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眼按：
提到泉友Sinial，相信喜歡南洋錢幣或者經常逛錢幣天堂的泉友一定不會陌生。貓眼有幸收到了泉友Sinial特別爲貓眼平台執筆的這篇投稿，極大地豐富了貓眼看幣這個平台的內容。
泉友Sinial從自身的收藏經驗和研究體悟出發，不僅講述了Soho造幣廠的曆史，也總結了Soho造幣廠爲南洋鑄造的一系列錢幣。十分難得，不容錯過。
聲明：若無單獨標注，則文中錢幣均爲作者個人藏品。本文內容包括文字及幣圖僅授權“貓眼看幣”發表，謝絕轉載。
Soho Mint與南洋錢幣
英國私人工廠的蒸汽動力造幣起步于18世紀後半的工業革命中，作爲當年的先進制造業，逐漸替代了原始的人力、畜力和水力造幣，推動錢幣領域進入到更爲精美的現代錢幣時代。引領造幣技術進入蒸汽時代的Soho Mint、以H廠標著稱的Heaton Mint、近年來通過SP盒而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的King’s Norton以及Taylor & Challen都位列其中。
這些造幣廠除了作爲皇家造幣廠的補充供應本土之外，伴隨著英國邁向日不落帝國的海外擴張，面向新開拓的殖民地及周邊的古老國家，更有大規模的海外業務拓展。
南洋錢幣中，不僅舊英國殖民地的錢幣大半源自于此，還對東印度群島地區的現代化錢幣流通普及也多有助益。類似于晚清中國向機制錢幣的轉換過程，暹羅、緬甸、馬來諸邦、文萊、安南等國從原始貨幣一躍而進的錢幣現代化背後也能見到這些私人工廠的影子。
而今天筆者要著重介紹的就是這些造幣廠中的Soho Mint，以及在上述的大背景下Soho Mint與南洋錢幣的淵源。
馬修·博爾頓與詹姆士·瓦特
說到Soho Mint，馬修·博爾頓與詹姆士·瓦特這組最佳搭檔的名字總是不得不提。
以1768年雙方相識爲契機，博爾頓認識到瓦特的改進型蒸汽機的潛力，這也促成了1774年博爾頓以抵債的方式從約翰·羅巴克（John Roebuck）手中獲得瓦特的蒸汽機專利權。次年雙方正式開始了持續兩代人的長期合作關系。博爾頓的資金支持和瓦特的技術發明的組合帶來了雙贏，瓦特因改進蒸汽機而得享盛名的同時，博爾頓也成爲工業革命中的風雲人物。
改進型蒸汽機最初的應用是在礦山等處，隨著Soho Mint在1788年建立，博爾頓開始將蒸汽機技術應用于造幣。
Soho提供的蒸汽動力造幣設備
19世紀初，由Soho設備裝備起來的皇家造幣廠新廠落成。憑借對造幣工業現代化的貢獻，博爾頓和瓦特雙雙登上2011版的50英鎊背面。
2011版50英鎊（圖片來源：英格蘭銀行網站）
Soho名稱之由來
1745年博爾頓開始參與家族産業，當時還只是個小型金屬加工作坊。隨著生意的拓展，1761年他租下了伯明翰當地Soho地區的一塊地，Soho之名正是由此而來。
最初建設的是Soho Manufactory廠房，後續 1788年建設的Soho Mint廠房爲獨立的另一建築。
Soho Manufactory廠房主建築（Soho Mint建築相當于左側圖外位置）
目前Soho Mint與Soho Manufactory建築都已經拆除，只有附近的Soho House（原爲博爾頓住所，現爲博物館）尚存。三者間的位置關系大致如下圖。
Soho House、Soho Mint與Soho Manufactory位置關系圖
現爲博物館的Soho House
來自南洋的訂單
1，1786年 蘇門答臘 最早的錢幣訂單
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香料貿易就是主要的目標。整個17世紀中盡管在印度有所進展，在東南亞卻很難說得上成功。
1680年代立足巴達維亞的荷蘭人完全控制萬丹之後，英國人不得不從爪哇撤出。退而求其次在蘇門答臘西南海岸的明古連（Bencoolen）建立據點。雖然由于地理位置並沒有太大發展貿易的潛力，但是至少在此後的一個世紀中，明古連成爲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主要立足點。
舊明古連殖民地的Fort Marlborough
以此爲契機，博爾頓得到的第一個造幣訂單，正是1786年爲蘇門答臘殖民地制造錢幣。
雖然早已有意將蒸汽動力引入改革傳統的造幣技術，但是此時博爾頓還沒有實際造幣的經驗。這批錢幣的制造還沒能用上蒸汽動力，而是沿用傳統方法。加上幣胚生産和實際壓制兩道工序分別在Soho和倫敦兩處進行，博爾頓延遲了幾個月直到1787年5月才完成交貨。
此時Soho Mint尚未開始建設，嚴格意義上這批錢幣還不能稱爲Soho Mint産品，稱爲博爾頓的Soho工廠産品或許更合適。
1786年的蘇門答臘錢幣分三種面值：3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別重150格令、100格令和50格令（9.72克、6.48克、3.24克）。共生産了18英噸多，總值約566萬Keping的錢幣。
3 Keping
2 Keping
1 Keping
鍍金3 Keping
鍍金2 K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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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1786這套雖然比之前孟加拉制造的1783版要精美一些，相互比較還是可以明顯看到設計上沿用了後者的整體結構，包括年份間的花點也是沿襲下來的。
1786版2 Keping
1783版2 Keping（孟加拉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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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邊
1786年這套錢幣基本上都是斜齒邊。19世紀末Atkins的記載中有2 Keping還存在“Engrailed edge（凹點邊）”版Proof的說法。Scholten沿用了這個說法，但未記錄更詳細的信息，Pridmore則沒有記載。
從實物觀察，雖然非常罕見，但是確實存在不連續的凹點構成的凹點邊的版本，應該就是Atkins所描述的特殊版本。雖然Atkins並未提及出現兩種幣邊加工方式的原因，從錢幣制造背景上推測，凹點邊可能是Soho最初試造時對幣邊加工的一種嘗試。
凹點邊（Engrailed edge）
斜齒邊（Oblique milled edge）
對于1 Keping，KM列了3種幣邊，斜齒邊和直齒邊作爲KM257.1、光邊作爲KM257.2。直齒邊和光邊無論是文獻還是實物上都沒有支撐，是否真的存在只能作爲存疑。
2，1787年 蘇門答臘
在1787年5月第一單交貨之後，博爾頓很快就得到東印度公司的第二單。
沿用了Soho和倫敦接力加工的方式，在第一單經驗的基礎上，這一次雖然規模更大但是訂單完成相對順利。
在這兩筆訂單生産的基礎上，博爾頓開始了Soho Mint的建設。
1787年的蘇門答臘錢幣與之前1786年同樣分三種面值：3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重量也相同。共生産了約30英噸，總值約941萬Keping的錢幣。
3 Keping
2 Keping
鍍金 2 Keping
鍍金1 K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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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標爲1787年的蘇門答臘錢幣在流通版之外，還存在不少不同設計的Pattern，有些與流通版較爲相似，有些則設計頗爲獨特（例如橢圓形等）。Pridmore從蘇門答臘的1786/1787版設計沿襲了之前的1783版出發，認爲這些錢幣可能只是博爾頓用于饋贈展示的用途，故稱之爲“Patterns, and Boultons Samples”。
面對當時英國國內流通錢幣中有很大比例是僞幣的現實，博爾頓進入造幣行業的初衷是希望利用蒸汽機技術制造不易造假的更精美的錢幣。1786版制造時仍完全沿用了傳統方法，加上制造進程的延誤，確實沒有大幅考慮改善的余地，對幣邊的選擇可能就是僅有的考量。相對而言，制造1787版時在時間和技術儲備各方面博爾頓都更有余力，試圖改進設計制造更爲精美的錢幣並不算出乎意料的行爲。
特別是如下的一枚原小瓦特藏品的Pattern 3 Keping（來自于2002年Morton and Eden的小瓦特藏品拍賣，Lot 283）的存在。
Pattern 3 Keping（原小瓦特藏品）
小瓦特（James Watt Junior）爲瓦特之子，在18世紀末與博爾頓之子小博爾頓（Matthew Robinson Boulton）一起逐步接手了父輩的事業，他的藏品自去世以來幾乎完全未經流通直到2002年的拍賣。
小瓦特（1800年前後）
這枚Pattern 3 Keping有兩個明顯的特征——首先正背模爲錯開90度（↑→）而不是流通版的幣型方向（Coin Alignment，↑↓），另一點爲存在輕微的偏打。從這兩點來說，相對更符合改進設計中試打品的特征，而不是做工更爲細致的廣告品。相信至少較爲接近流通品的那些Pattern更大可能爲1787年當時博爾頓改進設計的試作品。
Pattern 2 Keping
KM從18世紀分冊最早的版本開始就有一個問題，誤將普通1 Keping（KM257.1）的圖用在了Pattern（KM Pn1）上。早期的版本對這兩個品種使用了完全相同的配圖，新版雖然將KM257.1的配圖替換更新過，但是KM Pn1的配圖仍然還是原來的錯誤配圖未有修改。
部分第三方評級公司有據此將普通1 Keping作爲Pattern裝盒的情況，相應的將普通1 Keping作爲Pattern售賣者，亦非個例。
第三方評級公司歸檔中的分類錯誤品，曾被作爲Pattern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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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關于1787版年份的標示，KM的18世紀分冊在修訂中還有另一個錯誤——那就是將AH1202機械地換算爲了1788年，應該是由于對正背面分別存在以公曆和回曆標示的年份沒有足夠的認識所造成的。
盡管實際錢幣正面爲公曆1787年，背面爲AH1202年，至少從第5版開始1787版錢幣都被描述爲 “1788//AH1202” 而與實際錢幣不符（KM258的2 Keping下額外另列了 “1787//AH1202” 與 “1788//AH1202” 並列）。實際上標示爲公曆1788年的蘇門答臘錢幣並不存在。
3，1791年 孟買 第一次供應印度殖民地
1790年底博爾頓接到了來自東印度公司的聯系，希望爲孟買管區訂制錢幣。
1791年2月確定了設計之後，總共生産了4種面值：2 Pice、1-1/2 Pice、1 Pice、1/2 Pice。分別重：200格令、150格令、100格令、50格令。共生産了差不多100英噸，總值約1581萬Pice，接近33萬盧比。各面值的制造量分別爲：1,174,630枚、2,690,351枚、5,472,740枚、7,903,280枚。
1/2 Pice
印度嚴格意義並不能算在南洋的範圍之內，不過作爲Soho Mint除了東南亞之外較重要的造幣市場，這是東印度公司印度領地的第一單。
同時這也是Soho Mint裝備蒸汽動力造幣設備之後，第一次大規模制造供應流通幣。
4，1798年 蘇門答臘
1797年對于Soho Mint來說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一年，博爾頓爲英國國內制造流通幣的心願終于有機會變爲現實。Soho Mint第一次得到英國流通幣的訂單，也就是在國內收藏者中同樣具備非常高知名度的車輪便士。
雖然1797年3月東印度公司就蘇門答臘錢幣與博爾頓有所接觸，當時的情況下並無實質性的進展。直到1798年2月下旬，Soho Mint才正式確定再次爲蘇門答臘制造約15英噸的銅幣。
3種面值和重量與前兩次並無差別，但是生産速度遠非當年可比。一個月後的3月27日所制造的639,764枚3 Keping就已經從Soho發運，4月4日發運了935,913枚2 Keping，4月9日發運了剩下的986,668枚1 Keping，整個制造過程還不到兩個月。
2 Keping
鍍金2 Keping
1798年版的設計相對于之前的1786、1787年版並沒有很大的改進，反而可能是由于趕工期的原因，背面面值的幣文有一處錯誤：所有三種面值都被寫成了3 Keping。推測當時的參與者中無人能夠釋讀，而只是複制了過去的3 Keping背面的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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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評級公司分類錯誤
面值的錯誤導致不同面值錢幣之間幣文只有細小的差異，根據幣文圖樣分類很容易把小面值的錢幣也歸爲3 Keping。第三方評級公司分類錯誤的也不少見，如前圖的鍍金2 Keping就如下被標注爲3 Keping。
S-951是Scholten給3 Keping的編號， 2 Keping的正確編號是S-955。
5，1804年 蘇蘇（Susu） 未接的訂單
蘇蘇是蘇門答臘西北海岸的港口，18世紀末名義上歸屬于亞齊蘇丹國，實際掌控在勒拜達帕（Lebai Dappah，Lebai爲源自泰米爾語的說法，原意指清真寺神職人員，這裏僅爲一般意義的尊稱）手中。達帕與其兄弟巴帕布揚（Bapa Bujang）通過貿易積累財富的同時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掌控了蘇蘇及附近地區。
18世紀末蘇門答臘地圖
蘇門答臘北部地區原非胡椒産區，在達帕的推動之下，18世紀末胡椒種植大爲發展。1787年達帕與Natal英國商行的約翰·普林斯（John Prince）訂約供應胡椒，1793年起又與美國人有大規模的胡椒貿易，到1803年蘇蘇的胡椒年出口量已達3000-5000噸。因胡椒貿易的繁榮，這一時期北起Kuala Batu（在蘇蘇稍北）南至Trumon的蘇門答臘海岸被稱爲胡椒海岸。
今日的蘇蘇港口
早年蘇蘇公雞銅幣的發行者並不明確，有歸于當時往來蘇蘇的美國商人的，也有與新加坡商人代幣的鬥雞系列歸爲一類的。
蘇蘇鬥雞錢幣
還要歸功于Pridmore和Vice在1980年代初的研究，才讓真相浮出水面。
Pridmore和Vice在Soho文件檔案中找到兩封相關的信件，內容是1803年8月倫敦的戴維·詹甯斯（David Jennings）與博爾頓的通信往來——
詹甯斯有來自“商業機構”的訂單，希望爲“印度當地的王子”訂購“一面是公雞”的一套模具及100枚錢幣，博爾頓回信以雕模師忙于處理其他訂單爲由回絕，並表示除非訂貨方掌握模具複制技術，只訂做一套模具恐怕不敷使用，同時建議稱這套模具在倫敦也不難找人雕制。
據此，這個被博爾頓拒絕的訂單應該正是間接來自于當時實際控制蘇蘇的達帕，詹甯斯提及的“商業機構”則很有可能就是普林斯主管的Natal英國商行。
因此，這個品種的存世品中比較精美的版別應該是英國制造，相對粗陋的則應是蘇門答臘使用訂做的模具另行制造。
雖然並非直接出自于Soho Mint，除了借由博爾頓檔案厘清身世之外，其公雞的圖樣與後述新加坡商人代幣鬥雞系列也屬一脈相承，算是與Soho Mint非常有緣的錢幣，故一並列出。
6，1804年 蘇門答臘
1803年東印度公司再次爲蘇門答臘殖民地訂購的銅幣（標爲1804年）。
這批銅幣與1802年爲印度孟買管區訂制的錢幣（標爲1804年，Soho Mint于1803年4月制造完成）非常類似——
首先正面完全沿用了相同的設計；
其次與孟買的3個面值2 Pice、1 Pice、1/2 Pice分別重200格令、100格令、50格令相類似，這次訂購的銅幣面值分別爲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重量和大小也分別與孟買的相同。
這批訂貨是在1803年12月30日到1804年4月28日之間分幾次發送去倫敦的。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交貨的數量分別爲1,389,885枚、2,817,430枚、5,567,800枚。
4 Keping
1 Keping
鍍金4 Keping
鍍金2 Keping
鍍金1 Keping
KM的19世紀分冊初版中，以“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印度公司”的名義列出了這組錢幣，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別列爲KM266、KM264和KM262。到2004年的第4版，隨著地域的變化“印度尼西亞（Indonesia）”變成了“荷屬東印度（Netherlands East Indies）”，這組錢幣卻不翼而飛。到2009年第6版，又作爲“荷屬東印度，蘇門答臘島，東印度公司”的名義出現。把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下的蘇門答臘錢幣歸入荷屬東印度合不合適姑且不論，總算是加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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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評級公司分類錯誤
中間來回一折騰，再加上與孟買1804版錢幣的相似性（只看正面是無法區分的），本來就不太搞得清楚狀況的第三方評級公司就更混亂。
前圖1 Keping的盒子上的描述如下，就是典型的分類錯誤。
7，1810年 槟榔嶼與皇家造幣廠的競爭
1786年弗朗西斯·萊特（Francis Light）與吉打蘇丹訂約開埠。在此之後，因槟榔嶼（Penang）地處馬六甲海峽內，地理位置較明古連更優越，短短數年之內原本少人居住的小島就發展爲具有近萬人口的商埠。1805年更升格爲與馬德拉斯和孟買同級的管區。
Fort Cornwallis中的萊特雕像
萊特墓地
除了開埠最初幾年由英屬印度供應的錢幣之外，19世紀最初的十年一直依靠當地制造的厚重錫幣。
1810年皇家造幣廠新廠終于可以投産，裝備的蒸汽動力造幣設備爲Soho提供。
然而與小博爾頓的期待不同，原本的君子協定（皇家造幣廠制造金銀幣，Soho Mint制造銅幣）立即被打破。
爲槟榔嶼供應新銅幣的任務最終交給了皇家造幣廠。這對小博爾頓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也在Soho Mint與官方的合作關系上留下了裂痕。
當時爲槟榔嶼准備的樣幣共有三種，前人著述有所不同——
Pridmore在英屬馬來亞目錄（無論是1955年第一版還是1968年第二版）上援引Ruding將其中的一種歸爲Soho Mint出品。
Scholten同樣也采信Ruding之說，但未給樣幣配圖。
不知爲何Pridmore在1965年出版的英屬亞洲目錄上反而將其歸爲皇家造幣廠出品。
各著述的差異也導致後續的Saran Singh和Tan整理更有出入。
各拍賣目錄根據所看的參考書不同就更是衆說紛纭。
雖然Ruding著作從時間點看可信度似較高，但據David Vice先生意見在Soho Mint原始資料中未見可以支撐Ruding說法的依據。
無論如何，作爲皇家造幣廠與Soho Mint初次競爭的見證，這三枚還是值得列出。
Ruding列爲Soho Mint出品的未獲選樣幣
另一種未獲選樣幣
獲選版
8，1823年 新加坡 複刻1804版蘇門答臘
1804版蘇門答臘錢幣的三種面值存在減重版（有時被稱爲薄版，即Thin planchet），相對于原版的厚版（Thick planchet））久已爲人所知，但是其來源早年一直是個謎。
同樣要歸功于Pridmore和Vice在1980年代初的研究，在Soho文件檔案中找到1822年下半年小博爾頓收到的幾封相關信件，才將其與新加坡聯系起來。
得益于斯坦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的長遠眼光，1819年開埠之後，新加坡借由東南亞貿易中心的戰略地位，開始快速發展。伴隨著這一地區定位，萊佛士的計劃中也包括在東印度群島地區推廣英國銅幣流通。正是在此背景下，1823年Soho Mint根據東印度公司訂單生産了減重版，主要供應新殖民地新加坡。
在1804版的基礎上，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別減重爲132格令（8.55克）、66格令（4.28克）和33格令（2.14克）。1823年8月發運的第一批分別爲1,614,788枚、4,699,760枚和6,061,933枚。1824年2月另外還有1,184,051枚4 Keping發運。
4 Keping
2 Keping
1 Keping
盡管這是Soho Mint生産的最後一個東印度公司訂單，說這套錢幣影響了之後20年的東南亞錢幣亦不爲過——
一方面1 Keping成爲後續新加坡商人代幣中“Island of Sumatra”和“Island of Sultana”系列模仿的對象；
另一方面背面面值的幣文更是幾經輾轉沿用于新加坡商人代幣，一直影響到1840年代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的沙撈越K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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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版與原版的區別
雖然目前已知的所有文獻都未提及，除了減重之外，減重版與原版最有辨識度的區別就是正背面模具方向：原版是幣型方向（Coin Alignment，↑↓），而減重版是章型方向（Medal Alignment，↑↑）。
此外，從文獻和實物上都找不到發行過減重版Proof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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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評級公司/拍賣公司分類錯誤
或許是因爲早先各目錄雖有標出原版和減重版，但是大多未標明具體重量，第三方評級公司和拍賣公司仍然對此不甚了了。
幾年前某著名拍賣公司上拍過一枚4 Keping，系由某第三方評級公司裝盒，盒子上描述爲“SS-5, P-4 THIN FLAN”，而拍賣目錄也相應描述爲“KM266, SS-5, P-4 thin flan”。
即使不論SS-5、P-4都是指原版與Thin Flan明顯有矛盾之外，對照上文介紹，相信讀者亦不難判斷。然而當時雖經委婉提醒，很遺憾拍賣公司除答複可能不是減重版之外對拍賣描述一字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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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記
隨著新加坡經濟的發展，減重版有比原版更多的戳記現象。此枚OD戳記即爲加蓋在減重版2 Keping上。可惜自入手以來遍尋未獲任何關于其背景的信息，希望有識者能不吝賜教。
OD戳記減重版2 Keping
9，1831年 新加坡商人代幣 鬥雞系列——約翰·科爾維爾（John Colville）版
時間到了1830年代初，新加坡的商人們間接繼承了萊佛士的計劃。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默許之下，他們開始訂購Keping記值的私人錢幣，並在普遍缺乏小額流通錢幣的東印度群島各地推廣使用，同時也在新加坡當地流通。
這其中最早的就是一位名叫約翰·科爾維爾的蘇格蘭人向Soho Mint訂購的“鬥雞”圖案的代幣。
早先1825年時，他就已經與小博爾頓有書信往來談及訂購錢幣，但似乎並沒有實物留存。1831年他回到英國時，再次請小博爾頓報價並正式給出訂單訂購2 Keping和1 Keping兩種面值的代幣，兩種面值分別重66格令和33格令，與前述官方供應新加坡的減重版相同。鑒于科爾維爾給小博爾頓的信件中提及了普林斯（當時已經轉到新加坡任職），相信鬥雞圖案的靈感與熟悉蘇蘇錢幣的普林斯有關。
2 Keping制造了3英噸，共714,085枚，1 Keping制造了9英噸，共4,286,778枚。在1831年7月到12月之間從Soho Mint發運給新加坡的代理商行A. L. Johnston & Co.。
A. L. Johnston & Co.是新加坡殖民地早期的歐洲商行，最初在1819年由蘇格蘭人亞曆山大·勞裏·約翰斯頓（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創立。1822年克裏斯托弗·賴德奧特·裏德(C. R. Read)從明古連加入成爲合夥人，後者也是著名的代幣發行者。約翰斯頓在1841年12月離開新加坡，並于1850年在蘇格蘭去世。1841年1月裏德退出由他的兒子威廉·亨利·麥克勞德·裏德（W. H. Read）取代其合夥人地位，小裏德也是新加坡早期史上的著名人物。
2 Keping
1 Keping
到1847年9月爲止，Soho Mint至少有不同來源的16單新加坡商人代幣訂單，包括45,286,990枚1 Keping和6,648,320枚2 Keping，數年間總共發運51,935,310枚，這也是Soho Mint後期曆史上與南洋錢幣的主要聯系。
分類分歧與國內誤稱：
早期Atkins曾將這一套列于馬六甲錢幣分類之下。
雖然1830年代馬六甲已經基于英荷協議交換給英國，但是有不少當時資料足以說明鬥雞系列代幣的流通範圍遠爲廣泛，同時馬六甲也不是主要目標範圍。故Pridmore和Scholten都未采此說。
KM卻始終堅定地將這一套列于馬六甲（Malacca）名下，這也導致國內錢幣收藏者習慣上“馬六甲公雞幣”或者“馬六甲海峽”的誤稱。
10，1831年 新加坡商人代幣 地名系列
與前述鬥雞相同標爲回曆1247年的新加坡商人代幣還有三種2 Keping面值的地名系列，同樣爲Soho Mint制造，分別爲——Pulu Percha（蘇門答臘島的別稱）、Negri Acheh（亞齊蘇丹國，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古老國家，17世紀與占領了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柔佛之間曾上演過南洋版的三國演義）、Negri Tarumon（Trumon爲蘇門答臘島胡椒海岸的另一知名港口）三種。
Pulu Percha 2 Keping
Negri Acheh 2 Keping
Negri Tarumon 2 Keping
11，1835年 新加坡商人代幣 鬥雞系列——克裏斯托弗·賴德奧特·裏德(C. R. Read)版
這一版的最特殊之處是鬥雞腳下有發行者名字的縮寫“C.R.Read”，爲新加坡商人代幣中僅見。
C.R.Read版鬥雞
考慮到背面爲布吉文，主要對象應該是西裏伯斯島（今蘇拉威西島）的布吉人（中文史籍稱武吃人，以勇武而聞名）。小瓦特藏品拍賣的Lot 374即爲此品種，側面證實了此品種爲Soho Mint出品。
12，1835年 新加坡商人代幣 地名系列——蘇門答臘及馬來半島
背面標爲回曆1251年的地名系列比之前回曆1247年的品種豐富了許多，面值除了2 Keping也出現了許多1 Keping的品種。
地名除了之前出現的Pulu Percha（蘇門答臘島別稱）和Negri Acheh（亞齊蘇丹國，此年份無流通品）之外，蘇門答臘島相關的還有Menangkabau（米南卡保，蘇門答臘內陸山地的古老國家）、Negri Dilli（日裏蘇丹國，蘇門答臘北部）、Negri Siak（Siak蘇丹國，蘇門答臘中部面對廖內群島）、Tanah Malayu（泛指蘇門答臘島），從地名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新加坡商人代幣的對象已經從胡椒海岸擴展到了蘇門答臘各地。
Pulu Percha 2 Keping
Pulu Percha 1 Keping
Negri Acheh 2 Keping
Menangkabau 2 Keping
Menangkabau 1 Keping
Negri Dilli 1 Keping
Negri Siak 1 Keping
Tanah Malayu 1 Keping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馬來半島地名，Negri Perak（霹雳）、Negri Selangor（雪蘭莪）、Negri Trengganu（丁加奴），這也表示新加坡商人代幣的流通向馬來半島的拓展。
Negri Perak 1 Keping
Negri Selangor 1 Keping
Negri Trengganu 1 Keping
阿拉伯數字標注特殊品種：
這枚以阿拉伯數字標注回曆1250年的是比較特殊的品種，正背面都是布吉文，以Doit記值，主要對象應該與C. R. Read版鬥雞類似都是西裏伯斯島。
Tana Ugi 1 Doit
13，1835年 暹羅 現代化錢幣的嘗試
1835年暹羅國王拉瑪三世（Rama III）派了三名貴族訪問新加坡及馬來各邦，當他們返回時向國王報告了新加坡流通商人代幣的情形。當時長期居住在暹羅的英國商人羅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被要求提供一些樣品，並稱如被選中會通過他訂購。
昭披耶帕康（Chao Phraya Phra Klang）提出了兩種設計，正面都是國名及上下雙星，背面分別爲大象和蓮花圖案，並以泰文標明CS1197年份。因爲Soho Mint制造的樣品抵達暹羅之後未能得到拉瑪三世的認可，也就沒有正式制造而只是留下了樣品。
蓮花圖案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象的圖案系來自于1802年Soho Mint爲錫蘭制造的1/96 Rixdollar。
14，1835年 科爾維爾（John Colville）試作樣品
這是出自小瓦特拍賣的Lot 377的一枚，重1.57克，直徑16毫米，比常見的新加坡商人代幣1 Keping還要更加輕小一些，包括Pridmore在內的已有文獻中都無記載。
從幣文的“NON OBLI VISCAR 1835”可以聯系到科爾維爾家族，考慮到形制上與荷蘭錢幣（2 Stiver銀幣）的相似，加上原包裝上描述爲“Dutch Coin”，非常可能是科爾維爾後期訂購的試作樣品。
關于這枚的更詳細背景還有待于未來進一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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