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南峰
塔利班與拉瓦希裏之死
8月1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基地”組織領導人艾曼·紮瓦希裏（Ayman al-Zawahiri）被無人機擊斃于阿富汗喀布爾。8月4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研究員阿蔔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刊文認爲，這一事件可能標志著該組織末日的開始，並使其在阿富汗的東道主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基地”組織領導人艾曼·紮瓦希裏（Ayman al-Zawahiri）
巴西特認爲，紮瓦希裏是9·11恐怖襲擊的主要策劃者，對美國而言，消滅他是一個重大的收獲。自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它一直需要在全球反恐行動中取得重大勝利。與此同時，這一事件對長期受困于財政問題、有限的指揮和控制、內鬥和缺乏地理避難所的“基地”組織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挫折。
然而，受這起暗殺事件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塔利班，該事件將迫使塔利班領導人重新評估與美國和“基地”組織的關系，以及它對國際承認的渴望。
巴西特描述了塔利班進退兩難的境地。2011年，“基地”組織創始人奧薩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被擊斃後，紮瓦希裏繼任成爲該組織的領導人。他是一位缺乏魅力但稱職的領導人，在動蕩時期領導“基地”組織，並勉力維持其聲名，盡管在此期間，美國的多次無人機襲擊消滅了其主要領導人，而其在伊拉克的分支于2014年自立門戶成立了ISIS。
在暗殺事件之前，“基地”組織正在經曆緩慢而穩定的複蘇，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該組織慶祝塔利班的勝利，如同慶祝自己的勝利一般。自從塔利班接管政權以來，紮瓦希裏更頻繁地發布宣傳視頻，表明他越來越充滿信心。甚至于紮瓦希裏被擊斃時所在的安全屋位于喀布爾的一處高檔社區，距離總統府只有1.5公裏。
這次暗殺行動讓塔利班在兩條戰線上都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它可能導致塔利班失去華盛頓僅剩的信任，並使其在短期內獲得國際承認的機會化爲泡影。因爲人們發現協助組織9·11襲擊的“基地”組織首領被允許居住在喀布爾。
另一方面，這次暗殺很可能使塔利班與“基地”組織的關系嚴重受損且無法修複。在紮瓦希裏被殺之前，兩個組織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的。例如，9·11之後，塔利班創始人穆拉·奧馬爾（Mullah Omar）甯願面對美國入侵並喪失權力，也沒有將本·拉登交給美國。
紮瓦希裏被殺後，“基地”組織無疑難以繼續信任塔利班。一些成員將此次暗殺視爲塔利班聯盟轉變的標志，而另一些成員則將其視爲該組織日益無能的結果。不管怎樣，塔利班領導人可能很難解釋在他們的“基地”盟友身上發生了什麽，以及爲什麽會發生。
除了破壞其與美國和“基地”組織的關系外，刺殺紮瓦希裏還將從內部破壞塔利班。這次刺殺事件將加劇塔利班內部兩股勢力的對立，一方是希望塔利班與“基地”組織和其他強硬派組織（如哈卡尼網絡）拉開距離的實用主義者，另一方是堅持庇護和支持恐怖組織的空想主義者。
同時，巴西特認爲，這一暗殺事件可能標志著“基地”組織的末日。他寫道，在本·拉登死後，紮瓦希裏遇刺是對“基地”組織的第二大打擊，該組織可能無法從中恢複元氣。
目前，最有可能成爲“基地”組織下一任領導人的兩名候選人是紮瓦希裏的埃及副手賽義夫·阿德爾（Saif al-Adel）和他摩洛哥出生的女婿兼媒體運營負責人阿蔔杜勒·拉赫曼·馬格利比（Abd al-Rehman al-Maghribi）。目前兩人都居住在伊朗，然而，繼2020年11月以色列軍隊在德黑蘭殺死“基地”組織二號人物阿布·穆罕默德·馬斯裏（Abu Muhammad al-Masri）之後，他們不太可能在伊朗獲得足夠的安全感來接替最高職位。
然而，當紮瓦希裏在喀布爾遇刺之後——以及隨之而來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之間的信任喪失——他們可能覺得在阿富汗領導該組織也是不安全的。
由于在廣大的中東地區缺乏一個地理避難所，該組織的領導層可能不得不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某個更安全的分支。目前，由艾哈邁德·迪裏耶（Ahmed Diriye）領導的索馬裏青年黨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機敏的“基地”組織分支。但是，如果非阿拉伯人迪裏耶擔任該組織的領導職務，可能會激怒敘利亞、也門、巴基斯坦等國的成員，並導致該組織的解體。因此，盡管紮瓦希裏的個性乏善可陳，但“基地”組織可能很難找到他的繼任者。
此外，“基地”組織在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不僅失去了領導人，還失去了避難所，同時在非洲也面臨著ISIS的死灰複燃，這威脅到了它的未來。
紮瓦希裏死後，所有迹象都表明，他領導了十年的恐怖組織也行將就木。它還可能對塔利班造成重大打擊，迫使該組織在尋求國際承認之際重新考慮與強硬派的聯盟。
再加上ISIS的全面衰落以及其領導人阿布·易蔔拉欣·古雷什（Abu Ibrahim al-Qurayshi）今年2月在敘利亞被擊斃，這些迹象顯著地表明，跨國恐怖網絡的鼎盛時期已成明日黃花。然而，跨國恐怖主義的威脅遠未結束，國際社會仍需時刻保持警惕、監測和積極幹預，以便必要時在無政府地區消除這種威脅。
應對全球糧食危機
當今世界正面臨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生活成本危機，COVID-19大流行、氣候變化和沖突等相互關聯的沖擊令全球糧食、農業、金融、能源體系和市場陷入動蕩。
8月3日，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阿蔔杜拉·沙希德（Abdulla Shahid）和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主席加布裏埃爾·費列羅·德·洛馬-奧索裏奧（Gabriel Ferrero de Loma-Osorio）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刊文大聲疾呼，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危在旦夕，世界上最脆弱人口的時間所剩無幾。
兩位聯合國官員寫道，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戰爭加劇了本已岌岌可危的貧困、饑餓和營養不良狀況。除了造成悲慘的人道主義損失之外，這場戰爭還通過對黑海地區主要農産品種植、收割、運輸和出口的廣泛破壞，使人類的苦難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戰爭還擾亂了燃料和化肥等投入資源的價格和獲取渠道。在此背景下，聯合國歡迎爲數百萬人提供生命線的糧食貿易協議，並強烈敦促各方履行協議。
當地時間2022年8月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懸挂著馬耳他國旗的“Rojen”號輪船載著1.3萬噸玉米從烏克蘭出發，抵達博斯普魯斯海峽黑海入口。
甚至在戰爭之前，全球饑餓和營養不良就在加劇，根據五個聯合國機構——糧農組織、農發基金、兒童基金會、糧食計劃署和世衛組織——最新發布的《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2021年有8.23億人處于饑餓狀態，這一數字令人難以接受。這份報告還指出，到2022年，全球又有5000萬人陷入嚴重饑餓。隨著食品價格繼續上漲，預計到2023年，全球面臨長期營養不良的人口將又增加1900萬人。
這些不僅僅是統計數據，而是世界各地真實的人們，從開羅到加拉加斯，從達卡到頓涅茨克，他們餓著肚子上床睡覺。
雖然每個人都受到食品價格上漲的擠壓，但貧困人口受到的沖擊最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國家，食品占一般家庭預算的一半。他們發現越來越難以負擔養家糊口所需的糧食，被迫減少食物攝入量、出售生産資料或讓子女辍學。
結果，我們看到多年來減少饑餓和貧困的成果付之一炬，到2030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縮寫SDGs）的努力遭到破壞，同時加劇了不平等。世界銀行警告稱，烏克蘭戰爭可能使多達95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使2022年成爲有史以來減貧工作第二糟糕的年份，僅次于2020年。
越來越多對小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禁令和貿易限制加劇了危機。這些行動只會適得其反，必須予以糾正。
不過，也有一些可喜的進展，比如世界貿易組織100多個成員國的代表最近采取行動，加大了促進糧食和農産品貿易的力度，並重申了避免出口限制的重要性。此外，包括加拿大、歐盟和美國等主要糧食出口國在內的七國集團已經承諾避免實施出口禁令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
鑒于沖突、氣候變化和極端情況、經濟放緩等驅動因素的加劇，以及營養食品的高成本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糧食不安全和營養不良仍將是一個關鍵挑戰。
兩位聯合國官員呼籲推進本著多邊主義精神的共同努力。他們指出，在這樣具有挑戰性的情況下，我們都被要求團結起來，肩負起共同的責任，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所說:“修複世界需要一個世界。”（It takes a world to fix the world）對我們來說，袖手旁觀不是一個選項。
他們呼籲，國際社會通過協調一致的行動，緊急支持受影響的人民、社區和國家。他們贊揚了過去幾個月來各國政府、機構和政治論壇發起的幾項倡議。這些行動調動了應對全球糧食危機的領導力、資金、政治意願和廣泛的政策響應。
他們認爲，爲了取得成功，我們所有人必須共同努力，確保我們應對危機的行動一致。數百萬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世界上最脆弱的群體沒有多余的時間重複或浪費努力。
兩位聯合國官員列舉了政策響應的優先事項。
首先，針對那些已經有需要的人加強人道主義響應。要解決這場危機及其造成的惡性循環，就需要采取一種方法，即著眼于當前的緊急情況，把重點牢牢放在加強生計上，以應對未來的沖擊。
第二，緊急穩定市場、債務和大宗商品價格，立即恢複糧食的可供應性、可獲得性和可負擔性，使世界各地所有人都能實現食物權。要敦促各國繼續向市場投放戰略糧食儲備和投入資源，盡量減少囤積和其他投機行爲，避免不必要的貿易限制。
第三，鼓勵家庭農民、小規模糧食生産者、中小型企業（small or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縮寫SMEs）和合作社增加本地 生産；增加對多樣化食品品種的消費；多樣化進口食品來源；減少糧食損失和糧食浪費。
第四，恢複化肥供應，確保小農和家庭農民能夠持續獲得負擔得起的肥料。這應與2021年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倡導的向可持續和包容性生産轉型並舉，包括承諾提高能源和化肥的使用效率，釋放農業生態和其他可持續農業創新方法的潛力。
第五，加強必要的社會保護體系，防止弱勢社區陷入貧困和進一步營養不良。這類措施的例子包括經過時間檢驗的學校供餐計劃，以解決這場危機對兒童營養不良的影響，或現金轉移計劃，以提高貧困家庭的購買力。
第六，也是最後一點，各國需要財政資源和財政空間來支持國家對危機做出強有力的反應。要爲現有的國際融資機制提供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敦促提議削減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縮寫ODA）承諾的國家重新考慮它們的決定，並尊重將其國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發展援助的目標。
兩位聯合國官員寫道，2007-08年糧食危機以及最近的COVID-19大流行的教訓表明，有意義和有原則的政策應對措施應支持國家主導的、涉及每個社會層面的應對戰略，包括農民、消費者、民間社會和企業，尤其是受糧食危機影響最嚴重的企業。
令人高興的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出台了一系列解決方案，以緩解危機對本國人民的沖擊，應鼓勵和支持這些解決辦法。聯合國秘書長的全球危機應對小組正在提供來自整個聯合國系統的聯合分析和政策建議。
他們認爲，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應對措施與作爲可持續發展綜合藍圖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相一致並受其指導。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繼續致力于糧食體系的可持續轉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爲所有人提供充足、安全、負擔得起和有營養的食物，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提供就業和收入，同時充分尊重環境安全界限。
與2021年9月舉行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時相比，現在更有必要采取行動實現糧食系統轉型。
他們最後呼籲，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結束這場糧食危機並預防未來的危機。我們擁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和資源。現在是共同行動以確保不讓任何人掉隊的時候了。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