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李小加在中國金融開放與全球資産配置論壇暨廈門大學金融界校友2016年會上專門發表了《互聯互通新時代：從“滬港通”到“深港通”》的演講。
【“一條財經”（微信ID：ytcj123）提要】
►（對深港通）我們已經蹲好，基本上是各就各位，預備，等發令槍響以後向前沖了，但這幾天槍還沒響，腿有點哆嗦。就看這幾天槍能不能響，我們就要往前沖了。
►滬港通和深港通都是一座天天開放的大橋，全中國人民都可以交易港股，但是每天在橋上扛著麻袋換錢的只有一個人，就是中登，由中登和港交所結算。這種交易的模式突然把一個很困難的問題解決了。
►滬港通、深港通這樣一種大規模的開放，不是資本外逃的工具，不是資本出行的工具，而是一種完完全全投資的工具。
►滬港通、深港通變成了粵菜館可以吃你的辣子雞丁，川菜館也可以喝我的廣東湯，這種情況底下吃出了問題，一定要互相幫助。爲什麽要互相幫助？你今天不幫別人，別人第二天也不會幫你。
►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東。當債東好是好，感覺很牛，但是心理沒有底，別人不還怎麽辦？所以也要讓別人做我們的債東，讓我們欠別人的錢。
►在未來的資産配置中，作爲一個主權國家，從整體來說，最終能不能讓外國人當我們的債東？我們當外國人的權益持有者（equity investor 權益投資者）？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深港通”，馬上通？一個月前，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從風控管控的層面考慮，交易所會優先考慮“周一推出深港通”，至于具體是哪個星期一，他說11月中後的每個星期一都有可能。今年11月中旬至月底的三個周一分別爲14日、21日、28日。從目前來看，最快11月21日深港通可能推出。
就在上個周末（11月12日），李小加在中國金融開放與全球資産配置論壇暨廈門大學金融界校友2016年會上專門發表了《互聯互通新時代：從“滬港通”到“深港通”》的演講。對深港通、滬港通的“中心思想”進行了詳細闡述。
以下爲“一條財經”對李小加講話的整理：
星期六（11月12日）的早晨，我們在一起共同探討“中國金融開放和全球資産配置”，應該說沒有題目比這個更大，也沒有題目比這個更重要了。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國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居然不能和世界接軌，這麽大的面臨巨大發展的經濟體不可能不把它的的資産進行合理配置，因爲中國的資産向全球配置，全球的資産補齊向中國的配置，這將是金融發展未來20年一個不斷出現的一個核心主題之一。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背景底下到底怎麽做？說起趨勢比較容易，怎麽真正在趨勢中克服大的問題，特別是結構性的問題？
富裕的錢簡單以符號的存在絕對不可能持
中國今天的整體負債表，如果畫一條曲線，軸的左邊是金融，右邊是資産或者是需要錢的人，那麽我們就會畫出一個非常長線的長尾的圖片。中國老百姓的錢經過二三十年的儲蓄，非常巨大，同時中小企業融資又是極其困難的，融資貴，融資難。老百姓的錢沒有地方去，這是所謂 “資産荒”的時代，對中小企業又是屬于“融資荒”的時代。老百姓的錢放在了主要的金融體系裏，銀行、保險公司等等，這些大的機構老百姓的錢在裏面的時候，他們是很大的期待，因爲他們沒有特別大的動力把它真正地放到毛細血管裏，因爲風險會增大，曲線的這邊又是大型的企業，造成今天兩個尾端，老百姓的錢沒有地方去，除了樓市、股市。資産荒的時代，融資荒的時代，中間是屬于不差錢的時代，缺錢的人拿不到的錢，不缺錢的人錢多不知道怎麽辦。拿到錢的人也不想投出去。國民財富經過這麽多年的積累已經完成了，中國人實現了小康甚至是富裕，可是富裕的錢簡單以符號的存在絕對不可能持續，最終必須把這些錢，要麽變成債券，要麽變成權益，要麽變成其他形式的資産，而且這個資産要有一定的多元化，這就是今天碰到的一種難題。國際市場也一樣，中國如此之大，所有的央行必須有一部分的資産配置人民幣，所有大的儲存基金必須應該有一部分資金是配置中國資産。全球範圍的金融機構不可能在他們的資産負債表裏不配置資産。在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別提款權）的問題上，已經加進去了，可是那個畢竟是三千多億美金，只是標志性的事件。現在進來的錢簡簡單單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但是真正的資産配置是具有流動性、持續性、平衡性的配置階段。爲什麽？這就和會議主題的第一個概念直接相關——中國的金融開放。在走出去很困難，走進來很困難的情況下，裏面有很深層次的中國的政治、經濟、金融整體的考慮。開放是絕對，開放的時間是相對，開放必須要和風險的管控相匹配，這種匹配就意味開放是有階段性的開放，是一點一點進行的。
我們想開放又面臨開放的挑戰
以前經常說中國跟國外接軌，我們要向人家學習，要改變自己，到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在硬件基礎上，在基礎發展上，在規則方面，中國現在已經領先世界了，因爲中國以前發展的速度比較慢，有後發優勢。中國今天的金融體系，不願意和人家玩，還不可能馬上開放。一般大家的概念是因爲中國金融體系太落後，不可能跟人家開放，但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金融體系，好比中國的道路，機場，下水道，中國很多基礎設施已經遠遠比西方世界好了。這種好是硬件好了，硬件好了也不太容易接。所以到今天的開放面臨雙向的挑戰，一方面的挑戰我們認爲我們比人家差，所以說不能貿然開放，最後可能被人家吃掉。另外一種又變成了越來越多的發現，我們想開放，可是我們的交易制度，我們的金融基礎設施已經比人家好了，他得向我靠攏。可是全世界的基礎設施向你靠攏，你可能今天買了一個新的機器，今天建立一條新的鐵路，雖然你有新的機器，好的鐵路，哪怕人家的系統比較老，電線的接口比較老，但老的東西畢竟是全世界接在一起的，要跟你的新的接，要爲你改變很難，你自己在想被他改變也很難。所以我們的開放，盡管隨著大家思想越來越解放，但是在硬件上、規則上、交易習慣上，實際上開放越來越困難了。因爲市場的結構分開太久以後，各自發展以後出現了相對不同的邏輯，不同的語言體系，不同的交易體系，不同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體系之間的差別已經越來越大了，所以我們想開放又面臨著開放的挑戰。
中國不能光是量的接受者，要變成價格的制造者
就是在這個上面産生了孕育了深港通、滬港通，這樣以“通”的形式來討論的開放，以“通”的形式來考慮的資産配置，因爲只有通，就不可能完全放開的通，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要通，要配置到底要配置什麽？大家一般想到的話就是配置股票、房子。但是真正最重要的配置、最核心的、方向性的配置就是權益。你必須配置固定資産，要買房子，但是越來越多的要配置一些固定收益，畢竟到最後我們要保底，還要有很好的收益，在收益和安全之間取得重要的平衡。另外這麽大的經濟體，決定很多事情的價格是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決定了很多東西的價格，中國這麽大大宗商品的消費國和生産國，不能光是一個量的接受者，我們要最後變成價格的制造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開放，我們的資産的配置必須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實行的，光談是沒有用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産生了滬港通基本的概念。
就看這幾天槍能不能響，我們就要往前沖了
不知道大家對深港通了不了解，我前幾天在香港說，我們已經蹲好，基本上是各就各位，預備，等發令槍響以後向前沖了，但這幾天槍還沒響，腿有點哆嗦。就看這幾天槍能不能響，我們就要往前沖了。
滬港通、深港通核心的理念是什麽呢？中國的開放不可能大規模地讓所有人走，也不可能全部都可以進來，但是又必須做，（中外）又這麽大的不同，怎麽做？所以它們的基本形式不是讓大家直接拿著錢去投資香港的股票，也不是外國人直接拿著錢來投資上海的股票，而是一個電子交易，是真正實現了開放。比如在坐中國內地人要投資港股，每天在自己的內地賬戶上下單，跟你的交易商、券商下單以後，從上海交易所拿到香港交易所，你的單子可能和史密斯單子，香港王先生的單子，是電子撮合在香港，但是你和他之間是不交易的，你的錢還是在中國內地。就像我們這個教室裏所有同學都在買港股，在這裏買賣，全教室交易有一個“淨量”，買得多，中登（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就錢多，中登就拿著這個淨量和到香港交易所進行結算。
每天7點半，中登和港交所結算一次全體交易的“淨量”。全世界在香港買賣中國內地股票，也有一個淨量，港交所拿這個淨量和中登結算。滬港通和深港通都是一座天天開放的大橋，全中國人民都可以交易港股，但是每天在橋上扛著麻袋換錢的只有一個人，就是中登，由中登和港交所結算。相當于中國人投資全世界的公司，都有一個大股東中登，中登代表大家。另外一方，國際投資者投寶鋼，投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時候，港交所是他的股東。
這種交易的模式突然把一個很困難很困難的問題解決了。讓大家都出去，國家不放心，讓外國人都進來，國家也不放心。而且讓大家都出去很多人出不去，很多人不願意出去，很多人沒有那麽大的本事要出去。
深港通不是資本外逃的工具，而是完完全全投資的工具
所以願意直接摁一個鈕，A股是這樣，港股也這樣，滬港通和深港通等于一按鈕就把港股擺在了你們面前，同時一按鈕A股也擺在所有國際投資人的面前，按這個鈕跟在他們按本地股票的鈕一樣。
港交所和中登，和上交所、深交所一起，把方管子和圓管子結起來，把220伏的電壓和110伏的電壓在中間轉壓了，大家根據自己的習慣，根據自己的規則，根據自己的基礎設施，投對方的市場。所有人不用再去學習（新規則，新模式），不用扛著錢到香港開戶，還得找一個新的券商，你也不認識，大家都可以投。
還有一個很重要，在資本上下完全沒有開放的今天，你買了國外的股票，把股票賣掉以後，錢又回到你的帳號，不可能你的港股賣掉以後在香港炒房地産。同樣的道理，外國人賣掉寶鋼的股票後，錢是回到了他香港的賬戶上，不可能在上海去炒房。也就是說，滬港通、深港通這樣一種大規模的開放，不是資本外逃的工具，不是資本出行的工具，而是一種完完全全投資的工具。
或者換一個比喻，在滬港通、深港通之前，中國的水在上——“三峽大壩”，國際的大海在這裏，中間是一個玻璃牆擋住。滬港通、深港通不是把大壩炸掉後，兩邊的水就平了。滬港通、深港通把玻璃牆拉下來了，拉到了水的下面三四米四五米，這個水一下子就平了。所以看上去好象海是平的，沒有像以前中間被人爲的隔開了，但是你到水底下會發現，水底下還是隔著，但是上面的淨量差是開放的。所以將來兩邊水壓大了，風大了，雨大了，進水多了，對面的水會過來，仍然會鑿平。
不是每一筆交易都過境，是每天只有一筆淨交易過境，而淨交易過境每天進一批，出一批，這對國家來說，可能每天開始建倉的時候兩個方向都很大，但是今後建完倉以後，大家都有買賣的時候，每天真正在邊境上過境的錢非常有限，這是滬港通和深港通的一個精髓所在，這個精髓使得深港通可以做得非常巨大，做得非常長遠。
滬港深港可以“通”，與英美日也可以“通”嗎？
同一個時區內有可能做成，既然深港通和滬港通可以做成，那麽過兩天日本是不是也可以通？新加坡也可以通？
那麽是不是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國家都可以搞滬港通、倫港通，滬紐通，什麽通之類？這裏面有一個比較重要，首先是兩地市場的時差，滬港通、深港通的模式是在家裏投資，要求自己市場要開，對方市場也要開，要求兩個市場基本同時開放，沒有一個是關著，一個是開著。所以跟紐約交易很難，不可能紐約他在睡覺的時候起來和你交易，或者他在交易時，你起來和他交易。你自己可以不睡覺，但券商、交易所也要睡覺啊。所以在時差之外你得自己拿錢去投，這事就很難做成。
同一個時區內有可能做成，既然深港通和滬港通可以做成，那麽過兩天日本是不是也可以通？新加坡也可以通？也可以。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滬港通爲什麽可以做得這麽成功？就是監管當局之間的合作。大家想一想，深港通和滬港通這種開放和資産配置，是中國人到香港投的公司，不是中國證監會監管的公司，外國人到中國來投的公司也不是香港證監會監管的公司，出了問題誰負責？這是一個，第二，在座的中國投資者到香港去，你們中間有壞人怎麽辦？你們之間到香港來搞內幕交易怎麽辦？我找不著你怎麽辦？反過來也一樣，外國人在外國通過香港搗亂中國市場怎麽辦，他在比利時，中國證監會找到不到怎麽辦？在這個情況下，兩個監管者之間的互信、互助變得很重要。
好比一個街道，這邊開一個粵菜館，那邊開一個川菜館，粵菜館的老板對在這裏吃過飯的人要保證質量，保證吃完了以後不出毛病，但是川菜館的問題和我沒有關系，對粵菜館的責任是100%，對川菜的責任是0%，反過來也一樣。現在香港市場就好比是粵菜館，內地市場是川菜館，滬港通、深港通以後，就變成了川菜館也擺了粵菜的菜單，粵菜館也擺了川菜的菜單，坐在川菜館的人說，我們能不能喝一個廣東湯呢？老板說可以，但我要到粵菜館把湯拿過來。坐在粵菜館的人說，我們能不能要一個辣子雞丁呢？老板說可以，但我要到川菜館把辣子雞丁拿過來。現在客人吃了辣子雞丁出了問題，粵菜館的老板不能說和我沒關系，是川菜館的做的菜。這不可能了，因爲辣子雞丁已經擺到粵菜館的桌上。
滬港通、深港通變成了粵菜館可以吃你的辣子雞丁，川菜館也可以喝我的廣東湯，這種情況底下吃出了問題，一定要互相幫助。爲什麽要互相幫助？你今天不幫別人，別人第二天也不會幫你。因爲總有我的投資人在那邊受了欺負，我得替他主張，你的投資人在這邊受了欺負，你得替他主張。你的投資者在我這邊來搗亂，你得幫我抓。你不抓，下次，我的投資者到你那邊搗亂，我也不抓。所以都得抓。現在收到對方一個問題的信息，雙方就跑得很快，因爲如果不幫助對方的話，投資者受損失怎麽辦？這就是滬港通和深港通解決的問題。
滬港通、深港通十年以後還會存在
今天的中國不差錢，太多錢了，可是不可能大家錢的都要跑出去，第一國家不讓你跑，第二大家自己也不能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你不用跑，就可以直投香港。滬港通、深港通把世界帶到香港，中國老百姓坐在家裏投世界，這樣的模式就變成很好的模式了。因爲我們中間勇敢的人走出去，大部分人不勇敢。如果一下子開放非常大，徹底開放了，那要滬港通幹什麽？不對，滬港通十年以後也會在這裏，爲什麽？因爲剛剛講了，滬港通的模式是坐在家裏投世界，那就意味著將來允許你往外跑的時候也只是很勇敢的人跑掉。
中國的投資者永遠是這個屋子裏三批人，這批是最勇敢的人，那批是最不勇敢的人，還有中間的人；這是研究生，這是本科生，那邊是高中生。研究生有錢有本事，只要允許他走，他拿著錢就跑了，到紐約、到倫敦買房子，到新西蘭買個農場等等，人家不需要等你的滬港通。這邊的中學生剛存點錢，戰戰兢兢就投投A股，其他的想都沒想過。中間的大學生不一樣，有錢了想投，覺得應該有國際資産配置的需求，但是沒有勇敢到，或者那麽有本事到直接跑出去，這些人是用滬港通、深港通的。因爲你是坐在家裏投世界。一旦開放以後，你們很多人就畢業了，就變成了研究生，你就開始又牛了，又走了。還有很多中學生又畢業了，到了大學來了。所以滬港通的模式是坐在家裏投世界，是非常長期的大學教育。我們的任務是要把香港的店裏面的貨，把世界的貨多往這裏放。現在的上市公司一部分還是中國內地公司，還是自己的貨，換成了外邊的包裝。今後就要在香港這個地方把更多的世界的貨擺在這裏，讓中國老百姓的資産能夠這裏去配置，而且有些貨是自己會動的，上市公司弄過來上市，還有一些貨是動不了，不願意來上市，我們就香港就搞ETF（Exchange Traded Funds，交易所交易基金），搞美國的IT業ETF，搞南美的礦業ETF，搞個中東的能源ETF等，總之給你一個延伸投資世界。
也要讓別人做我們的債東，讓我們欠別人的錢
反過來外國也是這樣，他們也有研究生，很多外國人也是大學生，就會用滬港通的形式通過香港來投中國。但是這中間大家不光是投股票，股票是一種形式的投資，但更重要是要做固定收益。固定收益裏面最大的問題什麽？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東。我們把錢借給老美，我們也買了很多日本債。但是我們很希望別人成爲我們的債東，因爲當債東好是好，感覺很牛，但是心理沒有底，別人不還怎麽辦？所以也要讓別人做我們的債東，讓我們欠別人的錢。我們有這麽大的國庫券，這麽多政府發債，這麽多企業發債，爲什麽不把這些債讓外國人來買？讓他們把美元拿進來買債，我們就可以拿美元出去進行股權投資。我們在外面什麽股權也沒有，當了一大堆的債東。在未來的資産配置中，作爲一個主權國家，從整體來說，最終能不能讓外國人當我們的債東，我們當外國人的權益持有者（equity investor 權益投資者），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這個巨大的轉變跟開放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讓開放的速度去制約配置是對國民財富的不負責任，資産的配置又不能突破開放的力度和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找出創新的模式，完全新的思路，來讓中國的老百姓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辛辛苦苦攢起來的錢，真正投到有回報的地方去，投到全世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