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發
1924年的朱鏡宙
1919年5月4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標志性時間點，一批熱血青年知識分子作爲新生的社會力量登上曆史舞台。著名南洋華僑史專家、民國報人朱鏡宙（字铎民）當時年僅30歲，懷揣著爲國家、爲民族舍生取義的革命理想，活躍于當時衆多重大事件中。
爲祖國統一立言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總統。爲緩解與孫中山的廣州軍政府對峙局面，11月16日向前線軍隊下令停戰，宣言和平統一。作爲回應，廣州軍政府23日發布停戰令。
然而，南方部分議員強烈反對。時任廣州軍政府參議的朱鏡宙，則認爲“反對議和”于國家長治久安無補，沒有健全良好的政治體制是政局動蕩主因，提出解決國家統一的根本任務要從改革政制入手，並撰文《民國政制改造論》，“惟當時南方所提條件，偏于現實枝末的補救。余深感惑之，乃撰此書，聊貢一得之愚。”全書共十二章約5萬字，大意主張總統制、南北同等裁兵、廢除督軍制、普及教育、開發交通、確立司法三級三審制、改善文書制度等。
朱鏡宙的政治構想使人耳目一新，“當時贊成我意見的，頗不乏人。”時任非常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內務部部長孫洪伊、大元帥府參議、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童杭時、趙世钰等見文後，紛紛贈序相勉。吳序文，“此朱君铎民，因之有民國政制改造論之作，殆以遏亂源而固國本欤，所論廢督、裁軍，以及議會政治、地方制度諸大端，又悉與吾人促進民治之精神相吻合，賈誼傷時，鑿齒裁正，誠有價之文字也。”趙序評述，“朱君铎民，周曆南北，博覽群編，國家治亂得失之故，既已洞悉于胸，而文章之卓荦辯，又足以抒其所蘊，S然有當于人心。”
1918年12月，《民國政制改造論》由廣州編譯公司正式出版。值得一提，4個月後再版，外交總長伍廷芳題贈書名，財政總長唐紹儀書贈四字“思深慮遠”。
爲南北議和遊說
朱鏡宙還被1918年在廣州成立的世界和平共進會認同。12月29日二次大會上，朱鏡宙與馮自由等6人被推定爲審查員，與汪精衛、王文典、馮自由等10余人被選舉爲臨時幹事。據上海申報記載，當時到會者數百人，臨時主席爲廣州軍政府衛戍總司令徐紹桢。
1919年1月13日，申報刊登朱鏡宙草擬的853字“宣言書”，文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和平之障礙在于遠東問題，遠東問題關鍵是中國問題，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世界永久和平之望亦殊不可保”。
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英美等國爲在華利益，也希望南北“議和”。于是，雙方約定在上海召開和會，北京政府派朱啓钤爲議和總代表，廣州軍政府委唐紹儀爲總代表。2月3日，世界和平共進會致電唐紹儀、朱啓钤：“此次議和關系重要，本會特推徐紹桢、焦易堂、蒙民偉、丁象謙、朱鏡宙爲代表，赴滬陳述意見，諸希台洽爲盼。”朱鏡宙等人隨即從廣州動身前往上海。
2月20日，南北和平會議在上海德國總會正式開幕。可是雙方當天就僵局在“陝西問題”上，還揚言“陝事不決，不議他案”。對此，朱鏡宙代表世界和平共進會第二天致函南方各代表，請他們速將陝事近況及戰事前後詳情通告英美等國，“尚望各公使主持公道，爲我護法政府明一是非曲直，此實目下急則治標之辦法。”明示策略，“夫能言戰，而後方能言和，爲古今中外不易之道。今和局未成，而援陝軍隊已先自撤退，是自取滅亡耳。”
南北議和因雙方爭奪激烈未達成妥協，于5月13日最終破裂。但朱鏡宙表現出色，比如：2月26日在上海霞飛路209號參加世界和平共進會、中華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廣東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聯合召開的“三和平會”，他與共進會丁象謙，和平會方從矩、陳家鼎，廣東和平會周震麟、吳燦煌被推爲代表，定次日下午一時往見與會代表。在向朱啓钤陳述意見時，朱鏡宙告誡說，“北廷停戰令下，南方援陝軍隊一律撤回，而北方陸續增兵，計八旅之多，則攻守形勢已可了然，應請注意。”與馮自由、張秋白、徐紹桢、劉人熙等聯名致函英美法意日五國駐上海總領事，“請各公使主持公道，促成南北合議。”
3月3日，朱鏡宙與丁象謙、馮自由、吳燦煌、陳家鼎、方從矩再晤南北雙方代表。4日，與張秋白向三和平會緊急會議遞交對內對外電稿二件。5日，再晤唐紹儀陳述意見。7日，與譚人鳳等聯名致電廣州軍政府各總裁，謂“中華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會長劉人熙作古，請允國葬以優耆賢，並應詳征行實，以光國史。”
爲五四愛國發聲
1919年4月，朱鏡宙赴新加坡任職《國民日報》總編。5月4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北京愛國青年學生發起請願活動，消息傳至新加坡，華僑學生群情同憤。
朱鏡宙對于華僑學生參與請願持反對態度。他首先肯定“這是學生的愛國運動，值得贊許與欽佩。”“但有一點，我們卻不可忘記，這裏是新加坡不是中國。新加坡是英國屬地，並不是獨立國。新加坡總督是英政府所任命的屬員，無權變更英國整個外交政策，是顯而易見的。”“我國巴黎和會的失敗就因英日事前有了密約所致，所以無法替我們仗義執言。”“新加坡政府，對于僑校向取放任態度，原因很簡單，是因我們沒有政治企圖。一旦發現我們的小學生，也要過問政治，從此華僑教育，鞏不能像現在那樣自由了。”“若在大陸，我不但會舉起雙手贊成，還要以老學生的資格，打個頭陣呢！”
朱鏡宙同樣反對以焚毀方式抵制日本貨物。他在社論中，力勸華僑捐棄小我，籌建中華會館，相互團結于大中華民族之下，強調團結即是力量，引導要冷靜處置問題，“即使是日貨，我們既已買來，就不是日本人所有了。現在將它焚毀，損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的華僑。要用的東西，總歸不可缺少。今日憑著感情，破壞掉，風潮一過，又去買回來，那不是抵制日貨，而是推銷日貨！”“根本問題，只有我們自己多辦工廠，有了國貨代替，除了洋奴，哪個人樂意去買日貨。”
朱鏡宙愛國愛僑言行引起英政府仇視，8月6日新加坡《國民日報》被迫停刊。據其記載，當時被遞解回國的有莊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長余佩臯等多人，由于“沒有給他們以遞解出境的口實，所以只好用政治手段，使我自動離開報館。”後來如朱鏡宙所料，英政府頒布華僑學校管理條例，不時派督學分赴學校督導。
爲救國圖強入會
回望百年前的1919年，最耀眼的曆史標簽是五四運動，但是最重要則是少年中國學會。當時國內學生請願失敗，感到有組織一個帶學術性的政治團體之必要。于是1919年7月1日，李大钊、王光祈、陳愚生、張尚齡、周太玄、曾琦、雷寶菁七人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
其學會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爲此，入會會員都要求有強國雄心、才華橫溢的進步青年，條件相當苛刻，“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爲會員，即使已經做了會員出現上述情況，也要清退出會。”蔡元培曾評價說，“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爲他的言論，他的舉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
朱鏡宙與發起人周太玄、曾琦交往甚笃，在介紹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與李大钊、陳愚生是首批42名會員中年齡最大的3人。1920年12月17日，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鄧中夏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茶樓主持歡迎朱鏡宙，朱除報告考察南洋之所得外，提議發起“南洋研究會”。不久，朱鏡宙的《南洋問題與吾華民族》發表在李大钊主編的《少年中國》月刊第2卷第7期上。
少年中國學會1925年解體，會員共108人。聚集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諸如毛澤東、恽代英、張聞天、蕭楚女、李劼人、趙世炎、許德珩、宗白華、張申府、左舜生、楊賢江、高君宇、李璜、黃日葵、王德熙、沈澤民、劉仁靜、朱自清、楊鍾健、穆濟波、康伯清、舒新城、陳啓天等。難怪上個世紀40年代有學者感歎說：“現在的中國，已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天下。”
之所以用“少年中國”作爲會名，實際上受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說》影響。梁大聲疾呼：“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這種豪情壯志深深打動了當時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溫州博物館珍藏的梁啓超書贈朱鏡宙對聯“山泉釀酒香仍冽，芳草留人意自閑”，更诠釋了這一點。
爲南洋華僑志書
1919年12月，朱鏡宙從新加坡回國寄居溫州城區。曆時兩個多月，撰寫了《南洋群島──英屬之部》。全書約30余萬字，在總論後分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馬來屬邦三編，詳盡記載了各地區的沿革、形勢、氣候、人口、政府、教育、財政、物産、貿易、交通、勞工、地方區域等情況，而且以造船業、種植業、華僑從業人口所占比例等角度，著重敘述華僑對南洋的貢獻。
1920年5月，該書在浙江督軍盧永祥資助下由上海商務印刷館出版。引起國內外廣泛轟動，尤其對閉關自守的當時中國讓人大開眼界。時任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親自召見朱鏡宙，並贈3000元勉其爲國效力。
該書後來更名爲《英屬馬來半島》，蔡元培題寫書名，章太炎和黃郛作序。黃郛說：“朱君對于南洋曾數履其境，循問風俗，所得又富，其論頗多獨到之見。”多次再版，被稱之爲“中國近代南洋華僑史之巨著”。
與此同時，《新教育》雜志1919年第5期刊載朱鏡宙致其主編蔣夢麟書信，談述新加坡華僑教育情形及看法。1920年2月，朱鏡宙的《馬來半島之樹膠業》發表于《實業旬報》第2卷第3、4期。同年5月18至21日四天，北大日刊連載朱鏡宙致蔡元培信函。蔡在複函中言，“承示《英屬南洋華僑教育調查表》，詳明得未曾有。不惟遵命以原表存北大圖書館，借供衆覽，並抄出載諸《北大日刊》，以廣傳布，想爲先生所許也。”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精神。朱鏡宙用自己鮮活的行動诠釋著一位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征程上的奔跑者和追夢人的故事，留給後人的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作者系朱鏡宙侄孫，浙江省樂清市僑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浙江省孫中山研究會第一屆理事。）
來源：人民政協報
供稿：朱有發
責編：海源
審核：陳俊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