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photo/圖）
2021年1月18日，演藝明星鄭爽的前男友張恒在微博上發文稱，他在過去的一年中一直在照顧滯留美國的兩個孩子，並公布了孩子的照片。由此，他與鄭爽的代孕棄養風波曝光。
“鄭爽是我們服務過的人品最差的客戶，沒有之一。”美國“西海岸生殖中心”在接受《法人》雜志等媒體采訪時，創始人梁波公開指責鄭爽，“兩個孩子都一歲多了，她到現在還欠著我們6.8萬美元的服務費沒給，昨天（1月20日）我們通話，她居然要求我們機構來撫養這兩個孩子。”
棄養、剝削與人口販賣
“西海岸生殖中心”自稱是鄭爽與張恒委托的代孕機構。公開資料顯示，該中心英文全稱爲Western Fertility Institute，簡稱WFI，坐落在美國西海岸中心城市洛杉矶，客戶遍及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據《法人》雜志引述梁波的話，2018年秋天，鄭爽、張恒與“西海岸生殖中心”簽訂合同，選擇了16.8萬美元的“隨機生男女孩”套餐。兩個孩子出生後，鄭爽、張恒只支付了10萬美元，6.8萬美元的尾款一直沒有支付。
來自美國的出生記錄顯示，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兩個孩子分別出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和內華達州，孩子的父母英文名與鄭爽和張恒的漢語拼寫相同。
“鄭爽找到我們，她提出兩點。第一，將會補齊6.8萬美元的尾款。第二，每個月給我們機構打上3萬元人民幣，孩子她不認也不想要，更不要孩子回到中國。”梁波透露了與鄭爽的溝通情況。
當得知代孕授精成功的消息，鄭爽和張恒一度高興地給“西海岸生殖中心”工作人員發紅包。七個多月後，鄭爽卻又提出終止妊娠的要求。
但爲時已晚。盡管“西海岸生殖中心”注冊地加利福尼亞州允許墮胎，但該州法律規定妊娠超過五個月後不允許墮胎，除非發育異常或患有嚴重的疾病，並得到指定醫療機構的認定。
梁波稱，兩個孩子健康出生後，身份不能確定，既不能在美國落戶，也不被當地政府允許出境。
2021年1月23日，張恒委托律師就代孕機構“西海岸生殖中心”的“棄養”等說法發表聲明稱，“純屬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多年來，棄養、剝削與人口販賣等亂象不斷，已經讓商業性代孕（Surrogacy）服務成爲一個臭名昭著的産業。2014年9月，一名泰國曼谷“代孕母親”爲一對澳大利亞夫婦生下一對雙胞胎。但是，後者只將一名健康的嬰兒帶回澳大利亞，卻將另一名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孩子留了下來。
曼谷法院判決稱，這名嬰兒並未遭到遺棄，但其生父有性侵兒童的案底，外界普遍擔憂代孕所生兒童的生存環境。2018年2月，曼谷一家法院審理了一宗極具爭議的撫養權案件，一名爲重田光時的日本男子雇傭泰國代孕女子生下了13個孩子，一度引發泰國警方“人口販賣”的懷疑和調查。
代孕母親的生存境況也令人擔憂。在泰國，一些身體健康、經濟社會地位弱勢的女性，往往會成爲代孕公司的主要招募對象。不少代孕公司有黑社會背景，如果代孕母親不遵守公司嚴苛的規定，或者出現流産、生育不健康嬰兒等，這些代孕公司通常會拒絕支付報酬。
2017年，一名中國女子花費45萬元人民幣，通過武漢一家代孕中介公司在柬埔寨找到一名代孕母親。但是，所生孩子患有腦萎縮、腦積水。
該女子指責中介公司沒有做好監管，並指責柬埔寨代孕女子生活艱苦、醫療機構落後，才導致嬰兒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盡管合同中約定代孕女子有營養餐、新鮮水果、定期産檢等待遇，但實際上卻“連床也沒有”，睡覺要“打地鋪”。
代孕給代孕婦女帶來健康風險，甚至永久失去正常懷孕生育的能力。但是，不少貧窮的婦女依舊難以抵擋金錢的誘惑。在柬埔寨，一次代孕至少可以獲得1萬美元，相當于該國平均年薪的10倍以上。
“實際上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錢會進入代孕媽媽的口袋。機構拿走了大多數。”在《代孕規制的法律問題研究》一書中，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劉長秋堅定地反對代孕合法化。
“生育商業化”的倫理與法律困境
在代孕過程中，委托代孕過程又被稱爲“下單”，終止合作則稱爲“退單”。在跨國商業代孕項目中，貧窮的代孕母親受到脅迫和剝削，她們的子宮以及做培育的嬰兒已經商品化。
“通過取得代孕報酬，能夠改善代孕母親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但還是帶來很多倫理問題，需要政府監管和法律完善。”印度古吉拉特邦Sat Kaival 醫院生殖醫學研究所人工授精生育專家納亞娜·帕特爾（Nayana Patel）撰文稱。
把代孕女性當作生育工具、將所生嬰兒作爲商品對待，代孕不僅引發道德倫理危機，這種“跨國醫療旅遊”還催生了父母認定和國籍歸屬等法律難題。
美國“寶寶M”（Melissa Stern）訴訟案，被認爲是代孕史上具有標志意義的司法案例。1985年2月，出身社會底層的27歲婦女瑪麗·懷特海德（Mary Whitehead）看到廣告後，與諾爾·基恩不育中心簽署了代孕協議，由代母（瑪麗）卵子與委托父親（威廉）精子體外授精形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
三方合同上還特別約定：瑪麗生完孩子後，必須把孩子交給“親生父母”威廉夫婦撫養。
孩子出生後，“代孕母親”瑪麗卻悄悄地將她帶回家藏了起來。1986年7月，威廉夫婦雇傭私家偵探找到孩子的下落，並將瑪麗告上法庭。
人類曆史上第一例因“代孕”而産生的法律糾紛開審。1987年3月，新澤西州一家法院作出裁決：雙方簽署的“代孕契約有效”，“代孕母親”瑪麗必須將孩子交還威廉夫婦。但法院允許在“隱蔽的嚴格監控的環境下”，瑪麗每個星期可有兩個小時的探視時間。
“代孕母親”瑪麗並不服輸，她繼續上訴打官司。
“不得強迫一個健康的母親放棄嬰兒。”1988年2月，新澤西州最高法作出二審判決：代孕母親瑪麗·懷特海德與孩子有血緣關系，代孕違背公共政策，代孕合同無效，恢複了瑪麗作爲母親的權利，取消威廉夫婦對孩子的撫養權。
新澤西最高法院的裁定實質是，血緣關系、妊娠過程要勝過已簽訂合同的契約精神。“寶寶M”訴訟案帶來的法律與倫理爭議至今不休：血緣關系只是“血液關系”“子宮權力”？提供精卵的“基因權力”又該得到怎樣的保障？
美國“寶寶M”撫養權判決後，更多代孕中介放棄“傳統代孕”轉向“妊娠代孕”，不再使用代孕母親的卵子。一些代孕中介還安排代孕母親到新澤西州之外的州進行分娩，以回避相關法律障礙。
美國各州對代孕的規定截然不同，或完全禁止，或有條件允許。在國際層面上，不論棄養還是爭奪，輔助生殖技術帶來的父母認定和國籍認定糾紛依舊不斷。
2008年，一名爲曼姬（Manji)的女嬰在印度出生後，一直沒有國籍：在她出生前，曼姬的日本籍委托代孕夫婦離婚，女方拒絕撫養曼姬；盡管男方雖然願意撫養，但印度法律規定孩子的國籍隨母親。
印度最高法院裁決，日本大使館以人道主義原則爲曼姬發放入境簽證。又幾經曲折，曼姬最終獲得日本國籍。
當前，一些國家將“代母”視爲嬰兒的合法母親，還有一些國家則將“認可並購買服務的人”（commissioning parents）認定爲合法父母。這種法律層面的差異導致代孕嬰兒可能成爲無國籍人士。
從實驗室走向龐大的商業市場
商業化的代孕帶來的法律困境和倫理沖突，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爭議。過去二十多年裏，代孕市場仍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聯合國的一項統計顯示，2012年，全球代孕行業總産值超過60億美元。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教授撰文說，聯合國海牙會議調查發現68個國家存在大規模代孕市場；從針對5個主要跨國代孕中介機構的調查來看，跨國代孕市場在2006年至2010年的5年裏增長了1000倍。
“當‘代孕’成爲新聞頭條時，它通常給人厭惡、消極的印象。”澳大利亞律師莎拉·傑佛德（Sarah Jefford）爲代孕行業提供法律咨詢幫助多年。在她看來，代孕爲不育的家庭帶來幸福，因此不應該受到汙名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全球大約有4850萬對夫婦在未來五年後無法生育。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平均每4對夫婦中就有1對曾受到不育症的困擾。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代孕公司運營者說，她的主要客戶是不孕不育患者家庭，大約占70%，其余爲同性戀等客戶。代孕爲渴望孩子的家庭和群體帶來欣喜，也爲剝削弱勢群體和道德爭議打開了大門。
天主教、伊斯蘭教等都認爲代孕極其不道德，不符合宗教和曆史傳統。但一些代孕的支持者爭辯認爲，“借腹生子”也是一個古老的概念。有文字記載的代孕可追溯到《聖經·創世紀》，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無子嗣，她求助于侍女夏甲（Hagar）代孕。
在《美索不達米亞早期的社會與經濟》（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一書中，曆史學者珀斯蓋特（J.N. Postgate）也考證說，古巴比倫的法律規則和社會習俗都允許代孕，一些已婚不育的女性擔憂被丈夫抛棄，通常會命令女仆代孕。
借腹生子古已有之，但現代意義上的商業代孕只不過幾十年的曆史。1944年，哈佛醫學院教授約翰·洛克（John Rock）成功進行了首例人類胚胎體外授精試驗。
1978年，全球首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國出生。直到1985年，美國首例妊娠代孕取得成功，“試管嬰兒”由此從實驗室走向龐大的商業市場。
當前，中國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行爲，2001年8月實施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代孕和棄養更被認爲違背社會公德。2017年，《人民日報》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七千多名受訪者中，有81.5％的人不支持代孕，有5.5％的人不支持也不反對，而支持者只占13％。
在中國，代孕仍有一個龐大的地下市場需求。一些經濟條件優越的家庭和單身女性紛紛赴外尋求代孕。英國廣播公司（BBC）援引“美國加州生殖中心”（Fertility & Surgical Associates of California）首席運營官郭雯雯的話，每年大約有25名中國女性到該中心進行凍卵。畢竟凍卵價格高昂，有條件進行凍卵療程的客戶只占少數。
從“美國加州生殖中心”等多家醫療機構的電話報價來看，僅凍卵費用至少要花費兩萬美元，不含赴美機票和食宿費用。泰國、柬埔寨和中國台灣地區相對便宜，但更多人似乎更相信美國醫療機構的水平。
全球共同遵守的代孕規則遙遙無期
當前，各國對代孕實行不同的政策。據筆者初步統計，日本、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新加坡等國明確禁止代孕，卻對海外入境代孕“網開一面”，允許代孕出生的嬰兒根據與父親的血緣關系確立親權。
恰恰相反，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等國承認代孕合法，但只有本國公民或持有該國居留的外國公民才可以合法代孕；英國、荷蘭、比利時等國也允許代孕，承認代孕母親爲孩子的法定母親，但禁止向代孕母親支付報酬，即不允許商業性質的代孕。
越來越多的國家收緊了代孕政策。2021年1月20日，俄羅斯國家杜馬審議了一項法案草案，尋求禁止外國人和未婚俄羅斯人代孕。如果該法案通過，只有醫學原因無法生育子女的已婚夫婦才能使用代孕服務。
在英國，代孕往往被視爲一名女性贈予另一名女性的“禮物”，被視爲“利他主義”。但是，英國議會法律委員會最近的一項聲明稱，“我們希望英國法律改革的成功之一，就是減少跨國代孕現象。”
2002年，印度一度開放跨國代孕，短暫地成爲“代孕大國”。四年後，印度《代孕（管理）條例草案》生效，嚴格限制和規範代孕行爲。泰國2015年通過新法案，嚴格限制國內的代孕，只允許爲泰國夫婦提供代孕服務，嚴格地禁止商業代孕。
一度蓬勃的泰國代孕業，漸漸遷移到老撾、柬埔寨等周邊國家。2016年，柬埔寨也開始立法限制代孕。
一個代孕熱點目的國被新政限制後，很快就會被另一個國家的“代孕經濟”取而代之，這被稱爲“生育旅遊”“生育流亡”。
當前，烏克蘭是最熱門的代孕目的地之一，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爲“網上嬰兒商店”。據《南華早報》報道，每年大約有2500至3000名代孕嬰兒在烏克蘭出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客戶來自中國。
烏克蘭的代孕價格大約3萬美元左右，只是美國代孕價格的四分之一。但是，烏克蘭代孕母親通常只能拿走1萬美金。
“很多時候，我們很難拿到應該得到的錢。”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采訪時，烏克蘭代孕婦女奧爾加·科蘇諾娃（Olga Korsunova）說。
27歲的科蘇諾娃已經四次代孕。之前，她的理想是成爲一名醫生。2014年俄烏戰爭後，科蘇諾娃逃離烏克蘭東部，窮困潦倒後只能成爲一名“代孕人”。
一些黑惡勢力和腐敗官員控制著烏克蘭的代孕産業。烏克蘭律師謝爾蓋·安東諾夫（Sergiy Antonov）說，當地政府對代孕行業監管不力，“到處都是虐待和腐敗”。
繼烏克蘭加大對代孕行業的管控之後，墨西哥、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又成爲新的代孕目的地。近年來，國際組織“海牙國際私法會議”(HCCH)多次探討制定統一的國際准則來規範跨國代孕行爲。
但是，英國劍橋大學法律專家克萊爾·芬頓-格林（Claire Fenton-Glynn）撰文說，由于各國曆史、文化和價值觀迥然不同，各國關于代孕的立法甚至大相徑庭，導致全球共同遵守的代孕規則遙遙無期。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馮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