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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華強森，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
分享嘉賓
楊偉明，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
劉世錦，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Matthew E. Kahn，彭博經濟與商業傑出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21世紀城市倡議主任
尹稚，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邱鼎財，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執行總監
史育龍，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
顧強，華夏幸福産業研究院院長
楊偉民：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新形勢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聚焦新的發展背景下城市如何實現“智慧、協調、包容、韌性、綠色”發展，這是一個宏大的主題。這裏所提的新發展背景，一方面是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這種變化，今後全球可能要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環境中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環境也發生了不少階段性變化，城市發展面臨不少新的挑戰和風險。
“智慧、協調、包容、韌性、綠色”，都是很重要的發展理念。但這些理念，僅僅並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層面上，在不同的空間，涵義和程度不同。比如，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綠色的涵義是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再生性；在城市，綠色發展的任務主要是治理汙染，對不同的城市來說，汙染治理的重點可能也不一樣。借這個機會，我以“城市發展要樹立空間理念和原則”爲題，提出一些看法，從四個具體的事情說起。
一是養豬。去年以來中國豬肉價格大幅度上漲，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豬供給能力下降，當然直接原因是非洲豬瘟，但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養豬的空間受限。近年來，很多地方在本轄區劃了大片的禁養區，有的把全市、全縣、全區都變成了禁養區，都指望國內其他地方給本地供應豬肉。保護環境，毫無疑義是正確的，但所有地方都這麽做，就擠壓了生豬養殖的空間，助推了生豬供給能力的減少，出現了“局部正確”帶來的全局錯誤。國務院已經對這種做法進行了糾正，但在今年恢複生豬生産能力時，不少養豬企業反映，仍面臨養豬場址難落實的問題。
二是砂石。去年砂石的價格也在大幅度上漲。我看到有關報道引用中國砂石協會的數據顯示，自2018年起，砂石價格從每噸幾十元漲到了最高兩百元。價格是供求的反映，說明了砂石供給能力減少。另外，現在已經出現了海砂走私，而海砂若未經過充分淨化、氯離子含量超標，會影響建築質量和安全，威脅人民生命財産安全。今年國家發改委等15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砂石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指導意見》，著手解決砂石行業規範發展問題。
三是地攤。今年“兩會”後，“地攤經濟”的說法火了一陣。有的城市如成都，采取的是比較包容的態度，有的城市則沒有放開，表示地攤經濟不適合本市。
四是防疫。這是今年最大的事件。疫情初期，我國斷然采取了封城措施，整個武漢被按下了暫停鍵，隨後按縣級行政區爲空間單元劃分高中低風險等級，這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對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戰略成果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沒有再采取整個城市封城的措施，而且劃小了疫情防控的空間單元。如北京新發地發生疫情後，采取的是按街道和鄉鎮劃分高中低風險的辦法，既有效防控住了疫情蔓延，又減少了不必要的代價。
上面四個互不關聯的事，可以引申出如下思考：
一是城市發展本質上是空間發展。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是經濟發展、人的發展、自然的發展的均衡。我把這“三個發展”的均衡定義爲空間發展。空間發展，既要在全國意義上考慮，也要在特定空間如在城市的空間考慮。
一個城市，經濟發展很好很快，但若多數居民買不起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較齊備的住房，享受不到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基本公共服務不能覆蓋所有常住人口，若再加上霧霾頻頻、汙水橫流，這個城市就只有經濟發展，沒有空間發展。
一個城市，要實現經濟發展、人的發展、自然發展的均衡，這就是城市發展。所以，從宏觀層面上，城市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但從微觀的個體城市的角度，經濟發展未必一定帶來城市發展。
同樣，一個城市也不能爲了保護環境，就不要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了。開采砂石，無論如何都會對自然有破壞，但開采煤炭、石油、稀土等所有自然資源，也必然改變自然存在，給地球留下傷疤。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停止所有的自然資源開采，因爲人們要生活，需要電力照明，需要砂石蓋房子等等。
問題是如何把控好“三個發展”的均衡，在滿足人的需要和經濟發展中，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破壞，盡可能修複開采砂石帶來的自然疤痕。
如，現在很多城市周邊的山體被挖得東一塊、西一塊，是否可以對生態不重要、適宜機制砂的山體，出售整座山的采礦權，要挖就整座山都挖掉。
對無山可挖的城市，可以通過本地修複其他類型的生態用地、異地購買開采權的方式，實現生態用地破壞與修複的總量平衡。
二是城市發展要以人的發展爲中心。“三個發展”的中心是人的發展，是爲了市民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經濟發展、自然的發展，都要服務于滿足人的發展。但人的發展也要同自然的發展相協調，不能爲了滿足人的無限的、不合理的欲望而無節制地破壞自然。
一個城市，特別是占地幾千平方公裏、人口上千萬的城市，要堅持以人的發展爲中心，就要保留必要的農産品空間，如豬肉、雞蛋、綠葉菜等不宜長途運輸的、市場指向型很強的産業，不能100%都指望全國市場保障，本市總要有些基礎的、應急情形下的基本供給。一旦出現類似于如非洲豬瘟、新冠疫情以及其他自然災害時，必需品能夠得到基本保障。
養豬、養雞不是必然等于汙染的産業，豬糞、雞糞是可以轉化成沼氣並提純成生物天然氣和有機肥的，是完全可以變成綠色産業的，不能一說環保就“一刀切”地關停、禁養，應該做的是支持養豬場養雞場改造提升，使之綠色化、循環化。
據我了解，如果對每立方米的生物天然氣補助一元錢，和進口天然氣相比，就有競爭力了。如果中國所有的畜禽養殖廢棄物都能轉化成生物天然氣，潛在産量足可以滿足現在全部城鎮居民的天然氣消費需求。
三是制定政策要區分不同的城市概念。在我國，當我們講到城市的時候，至少要區分三個不同的概念。一是行政區的概念，既是一個城市，也是一個行政區。如北京是個城市，也是個行政區，轄區面積是1.64萬平方公裏。二是城區的概念，建制區才屬于城市，縣不屬于城市。但現在很多城市都實行了全域的“縣改區”，概念上與行政區的範圍完全同一化，不少城市已經告別了縣治，對城市政策制定和精細化治理帶來一些挑戰。三是中心城區或建成區的概念，這是最符合城市定義的概念。如果不區分這三個城市的概念，就無法施行精細化的政策和治理。四是城市定位要清晰落實到不同的空間。城市之所以稱之爲城市，是因爲其承擔的功能，如政治中心、科創中心、金融中心、商貿中心、交通樞紐、工業基地等。但這些功能並不是平衡地分布于城市的所有空間。
如北京1.64萬平方公裏的面積，都要承擔科創中心的功能嗎？延慶、密雲主要承擔涵養水源的生態功能，不承擔科創中心功能。在承擔政治中心功能的空間顯然不應該擺攤，但在承擔生態功能和農業功能的空間，不應該一刀切地禁止擺攤。所以，城市不要簡單地說本市適合什麽不適合什麽，而應該說城市的哪些空間適合什麽不適合什麽。
五是城市發展要盡可能劃小空間單元。我們經常說“一刀切”，上面的部門說下面一刀切，下面說上面“一刀切”，上上下下都抱怨“一刀切”。
問題就在于我們往往是籠而統之地提要求、進行目標管理，按照行政區爲界制定和執行政策，沒有根據不同的事項劃分不同的空間單元來落實。
這次的疫情防控，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疫情初期，一個縣出現幾個病例就被劃分爲高風險地區了，整個縣都執行二級響應。
北京新發地疫情出現後，沒有按照縣級行政區定義高中低風險地區，而是按照街道和鄉鎮定義高中低風險，劃小了空間單元。這就解決了沒有出現聚集性病例、只是出現幾個零星病例就暫停全區所有活動的問題。
空間單元劃分越小，政策越精准，效果越佳，也就不會出現“一刀切”了。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小的空間單元制定政策，如汽車住房限購等，只限制交通擁堵、房價過高的中心城區，這樣的政策就更符合實際、更包容，更精細，可以把限制性政策的負效果減少到最小。
劉世錦：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按照新的發展理念來推動城市化進程，所以我想講這麽一個問題，綠色城鎮化的兩個支柱“核算與技術”。
先講一個大的背景，十四五期間中國的綠色發展在已經取得很大成績的基礎之上再往前走一步，做什麽事情呢？你得把綠色發展的基本框架要搭起來，這也是中國人經常講的，就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四梁八柱，包括了發展理念、政策目標、重點領域、體制機制這樣一個基本的框架要搭建起來。在發展理念這個方面把習近平主席提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給落地，不能光是一個理念得落地。在政策目標方面要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立，把中國“十四五”規劃綠色發展目標與聯合國2030年的目標相互銜接。
在重點領域方面，堅持以人爲本，以綠色技術創新爲驅動，形成綠色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實現機制方面，要采取綜合措施，考慮短期和中長期的目標銜接，包括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體系建設、碳稅，完善綠色標准體系、綠色金融體系，形成與綠色發展相協調的政策激勵機制。
綠色發展到底怎麽落實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想綠色城鎮化是中國綠色發展的主要載體，爲什麽這麽講？中國現在城鎮化進程還有20個百分點左右的提升空間，在今後最少是10年左右的時間都市圈、城市群是今後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主戰場。
我有一個很粗的說法，70%-80%以上所謂新的增長動能都來自于這個區域。所以我們現在搞綠色發展，綠色城鎮化也是主戰場，所以我們應該是以綠色城鎮化作爲綠色發展的一個主要的載體、主戰場，以此爲重心大做文章。
城市建設大家知道有很強的剛性，一旦選擇錯誤，糾錯的成本極高。所以我們無論是舊城改造，還是建設新城，一定要有前瞻性，要看得遠一點。那麽從這個角度，我想特別強調兩個問題，一個是核算，一個是技術。
首先，爲什麽要搞綠色核算？綠色核算是我們搞綠色發展的一塊基石，因爲綠色發展到目前爲止一直沒有解決算帳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算帳的問題，産權確定、市場發揮作用這些都無從談起。
所以到目前爲止，我們的綠色發展基本上或者大部分還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社會公衆，特別是一部分覺悟比較高的人士提供的公益産品，也就是慈善産品，它還不能夠成爲人們日常的，作爲企業日常開展的經濟行爲。這一塊基石我們現在還沒有很紮實的把它樹立起來，當然這個方面過去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像綠GDP物、GEP等等這些方法，都做了很多有益嘗試，但是問題也都很突出。
什麽問題呢？就是缺少統一的核算量綱、人爲而非市場化辦法確定價格，所謂價格都是算出來的，因爲我們搞經濟學有一個基本理念，算出來的價格不管用，核算結果往往算出一個數來也就是挂在牆上做一個報告就完了，沒有什麽用處，就是無法應用，沒有工具化。由于這麽一些原因，我們目前的這些核算方法與綠色轉型的要求距離還相當大。所以綠色發展特別是綠色城鎮化必須要或綠色核算這一關，特別是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算帳”這一關，要解決生態資本服務價值可度量、可核算的問題，進而解決可貨幣化、可交易的問題。
這裏邊我向各位做一個介紹，我們這個研究團隊也做了好幾年的工作，我們提出並且初步形成一個基于“生態元”這樣一個概念的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的核算方法體系。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很簡單給大家做一個粗線條的介紹。這一核算方法我們是以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價值爲核算對象，以太陽能值作爲核算量綱，把“生態元”作爲核算的基本單位，首先核算在人類活動沒有影響的，也就是初始狀態下的生態資本服務價值。
然後我們考慮到環境因素的影響，比如汙染帶來的對“生態元”的減值，另外我們還做了很多好事情，就是促進綠色發展的一些事情，它對“生態元”有一個增值。在這樣一個增值、減值的基礎之上把“生態元”算出來，現在我們通過創新探索一些市場化的交易方式，對“生態元”進行貨幣化定價，也就是說一個“生態元”等于多少人民幣。
最近就在深圳做了一個試點。我們用“生態元”這個方法把深圳2020年它的生態元總量給算出來了，95.69億生態元，這個我們每年都可以算出來，而且每個區它的規模有多大，怎麽演變的，都可以具體算出來。這個好處在什麽地方呢？無論是水，是植被、土壤、空氣這些東西是不同的東西，空氣是很難加總的，我們就用一個統一的度量衡給加總起來了。
這套方法能解決什麽問題呢？特別是在綠色城鎮化過程中，對我們一個城市政府生態元總量和結構可以實時滾動更新、曆史回顧、政績評價。
這樣的話，就把我們經常講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發展，或者物資資本、人力資本與生態資本的合理比例，這裏面就可以搞量化，不僅僅是一個口號，可以把它落實，可以把它量化。
過去我們僅僅是從經濟角度來評估，現在是經濟、生態兩個方面結合起來進行一個成本收益的評估。項目決策、環境質量決策、生態補償，生態補償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老問題，很多地方這麽多年都在糾纏，我個人感覺我們現在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解決方案，雙方也會心服口服，因爲它是算帳算出來的。。
二、綠色技術。我們建議推廣一批比較成熟、能夠産生明顯經濟社會效益的重大綠色技術。現在已經有不少的技術做了很多試點，問題是你推不開。推開了以後，就是剛才我們講“生態元”可以增加很多，綠色發展就可以實現轉型。我們現在講綠色發展方式，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其實就是升級技術。
過去我們人類社會，比如工業革命開始，工業革命爲什麽取得很大成就呢？是因爲它采用了以往沒有的一套技術，但是那個時候的技術對環境問題不重視，它甚至認爲環境被汙染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但是，以後我們發現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這個東西是要算帳的。如果我們給出一個定義，綠色技術就是指降低能耗、減少排放、改善生態環境的具體技術。我們建議在“十四五”期間，第一是國家層面，再一個地區城市，是不是把這些技術能夠列入綠色發展，作爲一個重要內容把它列入。
第二怎麽讓大家有積極性來用這些技術，我們關鍵還是要推動一些制度建設，讓汙染物排放這個總量控制制度並且合理的分解，完善相應的法律規劃、標准、信息披露、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爲推廣綠色技術提供有效激勵。重視綠色技術的全生命周期的評估，甚至要考慮生産的可能性，經濟的合理性和使用的可接受性。
綠色創新很重要，應該作爲全部創新的重要內容和前置環節。所有的創新各個領域都應該符合綠色發展的標准要求，我們建議開展綠色技術推廣使用示範城市的建設，能不能搞幾個樣板，把這些技術來應用，形成可複制的、推廣的經驗和做法。但我想特別強調，綠色技術的推廣堅持企業爲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這裏面關鍵就是把綠色産品、綠色技術的市場交易體系要建設起來。
下一步綠色技術創新應該形成一個國際交流合作機制。最後我們希望能夠借鑒、吸收國際上建設綠色城市、碳中和社區等領域的成功經驗、技術和政策，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在綠色城鎮化過程中的交流溝通和共同發展。
Matthew E.kahn：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談我自己做的研究 “北京的藍天—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環境”。在過去十年我和Siqi教授一起做研究，包括綠色的發展和綠色的城市，我們的演講在很大程度上與之前兩位演講者有很密切的聯系。
在美國和在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城市的汙染是城市增長的一個副産品，有更多人進入城市，人們使用化石燃料進行交通，産業工業使用化石燃料，包括發電，如果發電能源不是可再生能源的話。所以，現在有很多經濟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他們說汙染會影響到人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從1990-2012年期間的狀況，豎軸講的是碳的消費，黑色線是全世界的碳消費，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的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在2000年初，在碳消費方面，中國也開始追趕全世界水平，這也幫助中國實現經濟增長降低了貧困，但是這也造成了環境汙染問題，就是在過去20年不斷發展過程當中也帶來一些負作用。
我們對藍天的樂觀，是因爲中國城市從工業城市轉向高技術城市，比如說我做了很多研究，全世界綠色誠實的研究，我是在紐約這個城市長大，我的孩子在芝加哥生活，倫敦也是汙染很嚴重的城市，這三個城市幾十年前都是汙染很嚴重的，但是現在他們變得更加綠色，這些城市他們的人口和工業發生轉變的時候，他們會有更大的變化和轉型。
之前的兩位演講人也都講到了，經濟增長主要來源就是人力資本，是大腦，中國和美國有很多高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來培養年輕人，而且未來的經濟並不來自于重工業，它來自服務業和金融業。
在這些行業工作的年輕人他們希望能有高質量的生活，這就是爲什麽洛杉矶現在生活成本非常昂貴，洛杉矶之前是汙染非常嚴重的城市，現在這些受教育的人要求有藍天，受教育的人他們代表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所以，我覺得那些當選的官員在主要的國家都有很大動力來實現這種城市的綠色。
顧強：
剛才劉世錦主任談到了城市群、都市圈的高質量發展，我想今天以“中國城鎮化空間結構的優化”爲主題來分享我們的一些觀點。
第一，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新特征——都市圈化。在過去的40多年當中，中國經曆了全球最波瀾壯闊的城鎮化精整，6.8億人從農村到城市，實現了城鎮化。我們也看到中國當前城鎮化進程放緩，城市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戰略轉型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認爲中國的城市化形態呈現三個特征，一個是大型化，一個中心化，一個是跨城化這三個特征。
首先說“大型化”，中國的大型城市，比如以大于40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在過去的13年當中由11個增加到了19個，200萬-400萬人口城市由22個增加到28個，我們看到在每個梯隊的城市當中數量不斷增加。二是“中心化”，以大于400萬人口的城市它的城鎮化人口占到整個城鎮化人口34.3%，在過去13年當中提高了9.2個百分點，大于200萬人口的城市基本持平。但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就是小于50萬人口的城市的人口占比由28.7%下降到21.3%，這個幅度還是比較大的。第三個就是“跨城化”，我們看到很多城市的通勤已經出現了跨城，比如以北京金融街爲例，它每天通勤人口河北張家口、固安、保定的涿州到北京金融街來上班。
根據我們的研究現在超過36萬人口工作在北京，居住在北京以外的河北地區。還有11萬人居住在北京，工作在環京，就是說他是北京人，但是他在北京周邊城市上班。那麽這樣一個數據，在廣州已經雙向超過50萬人口。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城鎮化人口遷移的兩大趨勢，一個趨勢就是中國城鎮化人口在向都市圈集中，在過去的七年當中，30個都市圈總人口增加3204萬，占全國人口增量81%，占新增城鎮化人口2/3，這是第一個，就是人口向都市圈集中。第二我們也可以看到，都市圈的人口在向外圈層遷移，剛才楊偉民主任談到的，由中心城區向建成區，向行政區，包括跨城的遷移，叫外圈層化。從産業的遷移來看我們認爲有兩個主要的趨勢，一個就是都市圈産業的“三二一”産業比例的逆序化分布，另外産業空間分布上價值鏈由高到低的梯度分布。
比如以上海爲例，中心城區主要是總部、研發中心，30公裏有組裝工廠，也有一些研發功能，在30公裏-200公裏範圍內形成了1級、2級、2.5級的配套體系，呈現産業的梯度分布。另外一方面我們以北京和廊坊北三縣爲例，從北京的東二環到三環、四環、五環，到了副中心以及到河北北三縣，形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創意産業的産業走廊，這個産業我們認爲是知識密集型的，很多關鍵資源會共享的一個雲狀協同的空間分布。
基于這兩種趨勢，我認爲中國都市圈已經成爲城鎮化空間的主體形態，占全國4.5%的這樣一個空間面積，人口是32.2%，GDP51.5%，這裏面我們是以都市圈空間，我們按照國家該爲2019年2月份發布的都市圈指導意見當中，以中心城區加1小時通勤圈來界定都市圈的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範圍內我們可以看到，占了1/3的人口，50%以上的GDP，都市圈已經成爲中國城市化空間的主體形態，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我們從城鎮化空間結構來看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第一我們認爲是不協調，土地城鎮化顯著快于人口城鎮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出現了資源空間的錯配。比如我們看到東部地區人口總量增加1.44%，土地增加3.23%，這是指建設用地。我們可以看到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增長率顯著高于東部地區，所以我們看到有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土地城鎮化是快于人口城鎮化，二個是資源空間是錯配的。
第二在空間結構裏面還有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要素集中度不夠，“遠大的城”後遺症顯現。我們建了很多國家級新區，省級以上開發區有三千多個，各類開發區超過一萬一千個，很多城市都建了新城和新區。根據我們的研究，也包括中國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們看到部分新區建設大又遠，人口聚集不足，主要以地方債務來建設的，現在實際上已經看到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土地資源占用，人口沒有集聚，産業沒有集聚，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
第三不均衡。我們把北京實際的建成區，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東京都市圈實際建成區做了一個分類研究，東京都市圈實體區域有129個，2萬-5萬人以上實體區域有129個，北京都市圈是37個，上海都市圈是18個。結論是什麽呢？就是我們中心城區足夠大，而且我們的中心城區可以說比國際上主要的都市圈都大，但是在中心城區以外，在建成區，包括在行政區和跨行政區範圍內城鎮體系是不健全的，中小城市發育不足，節點城市發育不足，微中心發育不足，這是我們都市圈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
第四不協同。行政區治理模式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由此帶來很多分割化的現象。比如說我們斷頭路解決了20多年，但實際上斷頭路的問題到今天爲止依然沒有解決，以北京和河北的北三縣、南三縣以及周邊城市來看斷頭路今天依然是存在的。包括直到今天我們的規劃體制形式上有一些協調，但實際上在邊界處存在著明顯的分割，還是各自在規劃。這是存在的問題。
那麽，未來中國城市化空間結構是什麽樣的一個全景？
第一，我們認爲一個形態就叫城市群。國家發改委提出了19個城市群，實際上從國際國內經驗來看，現在城市群發展比較好，相對成熟的主要是兩個城市群，一個是以上海爲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一個以廣州爲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他們總人口在1.1億，GDP總量2019年接近2萬億美元，珠三角城市群如果加上香港、澳門，總人口7100萬，GDP總量超過1.5萬億美元，這是一種形態。未來中國還會有新的城市群的誕生，比如說京津雄城市群。
第二，當然更多地區表現爲第二種狀態叫都市圈。城市群我們認爲是由兩個以上都市群形成連綿的發展貸叫城市群，比如以長江經濟帶爲例，在這裏面我們從昆明、貴陽到成都、重慶、長沙、武漢、南昌、合肥，還包括南京，這是中國未來的主體形態。主體形態下面我們可以看到科創新動能的投入區域就是這些都市圈，90獨角獸企業主要分布在都市圈，90%以上科創板集中在都市圈，70%以上科技成果集中在這些都市圈的核心區域。
第三，區域性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超過500萬的區域性中心城市，他們是非省會、非計劃單列市。根據我們的研究，根據我們的研究，他們城鎮化人口增量40%是在這些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裏面，以2018-2019年看，排名前10名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城鎮化人口增加150萬，像贛州、南陽、茂名、徐州、臨沂等等這些城市，這些是未來非都市圈地區的集聚人口的經濟中心。
第四，中小城市。如果我們按照50萬人口爲邊界，小于50萬人口的中小城市的總人口占城鎮化總人口21%，小于20萬占5.1%，這一部分今年兩會，近期中央國務院的一些文件都在推動這些地區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主要是加強縣城的建設，中小城鎮的建設。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未來中國城鎮化格局是以少量的城市群有20-30個都市圈，和數十個區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大量中小城市形成的這樣一個空間化格局。
邱鼎財：
非常高興能受到邀請參加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而且是與傑出的嘉賓一起來探討這些問題。在這裏給大家談一談我們最近的一些出版物，城市解決方案，我們選擇了這個主題其實是在疫情之前就選擇了，“適應世界的變局”，這個主題非常有意義，這就是我演講的主題。在一千年時間之內，有些城市不僅是可持續的，而且是具有韌性，他們能夠應對這些災難，並且能恢複。
但是有些城市並沒有生存下來，當前新冠疫情也是生存方面的挑戰對于一些城市來說，中國有些城市幾千年來都在不斷演化和發展，大家能從中國城市中學到什麽呢？我很熟悉江蘇的蘇州市，我也參與了中新蘇州工業園，這個中新工業園是在一個2500年城市的旁邊，這個城市是由古代的城市規劃師來規劃的，蘇州的規劃師說這個地區的地形就像一個龜甲一樣。
新加坡是非常年輕的一個城市，我們剛剛建國55周年，但是在2019年的時候我們慶祝了一個200周年，那就是英國人登陸的200周年。我們的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但我們的曆史還是有一些變動，在1963年，我們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之後，我們有一個內陸的，就是能夠進入很大的市場腹地而且有關鍵的資源。但是我們從馬來西亞65年獨立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家是面臨生死存亡的一個時刻，就是水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挑戰，這是我們當時面臨的一個生死存亡的挑戰，我們要實現多元化，而且要去循環利用，要做海水的淨化。希望集中這些水，來進行循環利用，我們現在也有“新生水”的項目，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項目做成一個城市環境的資産。
我們有另外一個項目就像中國海綿城市一樣，所以新加坡也是應對了很多生存的威脅，現在是一個有韌性的國家。但是我們仍然會面臨生存的威脅，因爲我們缺乏土地，我們是一個島國，而且也缺乏其他資源。因爲我們是全球化城市，我們也依賴全球化依賴程度比較大，新冠疫情給我們帶來巨大沖擊，從公共衛生角度來說我們應對是比較好的，我們的疫情沒有那麽嚴重，但是我們的經濟受到沖擊，新加坡的航空航線受到影響，酒店也只能依賴于國外的旅客，那我們如何能夠仍然保持可持續、宜居和有韌性？
我覺得其中一個動力就是我們的韌性，在面臨巨大挑戰的時候，我們需要去創新城市的體制，比如說我們的水，我們實現了城市綠色化，城市一體化，社區和鄉鎮也需要有更好的治理。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新加坡宜居度框架，我們需要繼續去做這樣的工作。我們不斷投資于我們的研究和發展，投資于我們國家科研、基金會，投資我們城市的未來，我們對水，對環境，對生態都做了很多，我們的研究機構、公司和企業也在一起協作來大規模的實現我們這些城市的解決方案，讓新加坡成爲明日之城的一個實驗室。
其中有一些例子，比如說榜鵝數碼園區，裕廊創新區，新加坡南部的瀕水區，以及我們的Tuas Nexus，將是全球首座廢水垃圾綜合處理場，包括焚燒垃圾和汙水處理，我們在造機場新的航站樓，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循環城市、智慧城市，也是一個不太依賴于汽車的“弱汽車化”城市，也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包容的城市，以及一個與自然相融合的城市。
最早我們被譽爲“花園城市”，後來我們變成花園裏的城市，我們成爲花園和水源的城市，現在我們成爲大自然中的城市。隨著我們人口密度越來越高，我們想同時提高我們城市的宜居度，發揚我們的文化。雖然我們人口密度在增加，我們還是要提高了宜居度。雖然我們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比如說我們的機場無法運轉，我們必須不斷回顧我們的這些計劃，這也就凸顯出新加坡的特點和其他韌性城市的重要性。
在這些外部擾動，外部沖擊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恢複，能夠重新調整，所以韌性城市一定是能夠重新複蘇並且變得更加強大的一個城市。想要做到這一點的話，需要有良好的治理和很好的政策，而且要采取一個長期的政策，並且實時進行重新調整、重新設計，保存、恢複，包括研究、放空和充電。
新加坡把我們GDP的20%花費給應對疫情的經濟和醫療影響上，我們並不需要借貸，而是通過我們的一些金融儲備就可以實現這一點，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未雨綢缪。
當然了，最重大的一個挑戰或者說最廣泛的挑戰就是氣候變化，尤其對我們這樣一個島國，海岸線並不那麽高的，我們會面對海平面上升的風險，以及厄爾尼諾現象，還有全球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比如幹旱和洪水，新加坡總理已承諾投資1000億新元，已增強新加坡氣候適應能力。希望在我們百年一見的大流行病中恢複過來以後，我們能越來越強大，同時我們也會和中國有一些合作。
華強森：
非常謝謝您。您的分享是非常高效的，把韌性議題講得非常清楚，你們如何做到韌性，使新加坡成爲一個活著的實驗室。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問題了，也是觀衆提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看後疫情時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觀點，就是說城市化發展趨勢會怎麽樣？以及新加坡規劃的過程是怎麽樣的？你覺得後期會如何演變？
邱鼎財：
我覺得新冠疫情對全球所有人都有很大影響，對所有國家都有很大影響，所以很難去預測哪些影響會持久，哪些影響會消失。當然它已經改變我們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我們在家辦公，如果我們去市中心，我們會發現商業活動會是之前百分之幾的程度，同時公共交通現在也是利用率不高，人們通勤更少了，或者選擇不去做公共交通。
那些副中心或者郊區，很多人在家辦公，基本就在他們居住分區這一塊來解決所有的生活需求，包括購物、健身。所以說在郊區生活的話，會看到把中央商業區功能進行了下降，這未來對我們有什麽意義，造成什麽樣影響？我們以後會不會還是以核心中軸發展爲重點的一個發展戰略？
可能我們現在會建更多的副中心，發展新加坡多中心分布區規劃,規劃中心周圍的各個小中心，當然新加坡現在已經是一個大都市、大都會圈，另外我們會建更多的交通站點，這樣的趨勢會得到加強，尤其是在戰略規劃上面，我們對土地的利用以及我們出行的方式。
如果談到氣候變化的話，我覺得氣候變化在未來會有更大的影響，之前的一些講者也講到了。達成的一致是我們要變得更加可持續、更加綠色，如何不斷鼓勵更多生物多樣性，爲城市納入這些生物多樣性，尤其是和我們新加坡自然城市理念相吻合，這在未來將會有更大吸引力和動力。另外管理資源也會非常重要，因爲循環經濟將非常重要，能源、水源、糧食等等，這些就是我認爲這些已經存在的期許，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已經出現了，只不過新冠疫情使它們得到了一些強化。我覺得城市的規劃者，城市的市長們在未來思考如何去重塑或者說影響他們城市的時候需要考慮的點。
華強森：
我覺得新加坡一直是在這些領域的一個領軍者，新加坡是一個15分鍾交通城市。
邱鼎財：
是的，我們建社區的時候它的規劃都是很完整的社區規劃，有醫療，有診所，有影院、學校、市場，所有的分區設施都很齊備，其實不用15分鍾，5分鍾就可以去學校、商店購物。我覺得這樣的方法，將在未來越來越重要，也許以後我們會更不依賴汽車，建立更多的自行車道和人行道等等。
尹稚：
很高興受到邀請參加這樣一個視頻會議，正好最近我們剛完成了一個國家的課題，就是展望一下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未來。
中共十八大以後，我們確立了以人爲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當時提出以人爲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適應生態文明大的時代要求，同時作爲一個文明古國它也非常強調對中國文化的傳承。
圍繞著這個，我們已經幹了幾年的四大戰略任務和五大核心舉措，這已經成爲我們的曆史成就了。但是新型城鎮化走到今天會看到我們還存在著大量的在未來發展當中仍然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比較典型的就像中共十九大當中談到的，就是中國未來的這種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在城市化進程當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包括人群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大量城市新移民，就是我們傳統講的農民工是進了城的，但是他市民化的質量並不高，後續的保障制度仍然是不完善的。針對中國日益複雜的階層分化和特定人群的公共服務供給和民生保障，明顯還是沒有完全到位的，無法滿足多元化的需求。
我們講中國要從經濟的增長拉動逐漸向消費拉動轉變，如果這個方面是個短板的話，是需要花大力氣去補的。當然中國是一個人口衆多、幅員遼闊的大國，那麽它的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近年來的趨勢很有趣的是，我們過去講東中西部差異，其實現在中國的南北差異變成了更爲主要的矛盾，就是南強北弱，近年來的發展水平差距其實是在逐漸擴大的，同時城鎮化的主體作用發揮仍然是不充分的，剛才很多專家已經談到了城市群的問題，都市圈的問題，但這些計劃之中的發展其實並沒有完全變成現實，在它的區域協同當中仍然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且中國是一個中心城區發育不足的大國。
面向現代化的新型城鎮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其實是非常核心的，你有了一個很好的空間發展策略，如果你的機制是不配套的，政策是不配套的，那麽以這樣一個空間藍圖可能是一個空泛的、幻想性的藍圖，它是需要一系列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支撐。
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個是人的問題，就是深化人口管理和服務體系的改革，二是地的問題，就是改革我們城市、城鄉的土地使用制度，建立可持續的城市財政制度，改革農村的土地制度，規範有序的引導我們的經濟要素能夠實現從城到鄉的反向流動，這些年我們做的很多工作是把更多的人、財、物從鄉村集中到城市來，下一步我們要解決城鄉的均衡發展問題。
三是融的問題，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問題，有些地區是城市群級別的區域協同問題，有的是都市圈級別的大中小城市的協同發展問題，有的是中心城市跟周邊的生態保域地區和農業主産區之間的區域協同問題，它的主要問題因地而異，是有差異化的。中國突破了60%以上的城鎮化以後，我們標志進入城市型社會時代。
四是城，深化城市治理自身體系的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首要任務。城市進一步新的發展機制，新的動力機制的形成，我們要考慮把這個機制向鄉村傳導，深化鄉村治理體制改革。
做一個總結，叫以人爲核心+6大核心內涵+5大戰略任務+5大改革領域，這是中國未來城市化的一個大的基本格局。
在未來15-30年內，以全球城市、國家與區域中心城市爲引領，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等發展優勢地區爲主體，構建“四橫三縱”爲主骨架城鎮化戰略格局，形成覆蓋這樣一個千萬級平方公裏國土面積的多中心、網絡化、開放式城市布局體系，其實是我們要達成的任務。這個任務在生態文明時代其實是有邊界的，我們要嚴守糧食、生態、文化、能源、邊疆安全基礎上去做這件事情，這跟我們簡單的工業化時代是不太一樣的。
面向未來，在中國新型城市化進程當中，發展仍然是硬道理，所有的問題還要通過進一步的發展去解決。但是這個發展的路徑一定是綠色化的路徑，發展的前提條件將比我們第一輪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潮會更加的嚴格，標准和質量、水平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那麽這個就是我們城鎮化的未來。
當然，最終目的不是說我們蓋了多少房子，修了多少路，而是實現了多少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實現了多少人的生活質量的提升，這個才是以人爲核心的城市化，最終我們要實現的目的。
史育龍：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是《從新區探索實踐看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我們從去年開始，對有關新區的內容做了一些跟蹤研究，今天正好討論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所以我們就圍繞著國家級新區這些年的探索實踐來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新城新區的建設，新城新區也不是中國的發明，也是一個舶來品，中國在學習借鑒很多國家曾經做過的一些城市發展探索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的把它發揚光大，使得新城新區成爲這些年城市空間擴張和城市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討論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時候，經常會以新區爲例來說新區現在規劃很大，但是新區現在又只是吸引集聚了不那麽多的人，同時新區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下去以後，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效果。
我是這樣一個觀點經過我的調研，如果我們承認城市是一個生命有機體的話，我們也要拿新區作爲一個生命有機體。新區的成長它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從國內最早的，像上海浦東新區，像沒有進入國家級新區名單的鄭州新區，這些年來的發展變化來看，大體上我覺得一個新區從它開始建設，當然根據不同的區域條件有一定的差異，至少大約需要1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一個培育。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到歐洲，比如倫敦郊區的新區我們也做了一些調研，實際上他們經曆了更長的時間，幾十年的時間以後很多還沒有達到當時預期的效果。不管怎樣，我們覺得當我們今天討論可持續發展這樣一個議題的時候，首先要看到可持續是當代城市發展的核心命題，無論對于中國城市還是世界其他城市來說都逃不出這樣一個基本方向。
國家級新區它是承擔著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任務的綜合功能平台，這是國務院文件對于國家級新區的定義。這些重要的改革開放戰略任務中間我想一定包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所以，我們選一個西部的例子，就是在陝西的西鹹新區，在2014年獲批之後，2015年總書記在陝西視察的時候明確提出來西鹹新區要充分發揮國家創新城市發展方式試驗區綜合功能，確立一個主題就是要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的試驗區，它要承擔這樣一個重要使命。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比較晚的一個國家級新區，就是青島的西海岸新區，青島的西海岸新區相比之下應該是這些年推進速度比較快的一個新區，它在它的新區建設總體方案始終把可持續發展放在一個突出重要的位置，因爲他有比較長的海岸線，200多公裏海岸線，統籌山水林田湖的系統治理顯得尤爲重要。
因此我們看到，它構建的是一條濱海城市空間發展帶，從整個濱海新區，對于青島來說相當于從最北面開始到南面這樣一個範圍內，沿著海岸線的濱海城市發展帶。它還強調海洋生態涵養和陸域生態涵養區，同時依托山體、水系等等構建了七條山海的生態綠廊，它的十大功能是被這七條山海生態綠廊所間隔，形成這樣一個新格局。
國家級新區所做的這些探索裏面，我覺得對于其他相關相似區域或者其他新區建設來說有很重要的啓發，還是以西鹹新區爲例。
西鹹新區所在陝西市西北地區相對發展水平還不錯的一個省份，但是關中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裏425人，同時又是一個嚴重的缺水地區，它的缺水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相當于全國人民水平的1/10，像這種區域在城市可持續發展以及創新城市發展方式方面做的探索應該是有比較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意義。
通過這些，我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啓示。
第一，我們在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一個具體的做法是對我們過去40年，我們在城鎮化和城市建設過程中間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重物輕人，把很多內容放在物化的建設上，放在了地面以上的物質成本、物理形態的建設上，而沒有把整個新區、整個城市它服務對象是人，它是爲了滿足人的居住，把生活學習放在優先位置。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建立樹立以人民爲城市的理念：糾正重物輕人的偏差，這樣在城市建設過程中間安全、健康，它的基礎就是綠色生態，同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保障這些內容是我們要實現的。
第二，城市可持續發展無論是新區謀劃，還是傳統城市的改造過程中間，對于開發格局底線的堅守至關重要。包括基于主體功能區戰略對于它的進一步的細化和完善，對于生態保護紅線的管控，特別是在一個新區範圍裏確定的這種合理的空間開發強度。同時是我們在城市建設過程中間有很多不合理的一些做法的一個很好的糾偏性的內容。
第三，城市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技術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出路，我們看到大量的曾經以爲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隨著技術進步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今天上午劉世錦主任也提到了國合會，我也參加國合會的有關研究，國合會已經在新一輪研究中間正式推出了六大領域20項的適用技術，這在我們下一步宜居城市、韌性城市、綠色城市、人文城市建設中間如果能得到普遍推廣應用，對我們城市可持續發展産生巨大推動作用。
第四，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它需要因地制宜的一個制定，制定一個系統解決方案，同時要建立一個和市場同向發力的這樣一個實施機制。應對這些解決方案，回歸到我們第一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就是2014版的新型城鎮化規劃裏面強調以人爲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這五個方面集成在一起，我覺得就是體現了城市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城市它也有它的生命周期。我們按照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到的“一個尊重、五個統籌”，把結構、環節、動力、布局、力量統籌起來，建立一套有力的城市機制體系和相應的城市保障，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些先行城市的示範帶動下應該是能夠得到一個令我們大家都滿意的結果。
華強森：
感謝各位參與者，今天的會議開的很成功。中國未來發展一定是可持續發展的，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來做，感謝各位領導人來支持我們UCI，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們，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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