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人類曆史以來，各種病毒就如影隨形。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記錄。
據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統計，我國在兩周時期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記載。秦漢時期13次，三國兩晉時期17次，南北朝時期17次，隋唐五代時期17次，兩宋金元時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國6次。以上僅爲見于正史的全國性大瘟疫的記載，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見史載。
古代把這些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統稱爲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記載。
那麽古代人得了瘟疫怎麽辦？其實很早人們就知道，面對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離。
目前有實物可證實的是早在戰國時期的秦國就已經對傳染病患者的隔離進行了立法。
據《法律答問》（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國已有專門安置麻風病人的隔離機構，稱爲“疠遷所”，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法律規定政府應設置專門機構對傳染病患者加以隔離，這個在中國曆史上當屬最早的記載。
當然，並非一隔了之，隔離只是應對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記載，在疫病發生時，國家會直接派醫官巡診爲患流行病的病人醫治。
最早的巡診制度見于先秦。至東漢光武帝時，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巡行疾病”。
《後漢書·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對疾疫治療重視的首推宋代。宋代對疾疫的治療較之以往各代更爲重視。每當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發生疾疫，各地官員也多方措置，極力救治，廣爲施醫散藥。除了派出醫生巡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還廣泛設有惠民藥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藥局，平時以平價售藥爲主，疾疫流行時，則無償施藥以濟民疫。
而同樣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戰國時期秦國的治安法規文獻《封診式》中明確記錄著一個傳染病案例，有個叫“丙”的人因爲外祖母同裏者曾有“毒言”（一種熱帶地區流行的傳染病，它似是一種通過唾液傳播的皮膚性疾病），他也被懷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動斷絕與丙接觸的行爲。
“丙家節(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來，亦未嘗召丙飲。裏節(即)有祠，丙與裏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杯器。甲等及裏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難與丙飲食。”
即在各種活動中，大家盡量避免與丙接觸，如果沒有辦法，也要避免與丙共同飲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傳染。
所以隔離在當時是自官方到民間都認定的一種防止傳染病擴散的措施。
漢代承用秦律，這些規定依然有效。
到了晉代，國家要求采取隔離措施則已成爲制度。
晉代規定：“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無病，在一百天內也不得入宮。東晉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嚴重而出現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宮朝奉，“王者宮省空矣”(《晉書·王彪之传》)的狀況。
說明當時爲防止瘟疫的擴散，已有對病人及其家屬進行隔離的意識。
當然雖然實施隔離，皇帝任然要派禦醫上門爲患病的大臣視疾診療，並賜以藥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縣備醫藥救治，甚至連監獄裏的囚犯有病也要給予醫藥治療。防止瘟疫更大擴散。
因爲中國的東漢年間屢屢發生大瘟疫，後來的朝代吸取對這種突發傳染病的應急處置，平時在太醫署等機構每年都要根據時令准備藥物，對傷寒、瘧疾及金瘡之藥做充足的儲備。軍隊出征及重大工程項目人員聚集環境及場所，規模達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醫師駐點。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應急措施都很快反應。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處理，“郡縣給醫藥”；涉及較大區域，則朝廷派員出使，視察疫情，派人送醫、送藥，一般都是免費，必要時“疾疫者以醫馳馬救療”(《晉令輯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醫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謠言方面，古代也較爲有作爲。
我們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給一些謠言發展帶來了空間，如東漢的張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動百姓起事。古代醫巫不分家，在對待疫病上除了醫藥，還靠巫術。
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很多人就開始對巫術持懷疑態度。如據《論語·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記·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實行科舉制後，中央設太醫署，隸屬于太常寺，是主管醫政管理和醫學教育的機構，再加上醫藥知識的普及，很多地方長官不信鬼神，不聽巫術，使得每次疫情謠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會疫情發展到嚴重影響人們生産生活時，政府除了在送醫、送藥的基礎上還采取如對死傷損失重大的家庭給予特殊的補助，對百姓減免賦稅，減輕徭役，發放赈災的救濟糧款等舉措以減輕民衆負擔。
古人對瘟疫的前期預防後期處理也非常完備。
古人認爲屍體也是病毒和細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載體，處理屍體是切斷疾疫流行的一個重要渠道。
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余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傳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災害過後招募志願者，如僧人等幫著掩埋屍體，以發放度牒爲獎勵。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帶大疫，政府就招募志願者，掩埋屍體達200人者，給予一定的獎勵(《宋史·五行志》)。
而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屍體，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最初，人們都將疾疫的發生認爲是陰陽失序，四季不時或者瘟神作怪。後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疾疫發生與環境及公共衛生有緊密關系，因而開始重視公共衛生事業。
據《韓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嚴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區域傾倒垃圾，重刑懲治破壞公共環境行爲。
不僅如此，古代普遍重視公共環境衛生建設。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公共廁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爲周長，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廁所發展到了漢代，已需專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泉州城內水溝湮阏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爲疠疫”，便主持興工清理溝渠，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消除疫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