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采訪重要人物時腦袋一片空白，無疑是記者的噩夢了，本文的作者就親身經曆過。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書。
·李金殿 Lee Kim Tian
我們常聽人家說：“沒消息就是好消息”。這句話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對那些怕聽到壞消息的人來說，沒消息的確是好消息。但是對于我這樣一個靠新聞爲生的人來說，沒消息才不是好消息。
還好，新聞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是早餐的一部分。因此，新聞讓我在過去35年裏勇往直前。我一開始是“新加坡廣播電台”的記者，最後成爲“新加坡廣播局電台”新聞的副總裁。我至今還記得我在1960年初當記者的心情，那時很興奮也有點心虛。
一個記者的噩夢
我怕自己不能勝任這份工作的擔憂在接到第一個重要任務時一掃而空，那是派我出席時任李光耀總理訪問砂拉越後歸來的記者會。在面對這個艱巨任務之前， 我給自己添加了點信心：反正我會速記，會速記在當年就相等于擁有一個錄音機，我能記錄下發言人所說的每一個字，因此，有什麽好怕的。但是李總理不是一般的人。在這之前我從沒見過他，當我在巴耶利峇機場的貴賓室裏見到他時， 不知怎麽的我莫名其妙地僵住了。
李總理的記者會是關于他此行出訪砂拉越的收獲。我在記事簿上用速記記錄他說的話。不過老實說，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這個人的氣場太強大了。我回到新聞室，剛好那天是一個最令人討厭的編輯值班，他的傲慢在我們的機構裏早就臭名昭著。果然，我還沒坐下來，他就要我給他李總理記者會的報導。
我看著我的速記簿，無法寫出一個字。更糟的是，我根本不記得記者會上說了些什麽。我的編輯不耐煩了，開始在同事面前對我發飙。這一來我更緊張了，我感覺世界末日到了。最後，我終于鼓起勇氣戰戰兢兢地告訴他，我寫不出報導。這句話足以讓他暴跳如雷，他罵我沒用，不適合當記者。他問我當天在機場的《海峽時報》記者是哪一位，我告訴他是Andrew Fang。他馬上給Andrew 打電話，而Andrew 很大方的把報導給了我的編輯， 因而救了我一命。但是這無法挽救我的自尊、我的羞愧和我受到的羞辱。這時候我最該做的事是辭職，我想我的編輯或許是對的，我不是當記者的料。
1961年9月21日新聞發布會上李金殿（右二）和Andrew Fang（右一）一起采訪新聞。
隔天，我把辭職信交給總編輯李微臣（Lee Vei-chen）先生，他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我解釋了我爲什麽做這樣的決定。李先生毫不猶豫地把我的辭職信撕了丟進垃圾桶。李總編叫我回去工作，他說我還新，本來就不應該給我那樣的任務。他說他會告訴采訪主任。我職業生涯中那可怕的一幕終于結束了。采訪主任 K R S Vas 後來成爲我的導師，也是我的好朋友。
跟上李總理的步伐
我再次見到李總理，是1963年報導他每周的選區巡訪。這一次我對他的恐懼消失了，不過我對他的仰慕和尊敬依然。當時也碰到一些小問題。我跟加利谷山總部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由于鄉村地區不容易找到公共電話，我的報導無法及時傳給編輯。時間一延誤，報導的時效性就降低了。
1960年代，李金殿（右二）出席時任總理李光耀（左四） 在總統府舉辦的一個選區巡訪慰勞會。
李總理的工作更艱巨，他得向人民解釋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重要性，並說服他們。他在每一個選區的每一站都發表演講，不但用英語，也用華語、馬來語和福建話發表演說。總理還要面對無常的天氣，有時天氣真的很不合作。在其中一次訪問選區時，他碰見反馬來西亞的支持者嘗試阻撓他的出訪，還發生了些小沖突。不過， 最後事件平息，總理繼續他的行程。雖然遇到一些反馬來西亞者的抗議，新加坡人民最後在全民公投中選擇加入馬來西亞。
1962年1月時任總理李光耀（左一）主持的《爭取合並的鬥爭》新書發布會，左四爲李金殿。
動蕩的年代
1963年9月16日新馬合並之後，動亂開始醞釀。1964年7月和9月發生了兩次華族和馬來族之間的暴亂。我清楚的記得第二次，因爲那一次我差一點丟命。
那天早上，公司汽車來到我芽籠的家接我去加利谷山上班，以便准備7點新聞。那時已經實施戒嚴令。我們的車接近加冷橋的時候，被一隊來自吉隆坡的軍人攔住，他們在暴亂期間被派在重要地點站崗。
廣播電視台新聞室的同事忙于准備新聞報道。
一個軍人問我爲什麽違反戒嚴令，他一邊說一邊用來福槍指著我。我向他解釋我是個記者正要去新加坡廣播電台上班，他打斷我的話，威脅說如果我繼續辯解他就會開槍。愚蠢如我當時用馬來語說：開槍呀，我不害怕！他還來不及反應，另一個軍人來了，他叫那個拿槍的軍人帶我去他們的辦公室。我們進入辦公室時，裏面的長官正在睡覺。我向他解釋我爲什麽在戒嚴時候出來，我給他看我的記者證。他滿意我的回答，並叫下屬讓我走。
現在回想，我很慶幸自己還活著，萬一那個士兵跟我一樣浮躁並決定開槍呢？那次事件之後，我決定不應在戒嚴時間內往返公司和住家。我最好留在新聞室過夜以便准備第二天早上的新聞，同時隨時爲聽衆提供暴亂的最新消息。
奇遇室友
由于我那時是臨時員工，我沒有太多的選擇。我的師兄們可以在家裏舒服地睡覺，我得在沒有床墊，沒有枕頭和被子的情況下在新聞室的桌子上睡覺。
這時，馬來西亞的軍隊在重要地點站崗，我們自己的軍隊則在阿峇士少校的領導下，保衛我們的電台。他也得在新聞室睡覺。陰差陽錯，我們成了室友，阿峇士後來成爲國會議員。
李總理打來的可怕的電話
早期在電台，許多編輯不喜歡編寫傍晚7點的新聞。有時候，7點新聞一過，李光耀夫人就會打電話來，她會叫值班的編輯跟李光耀說話。那時，看李總理的心情如何，編輯或許會接到李總理溫和的告誡，或對錯誤或哪則新聞沒抓到重點而被責罵。李總理也會提醒值班編輯，他會收聽下一段新聞，看看錯誤有沒有糾正。
唯一能夠反駁總理的是總編輯李微臣。有一回李先生接到李總理的電話，是關于我們的新聞裏的錯誤。當李總理重複解釋時，李先生打斷他的話叫他說重點，並放下電話。當時我想，哇， 李先生真夠膽！李先生後來也沒事。
新加坡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伊薩（右一）和時任新聞總編輯李微臣在新加坡廣播電台新聞室。
新聞必須正確
李總理比任何一個人都了解新聞媒體的威力和影響力。除了打電話給廣播局的新聞編輯指出他們的錯誤，他也關注新加坡的報章。他要確保整體媒體在正確的軌道上。
李總理不時會召集我們去他在政府大廈的辦公室跟他交談，報章從業員也在受邀之列。交談會更像一個對我們的短處和不夠敏感的一種斥責。回想起來，這是要敲醒我們。後來李總理搬到總統府上班，交談會就停辦了。
出國采訪
在任期間，李總理常常出國訪問。我很榮幸有好幾次被派，成爲他的隨行記者。這些出訪讓我更了解像李總理這樣的領袖爲什麽需要出國訪問。那不是度假而是爲了新加坡的長遠利益，促進與他國的貿易和外交關系。我曾隨同李總理出訪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以及在加拿大舉行的“共和聯邦政府首腦會議”。1979年出訪日本那次印象深刻，那時有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這兩件事都和當時的教育部長陳慶炎博士有關。
李金殿于1987年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共和聯邦政府首腦會議”的 新聞中心編寫新聞。
除了報導，我也要兼任攝影記者。出發前幾天，我拿到一個專業相機，也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我從沒見過這種相機，更不用說使用它。我拍的相片會給本地報章用，很有挑戰性。如果我拍出來的相片沒有影像或影像模糊怎麽辦？總理的新聞秘書傅超賢先生後來告訴我，說我做得好。
1987年10月13-17日新加坡新聞采訪團隊隨時任總理李光耀出席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共和聯邦政府首腦會議”。第一排左二爲李金殿。
在天氣不好時操作相機不容易。我一手要拿相機，一手要拿雨傘爲它遮雨，陳慶炎博士看見了我的窘態。有一個下雨天，我照相時陳博士竟爲我撐傘，他拿著傘跟著我到處去。讓一位部長當我的助理攝像師讓我覺得很不自在，不過，一切都順利進行，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部長的好意。
沒有聲音？
在出訪日本時，我跟陳博士做了一段訪談。我以爲工作進行順利，直到我的攝影師小聲地跟我說他沒錄到聲音，我一聽到就愣住了。陳博士察覺到了，就問我是不是有什麽問題。我告訴他出了問題並以爲他會責怪我們。出乎意料的他說沒關系，我們再錄一次。這句話像音樂似的溫暖人心，第二次錄音順利完成。
一次疏忽
吳作棟總理是另一位寬容的領導。在一次大選的群衆大會後，我在剪輯時不小心把他的同一段話播了兩次。吳作棟那時已經接過李光耀的棒子成爲總理，他發現了，傳了個短信給我們，不是告誡而是鼓勵。他了解我們在時間緊迫和巨大的壓力下工作，他說，冷靜處事並放輕松點。
這次事件其實應該可以避免，如果我的剪輯助理及時發現，而我也沒有因一時失神而疏忽。不管怎麽說，這是一個過失而我也認爲那是我的責任。在新加坡廣播局的時期，我報導過八次全國大選，唯獨這一次，我不想留在記憶裏。
熱鬧喧囂的全國大選
報導大選跟報導李總理的選區訪問是兩回事，後者是每周一次，前者是9天的艱苦奮鬥。兩者之間的難易程度也有別。在選區訪問時，焦點是一個人，而他的目的是說服新加坡人加入馬來西亞。在大選中，政府和反對黨候選人把敏感和針對性問題都翻出來講，困難在于找尋一個平衡，而不會讓人覺得我們在偏袒某一方。大部分的群衆大會在晚上舉行，一開就是幾個小時。這意味著我們會讓記者早些退場以便趕上新聞截稿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漏新聞是難免的。除了這個弊端，我覺得報導大選的群衆大會最有趣也很刺激，周圍的喧囂和呐喊足以讓我的腎上腺素上升好幾級。這些在2020年的大選都沒出現，雖然我並沒有參與其中， 冠病疫情徹底改變了大選時各政黨的競選策略。
不過，我們也要感謝新科技和新方法。我們第一次看到更多候選人通過他們政黨的線上平台進行網上辯論，我們也第一次看到“新傳媒”的“政黨競選廣播” 讓各政黨的領袖們向選民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不過選民錯過了傳統上在浮爾頓廣場舉行的午餐群衆大會，以往，李光耀總理總會吸引大批民衆前往聆聽。這一回，他的兒子李顯龍總理是線上群衆大會上的主力。總的來說，這是一次溫和的大選。
這一回，人民行動黨再次執政，在93個有對手的國會議席中贏得83席。其余的議席由工人黨獲得，他們將是國會裏唯一的反對黨。
新聞來源
本地新聞是由我們的記者和主播采集，我們的外國新聞來自路透社、法新社和合衆社。這些通訊社通過他們的打印機，每天24小時不停地供應數以百計的新聞故事。這些故事必須經過篩選和編輯才能進入新聞簡報，這項任務落在英語新聞編輯的身上，他們編輯過的新聞再分發給中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編輯翻譯。
非英語新聞編輯們對這樣的安排不滿意，他們要自己篩選和編輯新聞，因爲他們本身也是編輯，應該做一個編輯該做的事。除此之外，他們要挑選一些他們的社群感興趣的故事。這些要求被接受了，但有一個條件：四種語言的新聞簡報裏，重點新聞必須一樣。這樣一來，工作滿足感和自尊心都兼顧到了。
傑出的抄寫員
早年，所有語文的新聞都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但中文除外。中文新聞編輯可能字迹潦草，因此寫好的新聞稿需要抄寫員再謄抄一遍。抄寫員謄抄過的新聞稿， 字體端正清楚容易辨認，避免了新聞播報員讀錯字的問題。
中文新聞組抄寫員曾守蔭。
我們的中文新聞組裏有好幾位抄寫員，不過其中一位很特出。他是新加坡人曾守蔭。曾自幼對中文書法有 中文新聞組抄寫員曾守蔭。
興趣，後來他參加過在中國、日本、台灣、香港、南韓、歐洲和馬來西亞舉辦的書法展覽。1998年，曾守蔭還送了一本簽了名的他的作品集給我。
聯合國任務
1981年7月，我被派到美國報導聯合國召開的“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 想到要去一個這麽莊嚴的國際機構工作使我有些擔憂。不過，實際工作比我想象中容易。所有事情井井有條，記者們很容易就能拿到與會者的演講稿和視頻。
時任廣播局總經理黃李淑珍（左一）出席一個新聞室的聚餐會，右一是李金殿。
除此之外，我國常駐聯合國大使許通美教授隨時幫助我，他每一回都會告訴我會議談論了什麽。他對會議背景的分析使我的新聞報導有了深度。他真是一位親切又謙虛的外交家。
推出圖文電視
當副主席鄭東發先生決定新加坡廣播局應該有圖文電視時，我被派去倫敦學習。還有兩個人陪我同往，一位是工程師，一位是財經編輯。我們花了兩個星期學習英國的圖文電視服務。英國有兩個圖文供應商，一個是英國廣播公司的CEEFAX，另一個是獨立電視的Oracle。兩者都提供一樣的服務，就是文字新聞。
新加坡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伊薩（左一）與李金殿在總統府的一個宴會上握手。
新加坡第二任總統薛爾斯頒發1978年國慶“效率獎章”給李金殿。
我回來後呈交了一份報告， 推薦我們采用Oracle 系統。我的推薦被接受，SBC的圖文電視建立起來。SBC Text 在第五波道和亞洲新聞台出現，提供新聞、股市行情和娛樂新聞。隨著更先進的新聞傳播方式的出現，SBC 圖文電視到2013年才停播。
《On Air》新書發布會，前排中爲新廣前總經理／ 副主席（1980-1988）鄭東發，右一爲李金殿。
我在“新加坡廣播局”的時候，經曆了幾次機構重組和其他的變化。從1960年隸屬于文化部的“新加坡廣播電台”，到1980年的“新加坡廣播局”，和目前的新傳媒。這些改變使新聞報導也有長足的進展。1999年3月“亞洲新聞台”的啓播是一個裏程碑，我個人對這個頻道感到很自豪，它在本區域是最佳的頻道。
對我的職業生涯我沒什麽好挑的，我能達到我事業的頂峰，一同管理廣播和電視的新聞處，直到我1995年退休。我很幸運，有一支優秀和盡心盡力的團隊幫助我取得成功。一路上雖有起伏，不過，最後的終點令人滿意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編輯組譯
李金殿
作者簡介：
李金殿是廣播電台的資深記者。從新加坡廣播電視台到新加坡廣播局，他是新聞處的助理處長。期間， 他跟隨李光耀總理出國采訪多次。李金殿退休前是廣播電台新聞處的副總裁。在服務了35年後，他于1995年退休。李金殿一直很關心《回望加利谷山》編輯工作的進展，還特地把他在《On Air》裏的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以面對中文讀者。不幸，這位電視台新聞室的主將，于2021年8月8日因心髒病去世。
《回望加利谷山》是第一本詳細記錄新加坡廣播電視發展史的重要中文書籍，是50多位曾在加利谷山新傳媒（MediaCorp）中文節目組的台前幕後人員撰寫的集體記憶，圖文並茂地講述了80年來發生在加利谷山（Caldecott Hill）的重大事件和許多不爲人知的故事。
本書50個篇章分爲八輯：統帥、先驅、廣播、新聞與時事、綜藝節目、華語戲劇、幕後大軍、熠熠星光，時間跨度從1942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一直到2016年新傳媒搬遷到緯壹科技城。真實地記錄了一批熱愛廣播電視事業的台前幕後人員，如何在摸索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從零開始不斷追求卓越；如何爲觀衆制作更好更精彩的廣播和電視節目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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