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9月4日文章，原題：隨著通脹幾乎不影響豪宅銷售，新加坡家庭因不平等加劇而沮喪詹森·關現年39歲，是新加坡金融科技行業的一名業務拓展經理。他的家庭經濟條件還算不錯，月均收入1.25萬新元（約合6.2萬元人民幣），而去年全國的中位家庭月收入爲9520新元。但隨著亞洲國家通脹飙升，生活成本已使像關這樣的中産家庭感到壓力。今年7月，新加坡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價格波動的核心通脹率攀升至近14年來的最高水平。關的家庭已開始捂緊錢包，主要做法是周末基本待在家裏，而非像以前那樣經常外出就餐，他說這樣每月能節省約2000新元。
對新加坡中産階層來說，漲價造成的痛苦正因關眼中高淨值人士的“炫耀行爲”而加劇，近來超級富有的外國公民搶購數百萬新元豪宅的新聞標題屢見報端。
作爲吸引全球頂尖人才行動的一部分，該島國近日爲高收入外國人推出一種新的長期簽證。房地産市場觀察人士表示，由于供應緊張和新的外國人在今年早些時候放寬疫情限制後來到該國，該市場變得火熱起來。今年第二季度，私人住宅環比漲價3.2%，80%的新加坡人居住的公共住房也因售價超過100萬新元而成爲頭條新聞。
像關這樣的新加坡家庭也承擔不起擁有私家車的成本，除買車外，他們還需要購買“擁車證”，後者的價格達到近幾個月的最高點。“我非常擔心她們”，關在提到其7歲和4歲的兩個女兒時說，“一切都在漲價，就是工資不漲。”
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家卡蒂拉韋盧表示，全球貧富差距都在拉大，新加坡亦不例外。她說：“那些已坐擁自有房産，或出生在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人已占據優勢地位。隨著社會流動性下降，人們更難跨越這些鴻溝。”
現有數據並未真正顯示出與日俱增的貧富差距。截至2021年底，新加坡的基尼系數處于2011年以來的最低點——甚至在不計政府轉移支付前就是如此。然而，這是在俄烏沖突以及隨後的通脹和加息前發布的數據。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陳恩賜表示，與高收入群體相比，低收入群體將更多收入用于食物和居家用品等必需品。卡蒂拉韋盧補充說，他們可能不得不動用其積蓄，並“削減那些可酌情決定的支出，如外出就餐、看電影和度假等”。
2017年和2018年的數據顯示，收入最低的20%家庭將8.8%的收入用于食品，收入最高的20%用于食品的收入比例僅爲4.1%。目前的通脹已使所有家庭今年上半年的食品支出同比增加3.7%。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2019年發布的調查結果，反映出該國人口中較低的社會流動性。當時，僅有44%的大學學曆擁有者有望在10年內向上流動。在只接受過職業培訓或僅有專科學曆的人中，該比例降至40.6%。對那些僅有中學或以下文憑的人來說，只有23.8%預計能在未來做得更好，10.6%自認爲其狀況將更糟。如今，這些感覺依然揮之不去。
去年7月，非政府組織Access Singapore對201名居民進行的小規模調查發現，72%的受訪者表示，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越來越難以憑自身能力在新加坡取得成功。陳恩賜說：“盡管並非不可能，但我認爲對中等收入群體來說，他們將遠比以前更難以跨越公共與私有住房、公共與私人交通之間的鴻溝。”（作者郝杏惠，丁玎譯）