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圓持法師
現代高僧：正果上人
若論佛法之修學，道德之高尚，弘法育人之貢獻，對今日中國佛教恢複影響之大，正果師父素爲佛教界所推崇。本文在此論其萬一，以寄緬懷恩師無限之情。
一、“有我在就有佛法在”
解放前的戰爭災難及以後“左”的路線，師父都是飽嘗者。種種苦難之所以未動搖師信仰和德操，原因在于視信仰如生命的與教共存精神。
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欲使設于北碚的佛教最高學府“漢藏教理院”遷至台灣、香港、泰國任何一地，並提供飛機等便利。當時作爲負責院領導工作的師父，深感自己的曆史責任重大，一爲歡迎解放，二爲“我要爲佛教作種子”計，力排衆議，阻止了遷院的可能。師圓寂當年春已自知時至，特將當時發的誓願書贈廣濟寺青年僧伽學習班學僧，原文爲：“一九四九年七月正果誓願偈：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弘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衆生。”
新中國成立後，師父克服種種困難，維持漢藏教理院最後一屆學僧于1950年夏完成了學業。在時局的影響下，很多畢業生的學僧紛紛還俗參加社會建設，在“文教部”的負責下都安排了較好的工作。有些教內外人士，勸時值壯年又富學識的師父亦還俗參加社會工作，被師拒絕。
梁漱溟先生信奉佛教，與師甚有交情，他在離開重慶之前，見師維持漢藏教理院困難，曾表示：“到北京見了毛主席，請他支持將漢藏教理院辦下去”，不料梁先生到京後即與主席關系失睦，忙也就無法幫了。
在土改運動中漢藏教理院賴以維持的地産等被沒收，繼續發展的經濟條件已不存在了，經全體教職員工召開爲時五天的會議決定停辦。因此，師父在最後一屆學僧畢業後，爲有關善後工作，親身北上向時在京開會的文教部部長楚圖南先生和先已來京的漢藏教理院院長法尊法師彙報，從此就留住北海菩提學會，開始了後半生生涯。
師住北京後積極弘法，廣泛聯系信衆，以其德才深受四衆尊重。“左”的政治時期，寺院逐步被侵占或毀壞，僧人大都被迫走向社會。師父居住工作的菩提學會，于一九六五年被撤消，師轉住法源寺。政治、精神、生活等各種壓力並沒有動搖師父之信念，仍堅持研究佛法，修持禅定，最大限度地引導信衆。如一九六一年春師父鼓勵中國佛學院淨慧和如智兩位學僧說：“你們要發心住持佛法。過去佛教徒多的時候，多你一個少你一個沒什麽關系，現在佛教徒少了，就要靠你們發心住持，要像不倒翁，打倒了還要站起來。”
“文革”開始後，佛教遭受了全面破壞，對師父進行了嚴重迫害，師被打成了中國佛教協會“黑幫頭子”。遭揪鬥時，師以笑相待，甚至當衆撕下挂在頸上的“黑幫牌”充作扇用，反映出對浩劫之藐視和處亂不驚之定力，亦可說明對信仰的堅定。師被“造反派”圍攻毆打，雖頭破血流亦不許去醫院診治，辛有人營救方得逃生，故師頭留有約二寸的疤痕。自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九年底，師人身自由被剝奪，在嚴密的監視下，限于廣濟寺內後西院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做煤球，掃廁所，劈柴以及其它雜活。于此逆境中，師能做到平和處之，如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五日石鳴珂居士向師父說：“你的大字報來了。”師回答：“這是才開始，我們每人總會有十幾張。”當時有“軍代表“和教內人士勸師父還俗，並介紹了多名女性，最後以“正果法師水潑不進”而告終。
1970年春，師父被下放到湖北鍾祥五七幹校，從事養豬工作。幹校人員來自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全國各宗教團體等部門的人士，很多人爲生活之便于幹校中都安了家。師雖被迫穿上了俗裝，但仍恪守著僧人的根本戒律，時刻未忘“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誓願，沒有世俗人之生活所染，生活上完全自理，作爲幹部的優良生活作風，受到幹校的公開表揚。
二、樂于助人和知恩報恩的精神
師危不忘人難，困猶知報恩。師于幹校時身處逆境，對有困難者竭盡力予以幫助。張克強先生爲中國佛教協會人員，一人于幹校中，妻兒住在北京，生活負擔很重，師借回京自便自己買上糖果等禮品，以他的名義送給其家中妻兒，這對冷酷環境中的家庭無疑是溫暖的。張夫人提起此事，甚有無限感激之情。一九八七年春，師與張先生同住人民醫院，但不在一個樓區，師住于二樓，張先生坐在輪椅上走動不便，由夫人陪同探望于師，因不便上樓，最後師探身窗外，張先生于樓下，兩人俯仰彼此問候，其情景令人感動，相互之友情足見深厚。
住于湖北武漢蓮溪寺中的道悟老和尚，解放前曾任成都文殊院方丈，爲師之戒和尚，師爲報其恩，自解放後長期供養他，即使在“文革”期間亦未中斷。
不懼是非，不負人望是師父的道德風範之一。一九五八年北京居士林總務黃憲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經濟拮據，托人請師父助其女兒讀中學，師每月拿出10—15元連續幫助了八個月，使之度過了難關。
有佛性僧于京被打成“右派”後，送回五台山勞改，給師父寫信要棉鞋和老花鏡，師如願寄給他。後又爲其母治病求助，需北京寶善堂追風丸，師即買三十包相贈。
現任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的惟賢法師，爲師漢藏教理院之同學，“左”的時期遭受迫害，在宜賓“勞改”，因勤奮好學，多次寫信請師幫助購買書籍，均一一如願。
幾件事例來看，反映出了師父是個富有同情心和具有正確是非觀念的人。隨波逐流保全自我，非師之行。
三、恢複佛教重建僧制
一九七二年國際關系的改善，國家政局有所變化，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稍有開展，因此，首先將師父從“五七幹校”調回京工作。處于“文革”後期的佛教尚無大的改觀，佛協工作十分有限，師在繼續研究佛法的同時，還要照顧爲師之師法尊法師。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上撥亂反正，開始全面落實宗教政策，爲了盡快地使佛教得到恢複，師夜以繼日地工作。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學院、北京居士林的恢複，師父均有卓越的貢獻。師還是北京佛教協會的主要創立者，並且是第一、二任會長。清定法師的平反和昭覺寺、圓明講堂的政策落實，都是師父通過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提案得到解決的。
僧人爲佛教任何發展過程中的根本，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師“有我在就有佛法在”及“我要爲佛教作種子”的信念，既保證了自己于信仰上的特殊地位，也最終完成了信仰的使命。一九八O年底和一九八一年，師先後在北京和福建領導組織了兩次曆史轉折意義的傳戒活動，不但爲一大批新的出家者授了戒，也爲很多于“左”的時期還俗又回到寺院的人重受了戒，從而爲真正意義上的佛教恢複奠定了根本基礎。
四、矢志僧教育
綜觀師父的一生，他的主要精力和貢獻在于僧教育。師解放前執教于漢藏教理院，解放後到北京，于一九五四年出任“三時學會”教研究室主任，親自招收了十名僧人爲研究生，爲爾後參與中國佛學院的創辦打下了基礎。一九五六年中國佛學院成立後，師爲主要執教和教學方面的主要領導人。“文革”後，師又爲中國佛學院的恢複做了大量工作。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至師父圓寂前，師更是傾力于僧教育事業，爲中國佛學院親自授課，編寫教材。于“文革”前編寫並用于佛學院的《佛教基本知識》經修訂後，一九八二年由福建省佛教協會出版，再度成爲中國佛學院和閩南等地方佛學院的教材。《佛教基本知識》爲“文革”後，佛教界出版的佛學專著，此後整理出的《禅宗大意》、《止觀簡介》均成爲佛學院教材。以上師三本專著已于台灣正式出版，《佛教基本知識》被譽爲“與《菩提道次第廣論》具有同等的價值”，曾被台灣佛教界大量印贈。《止觀簡介》則更名爲《止觀研究講錄》。
師原患有糖尿病和心髒病，一九八三年春又因摔傷，左腿致殘，身體受著病魔的折磨。師並沒有因病放下爲之奮鬥的教育事業而修養，而是更加努力，常抱病到佛學院和廣濟寺爲青年僧伽學習班授課。只要身體可以支撐，于每月陰曆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爲居士講經或開示。有求受皈依者，師從不拒絕，亦無人數的限制，多少皆以信衆的方便爲准甚至于住院的病房中亦爲人舉行皈依儀式。所教育信衆的道理，以“護持佛法”爲主題。
“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信念，既是師父的信仰實踐准則，也是數十年教育僧俗信衆的主導思想。
五、身無長物、一切爲教的精神
師父有兩個收入來源，一、爲佛協發的工資，二、爲信衆的供養，兩者加起來也很有限。一九八六年師收入總有5,757.79元，是收入較多的一年，而當年日常支出2,930.17元，捐天壇大佛5,000元，總支7,930.17元，虧支2,172.38元。
師生活極爲儉樸，自己的花費很少，節省下來的全部資金，主要用于三個方面：一、用在中國佛學院；二、有一部分印制或請經書贈送人；三、大部分用于廣濟寺青年僧伽學習班。
佛教恢複的初期佛教書籍非常缺乏，師自己出資曾少量印制《相宗綱要》、《金剛經》、《佛遺教經》及《無量義經》等多部經論。對社會上能見到的佛教書籍師均竭力購買，《如佛學大辭詞典》、《五燈會元》、《經剛經集注》等，前後買過很多用以贈送中國佛學院、廣濟寺青年僧伽學習班的學僧，以及僧俗弟子和地方有關寺院僧衆。師所著《佛教基本知識》、《禅宗大意》亦常購以贈人。
廣濟寺青年僧伽學習班，師創辦于一九八二年。教材、老師的聘金，以及供學僧閱覽的報刊，一切費用均由師全部負擔。因師教育方法得當，從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O年，廣濟寺考入中國佛學院的約十名學僧，都是在學習班中學習過的。師圓寂後中國佛教協會決定出資，將青年僧伽學習班繼續辦下去，因人事已非，即使在廣濟寺經濟充裕的現在，亦未能將學習班恢複起來。因此，近些年來廣濟寺雖亦有僧人報考佛學院，但未有一人被入取。
香港天壇大佛鑄造計劃形成後，師積極隨喜，經過近兩年時間的籌措，盡了所有的力量方捐資人民幣5,000元，一九八六年八月6日第一次“全國漢語系佛學院校工作座談會”于京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福建妙湛法師，受一新加坡居士之托供養師父一枚金戒指，師得到後即請銀行估價，賣得200元一並供養天壇大佛。
師爲佛教事業嘔心瀝血，一生從不積蓄，行菩薩道“隨有隨施”。追隨師父五年多的時間，未見師有物好，有秘惜。室中之物有求者即給，有徑取者亦不惱，出外不鎖門戶。師房內物品基本上是我整理的，除日益減少的幾架書和一個衣櫃外，陪伴他的還有一只舊鐵皮箱和一九七八年防日時用過的大紙箱，師圓寂後打開清理，裏面盡裝了些破衣碎布等物。舊鐵皮箱我珍藏了起來。
六、愛護僧衆
對一寺之主而言，衡量其職責和道德的標准，很重要的一條即在于如何對待僧衆。十年前的中國，經濟狀況遠不如現在發達。因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平時不對信衆開放，除佛協按人頭發給寺僧生活費外，幾乎無其它收入。
師在加強廣濟寺青年僧衆佛教和社會文化知識教育的同時，對他們的生活關懷亦無微不至。夏天給僧衆買升個西瓜吃，買汗衫穿，冬天給僧衆買棉鞋；爲使僧衆及時起床爲他們買鬧鍾。一九八四年冬有僧說被褥單薄，師正在患病期間，聽到消息後，在弟子的背負下巡寮檢查，慰問僧人，翌日爲每人買一床被子。對生病的僧人，師除了安排他們及時診治外，于生活和精神上皆盡力予以幫助。時常派人帶禮品到醫院看望，還親自到醫院探視。每當得到信衆供養的營養品，師轉手即送給有病僧衆。
爲改善僧衆生活，師只要有能力，即在中國佛學院和廣濟寺供齋。于廣濟寺供齋的基本情況是，到一定時期將四衆供養的香菇、木耳、油料、米面等集中起來送到食堂，另再拿出一部分錢以便購買其他食品。現存一張一九八七年九月份，師供齋的一百元收據，即屬上述情況。
七、勤奮好學修持不怠
修學並重是僧人的信仰實踐，爲師踐行不渝的一條道路。不論于寺內還是住醫院，一切自己能支配的時間，師都用在了修學上面。修有靜態和動態兩種，布施、持戒、弘法屬動態的修；坐禅爲靜態的修。學有兩種，一爲世法，二爲出世法。這兩類修學都充分體現在了師父身上。
師除以研究佛法爲主外，自己訂得有《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日報》、《紅旗》、《讀者文摘》等多種報刊，早晨聽中央新聞也是師多年堅持的習慣。師注意了解社會知識，關心社會的發展，曾在紙上特別記下：“中國還有八千萬人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常教誡弟子們說：“不學習就要落後，不了解社會就難以真正愛國愛教。”師于漢藏教理院時，對禁止的有關馬列和解放區的出版物，即置于案頭時常閱讀。只要精神好，師晚上就會起來看書。
師圓寂前尚整理《金剛經》講義，于每月四次活動日爲信衆講說。師圓寂約十天前還讓我向圖書館借了《瑜伽菩薩戒》等三本經典。師深受太虛大勢法傳“行在瑜伽菩薩戒本”，直至圓寂不忘受持。
修習禅定在師父的出家旅程中可謂始終如一。一九八三年師腿致殘後無法盤坐，則取禅之根本精神靜坐觀心。不論室內室外，有人無人，師無不正襟端坐，隨時禅思，從不隨便。于圓寂時身尚端坐于沙發上，足可說明師禅定之境界。
持戒、禅定、智慧爲僧人三大修學根本所在，師持戒之精嚴，禅定之境界，求學智慧之情況，于以上所述中可見梗概。
八、高風亮節平和待人
師胸懷坦蕩，視怨如親，平和待人。常教我等弟子：“背後說得話，桌面上也可拿出來說，”“對人要和氣”。師雖身居全國政協常委和廣濟寺方丈等職位，並沒有什麽架子。長吟頌經偈：“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鹹歸死。”和《八大人覺經》以自策。
師以“自用要儉，待人宜豐”的生活准則，自己生活無有特殊，每日所食基本上皆以食堂打飯爲主。弟子有時欲加照顧，師即呵曰：“我不是慈禧！”對佛協的生活照顧，同樣全部拒絕。有一年春節，佛協辦公室特安排食堂做了四道菜，于正月初一午餐時送到丈室，送菜人還未進門即被辭退。有地方僧衆來京辦事或挂單，凡住于廣濟寺者，師都會盡可能請他們于丈室吃餐飯以示禮遇，四菜一湯已算很豐盛了。
對僧衆和弟子皆無輕意，不直呼其名，必以某師相稱。師先呼我爲某師，臨佛學院畢業時，即改稱爲某法師了，並向客人和居士們介紹，鼓勵他們給我護法。一九八五年秋，有人供養師電子手表一塊，師欲轉送人，一時找不見了，師兄圓德與師推測：“或許是圓持拿走了”，後來查清爲另一弟子所取，師便鄭重地象我道歉說：“很對不起你”，我爲之感動的不知所措。
于“左”的時期對師父有傷害者，師無忌恨皆平等相待。因師德所感，贏得了廣大四衆和佛協工作人員們的真誠尊重。
師父以畢生的精力，用自己的身心實現了“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莊嚴誓願，真正完成了一個出家者的職責。在師父圓寂十年之後的今天，面對佛教之現狀，師之精神愈顯得珍貴，爲四衆學習之楷模，是佛教事業健康發展之永恒精神財富，值得大力弘揚和紀念。
最後以小詩一首獻給師父：
虔誠無量頌師德，
爲法功高難言說。
未竟之業弟子繼，
愛教何曾忘愛國。
背塵 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