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外産業新城的發展曆程

圖：産業園區及産業新城發展階段
一起步階段：工業革命推動園區萌芽
20世紀40年代，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原子能、航天、計算機技術等高新技術部門不斷發展，對工業用地的需求迅速增加。1951年，被喻爲“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學工學院院長弗雷德·特曼（FrederickTerman）教授建立了美國首個科技工業園——斯坦福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通過出讓土地給工業企業取得租金收入，這是硅谷的早期雛形。
此後，斯坦福工業園入駐企業不斷增多，爲硅谷的成型和電子産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硅谷的成功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風險資本的推動，1972年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落戶硅谷，此後，風險資本對硅谷公司的推動作用越來越顯著。1980年蘋果公司的上市吸引了更多風險資本來到硅谷。目前，風險資本的支持是硅谷新企業不斷形成、新技術的開發應用等方面不可缺少的保障。二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技術及人才輸送，除風險資本外，硅谷內大學、研究機構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斯坦福大學除了爲硅谷企業輸送源源不斷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外，通過與硅谷企業建立合作機制，也促進了大學與企業間的技術轉換；三是重視研發和創新，硅谷企業的研發部門以基礎研究爲主，以市場需求爲導向，重視産品從研發到市場的轉換過程。
二發展階段：政府主導，技術創新推動
20世紀60年末，美國硅谷的成功使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發達國家的政府主導建設了以基礎科學研究爲核心的産業園和科技園，比較成功的案例有：法國索菲亞科學園（Sophia Antipolis,1969）、新加坡裕廊工業園（JurongIndustrial Park）、英國劍橋科學園（Cambridge Science Park,1970）、法國格勒諾布爾科學園（Inovallée,1972）、日本築波科學城（Tsukuba ScienceCity,20世紀60年代）等。這些園區的建立，不僅促進了當地的就業，而且對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關鍵作用。與硅谷相比，這些園區也存在一些相似和不同的特點。
相同點 不同點
園區內大學、研究機構的帶動作用：例如，法國索菲亞科學園中的尼斯大學，日本築波科學城中聚集了30%的國家研究機構及40%的研究人員。 研究方向：硅谷在以基礎研究爲核心的基礎上，兼顧純科學研究和應用研究，而劍橋科學園專注于純科學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對不足。
風險資本的支持：硅谷和劍橋均強調風險資本對園區企業的資金支持，劍橋科學園中的風險資本支持了很多高科技企業白手起家。 增長方式：早期的索菲亞科學園更注重招商引資形式的外生增長機制，在園區內部的人員流動、新企業的形成能力上顯著低于硅谷。
表：發展階段代表園區與美國硅谷的區別
位于“立體花園城市”新加坡的裕廊工業園（Jurong Industrial Park）成立于1961年。20世紀60年代前，新加坡只是一個港口貨物集散地，其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國際轉口貿易，工業基本一片空白，與現代化都市經濟相距甚遠。通過裕廊工業園50多年的發展，新加坡經濟脫胎換骨，不僅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新加坡政府還逐步摸索出一整套的現代化經濟管理經驗，主要包括積極吸引外資引進國際龍頭企業、實行自負盈虧的企業化園區管理、貫徹“親商”理念建立“一站式”服務體系、培訓高素質工人、注重現代化城市規劃等。新加坡政府以裕廊工業區的管理經驗爲基礎，並進一步充實，形成裕廊模式，強力推動新加坡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之後也將這一模式成功推廣到中國等其他國家。
發展階段 國家初創（1965-1973年） 高速增長（1974-1985年） 發展服務業（1986-1997年） 總部計劃（1998年以後）
主要問題 面臨生存危機，內憂外患，困難重重 勞動力短缺 勞動力成本提高，房地産過熱 經曆金融風暴，經濟增長不穩定，國際形勢變化巨大，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高昂
政策重點 強制推行中央公積金，增加國家資本積累，吸引外資，發展貿易轉口和勞動密集産業 通過制度移民法解決廉價勞工的來源；限制本地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發展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加工業 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和信息資訊服務業，推動經濟地區化，形成貿易和金融中心 進入轉型期，探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緊抓知識經濟機遇，向創新型轉變。發展高技術産業，特別是生物制藥業；發展産業高端環節；鼓勵創新創業
表：新加坡各曆史發展階段的宏觀政策
裕廊工業園主要有以下六大特色：
第一，科學規劃促進産城融合發展。裕廊集團(JTC)的一大優勢在于其科學的規劃，在科學規劃園區産業發展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人的工作、生活、學習、休閑娛樂等各種需求，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裕廊工業園現已建成多層次工業區兼風景優美的旅遊區，園區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基礎設施齊備，輕、重工業兼備，還設有自貿區，園區建有10多個公園，成爲名副其實的“花園工業鎮”。
第二，政府主導開發。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初期的開發主要是由政府主導。1961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地區劃定6480公頃土地擬發展裕廊工業園，並撥出1億新元作爲開發資金。1961到1968年這一開發階段，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負責經營裕廊工業園，爲其制定發展規劃，並大規模開展拓荒填土工程，進行工業基礎設施建設。1968年6月，新加坡政府成立裕廊鎮管理局，將本國工業園區開發和營運工作全盤授權給裕廊集團，由其負責裕廊工業園的經營管理，由此，園區進入了全新發展時期。在開發初期，政府主導開發使園區建設初期以快速且較低成本方式獲得土地，得以有效保證項目快速啓動而後達到規模經濟。
第三，全球範圍內集中招商。新加坡政府一開始就明確外資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招商引資不僅作爲國家經濟管理部門的基本職能，更將其上升至每個國民需要積極履行經濟發展的職責的高度。裕廊工業園的招商工作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統一負責，打造了一支招商精英團隊，在世界各地均設有招商分支機構，並根據本國經濟發展實際，選擇適宜客戶群。經濟發展局重點引進三類客戶群體：戰略性公司的市場、財務等重要部門，技術創新型公司的研發部門，生産型企業的先進生産技術部門。現在，有7000多家跨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機構，部分將其總部設在新加坡，“總部經濟”蔚然成風。
第四，“政聯公司”化經營管理。新加坡政府雖然是裕廊工業園最初的開發者，卻並未直接參與工業區的具體管理。裕廊集團是企業與政府的結合，具有很高自主權，是自負盈虧的“政聯公司”，但又是政府投資和規劃的法定機構。裕廊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房地産開發商，但是園區管理委員會的很多服務都涉及政府公共管理領域，裕廊集團作爲園區的開發者和推廣者，還提供治安維護、稅收、海關、社會保障、教育、計劃生育、全民體育運動、勞工等多項公共服務，打造周全的“一站式”服務體系，有效降低了企業與政府相關的交易成本。
第五，注重科技、知識等創新要素帶動。新加坡特別注重科技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制定了符合自身發展的科技戰略。裕廊集團在南洋理工大學（NTU）、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和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SUTD）建立三個JTC－I3研究中心，加強研究機構和裕廊集團之間的研究合作。2014年裕廊集團還推出開放式創新號召（JTC’s Open InnovationCall），通過進行測試和試驗推出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JTC－I3合作計劃。
第六，服務品牌推動工業區對外擴張。新加坡作爲一個島國，國內資源匮乏，發展空間狹小。爲此，裕廊集團成立了裕廊國際和騰飛公司專事在全球輸出其卓越的園區服務管理品牌和資本，實現其全球布局。特別是90年代以來，爲進一步推進經濟增長，新加坡大力推行“區域化經濟發展戰略”，加速海外投資的發展。50多年來，裕廊集團在新加坡開發了45個工業園區，並接著在全球116個城市拓展了750多個項目，總面積近12萬平方公裏，相當于再造171個新加坡，被譽爲亞洲“工業園區孵化器”。這一擴張模式突破國家界限，在多個國家複制新加坡裕廊工業園發展模式，尋求到更多資源和市場，破解本土發展的物理空間瓶頸，贏得更多利益，並將“裕廊品牌”推廣到其他國家，打造出“裕廊管理”這一核心競爭力。
三成熟階段：企業帶動、配套超前、生態優越
後工業革命時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走向成熟，出現了人口老齡化、逆城市化、中心城區空心化等現象，受此影響，核心城市周邊形成了一些産城融合、宜居宜業的新城。例如英國的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新城，位于倫敦與伯明翰之間，東南距倫敦80公裏，西北距伯明翰100公裏，最初是作爲接納從倫敦地區疏散出來的過剩人口和工業的衛星城鎮，在當地政府全面科學的規劃和有序開發下，已發展成爲英國新城鎮建設的成功典範。
米爾頓·凱恩斯新城在建設之初就充分考慮了城鎮建設和居民生活諸如居住、環境、消費、教育、發展、交通等各個方面，並在建設伊始就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並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交通的優勢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大力興辦零售、信息、咨詢、保險、科研和教育培訓等服務業，吸引大型跨國公司前來投資。米爾頓·凱恩斯在建鎮之初就非常重視環保，各種花園、自然公園、人造湖泊、環城森林的布局不僅爲當地增加綠色空間，而且爲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娛樂休閑場所；小鎮建設的購物中心，至今仍然可以有效利用，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使其成爲商業中心，市政廳、圖書館、電影院、餐廳、健身房等配套設施一應俱全，且布局合理，而且至今仍能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休閑娛樂的需求。

2.國內外典型案例分析
一英國米爾頓·凱恩斯：構建反磁力體系
對于新城，從現代新城發展曆程來看，産業新城出現後，作爲一種相對于大都市的有吸引力的“反磁力”城市，産業新城完美的诠釋了“産業鑄就新城發展的原動力”的意義。産業新城在現代新城建設中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但確是發展得最爲成功的。以現代新城運動的發源地英國爲例，第一代、第二代新城基本上均以疏散大都市人口，適宜居住爲目的。而第三代新城開始明確新城既作爲大城市過剩人口的疏散點，又作爲區域的經濟發展中心。
在倫敦衆多的新城中，米爾頓凱恩斯地理位置險要，南北連接英國第二大城市——英格蘭中部中心伯明翰與首都倫敦，東西位于牛津、劍橋黃金曲線之間，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英格蘭東南地區的重要節點。米爾頓·凱恩斯在1967年進行規劃，1971年開始進行建設，自此以來一直處于高速發展期。目前，米爾頓·凱恩斯已成爲擁有24.88萬人口、總面積88.4平方公裏的現代化城鎮。在英國最佳工作城市的調查中，小城米爾頓·凱恩斯力壓倫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米爾頓·凱恩斯一直以來致力于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和交通的優勢，大力興辦零售、信息、咨詢、保險、科研和教育培訓等服務業。從該鎮的勞動力分布來看，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將近8成。在服務業當中，又以批發、零售業規模最大，占就業人口總數的22%。更重要的是，米爾頓·凱恩斯在發展中注重吸引大型跨國公司。50多年來，有5000多家新企業來到米爾頓·凱恩斯投資，其中20%爲外企，特別是美國和日本企業。這些企業以大型企業爲主，大約60%的公司雇員超過百人，其中包括梅賽德斯-奔馳、大衆集團、美孚石油等。


二希斯塔（Kista）科學城：城市完善助推産業
新時代背景下，城市經濟的發達程度並不取決于傳統的能源或港口之類的區位優勢，而是取決于這一城市中的智力資源優勢。在這種形勢下，就出現了一系列這樣的城市——高端人才聚集而帶來高端産業聚集，而高端人才的聚集的前提又是因爲這裏的宜居程度很高。于是，高度宜居帶動高級人才，高級人才帶動高端産業，高端産業的收益又進一步帶動宜居環境的改善，這樣一個良性循環一經形成，這樣城市也就形成了科特金所描繪的“精英城市”。
瑞典的KISTA新城就是這樣一座“精英城市”。被譽爲“歐洲硅谷”的KISTA新城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北郊，是瑞典最大的科技新城。而在更多熟悉Kista的人看來，它更是一座集聚創新和安居樂業的新城。從一個科學園區起步，當時只是擁有單一的電信通訊産業，經過二三十年的逐步建設和持續打造，Kista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規模擴張，目前Kista占地200公頃，擁有約8800家公司和超過66500的雇員，其中23000人工作于1082家ICT公司內，還有1100名研究員和5000名大學生。産業領域已經擴張到電信，無線，微電子，軟件等四大領域，包括愛立信、諾基亞、IBM、HP、INTEL、SUN等在內的大型跨國公司均在此設立了生産基地或是研發中心。生態宜居的新城生活環境，逐步改善並不斷升級的城市生活配套，讓Kista新城保持十足的活力，使得新城對新企業和新員工都充滿了無限的吸引力，真正實現了通過高度宜居帶動高級人才，高級人才帶動高端産業，高端産業的收益又進一步帶動宜居環境的改善，最終成功助推新城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上海松江新城：産業升級改變城市
産業新城的發展建立在自身區域經濟、特色産業的基礎之上，産業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城市的聚集形態。産業的升級和轉型，會帶動城市空間形態的轉變。
上海松江新城依托松江大學城和松江工業園，在上海郊區化進一步推進的大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過去20年，依賴土地投入、勞動力集聚、優惠政策，松江工業區逐步發展成爲上海先進制造業和出口創彙的重要基地、利用外資的重要高地。2018年上半年，實現工業總産值1081.53億元，稅收82.97億元、産業員工近20萬人，吸引了注冊企業近2000余家，除了包括福特、松下、依視路、雀巢、台積電等五十余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之外，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大項目又陸續落戶。然而多年來，松江的産業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松江工業大部分處于産品高端，環節低端的狀態。
因此，松江新城借力工業園區升級爲國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契機，力推“産城融合”。同時推動園區的轉型升級，一批企業正逐步在園區設立地區總部，向研發、設計、營銷、服務轉型，而生産功能則逐步向外地轉移。整個新城將重點延伸發展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研發設計、時尚創意、總部經濟、服務外包、總集成總承包等生産性服務業。未來松江還會形成開發園區、松江城區、各鎮區、大學城校區、周邊社區的“五區聯動”格局。所有這些都是希望通過推動産業的升級與轉型，助推新城城市結構與城市面貌的轉變，真正實現城市與産業的融合，互動發展。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新城要想成爲相對獨立性的新型城市，避免淪爲空城、臥城，就要積極發展符合自身特色的主導産業，以産業的發展爲支撐，帶動新城經濟發展，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促進新城居民的當地就業，盡可能實現居住與就業的平衡，真正構築起反磁力體系；對于國內衆多的新城建設來說，産業的引入要建立在自身區域經濟、特色産業的基礎之上，産業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城市的聚集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