）合作，並逐漸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伊朗、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盛行。Sci-Hub通過允許教育機構代理訪問來繞過出版商的付費牆，如今，它也成爲各國學術圈幾乎無人不知的文獻搜索“利器”。
Sci-Hub界面。
不過，從前需要高價購買的期刊現在人人可從Sci-Hub上免費下載，這一事實也引發了出版商對Sci-Hub的“圍剿”。2015年，愛思唯爾曾在紐約對其提起訴訟，指控其侵犯知識産權，這次訴訟導致Sci-Hub的原始域名丟失，但其依然不斷嘗試擴展各種類型的域名。美國IEEE官方網站也曾撰文專門批評Sci-Hub的模式，認爲其並不尊重現代數字出版商對其收錄期刊品質的維護。IEEE 出版運營部高級主管 Fran Zappulla稱現代的出版服務包含了組織同行評審、精編和儲存文本、大量的人力資本投入、在線系統建設等等部分，“借助于這些投入，作者的文章被收錄到這些數據庫，能更好地被發現和閱讀，這些成本是必要的”。
2018年，俄羅斯根據英國期刊出版商Springer Nature的訴訟請求，屏蔽了Sci-Hub的多個相關域名。2021年9月5日，埃爾巴金在社交網站上發文稱該網站正式“解封”，引來不少學術從業者的叫好。盡管如此，出版商針對Sci-Hub的起訴在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在陸續進行。
不過，與Sci-Hub相關的法律判決在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遭遇。比如Nature官網2021年的一篇文章就梳理了Sci-Hub在印度的一起官司。在對德裏高等法院提起的訴訟中，愛思唯爾、Willy等出版商要求法院指示印度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阻止人們對其的訪問。而埃爾巴金則表示，在印度，不應執行如此嚴格的版權制度，因爲“科學與教育迫切地需要素材”。印度的法律學者Arul George Scaria表示，如果Sci-Hub能夠獲勝，那麽這可能成爲“一個信號”，讓其他國家對待Sci-hub的態度發生改變，甚至倒逼出版商重新反思自身的商業模式。
埃爾巴金在文章中表示，出版商有關這些學術資源版權的指控都是“空洞”的，因爲Sci-Hub並未對學術機構的安全構成威脅，“開放交流應是科學的本質屬性，並使科學進步成爲可能，真正的威脅是付費牆”。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全球的角度看，正如埃爾巴金所說，開放知識運動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有著更爲特別的意義。
電影《論文商店》（The Paper Store2015）海報。
新聞網站Conversation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開放獲取知識運動的一大意義在于促進全球範圍內的學術公平，學者Wingfield的研究顯示，在購買數據庫，享有學術資源方面，許多位于非洲國家的學術機構承擔著更巨大的財務壓力。而爲了減輕財務壓力而選擇不訂購數據庫期刊，則直接影響到國家科學的發展。在Sci-Hub于印度面臨的訴訟中，印度的20余名科學家聯合表示，如果判決最終對Sci-Hub不利，該國科學界將繼續承受“嚴重的區別對待”。牛津大學病毒學家Shahid Jameel也表示，他同樣簽署了請願，因爲“獲取平等的信息對科學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印度計算生物學家 Rahul Siddharthan 表示：“除了少數精英大學機構之外，大多數機構都負擔不起訂閱期刊的費用”。
而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續的背景下，開放知識獲取運動的重要性也愈加凸顯。202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知識活動更多地轉入線上，同時更由于疫情相關研究及時同步的需求，電子文獻的獲取需要減少更多的壁壘，付費牆取消的現象更多地出現，許多線上出版機構在這一年中暫時打開了付費專區的大門。2020 年 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是呼籲開放知識獲取，以加強有關 COVID-19 信息的流通。當然，新聞網站Conversation的另一篇文章也指出，這一狀況有可能只是疫情期間暫時的。
觸不可及的“開放知識”？學術考評機制及其未來
各類知識開放獲取的實踐目前正經曆一個較爲迅速的發展。Dimensions網站于2022年采訪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Michael Khor和 Alana M. Soehartono。兩人跟蹤了過去幾十年間亞太地區的開放知識實踐，發現就在2020年，這些地區在開放獲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份額超過了傳統封閉期刊，印度尼西亞的實踐尤其突出。當然，此類實踐也有許多面臨的挑戰，比如二人指出，東南亞的很多開放期刊刊載的論文使用的都是當地語言，難以融入國際學術共同體以提高期刊聲望。
此外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開放知識獲取行動所需的資金支持。不少觀點認爲，免費地訪問會使得開放知識獲取網站缺乏必要的維護經費，抑或是開放網站也需要向作者提前征收一筆費用用于幫助文章傳播，實則是將讀者的購買價格向作者轉移。既有的一些大型出版商其實也提供開放獲取論文的服務，但需要向作者收費，例如2020 年 11 月，Springer Nature就宣布，從 2021 年 1 月起，允許作者以每篇論文 9500 歐元的價格在 Nature和相關期刊上發表開放獲取的文章。
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劇照。
開放知識獲取運動，本質上是希望能夠在既有的學術資源傳播模式之外尋求更多的替代方案，它離不開市場競爭的機制，也需要政府部門的介入以提供足夠的公共資金保障，消除資金上的後顧之憂。除此之外，開放知識獲取實踐的成果可能也和當下學術評價的機制和觀念息息相關。
新聞網站Conversation一篇2019年文章的作者研究顯示，盡管購買大型數據庫論文所需的花費不菲，但作者們普遍更願意在那些非開放獲取的期刊上發表論文，因爲“學術不僅僅關乎交流和傳播，也關乎績效評估”。由于開放獲取期刊發展是較爲新近的事，很多影響因子較高的期刊還是實行傳統的訂閱模式。不過，2012年和2017年的兩項研究也發現，開放獲取的期刊影響力正在接近非開放期刊，尤其是在生物醫學方面。同時研究也指出，這種差異在不同學科可能有不同的體現。
電影《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從某種程度上看，學術數據庫影響力的擴張也伴隨著一套學術考評機制的標准化。在Michael Khor和 Alana M. Soehartono的采訪中，兩人被問及“除了引用數量之外，學術共同體如何確定文章的質量”這一問題。二人認爲，轉變人們看待學術的觀念也是南洋理工大學不斷推進知識開放項目的初衷之一，因爲“引用其實並非學術質量的最終衡量標准”。二人提出，知識的轉化非常重要，如果我們關心學術知識的現實效益——不止是被學術圈引用，而是真正體現在工業、商業、社區服務中——可能我們會更有在開放期刊上發表的動力。
在VOX2019年的文章中，《英國醫學雜志》（BMJ）執行主編 Theodora Bloom同樣表示：“房間裏真正的大象其實是研究人員因所做的工作應獲得何種獎勵”。愛思唯爾等出版商目前最大的利潤其實來自于對自身龐大資源與數據的挖掘利用，並借此向學術界提供對學術成果趨勢的分析、評估與引導。而在更熱門的領域、影響因子更大的期刊上發表文章，依然是現在研究者職業晉升的重要路徑。“如果現行的學術考評體制依然存在，且科學家們繼續接受此種現狀，那麽開放獲取的期刊和網站就無法競爭”。曆史學家 Fyfe也表示，他期待看到伴隨著知識開放運動的，是一種深層的學術文化的改變。
參考鏈接：
https://theconversation.com/2020-locked-in-shift-to-open-access-publishing-but-australia-is-lagging-15028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t-just-available-but-also-useful-we-must-keep-pushing-to-improve-open-access-to-research-8605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the-open-access-model-hurts-academics-in-poorer-countries-11385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ncreasing-open-access-publications-serves-publishers-commercial-interests-116328
https://cordis.europa.eu/article/id/27133-publishers-highlight-risks-associated-with-open-acces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659-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659-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017.22196
https://www.vox.com/the-highlight/2019/6/3/18271538/open-access-elsevier-california-sci-hub-academic-paywalls
作者|劉亞光
編輯|挪冬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