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又稱昭和天皇，對二戰期間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負有直接的責任，然而他非但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反而在戰後繼續在位43年。

20世紀80年代末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日本政府按傳統方式爲其舉行了盛大的葬禮，數十萬日本國民冒雨爲其送行，包括中國在內的163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儀式。

日本天皇何以在其國內有如此大的能量？傳統上深受中國影響的日本國喪是什麽樣？中國代表在這樣一個有重大政治意味的葬禮上表明了什麽態度，裕仁臨終前有關中國的感慨又是什麽呢？

天皇何以如此

相信不少人聽說過，日本號稱天皇是“萬世一系”，有史可考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紀（中國的晉代）的仁德天皇，如果算上神話性質的記載，則可以推至公元前。

如果這兩千年來真的沒有出過什麽狸貓換太子之類的事情的話，那這的確可以稱之爲一個奇迹了。

這可能要歸因于日本天皇的宗教屬性。

日本傳統上信奉所謂的神道教，早在佛教等其他宗教傳入前，神道教就在日本本土産生，以天照大神爲主的“高天原諸神”神話就是神道教的一部分。

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被認爲是天照大神孫子的玄孫，他的地位是內嵌在神道教神話裏的。

因此就像中國的孔子家族、龍虎山張氏家族一樣，不管王朝怎樣更叠，只要神道教傳統存在，統治體系裏就總有天皇家族的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就像中國最長久的王朝是越活越抽抽的周朝一樣，日本天皇在曆史上長期的弱勢也是它得以萬世一系的重要原因。

在近兩千年的曆史中，天皇家族真正掌握日本國統治權的時期可能不到300年（大致在中國隋唐時期左右），之後的天皇就像春秋戰國時的周王一樣，對任何想掌權的人不構成阻礙，被軍政強人當做傳國神器的一部分看管在京都宮中。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殖民艦隊開來，給天皇家族的命運帶來了轉機。

黑船事件發生時，德川幕府的統治本就已經腐朽不堪，加之西方勢力的沖擊，社會各階層人人思變，最終在與德川家一直不對付的長州藩、薩摩藩的主導下，爆發了資産階級革命，史稱“明治維新”。

按說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流血流汗，出力最多的就是長、薩兩藩國的“倒幕志士”們，可爲什麽到最後似乎是以明治天皇爲代表的天皇家獲利最大呢？

這可能要歸因于日本老百姓們的一個奇怪的心理，那就是傾向于認爲上層中最頂上的那一位是很慈愛的，是跟平民一條心的，國事都是貪婪的中高層搞壞的。

這樣的心理跟神道教傳統一結合，再想想自己在幕府將軍、大名們治下受的那些苦，幕末的日本百姓很自然的懷念起天皇來，形成了諸如“天皇之下，萬民平等”一類的思潮，人們期盼一直被權臣迫害的天照神後裔能夠複出。

急需加強自己號召力的倒幕派與看准了翻身機會的明治天皇可以說一拍即合。

並且明治天皇也不是王政複古後就直接大權在握的，“倒幕志士”們並不是昏了頭的神道教狂熱分子，實際上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那一代元勳們跟明治天皇一直處于一種博弈狀態。

例如在伊藤主持制定的制度中，天皇诏令都必須跟相應的主管大臣聯署才能下發，首相以及“八大臣”只有辭職而沒有被解職一說，重要官員的任免天皇必須咨詢樞密院的意見。

而天皇的靠山在于他在民間擁有的巨大威望，這使得伊藤們推行一些政策時選擇了利用天皇的名義。

這樣的取巧行爲讓明治天皇巧妙拿捏：你不是不給我的诏令簽名嗎？你政府的文件我也不給你蓋章！

最終這場博弈的勝利天平向天皇或者說天皇家族傾斜，因爲天皇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那就是他的權位是世襲的，而元勳權臣們的權位不能世襲，並且在大久保、伊藤這一代元勳有生之年，日本沒有形成政黨政治。

一邊的勢力代代積累，一邊的勢力人走茶涼，此消彼長之下，裕仁即位之後，天皇的權威達到了某種高峰。

葬禮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天皇裕仁在廣播中發表了“終戰宣言”。這是絕大多數日本平民第一次得知天皇說話是什麽聲音。

戰敗前的日本奉行軍國主義，與德國希特勒不同，裕仁並不在公衆面前激情演講，絕大多數日本人連他長什麽樣都不知道。裕仁通過這種保持距離的方式維持他的“神性”。

戰敗後，雖然美國出于種種原因把他包庇下來，但天皇做神的日子肯定是到頭兒了。在麥克阿瑟主持修訂的和平憲法下，天皇的實權被盡數剝離，天皇家族的特權待遇也大部分被作廢。

裕仁深知，無論是做爲一個國際上千夫所指的戰犯，還是做爲一個打了敗仗的國王，他都不適合保持之前的“人設”了，他開始塑造“親民”的形象，走出皇居，到一片廢墟的日本各地去視察，擺拍一些尊老愛幼的照片。

在如今的我們看來他這種行爲十分可笑，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日本，他這一套居然奏效，很多日本人無視了天皇把他們綁到戰車上給他們帶來的痛苦，開始相信天皇是親民的，對戰爭不負主要責任。

就這樣裕仁在位直到去世，以63年的在位時長成爲天皇之最。

20世紀80年代末1月7日，裕仁因十二指腸癌以及多種疾病去世，消息公開後，對日本社會沖擊力相當巨大。

一位備受愛戴的天皇崩禦，需要有一場配得上他地位的葬禮，這是當時的日本政府認定的想法。

天皇的葬禮儀式分爲兩部分：一是“大喪之禮”二是“大喪儀”。

前者是政府舉行的官方儀式，包括車隊、儀仗隊鳴槍放炮、官員講話等；後者是皇室舉行的具有神道教宗教意味的葬禮，遵照古禮進行。

由于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國影響，因此從大喪儀中可以辨認出一些中國古代帝王葬禮的影子。

1月7日天皇去世後，遺體移駕吹上禦所（昭和天皇與香淳皇後生活區，後來的吹上大宮禦所）地上一樓的某個房間停靈，是爲櫬殿。

1月8日，舉行禦舟入の儀，即遺體入棺材的儀式。

與中國古代帝王不同，直到天皇去世十天後的1月17日，天皇的陵墓才在預先選定的地點開建，于2月23日完工。

1月21日，舉行殯宮拝禮の儀，裕仁的兒子明仁天皇、皇族對先帝行拜禮。

1月24日，舉行殯宮一般拝禮の儀，國民在皇宮東庭對先帝行拜禮。

1月31日，舉行追號奉告の儀，給先帝上追號（不是谥號），以年號爲追號，是爲昭和天皇。

在明仁天皇宣讀的禦诔（悼文）中，稱裕仁爲“大行天皇”，這也是從中國對逝世皇帝的稱謂學來的。

2月21日—2月23日，明仁天皇、皇後在赤坂禦所（明仁皇太子時期的居處，現在的東宮禦所）接見參加先帝葬禮的外國元首、外國悼問使者。日本政府爲舉行國葬邀請了各國領導人來參加。

最終有163個國家、27個國際機構派出代表參加，其中元首、總理級別多達55人。

美國、法國、西德、印尼、印度、菲律賓、孟加拉國等國總統，比利時國王，英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泰國、新加坡、巴基斯坦和韓國的總理等都參加了葬禮。

這163個國家也包括中國。裕仁去世後，中國是否會派代表參加葬禮一度備受國際關注。

我國與日本恢複建交是在1972年，20世紀80年代末時經過兩國共同的努力，中日之間已經在貿易、投資、科技、旅遊等等方面建立了廣泛的合作。

當時正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與日本的經濟合作對我們相當重要，但衆所周知，日本對曾經的侵華曆史始終百般扭曲，不願正視，如果我們也像什麽也沒發生過一樣去參加裕仁的葬禮，那無疑是對國恥的淡忘。

經過一番斟酌，我國派出當時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參加葬禮。

錢其琛此行面對的問題絕不簡單。在2月14日，就備受國際關注的戰爭責任問題，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國會答辯時表示，“上次大戰是不是侵略，應由曆史學家作評價。”

言下之意就是中國說了不算。緊接著內閣法制局長官公然聲稱，無論從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看，裕仁天皇“都沒有戰爭責任”。

2月24日上午，裕仁葬禮的主要部分“斂葬の儀”在東京舉行。9點35分，靈車啓動開往靈堂所在的新宿禦苑，宮內廳樂部奏起哀樂《哀の極》，陸上自衛隊鳴炮21發，海上自衛隊持槍目送，葬禮車隊出發，車隊屬于國家儀式，共30車，全長約800米。

當天上午有雨，車隊開到街上，二十萬市民打傘聚集在馬路邊。期間有兩個年輕人高喊“反對天皇制！”並沖擊車隊，很快被警員制服。

抵達新宿禦苑後，皇宮警衛換上傳統的“輿丁”服裝把靈樞擡上“蔥華辇”。

這蔥華辇原本是天皇平時出行的轎子，因頂上有蔥華形狀的裝飾得名。因爲近代以來有了小汽車，蔥華辇就變成天皇葬禮才用的了。

整個擡棺隊伍全部穿戴神道教服飾，持黃幡、白幡、日月纛幡、以及各種供品的在前，捧禦插鞋的在後，數十輿丁擡著龐大的蔥華辇走在中間，緩緩移向葬場殿。

靈樞安置在葬場殿後，先是祭官長、明仁致诔詞，皇族成員依序上前行拜禮，然後撤去神道教象征物，首相、衆議長、參議長致辭，政府官員以及各國來賓上前行禮。

下午1點40分，靈樞再次被擡上靈車，駛往陵地，進入墓區後，區門被拉上黑布“斂葬の儀”就算結束了。之後的一年裏，裕仁生前居住的宮中以及陵地中還要舉行一系列祭祀，應該也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

臨終的感慨

按計劃，葬禮結束後當晚，首相竹下登將在赤坂迎賓館舉行招待會款待各國來賓。然而當天下午，整場儀式中的大忙人竹下登就在百忙之中會見了錢其琛。

竹下登表示中日關系需要保持，兩國關系應在1972年中日建交時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發展。

這話聽起來沒錯，可以看出竹下登看重兩國的長遠利益，但在這個時候提及十幾年前簽署的聯合聲明實際上也是在轉移話題，誰都知道，現在的重點在于日本承不承認裕仁的罪責。

對此，錢其琛表示，“中日關系友好，是以日本正確對待曆史爲前提的，在這一方面，中國絕不會讓步。”實際上無論是1972年建交時還是天皇葬禮時，這都是我國的一貫態度。

這次會見不歡而散，此後外務大臣宇野宗右又和錢外長會面，就14日竹下登在國會答辯上的發言，他表示當時竹下登表述不完全，日本在當初簽署聯合聲明時就已經對戰爭的性質有了深刻的認識。

然而整場會談下來，宇野宗右所言跟竹下登一樣，依然是表面讓步，實際上試圖模糊天皇的罪責。錢其琛以不變應萬變，重申立場，將宇野駁回。

見識了中方態度的明確，日本明白了要與中國溝通，堅持“天皇無責”是不可能的。

在越來越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2月27日，竹下登在國會對之前的言論做出了修正，承認了日本在二戰時期給我國帶來的沉痛災難，同時否定了天皇無罪論的說法。這是中國外交的一次勝利。

1月7日裕仁臨終前，不知他是想起了石原莞爾“不擴大對華戰事”的忠告，還是想起了陸軍“三個月滅亡中華”的叫囂，他喃喃自語道：“我低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