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研究文獻的學術史梳理[1]
文/嶽凱華
摘要：20世紀中國影視與中外文學的結緣和聯姻非常緊密，古今中外文學爲中國影視的飛速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文學的影視改編是一個世界性課題，既能獲得觀衆矚目，又常成爲學術話題。收集、整理和建構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史料，當是中國文學、中國電影研究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論題。有必要依循曆史發展的線索，簡要梳理和厘清近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脈絡和情狀。
我們知道，作爲最爲古老的藝術形式，中外文學走過了口頭言說、書面表達、舞台展演、影視改編、網絡呈現等多元的發展路徑，而文學的影視改編在現代中國幾乎與電影、電視劇的誕生同一步調。20世紀中國影視的發生，離不開對中外文學作品的改編。
1905年是中國電影的發端之年，第一部中國電影就是把譚鑫培表演的、根據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有關片段改編的京劇《定軍山》（戲劇文學）搬上了銀幕。從此，中國影視的生成與發展便與中外文學的生成與發展緊密相連。1910 年代初，以周瘦鵑等爲代表的鴛鴦蝴蝶派文人逐漸關注並介入中國早期電影的創作中，如根據外國電影改編的“影戲”爲我國早期電影的發展提供了啓發和借鑒。而根據中國本土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改編形成的早期電影，則到20世紀20年代初才開始出現。1930 年代前後，中國現代文人如鴛鴦蝴蝶派、左翼文人創作的現代文學作品，也開始成爲中國電影改編選擇的對象，1940 年代中後期改編進一步成熟並開啓文學影視改編的第一個高潮。1949年後，中外文學的中國影視改編又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少創作于“十七年”時期的當代文學作品被迅疾改編爲影視劇，如1958年出現的作爲中國第一部電視劇的《一口菜餅子》，即根據當時《新觀察》雜志刊載的許可同名短篇小說改編。之後，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在多重擠壓下猶如戴著沉重枷鎖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藝術形成的“舞台”上艱難曲折地前行。“文化大革命”時期上映的幾部電影尤其是“樣板戲”電影，幾乎都是根據其時創作的戲劇、小說改編而成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外文學作品尤其是新時期文學作品中較有影響者大都搬上了銀幕和熒屏。1990 年代以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影視創作的文學改編呈現出了全新的、多元的、別樣的局面，中外文學的影視改編觀念自覺、模式娴熟、佳作疊現，影視改編片（劇）成爲中國影視文學的最重要類型。總而言之，20世紀中國影視與中外文學的結緣和聯姻非常緊密，古今中外文學爲中國影視的飛速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學作品搬上中國銀幕和熒屏，至今依然是新時代中國影視創作的發展趨勢。
其實，文學的影視改編是一個世界性課題，既能獲得觀衆矚目，又常成爲學術話題。面對如此盛況，學界也在理論層面上與時俱進地厘清中外文學與中國影視的軌迹曆程，總結文學與影視之間的互動規律，建立影視系統的生長譜系，探討文學的影視改編策略，發現文學與影視之間在敘事、技巧、語言等層面的長短、優劣與異同，將影像性與文學性有機結合，國內外學界湧現了不少有關現代中國文學影視改編的著述文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事實上，在炙手可熱、如火如荼的影視改編實踐過程中，這類文獻種類繁多、數量龐大、分布廣泛，蘊含著豐富的曆史文獻價值。收集、整理和建構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史料，當是中國文學、中國電影研究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論題，因爲穩定的史料學基礎是任何一門成熟的曆史學科開展學術研究的前提，正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所說：“做現代文學研究，一定要從史料發掘入手”，並特別指出“親自動手做過史料工作的學者和沒做過的學者，做出來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樣的”“好的研究是離不開史料工作的支撐與涵養的”。[2]曆史學家周傳儒也曾說：“近代治學，注重材料與方法，而前者較後者尤爲重要。徒有方法，無材料以供憑借，似令巧婦爲無米之炊也。果有完備與珍貴之材料，縱其方法較劣，結果仍忠實可據。且材料之搜集，鑒別、選擇、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爲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離方法而獨立，此其所以可貴焉。”[3]均可謂真知灼見，對于戲劇影視文學研究具有相當大的指導作用和引領價值。這就需要改變當下中國影視文學研究輕視史料、缺乏考證而注重價值判斷、理論闡釋、以論代史、以評代史、史論不分、臆斷曆史的浮躁現象。因此，有必要依循曆史發展的線索，簡要梳理和厘清近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脈絡和情狀。
一、嘗試與摸索階段（1949年以前）
1949年之前，國內學界對于中外文學影視改編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理論審視尚處于嘗試和摸索階段。事實上，國內學人對于影視改編文獻的收集和理論思考，是伴隨著中國電影的出現而出現的。回溯中國電影史研究各個時期重要的史學論著，注重史料的治史傳統可以說是一脈相承，與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相關的成果主要有：
（一）電影年鑒的編撰
其中有三本電影年鑒特別醒目，一是1927年1月3日由程樹仁主編、中華影業年鑒社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鑒》[4]，比較詳細列出了中國本土電影從業者及外國人所經營的影戲公司的名稱、影業界組織、影戲學校、影業出版物、影戲院總表以及各公司出品電影一覽表，這本年鑒幾乎全部由客觀統計資料構成，是一本1927年以前中國電影史的史料彙編，是研究早期上海電影産業中心形成過程的重要文獻資料；二是1934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年鑒編纂委員會主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出版的《中國電影年鑒》，該書編輯委員會主任爲陳立夫，編委爲潘公展、盧莳白、戴策、李景泌、王平陵，是一部官方的電影年鑒，內容分理論研究、史實編纂、行政管理和商業概況四大部分，選入文章爲學術論文和專業譯文兩類，正式確立了電影史論、創作理論、電影管理和電影教育的學術研究構架，奠定了現代電影研究學科的分類，使得電影理論研究在學術上基本成型；三是1935年由聯華影業公司編輯出版的《聯華年鑒》，該年鑒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集制片、發行和放映爲一體的聯華影業公司從創辦到繁榮的整個過程，並刊發了該公司的組織結構圖和各分廠曆年出品的影片目錄，是研究上海本土的電影演員如何成爲主流明星文化消費客體的重要參考文獻。
（二）方志文獻的出版
目前所見與早期中國電影改編相關的方志文獻，主要有記錄上海城市娛樂文化消費發展進程和租界內外城市居民生活統計等方面的重要材料，如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上海指南》（1909年）、《上海風土雜記》（1932年）、《上海鱗爪》（1933年）、《上海市大觀》（1933年）和《上海租界遊戲場調查》（1943年）等，這些方志文獻對于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研究來說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補充。而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中的鄭君裏的《現代中國電影史略》，不僅具有“貫穿始終的電影觀念”和“進步的史學觀”，而且輯收了不少由作者親自調查、收集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
（三）期刊文獻衆多
當然，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學改編文獻更不能忽視晚清到民國時期報紙期刊，如《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中央日報》《華商報》等報紙和《明星特刊》《神州特刊》《影戲雜志》《中國電影雜志》《電影世界》《青青電影》《電影明星畫刊》《銀影》《電聲》《良友》《現代電影》《青青電影》等千余種文學類（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所收中國現代文學相關期刊數量爲657種，其中含有電影類期刊）、電影類期刊（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到1949年由中國、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出版和發行的中文電影刊物有將近400種，其中上海就有200多種）上，也充斥著豐富的與電影的文學改編相關的信息，如論文、評論、新聞、影人趣事以及廣告等，而且還存在著大量的與城市居民生活、文化、娛樂消費有關的內容。
（四）理論著作出現
徐卓呆譯著的《影戲學》是中國學界第一部關于電影的理論著作，在8章6萬余字的篇幅裏具體介紹了電影的有關知識，其中第三章“造意與原作者”和第四章“編劇法及編劇者”就簡略論及到了電影的改編問題。當然，這還不是早期學界關注的重點。隨後，在業界一批人士圍繞“影戲”這一中國早期電影關鍵詞展開論說的視野中，電影改編的探討依然還不是人們的興趣中心，如朱雙元的《新劇史》、侯矅的《影戲劇本做法》以及周劍雲、陳醉雲、汪旭昌等人的《昌明電影函授學校的講義》（上述著作作爲鍾大豐、吳冠平主編的“中國電影史料影印本叢書”，後著改名爲《電影講義》目前已由東方出版社于2017、2018年先後出版社）都還沒有集中于文學與電影關系的認知和闡釋，但在周劍雲的《編劇學——昌明電影函授學校的講義之三》中對改編還是比較重視的，認爲能否改編的首要一點是要“含有影戲的意味，及攝成影戲的可能”。不過，有些單篇文章如陳趾青的《編劇摭言》、李懷麟的《怎樣才可以做編劇家》在對于編劇的主觀條件提出看法的同時，些微提到了改編的做法。
中國電影發展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電影編劇理論依然非常薄弱，但對于文學的電影改編有較爲先進的認識。1932年，夏衍翻譯的普多夫金的論著《電影導演論》中的第二章“導演與劇本”，專門論述了與電影改編有關的編劇理論，而他在自己所寫的《編劇與導演》《<權勢與榮譽>的敘述法及其他》《<鐵騎紅淚>評》等文章中也對電影與文學的區別有較爲自覺而清醒的認識，指出“將文學的作品譯成電影，當然不需要將文學的作品所創造的一切加以機械的轉化。電影藝術家所需要的，是要用電影所特有的手法，表現出文學作家用他文學上的手法所暴露出來的那種同樣的‘具體的現實’”“比文學家更積極更明確地對觀衆指示出正當的途徑”。這就是說，改編是要抓住原作精髓，用電影的手法變現文學的內容，見解頗爲精當。
抗戰時期，電影創作質量和蟬聯都很低，雖然有關電影改編的觀點相當稀缺，但一些著作如陳鯉庭的《電影軌範——電影藝術表現技巧概釋》（1941）對與戲劇與電影之間關系的論述是相當敏銳的，認爲二者根本不是兩回事，實際上“戲劇和電影又常常交流著”，反對“一般的電影劇只是把平庸的戲劇搬上銀幕”。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當局對電影業控制趨緊，人心惶惶，完整的電影理論難以形成，與文學改編相關的電影理論自然也是停滯不前了。
二、自覺與開創階段（1949-1979年）
至于學界能夠自覺而有意識地關注文學與電影的改編問題，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不過，在1979以前學界關于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的文獻整理與理論研究尚處于開創階段。
（一）注重文獻資料
這一階段的文獻整理，是學界比較注重的。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部近百萬字具有完整史學意義的電影通史、程季華主編、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等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論述了中國電影從1905年至1949年的發展曆程，其與改編相關的史料就非常翔實，在影片史料豐富廣泛包容性方面至今仍無出其右者，目前仍是中國電影史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事實上，當時的電影史料類型還是比較單一，但也開創了不少文獻資料類型的先河。
1、回憶錄的刊出。新中國成立後，早在《中國電影發展史》課題組大規模搜集電影史料的階段，程季華等人在電影局藝術處和中國電影家協會的支持下，就開始嘗試做一些類似于現在“口述曆史”的采訪工作，對許多當時還在世的中國電影早期的演員、導演進行采訪，記述他們的從影生涯，並刊登在當時《中國電影》雜志的專欄“昨日銀幕”上。此外，一些老藝術家撰寫的回憶錄也以單行方式由中國電影出版社相繼出版，例如王漢倫等的《感慨話當年》（1961年版）、魯思的《影評憶舊》（1962年版）、歐陽予倩的《電影半路出家記》（1962年版）、梅蘭芳的《我的電影生活》（1962年版）、田漢的《影事追懷錄》（本應1964年版，遲至1981年正式出版）等。這些口述記述和回憶錄，不僅對當時《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素材，也爲之後中國電影史研究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記憶。
2、影視劇本文學選集的出版。不少出版社參與出版影視劇本文學選，包括總集或選集，這也是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不可忽視的一支生力軍，這種文獻範式就始于新中國成立以後不久。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後較早的影視劇本文學選集是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編輯的《五四以來電影劇本選集》（1959、1961年出版，分上下兩卷），選收1931～1949年間的電影劇本16個，都是當時優秀的現實主義劇作，從劇本角度反映了中國電影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爲了解和研究中國電影史、中國電影劇作史提供了重要資料。自1963年以來，中國電影出版社一直著力于編輯出版《中國電影劇本選集》，到1989年爲止已出14卷，共收劇本90部左右，這是一部中國系列性電影劇作選集，基本囊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優秀影片的電影劇本，其中不少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是研究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的重要文獻。此外，還有多人電影劇本合集，如《電影劇本選（1949-1959）》（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
3、中國電影年鑒的出版。目前，國內仍能見到的最早的一本電影年鑒當是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的1934年卷。這本官修的電影年鑒在內容上並不局限于1934年這一年中對于中國電影史實的記載，實際上是當時的一部關于電影的百科辭典。之後沒有連續出版年鑒，直到1981年，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管的“中國電影家協會”才開始組織繼續編撰，而且自1981卷一直連續分年度編編到了2010卷截止，其中還有一部2005年出版的《中國電影年鑒·中國電影百年特刊》，總計31卷，分別由中國電影出版社、中國電影年鑒社于1982年至2011年間出版，它全面、系統、准確地記述了每年度中國的電影運動、發展狀況，是一部提供1980年以來各年內中國電影全面、真實、系統資料的工具性期刊，便于了解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現狀，有較大的總結、統計意義和比較系統的連續參考作用。
（二）關注改編理論
而關于電影改編的理論思考和關注，主要是翻譯了國外的幾部論文集和理論著作。
1、論文集的翻譯。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電影改編的國外電影理論譯著在這段時間內的出版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9年共出版電影譯著270部，而來自蘇聯的電影著作占據比重最大，達到了總數的78%，主要有愛森斯坦的《電影藝術四講》、愛因漢姆的《電影作爲藝術》等經典理論著作，也有《普多夫金論文選集》《愛森斯坦論文選集》等論文選集，還有普多夫金的《蘇聯藝術電影發展的道路》、山形雄策與山田和夫的《爲了制定黨對電影的政策和方針》等對于電影事業發展起啓示作用的著作。而《計劃、主題、作家》《論正面形象的突出刻劃》《論電影與戲劇的沖突》《論電影劇作的幾個問題》《高爾基和電影》《論電影劇作問題》《電影劇作講話》《論電影劇作》《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技巧》《電影劇作問題論文集第一集》《電影劇作問題論文集第二集》《演員與電影劇作家》《電影劇本本性問題：討論集》《從書到影片》《銀幕的劇作》《論導演劇本》等16部劇作理論方面的譯著，從劇本特征、創造以及形式的角度涉及了電影劇作的改編問題，而最具有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的譯著主要有： [蘇]羅姆（М.РOMM）編、富瀾譯的《文學與電影》（藝術出版社1954年版），該著論述了電影劇作的特性，電影劇本與文學作品的關系，並舉出若幹通過檢驗的改編例證，說明了改編文學作品的原則、不同手法和應該加以注意的事項，這對于其實中國業界和學界是具有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的，因爲該著隨後以《論文學與電影》之名于1958年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而電影藝術編譯社編輯的《文學遺産與電影》（藝術出版社1956年版）一書，收集了《把古典文學作品搬上銀幕》（H·馬涅維奇）、《文學作品的改編》（R·羅沙裏）等蘇聯大師們論述文學遺産與電影關系的5篇論文，通過實際的例子論述了文學作品的改編問題，介紹了蘇聯電影藝術在這些方面西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認爲電影從它産生的時候起就充分利用了文學的寶藏，豐富了自己的題材，擴大了自己的範圍，使電影藝術不斷地産生新的光輝作品。上述學者關于電影的文學改編經驗，對于我國電影藝術工作無疑具有頗大的參考和學習價值。此外，匈牙利學者貝拉·巴拉茲的《電影美學》從改編的角度辨析了電影劇本與舞台劇本、小說的不同之處，美國學者約翰·霍華德·勞遜的《戲劇與電影的創作理論與技巧》主要探討了戲劇和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辨析了電影劇作理論與戲劇劇作理論的關系，德國魯道夫·愛因漢姆的《電影作爲藝術》從心理學角度細密分析並總結了無聲電影的實踐經驗，而弗雷裏赫的《銀幕的劇作》則根據電影的美學特點和電影劇本的文學性與電影性的相互關系。
2、國人理論著述的出現。這一階段改編理論的探討雖然主要依賴于譯作，但是國內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聲音。夏衍編撰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爲一部電影劇本寫作常識的入門性讀物，參考了大量中外優秀影片案例，內容涉及人物、結構、對話、藝術技巧等諸多最基本的常識性問題，爲改革開放以後學界關于影視的文學改編的理論探討奠定了基礎。其他代表性論文，主要有陳荒煤的《電影文學劇本創作的特征》、袁文珠的《生活·技巧·領導——關于藝術特征的問題電影》、柯靈的《電影劇本的特點》和于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上述文章均收入荒煤主編《中國電影文學論文選》，北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張駿祥的《關于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上述文章均收入羅藝軍主編《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版）。
三、主動與勃興階段（20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以來，電影創作成爲了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有關中外文學的影視改編研究也進入到了主動和勃興的新時期。
（一）文獻整理力度加大
在1990年以前，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的力度加大，除持續編輯出版《中國電影劇本選集》外，又接二連三地整理出版了一些新的史料叢書和文獻，主要有：
1、“中國影片研究叢書”“中國電影研究叢書”。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電影出版社就致力于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工作，“中國電影研究叢書”“中國影片研究叢書”等兩套大型叢書是重要標志，而改革開飯以來這種力度明顯加大，這類叢書得以持續出版，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還在零星發行。前者包括《城南舊事——從小說到電影》《人到中年 從小說到電影》《紅衣少女：從小說到電影》《黑炮事件——從小說到電影》《廊橋尋夢：從小說到電影》《男生賈裏新傳 從小說到電影》，後者主要有《大河奔流——從劇本到影片》《鄉音——從劇本到影片》《巴山夜雨——從劇本到影片》《沙鷗：從劇本到影片》《似水流年——從劇本到影片》《血，總是熱的：從劇本到影片》《高山下的花環 從小說到電影》《周恩來——從劇本到影片》等。一般都收集了該改編影片的小說原著、電影文學劇本、分鏡頭劇本和劇作、導演、主要演員、美工師、作曲等人總結了劇作、導演、表演、美工、音樂等方面創作經驗的文章，以及普通群衆和電影學者討論、評介作品的論文，還有按影片鏡頭順序排列的影片畫面、人物形象畫面等選輯，展現了各自對小說和電影的不同見解，接觸了影片選材、藝術構思、人物塑造等有關改編的多面問題，對于如何正確評價文學作品、理解曆史其實與藝術真實以及文學的影視改編規律等頗有價值，體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有利于促進影視創作和文藝評論的繁榮與提高。
2、“外國影片研究叢書”。自1979年以來，中國電影出版社先後出版了16期《外國影片研究叢書》，分別爲《羅馬11時》《東方快車謀殺案》《羅生門》《豺狼的日子》《朱莉亞》《生死戀》《人性的證明》《克雷默夫婦》《風雪黃昏》《普通人》《音樂之聲》《古都》《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布盧姆》《非洲女王號》《裁決》《與狼共舞》，對于從事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具有借鑒價值。
3、“新片探索與爭鳴叢書”。如《話說<黃土地>》（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版）等，該著爲叢書第一冊，主要收集了關于影片《黃土地》的爭論文章30余篇，並附有該片主創人員的創作體會和海外對影片的反應情況。
4、各地、多人電影劇本合集。各地電影劇本選集主要有《安徽電影文學劇本選》《山東三十年電影文學劇本選》《江西電影劇本新作選》《中國新文學大系·電影集》《浙江電影電視劇本選》《探索電影集》《山西電影電視劇本選（1979-1989）》《內蒙古電影劇本選》等。90年代以後，這種趨勢仍在持續，如《山西電影電視劇本選1979-1989》《安徽電影文學劇本選1949-1999》《文藝湘軍百家文庫（影視方陣地）》《八周歲：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優秀電影劇本選》《電影劇本選》《山藥蛋派作家電影劇作精選集》等。而個人電影劇本選集這一階段主要有《海默電影劇本選》《孫瑜電影劇本選》《李准電影劇本近作選》《張弦電影文學劇本新作選》《黃宗江電影劇本選》等，也值得參考。
5、“外國電影研究資料叢書”。這套叢書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外國文藝研究所、外國電影研究資料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電影出版社先後出版，多收錄西方電影理論經典文獻，目前所見僅有《電影攝影創作問題》《電影改編理論問題》兩本，其中《電影改編理論問題》由陳犀禾選編，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從“電影·文學·戲劇”“改編原理”“改編實例”三個方面展示了國外理論家傑弗裏·瓦格納、安德烈·巴贊、貝拉·巴拉茲、喬治·布魯斯東、波高熱娃、富爾頓、羅·曼威爾等20世紀世界各國中外學者有關文學改編電影的研究成果，爲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研究電影改編的選集，具有奠基意義。
6、“全國報刊電影文章目錄索引”。該叢書一一收錄全國報刊、雜志有關電影文章篇目索引的文獻彙編，目前已經出版《全國報刊電影文章目錄索引 1949-1974》《全國報刊電影文章目錄索引 1980-1989》《全國報刊電影文章目錄索引 1990-1994》等3卷。雖然後面兩卷爲90年代出版，但前一卷起步在80年代初期，由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出版，可見學界對于文學的影視改編文獻的收集整理進入到了一個主動而自覺的階段。
（二）理論研究的自覺
當然，20世紀80年代學界對于文學改編的理論研究也是主動而自覺的。
1、國外理論翻譯的強化。對于域外電影改編理論的引進，學界不再如前一階段那樣零敲碎打，涉及影視改編問題的外國電影著作進入到了一個複蘇期，給予了規模化、系統化地翻譯和出版，如何力翻譯的《論電影藝術》（林格倫）、何振塗翻譯的《電影語言》（馬爾丹）、邵牧君翻譯的《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複原》（克拉考爾）、伍菡卿翻譯的《電影的元素》（李·R·波布克）、富瀾翻譯的《電影導演的培養》、崔君衍譯的《電影是什麽》（巴贊）和《世俗神話：電影的野性思維》（伊芙特皮洛）、嚴敏譯的《希區柯克論電影》（希區柯克）等相繼出現，國人編選的理論選集如李幼蒸選編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邵牧君等翻譯的《電影理論文選》也先後出版，在論述電影特征時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電影與文學、電影與小說的關系。而翻譯出版的一些電影劇作理論，如理查德·沃爾特的《電影電視寫作藝術、技巧和商業》、米歇爾·西翁的《影視劇作法》、沃爾夫·裏拉《電影電視創作與技巧》、尤金·維爾的《影視編劇技巧》、依·瓦依斯菲爾德《電影劇作家的技巧》、茂萊的《電影化的想象作家和電影》、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從構思到完成劇本的具體指南》、新藤兼人的《電影劇本的結構》、羅吉·曼威爾的《莎士比亞與電影》、溫斯頓《作爲文學的電影劇本》、赫爾曼的《電影電視編劇知識和技巧》、布魯斯東的《從小說到電影》、弗雷裏赫的《銀幕的劇作（第二版）》、格裏高利耶夫等的《蘇聯影片<戀人曲影視文學劇本與評論>》、約翰·霍華德·勞遜的《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則直接觸及電影改編話題，文學與電影的特性、小說的改編、戲劇的改編，並將文學作品與電影作品進行了細致的比較，其目的或是爲編劇提供借鑒，或是爲電影制作總結經驗。特別是《從小說到電影》（高駿千譯）一書對6部作品從小說到電影的轉化過程作了詳盡的分析，證明電影與小說的共同點在于二者都是時間藝術，在流動的時間中描繪事件、塑造人物，是兩種重要的看見的藝術。而《作爲文學的電影劇本》（周傳基、梅文譯）從電影的語言劇作、敘事形式等諸方面，闡述並介紹了電影的起源、結構及其創作者，對電影劇作提出了精辟的見解，對小說改編電影的問題也在實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莎士比亞與電影》（史正譯）集中審視莎士比亞作品從戲劇從露天劇場走到光影銀幕、無聲電影到有聲影片、從蘇聯到意大利的電影改編曆程，指出電影技巧成爲了表現莎士比亞的有效手段。《電影化的想象——作家和電影》（邵牧君譯）分析了戲劇與電影、小說與電影在創作與改編過程中相互關系及成功和失敗原因，以此闡述畫面藝術與語言藝術的種種區別。
2、改編問題的集中討論。一些論文集的收集和出版，彰顯了學界在有意識地重視著文學的電影改編問題，如《兒童電影理論研究資料》《電影評論選（故事片·1981）》《電影評論選（故事片·1982）》《當代中國電影評論選》等書根據具體影片言說文學改編，掘幽發微，觀點精警，從各個角度剖析、評論了《傷逝》《阿Q正傳》《子夜》《駱駝祥子》等優秀改編影片的思想藝術特色和存在問題。最爲突出的是中國電影藝術編輯室開始籌劃出版“中國當代電影理論叢書”，最先推出的一種《電影的文學性討論文選》由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出版，近40篇選自1980年至1985年4月各種刊物的文章，從不同角度對什麽是電影的文學性和文學價值、電影文學與電影又是怎樣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爭鳴探討，對深入了解電影特性、掌握電影藝術規律頗有裨益。
3、電影文學史著出現。第一部國人撰述的中國電影文學改編著作出現，這就是華中師範大學周曉明在荒煤等指導下寫出的兩卷本《中國現代電影文學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1987年先後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電影文學史，對中國電影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形式和內容以及重要流派、作家作品等予以了詳盡論述，介紹了1949年以前中國的電影事業和電影思潮等情況，勾勒了一條清晰的中國電影文學的發展脈絡，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水准。
四、沉寂與突破階段（20世紀90年代）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影視體制改革，中國影視創作進入改制的陣痛時期，但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50周年”“紀念左翼電影運動60周年”等幾次重要的紀念活動，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還是有重大突破，有關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資料與研究工作進入了沉寂但又有突破的階段。
（一）文獻整理的突破
20世紀90年代，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資料的收集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現如下：
1、中國無聲電影文獻資料有了集大成之作。既有電影劇本，又有研究資料，它們均屬于中國電影資料館編輯的“中國電影文獻資料叢書”。中國無聲電影劇本主要有兩部，如《上海無聲電影》（戴小蘭編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無聲電影劇本》（鄭培爲、劉桂清編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對于早期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言是一部重要的無聲電影史料選本。中國無聲電影研究資料主要有一種，有收入有關中國無聲電影各類文獻資料509篇並附有有關人物照、劇照近百幅的大型文獻史料圖書《中國無聲電影》，這是一部專門研究中國無聲電影的文獻彙編，對中國無聲電影的發展作了曆史性的描述，提出無聲電影在中國經曆了五個階段，對每一時期的發展情況和曆史特點作了詳細分析和介紹，史料翔實，分析具體，觀點明確，評價客觀。
2、中國左翼電影文獻資料得以收集和整理。爲“紀念左翼電影運動60周年”，原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先後出版了《三十年代中國電影評論文選》（陳播主編、伊明編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國左翼電影運動》（陳播主編、朱天緯編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版）。前著收文179篇，評論部分主要是對30位導演拍攝的影片的評論文章，電影理論部分主要涉及關于中國電影、電影批評、反對軟性電影的鬥爭等理論問題的文章。後著本書收錄了左翼電影運動的重要文獻和史料，左翼電影運動中産生的70余部影片的本事、創作者自述和影評，對左翼電影運動的回憶文章和對左翼電影先驅者的追思與悼念文章。
3、多種中國電影文選推出。如較早重視中國電影理論文獻收集的文獻，當爲羅藝軍主編的上下兩卷《中國電影理論文選（1920-1989）》，該著由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版，所選資料始于1920年止于1989年，對于研究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而言當是一重要的文獻資料選編。此外，如》上海市電影局《上海電影志》編纂委員會陸續出版的《上海電影史料（1-7輯）》（上海市電影局史志辦公室1992-1995年）等地方性電影史料也在整理出版。
4、中國影片大典得以整理和出版。其實，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就編撰了一部上下冊的《中國藝術影片編目：1949-1979》（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不過那還只是搜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藝術影片，並不齊全。因此，到了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的90年代之際，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則花大氣力編撰了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當是影片數量頗多、資料頗爲齊全的《中國影片大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這是一部記載中國電影自1905年誕生以來各電影制片機構所出品的全部故事片、戲曲片、舞台紀錄片創作狀況的大型史料性工具書。全書共收錄影片4000余部，依照年代分爲4卷。這部大典雖然沒有囊括1994年之後的中國影片，但收存和保藏的史料相當豐富，它對所收影片的每個制片機構等的介紹非常精到，讓人們看到了中國電影發展曆史的原貌，從中了解到中國電影的發展和演變過程。而羅列所有香港影片背景資料的《香港影片大全》系列，在1997 年香港電影資料館開館前已開始啓動出，到2010年已出版7卷，詳錄了1913-1974年間多部香港電影資料，包括影片類型、語別、公映日期、出品公司、編/導/演名單、故事大綱及劇照，頗具曆史價值。如果我們沒能掌握比較完整的、詳盡的香港影片目錄，也不可能真正對20世紀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有深刻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散佚與匮乏的香港電影資料在這裏盡可搜羅得到。
5、影視鑒賞工具書出現。如李恒基、王漢川、嶽曉湄、田川流主編，趙培恭、陸孝修、李一鳴副主編的《中外影視名作辭典》，鄭雪萊主編的四卷本《世界電影鑒賞辭典（3卷）》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2013年出版了4卷增訂版、2014年出版了1卷精編版），其中增訂版共收錄了1912年到2010年近一百年的世界著名影片926部，每部影片均分“片頭介紹”“劇情簡介”“鑒賞”三個部分，爲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高峰、程樹安主編的《中國電視劇名劇鑒賞辭典》由武漢出版社2010年出版，這部工具書從1958年以來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共拍的約30萬部（集）電視劇中精挑細選了325部（含中國港台地區的電視劇），從片頭介紹、故事梗概、賞析三個方面，爲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保存了必要的資料基礎。
6、“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50周年優秀影片叢書”出版。該叢書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出版，主要包括《世紀之夢：從劇本到影片》《橫空出世：從劇本到影片》《大戰甯滬杭：從劇本到影片》《我的1919：從劇本到影片》。
（二）改編理論的突破
20世紀90年代，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理論研究也有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如下：
1、影視劇本創作教程特意設置專章論及文學的影視改編。如[日]舟橋和郎所著的《電視劇腳本作法四十八講》（王秋妮譯）第二講、第三講分別辨析了圖像與文學、與戲劇的不同，第四一講則專門歸納了文學作品改編劇本的基本要點，全面講述了電視劇腳本的寫作技巧。趙孝思的《影視劇本的創作與改編》一書第七章的改編部分主要探討了改編與原著的關系，介紹了改編的一般條件和方法，並談論了曆史片的具體編寫技巧。
2、影視改編文集著意強化文學改編意識和規律的探討。如王雲缦主編的《我的九月：從劇本到影片》爲“影像文化叢書”之一種，指出兒童故事片《我的九月》 的成功改編，得力于該片原作兒童文學作家提供了一個良好基礎，而後編劇杜小鷗又以女性細膩的筆觸描寫了樸實的北京市井生活氛圍，導演運用鏡頭語言生動自然地展開了孩子們生活的真實圖景。謝玺璋主編的《圍城內外——從小說到電視劇》、白先勇等人的《最後的貴族：從小說到電影》、王健主編的《再現群雄——<三國演義>從原著到屏幕》和趙群主編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藝術評論集》中的一些文章從改編的解讀讓人們了解熒屏背後創作者改編的艱辛，記述了《圍城》《最後的貴族》《三國演義》等改編片從原著到拍成影視劇的艱苦曆程，提供一部部中國古今文學名著從改編到拍攝成影視劇的經驗和教訓。而張仲春所著的《中國電影作家作品論》則分析了夏衍、李准、白桦、葉楠、魯彥周、梁信等一些著名作家電影劇作選擇題材、提煉主題、塑造性格、安排情節的特色。
3、專論中國影視改編的著作出現。《再創作——電影改編問題討論集》是《電影藝術》編輯部和中國電影出版社本國電影編輯部聯合編撰的一部專論“電影改編問題”的論文集，作爲80年代末策劃出版的“中國當代電影理論叢書”之一，它收集了自1981年3月至1984年7月間發表在《電影藝術》及其他電影刊物上的30多位國內學者關于電影改編問題的文章，主要涉及電影改編理論，認爲文學的電影改編是一門學問，應以電影的方式忠實原作，但也要注入導演因素、給改編者以自由、貴在創造，同時呼籲電影改編理論也需要突破，非常具有學術價值。汪流的《中國的電影改編》主要探討了改編是電影的重要創作源泉之一、文字形象能否轉變爲銀幕形象、電影與文學藝術形式的不同、電影改編的幾種方式、中國的電影改編方式、電影改編者需要具備的條件、忠實于原著的改編電影中有爭議和無爭議的問題，呼籲電影改編理論需要突破。趙鳳翔、房莉合著的《名著的影視改編》在名著和改編概說的基礎上，將研究的主要對象聚焦于文學名著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方方面面，勾勒了改編觀念的演變軌迹，探討了名著改編的可行性，從本質因素、非本質因素層面分析了影響名著改編的因素，總結了名著影視改編的方法及名著改編的風格處理等文體，進而掃視了當代影視劇的改編狀況，並介紹了影視作品如何鑒賞與評論的技巧。
4、域外影視改編理論的繼續譯介。1992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與影視改編相關的電影譯著呈現了過渡性特征，中國電影出版社的《外國電影理論名著》《影視教程系列》《影視技術教程系列》《法國影視教材》《電影大師創作系列》、複旦大學出版社的《影視藝術技術叢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的《大型電影學文庫·西方電影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的《電影學書系·中外影視研究系列叢書》等叢書推出，尼克·布朗的《電影理論史評》、亨·阿傑爾的《電影美學概述》、愛森斯坦的《並非冷漠的大自然》《蒙太奇論》、路易斯·賈內梯的《認識電影》、羅伯特·艾倫與道格拉斯·戈梅裏的《電影史：理論與實踐》等學術著作非常出色，W·舒裏安的《影視心理學》、托馬斯·R·阿特金斯的《西方電影中的性問題》、大衛·鮑德韋爾及諾埃爾卡羅爾主編的《後理論：重建電影研究》、保羅·霍金斯主編的《影視人類學原理》、克裏斯·丁麥茨等的《電影與方法：符號學文選》等應運而生，戴維波德維爾和克裏斯琴湯普森的《電影藝術導論》、艾倫·卡斯蒂的《電影的戲劇藝術》、弗蘭克·畢佛的《電影術語詞典》、熱拉爾·貝東的《電影美學》、瓦爾特·本雅明的《機械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金正日的《電影藝術論》、克裏斯·托夫肯沃西編著的《電影世界的奧妙》、諾埃爾·伯奇的《電影實踐理論》、日丹的《影片的美學》、基多·阿裏斯泰戈的《電影理論史》、葉·魏茨曼的《電影哲學概說》、歐納斯·特林格倫的《論電影藝術》、亨·阿傑爾的《電影美學概述》、巴拉茲·貝拉的《可見的人電影精神》等亦是經典，托馬斯·沙茲的《舊好萊均新好萊瑪儀式、藝術與工業》、達尼埃爾·魯瓦約的《好萊瑪》、大衛·普特南的《不宣而戰好萊瑪全世界》則代表著好萊瑪商業美學出現于人們的視野，而與電影改編直接聯系的劇作理論譯著則非常注重劇作的商業美學特點，如羅伯特·麥基的《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悉德·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從構思到完成劇本的具體指南》和《電影劇作者疑難問題解決指南如何去認識、鑒別和確定電影劇本寫作中的問題》、讓-克洛德·卡裏葉爾與帕斯卡爾·博尼茨的《劇作練習》。值得關注的是英國艾倫·卡斯蒂所著的《電影的戲劇藝術》，該著由鄭志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出版，該著篇幅不長，全書約13千字，共197頁，卻匠心獨具地認爲電影的主要趨向和成就是一種戲劇藝術，並以若幹章節分析了攝影、構圖、剪輯、音響、色彩、照明等電影的各個元素，分析這些元素怎樣由于電影的要求而對戲劇的元素有所改變，並反複列舉一些影片的實例證明電影和戲劇的相似。將電影歸入戲劇藝術的範疇，希冀的是人們更好的理解和評價電影藝術的本性和作用機制。
五、結語
總體來看，通過上述研究成果尚可管窺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研究的面貌和狀況，學界圍繞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在量與質上都有了可喜的突破和提升，或奠定理論基礎，或拓展研究視野，或激活學術觀點，但因爲各種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上述研究成果仍存有如下一些缺失，給後來者留下了進一步探討、發展或突破的空間。
（一）重影視文學改編的理論研究，輕影視文學改編的文獻整理
學界有關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研究僅專著就有了不少，大約有160余部，但關于文學影視改編的文獻收集、整理和彙編的出版成果卻很少，即使頗有分量的見于20世紀80年代前後中國電影出版社連續出版的“中國影片研究叢書”，目前也只有《黑炮事件——從小說到電影》《野山——從小說到銀幕》等10余部文獻著述，而對于改編文獻予以研究的成果就更是缺少了，雖然胡克的《中國電影理論史評》、李道新的《中國電影批評史》等批評史著作影響較大，但它們也沒有著意從文學改編的基點來展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的研究。因此，關于20世紀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可以說還剛剛起步。
（二）重本土文學影視改編的研究，輕外國文學影視改編的探討
中外文學其實都是20世紀中國影視改編的對象，但學界的研究重心落在中國文學的影視改編探討，而對外國文學的中國影視改編研究目前僅僅只有徐紅的《西文東漸與中國早期電影的跨文化改編（1913-1931）》這部著作較爲重要，其他一些與外國文學影視改編相關的著述所研究的基本都是國外影視對于外國文學作品的改編，與中國影視改編沒有什麽關聯。因此，20世紀中國影視的外國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將是一個突破和超越。
（三）重中國現當代文學影視改編的闡釋，輕中國古代文學影視改編的考察
古今中國文學自然是20世紀中國影視改編的主要資源，但學界關于中國文學影視改編的文獻整理與研究之重點，卻主要聚焦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視改編，而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影視改編的探討還非常薄弱，主要集中在《紅樓夢》《聊齋志異》等幾部古典文學名著的影視改編上。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影視改編這一維度上，對于中國網絡文學影視改編的研究也還只是簡單涉及。
（四）重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研究，輕中國電視劇的文學改編闡釋
在學界已有文學改編研究的相關著述成果中，多集中于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研究，少有中國電視劇改編的探討，即使一些將影視改編合在一起論述的著作其重心還是落在電影改編。因此，電視劇的文學改編文學整理與研究需要予以集中梳理。
總之，學界有關中外文學影視改編的研究雖然在日趨學理化，但影視改編文獻史料搜集、整理的薄弱卻越來越限制和束縛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拓展和深化，以致一些研究缺少全局性視野，無法具體而微和深入細致，甚至出現一些混淆事實和信口雌黃的弊端，這從一些著作（包括博士論文）在概覽和綜述有關影視改編文獻整理和研究狀況時大多蜻蜓點水簡單涉及一些論著就可以見到。因此，中外文學影視改編研究成果雖然數量亦較可觀，但現有研究成果囿于學科的邊界，要麽研究文學，要麽研究影視，多數研究路徑均大同小異，看不到它們內部存在的差異，也不能上升到對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規律的總結，忽視了1905年以來中外文學和中國影視整一、合流的曆史事實，不能展現現代中國特定曆史語境中文學和影視相互濡養、激發、催生的特質，有的甚至割裂了二者之間所具有的有機聯系。由此可見，20世紀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和研究具有相當廣闊的拓展空間和持續深化的研究價值。
注釋：
[1]基金項目：湖南省財政資金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7YBA307)、中國文聯文藝報刊精品工程項目“百年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湖南省教育廳[2015291092][JG2015B035]和湖南師範大學[201590062][15JG03]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創新人才的培養與教學實踐平台的構建”。
[2]李浴洋：《文學史家目光中的“大語文”——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論道訪談錄》《教育家》2017年第48期。
[3]周傳儒：《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版，第1頁。
[4]程樹仁主編：《中華影業年鑒》，上海：中華影業年鑒社1927年版。限于篇幅，以下章節所涉及的著作之出版社及出版時間均從略。對于中國影視文學改編感興趣的讀者可參看筆者即將在知識産權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國影視文學改編研究書目引論》一書，特此說明。
嶽凱華（1967-），男，湖南新邵人。湖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後，現爲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學報》《湘潭大學學報》《華中學術》《電影藝術》《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論文100余篇，著有《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現代湖南文學的電影改編》《外籍漢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文化激進主義語境中的現代中國文學》《五四文學的生成與可能》《五四激進主義的緣起與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回眸十七年（1949-1966）——淺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和發展》《默契·融合·超越——毛澤東魯迅政治、文化思想比較研究》等，主編教育部“十二五”職業教育國家規劃教材《演講與口才》《秘書學概論》等，參編《現代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等。
曾獲中國文聯第二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優秀作品獎（著作類）、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和三等獎、中國高教學會影視教育委員會論文二等獎、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第九屆“學會獎”論文類評論三等獎、湖南新時期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湖南省第三屆社會科學青年學術討論會優秀論文獎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項和部省級項目多項。現爲湖南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戲劇影視文學專業負責人、中國電影“百花獎”評委，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省電影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湖南文學評論學會副會長、湖南省現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高校影視學會、中國高教學會影視教育專業委員會、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媒介文化專業委員會、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網絡文學研究會、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等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會員，湖南省電影審查委員會評審專家、湖南省委宣傳部理論閱評員、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藝家、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項目評審專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