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裕仁天皇，相信只要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會記得他。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至此，持續了14年之久的悲壯慘痛的抗日戰爭終于結束。

這場席卷整個亞洲的世界大戰，最終導致了數千萬人死亡，僅中國，就有3500多萬人死傷……曆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場戰爭，像抗日戰爭一樣讓中國人民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而這場戰爭的肇事者就是裕仁天皇。可就是這樣一位中國乃至亞洲人民的公敵，也是美國的敵人，卻最終在美國的包庇下，逃脫了曆史審判。不僅如此，他還被包裝成了一位”和平主義者”，在戰後繼續享受著世人的膜拜。

作爲美國和日本的一張”政治牌”，裕仁天皇苟延殘喘地活著和轟轟烈烈地死去，都在爲洗白日本的侵略曆史，複活日本軍國主義而服務。在這個曆史背景下，裕仁病逝後，日本政府邀請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和代表，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

中國參加還是不參加？派誰去參加？這就成了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

最大戰犯的”複活”

裕仁天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是他的名字，昭和則是日本的年號。裕仁是日本第124代天皇，于1926-1989年間在位。他是日本最長壽，也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天皇，執政長達63年之久。

在位期間，裕仁指揮和縱容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了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制造了令人發指的南京大屠殺，侵略和踐踏了中國等十幾個亞洲國家，殘害了數千萬無辜的亞洲人民。

二戰結束後，爲了審判日本的罪行，美國，蘇聯，英國，中國等國家發起組建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耗時兩年七個月，對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肇事者進行了審判。

最後軍事法庭判處了東條英機（日本第40任首相）、土肥原賢二（日本特務頭子）、廣田弘毅（日本第32任首相）、坂垣征四郎（日本陸軍大將）、木村兵太郎（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日本陸軍大將）、武藤章（日本陸軍中將）等7人絞刑，他們都是二戰中的甲級戰犯，對戰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但裕仁天皇作爲日本發動戰爭的最高決策者，卻逃脫了審判。不僅天皇沒有被懲罰，連同23名擔任日軍高級將領的皇室成員也受到”保護”，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裕仁天皇能夠逃脫審判，一方面是因爲戰敗前皇室已開始積極周旋，討好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展示了臣服美國的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當時的美國需要一個”聽話”的日本，以對付勢力越來越大的共産黨陣營。

所以，在美國的包庇下，軍事法庭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了分割。最終只有以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甲級戰犯爲首的戰時政府和軍方統帥，承擔了發動戰爭的責任。

爲了讓裕仁脫罪，1946年1月1日，裕仁在美國的指示下發表《人格宣言》，宣稱自己”是人不是神”。次年頒布新憲法明確規定，天皇只作爲”日本國的象征”而存在，只從事一些象征性的、禮儀性的國事活動。裕仁就這樣通過”交權”的手段，撇清了與二戰的關系。

爲了營造接地氣的”人”的形象，展示他親民愛民的新風貌，經美國授意，裕仁在全國展開了一系列”巡幸”活動。美國撤兵後，裕仁重新登台，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厭惡戰爭的”和平主義者”，頻繁參加國內外的活動，包括出席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大阪萬博會這些盛大的國際盛事。

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國力的提升，裕仁天皇在對外宣傳中”國家象征”的正面形象也得到了提升。裕仁的戰爭責任被淡化了，日本民間與媒體對此也避而不談。

即使在1975年，裕仁天皇訪問美國時，他在發言中也沒有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談及自己與戰爭的關系。

讓中國爲難的大葬之禮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患十二指腸癌去世，享年88歲。2月24日，日本爲裕仁舉行了盛大的國葬，即”大葬之禮”，並邀請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代表參加祭奠。

在美國的帶頭作用下，最終有163個國家、27個國際機構的代表親赴日本參加了裕仁的大葬之禮。其中元首、總理級別的領導人就有55人，包括美國、法國、西德、印尼、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的總統，泰國、新加坡、巴基斯坦、韓國的總理，比利時國王，英國女王王夫菲利普親王等都參加了葬禮。

日本也向中國發出來了邀請函。但中國是二戰中的最大受害國，裕仁是侵華戰爭的元凶。在感情上中國人恨不得生啖其肉，更別說去參加裕仁的葬禮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制造僞滿洲國。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在南京屠殺30萬中國人，以及在中國搞燒殺搶”三光政策”，都是經過裕仁天皇默許和指示的，他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以，在裕仁死後，國內外很多人來信來電，要求中國出席裕仁天皇葬禮的規格不要過高，有的人甚至建議中國不派代表出席。

怎麽辦呢？中國既要考慮到裕仁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要顧及正在轉圜的中日關系，最後中國決定派國務委員兼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赴日，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參加裕仁的葬禮。

這個決定非常高明。一方面彰顯了中國的大國風度，顧及了國際上正常的外交禮儀。同時也表達了中國對日本以及裕仁天皇個人的是非分明的態度，也就是過去的曆史不能忘記，現在的友誼也要珍惜。

粉碎日本抹殺曆史的陰謀

本來日本還想借此淡化和抹滅日本的侵略曆史，因爲只要中國不再糾結日本和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了，其他國家也就不會再和日本過不去了，日本就可以徹底甩開這個曆史包袱。不過日本顯然是打錯了算盤。

就在裕仁逝世前後，日本國內已出現了不少否定日本侵華戰爭的聲音，以及爲裕仁的戰爭責任開脫的言論。日本媒體經過大量公關和宣傳，還把裕仁塑造成了一個與國民同甘共苦、關心國家和平繁榮的受人愛戴的天皇形象。

更讓人氣憤的是，日本政府也開始借裕仁的葬禮有意抹滅日本的二戰罪行。就在裕仁天皇的葬禮期間，日本竹下登首相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關于二戰的責任和性質的質詢時竟然公開宣稱，“上次大戰是不是侵略，應由後世史學家來評價”。

日本內閣法制局長官還稱，不論從國內法還是從國際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沒有戰爭責任。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開有關裕仁天皇不負有二戰責任的表態。

對于日本否定曆史的耍賴行爲，中國外交部迅速作出回應，對日本發出了強烈指責和不滿。可能考慮到安撫中國的需要，隨後，日本宇野宗佑外務大臣會見了正在日本的錢其琛外長。在錢其琛的強烈要求下，野宗佑再次強調，日本對侵華戰爭的性質問題的認知已寫進《中日聯合聲明》，迄今並無變化。

接著，竹下登首相在緊張的接待日程中，破例抽出時間會見了錢其琛。之所以稱之爲破例，是因爲按計劃竹下登只會單獨會見元首級別的外國貴賓。此舉意在表明他重視中日關系。

在一些亞洲國家的強烈聲討下，竹下登首相終于服軟，最後在2月27日的國會答辯上，對其上次發言做出了修正，並明確表示二戰給鄰國造成了重大損害，其侵略的事實不可否認。

至此，日本想借裕仁葬禮洗白日本侵略曆史的陰謀，就被徹底粉碎了。其實早在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期間，中國領導人就著重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毛澤東十分重視日本對侵華戰爭的態度。

于是他問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問題怎麽解決的?”這是毛主席對此前日本稱侵華戰爭是給中國”添麻煩”表述的回應。

結果在毛主席的敦促下，田中角榮恭恭敬敬地表示，”准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這才有了後來《中日聯合聲明》中所說的“日本痛感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這是日本對二戰應該有的最基本態度，也是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提。誰也不能美化日本的侵略曆史，更不能抹殺這段曆史。

中國式”葬禮外交”

實踐證明，中國派錢其琛赴日參加裕仁天皇葬禮的決定是非常恰當和穩妥的。這樣既不失國際外交禮儀，也有利于增進中日兩國關系，加深兩國人民的互信。同時，中國逼促日本在戰爭性質問題上進一步表明態度，粉粹了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借機抹殺曆史的野心。

不僅如此，錢其琛外長還在裕仁天皇的葬禮期間，展開了一次特別的葬禮外交。在短短兩天內，錢其琛外長分別會見了英國，西德，印度，南斯拉夫等國的外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錢外長還和未與中國恢複外交關系的印尼國防部長穆迪約諾舉行了會談，表達了恢複外交關系的想法。

後來日本各大媒體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次會見，並稱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還有媒體稱，中國和印尼啓動複交進程達成協議，是這次葬禮外交的最大成果。次年8月，中國與印尼終于恢複中斷了23年的外交關系。這是中國外交官參加裕仁天皇葬禮的又一大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